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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民上街宣揚民主理念促政改 [美國之音][2008-11-24 11:22:55]
深圳市民上街宣揚民主理念促政改 記者： 海濤 香港2008年11月24日
幾名深圳市民上街宣傳民主理念，並呼籲在中國進行更深入的政治改革。深圳警方只是傳喚了他們並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而參與活動者說，他們要再接再勵。*被警察“請”到派出所*
深圳居民楊勇積極宣傳民主
深圳居民李鐵、楊勇是這次活動的主要參加者和發起人。他們同5、6個志同道合的市民，上週四在深圳特區報社外進行民主宣傳，吸引不少市民圍觀。但是，不久，就被一批公安和“國保”警察“請”到了當地派出所，詢問幾個小時後獲得釋放。李鐵說，警察態度不錯，他們也沒受到虐待。對於這樣的活動，他們還是要繼續進行下去的：“因為我們的活動整體策劃是合法的，所以要繼續做。符合憲法，符合法律。主要目的就是要求國家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有效的改革。”李鐵說，需要有人勇敢站出來，這樣國家都有希望了。他說，中國有13億人口，不能都在那裏害怕，在落後的制度下繼續生存下去。李鐵他們印刷了一批宣傳材料，包括“國家改革建議書”“調查表格”等等，分發給有興趣的圍觀市民。李鐵說，警方說他們有“涉嫌擾亂治安”的活動而帶走了他們，但開始手續並不全，後來補全手續，並退還了沒收的宣傳材料。李鐵說，這樣的活動，他們還會繼續進行下去的：“我們就是會在其他地方進一步來進行隨機抽樣，看市民對下一步改革的看法。”李鐵希望能組織一些更大的活動，不排除到廣州進行活動。如果條件允許，會多印刷一些資料，宣傳影響的面更大一些，就更有說服力。李鐵說，他們這些人都是一些網友，都對政治比較關心。警察曾詢問他們之間的關係。李鐵說：“我們之間很多以前一面之交都談不上，大家都覺得，不需要害怕，都看了法律相關條款，覺得沒問題，就上街了，然後就等著警察抓了。”*通過民間力量推動政治改革*同時參加宣傳活動的楊勇說，他們上街純屬自發行為：“今年改革開放30週年。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取得成果。我們要通過民間的力量來推動我們的政府，在政治改革上加快一些步伐。”楊勇32歲，來到深圳3年了。以前曾有自己的生意，現在專心致志宣傳民主和政治改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民間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工作。他給自己的定位是“民主人士”。楊勇說，今年中國發生的事情特別多。這說明，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內部矛盾充分體現。如果這些矛盾得不到好的疏導，沒有好的渠道讓這些矛盾得到緩解，而政府一直用高壓手段來壓制不同意見和聲音。這樣，對國家、社會，都會起到不好的作用。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感，也就越來越低。李鐵經歷同楊勇差不多，原來也是給自己幹，從事一些研究工作。後來覺得“這樣下去不行”，就開始專職從事民主政治方面的研究和宣傳工作。至於宣傳活動需要經費，李鐵說，他比較熟悉投資市場，雖然沒有收入，但維持正常生存沒有問題，有時間和精力來從事宣傳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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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訪人員稱酷刑折磨現象普遍 [美國之音][2008-11-24 11:31:20]
中國上訪人員稱酷刑折磨現象普遍 記者： 葉兵 華盛頓2008年11月23日
中國否認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近日指稱中國存在大規模酷刑現象的說法，強調中國一貫反對酷刑。但是有上訪人士在講述公安人員如何對他們進行體罰和精神虐待時表示，酷刑折磨在中國仍然是普遍現象。*北京否認大規模酷刑現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星期六就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有關中國禁止酷刑情況的報告表示，中國尊重和保護人權，一貫反對酷刑，認真履行《禁止酷刑公約》規定的義務，在反酷刑領域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
上海訪民張翠平
這位發言人沒有對禁止酷刑委員會報告所說的警方對關押人員日常性地廣泛使用酷刑虐待、刑訊逼供和維權人士楊春林、胡佳妻子曾金燕以及西藏僧人尼姑等一些具體案例作進一步回應。他只是說，遺憾的是，個別負責起草審議結論的委員，出於對中國的偏見，引用甚至編造一些未經證實的資訊，蓄意將審議活動政治化，在審議結論中塞入大量誣衊、不實之詞，有悖于公正、客觀的職業操守。秦剛是在回答記者有關提問時這樣表示的。據中國外交部網站發佈的消息，記者在提問中指出，禁止酷刑委員會在近日公佈的審議中國履行《禁止酷刑公約》情況的報告中，肯定中國履約工作取得進展，但對中國存在“大規模”酷刑現象等問題提出批評。據關注中國民間維權情況的維權網報道，禁止酷刑的特特派專員諾瓦克在他最近的報告中指出，在中國酷刑仍然普遍存在，有33%的酷刑案件發生在拘留所，近乎20%發生在派出所。因為自家店舖遭到強行拆遷而堅持上訪多年的上海訪民張翠平對記者表示，她和丈夫田寶成被關在看守所期間都受到了酷刑折磨。張翠平曾于2003年和2006年兩次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名被判勞動教養，分別被關押一年和一年半。她說，她第一次勞教實際上一直關押在閘北看守所，那裏不僅受到關禁閉和不準放風以及管教人員指使吸毒人員毆打等處罰，而且遭到長時間戴手銬和用“小太陽”強光燈照射之類的刑訊逼供，追問是誰指使她到北京上訪。張翠平說：“用燈照著我，24小時手銬銬著站在那裏，不讓我坐下，我吃不消了。我頭昏了，倒在地下的時候，他們就用腳踢我。把我拉起來，叫我站好，還說我在演戲。拉我的頭髮，推我的頭。(記者：這個時候你有沒有反抗？)我沒辦法反抗，這麼多人，這麼多警察。(記者：有沒有對他們講什麼呢？)我對他們講，我在維護我的權利。我沒有違法，沒有人指揮我。”這位在過去5年當中被勞教兩年半的婦女錶示，她在2007年2月26號到6月8號期間曾三次被看守她的女警察姚雪梅等人吊綁在床兩頭的鐵架上，其中第一次被吊到第二天，胳膊已經完全失去知覺。她說，不僅如此，審訊人員還在審問過程中訊問她為什麼結婚多年還不生孩子之類的不相干問題，而且擅自把她的回答從他們夫婦因拆遷上訪生活痛苦篡改成身體有病因而不能生育。張翠平說：“他們就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侮辱我們，讓我們放棄維護自己的權利。”張翠平說，酷刑和精神虐待在中國司法界是普遍現象，當局和警方當事人敢做不敢當，把犯人關起門來隨意處置，事後往往是一口否認。她指出，第二次提審她的閘北分局兩名警察刪去了當時筆錄中有關呼喊陳良宇下臺口號的內容，並且偽造了她不曾說過的記錄。她說，偽造筆錄的一名警官張建平後來被楊佳持刀殺死。張翠平說：“他們怎麼會糾正呢？他們做過的事情從來不會承認的。所以，閘北區警察被楊佳殺掉，這個都是必然的趨勢，必然的結果。”這位在上海市區“圈地式”開發拆遷中失去賴以生存的店面房產的訪民在網上公佈的一份材料中說，她丈夫田寶成的的“兩顆門牙當場被打掉，頭部、胸口、手臂、大腿等處都是血腫和淤痕”。張翠平說：“你說這個國家還有什麼人權？他們口口聲聲講人權，什麼構建和諧社會，建立法治社會。這個國家什麼都沒有的。這些都是虛設的，都是嘴巴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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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中國的民主」攻進中國[大紀元][2008-11-24 11:53:33]
華爾街日報：「中國的民主」攻進中國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海寧編譯報導）槍與玫瑰（Guns N' Roses）是美國的一支著名重金屬樂隊。其最新專輯耗時十七年，最終於11月23日在全美上市。這張唱片的名字有些特別，叫做「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在未發行之前，主打單曲「中國的民主」就登上了告示牌音樂榜（Billboard）。僅在美國電台播放了5天後，「中國的民主」就已經登上了各大搖滾音樂榜，點播量扶搖直上。該專輯的製作人宣稱，這張唱片的發行將成為「搖滾史上的歷史性時刻」。事實上，「中國的民主」在商業上的成功已經近在咫尺。能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時代大賣「中國的民主」，實乃奇蹟。 但這張唱片讓中共當局大為光火。 據《華爾街日報》11月22日報導，中共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見尾注）下令唱片經銷商不得銷售槍與玫瑰的專輯。一個官員說，任何包含「民主」的歌曲名稱都不行。槍與玫瑰在80年代在中國大陸吸引了許多追隨者。那時的中國正處於叛逆期，重金屬成了抗議性音樂。1989年天安門屠殺之後，槍與玫瑰在民主人士中暴紅。其1991年的單曲「別哭」（Don't Cry）幾乎成了中國一代吉他手的必練曲目。至今，槍與玫瑰魅力仍然不減。中國的歌迷在討論新專輯時使用暗語以躲避網絡檢查。很多人使用英文單詞「Chinese Democracy」的幾個起始字母，而不是全名。他們說害怕中文譯名會招來中共的注意。但是，在網上關於該專輯的新聞並不難找到。 一些歌迷明白為什麼當局會不舒服。有人說：「作為武器的搖滾樂，是一種無形的炸彈。」民主在這個國家是個燙手山芋。選舉僅限於村官，高官都是由中共秘密指定的。中國人盼望政府能夠體現更多民意。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個標題很刺耳。居住在北京的中國視覺藝術家陳卓（Chen Zhuo，音譯）創作了一幅畫，把天安門廣場描繪為休閒公園，毛澤東像在過山車旁邊。槍與玫瑰願意出價18000美元，用這幅畫作為「中國的民主」專輯的封面。陳卓看到了該專輯的名稱，然後諮詢了自己的合夥人和律師，然後不得不拒絕。他說：「作為中國藝術家，我們不得不考慮政治風險」。 主打歌「中國的民主」以高聲調的背景音和中文對話聲開場。槍與玫瑰唱道：「把那嫁禍給法輪功/他們已經看到了結局/可是你卻堅持不住了」。這是指被中共打成「邪教」後鎮壓的法輪功精神運動。 中共今年允許一些以前被禁的演出團體訪問大陸。但是他們對硬搖滾還是不放心。滾石樂隊2006年訪問大陸前不得不屈從中共壓力，主動刪除有爭議性的曲目，比如「紅糖」（ Brown Sugar）。槍與玫瑰主唱Axl Rose也曾去過中國。現在他擔心自己是不是還能去。今年3月歌手Bjork在演唱了「宣佈獨立」（ Declare Independence）後大喊「西藏」。當局認為那是挑動西藏反抗中共統治。在隨後發出的禁令中，他們威脅說如果演出者違反法律，「包括危害國家主權的行為」，中國主辦方將會被追究責任。現在，槍與玫瑰準備在中國大陸舉辦的兩場演出已經被取消。 雖然中國文化部禁止進口違反10條禁令（包括宣傳「邪教」和有損社會道德）的音樂，但是許多歌曲已經通過盜版和互聯網進入中國。目前這張唱片的影響有多大還不知道。北京的廣播人士說「中國的民主」聽上去很敏感，不大可能播出。東北學生Nicreve Lee維護一個槍與玫瑰的歌迷網站（www.gnronline.cn）。他說，他聽到「中國的民主」的第一感覺是，這是一首反華的歌。但是，很快他開始理解那首歌要傳達的信息：「也許Axl Rose不太瞭解中國。但是至少他的方向是正確的。」 註：在華爾街日報文章中，記者說China National Publications Import & Export (Group) Corp.隸屬於中共文化部。事實上，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屬中國出版集團，隸屬於中共宣傳部 （見：http://chuban.bokee.com/3646205.html），是由中共直接掌控的。@(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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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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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對中共的酷刑審查引國際廣泛關注[大紀元][2008-11-20 07:55:07]
聯合國對中共的酷刑審查引國際廣泛關注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20日訊】自2008年11月3日至11月21日在日內瓦舉行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第41屆會議，審核了多個國家的酷刑問題。其間，11月7日和10日，7年來首次對中共的酷刑問題進行審核，包括「法輪功人權」在內的19個人權團體對中共推行酷刑提出強烈譴責。面對聯合國及「法輪功人權」等團體的指控，中共做出可笑辯解。該審查活動已吸引國際廣泛關注，諸多國際媒體進行了大量報導。 美聯社消息，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多次指責中國不遵守1984年簽訂的反酷刑公約。星期一（11月10日），中共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及其31名代表團成員在日內瓦稱，中國司法部門廣為遵守禁止使用酷刑的規定。 據路透社報導，中共代表李保東稱，中共對酷刑持「零容忍」態度。路透社援引大赦國際的說法指出，「除了一些立法的頒布和行政文檔的『進步』，中國（中共）沒有在禁止酷刑、虐待、非人和侮辱性對待方面做出任何清晰的和可見的進步」。路透社同時援引該國際組織的呼籲稱，「聯合國工作組應給北京施壓，使其回應關於中國（中共）一直在抓捕法輪功學員及其他人士並關押到隱蔽的『黑獄』（black jails）、並僱用流氓襲擊和騷擾人權律師的最新報告」。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特派專員菲麗斯‧加耶女士另據法新社報導，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中國問題特派專員菲麗斯‧加耶（Felice Gaer）在審核會議中指出，當她注意到「北京頻繁使用國家機密法案來控制信息」，她因而「對（中共）將（虐待個案）統計數據公開毫無誠意的憂慮，遠勝過對其統計數據缺失本身的憂慮」。在會程期間的一個聽證會上， 加耶表示，她對中共代表只強調其已頒布的相關反酷刑法律這一回應感到「困惑」，因為該委員會希望獲得「具體實施這些法案的信息」。中共在提交的信息中存在著嚴重的缺失處，其中包括：今年3月西藏騷亂中的大逮捕行動，和對薩哈洛夫人權獎得主胡佳的妻子、女兒的軟禁。另外，中國拘押囚犯的總體條件也受到質疑。該專員說，在36個提出的問題中，中國當局回答了25個，但都是以「現在有了反酷刑法」的籠統說法做為回應。比如說，藏人暴動是今年的大事件，但中國當局沒有提供目前少數民族被關押的統計數字。加耶補充道，「信息的缺乏使得對人權團體（關於中共）虐待和酷刑的指控難以進行嚴肅的和獨立的評估。」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許多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團體代表也參加了週五在日內瓦舉行的反酷刑公開聽證會。其中有19個人權組織對中國的酷刑提出指控。法輪功組織表示，從2000年起，他們開始向聯合國人權專員遞交法輪功學員受害的案例，其中被害死的案例超過一千例，聯合國人權專員就此曾向中共當局發出過數千份質詢。」 英國廣播公司引述一位反酷刑委員會成員的話報導說，人權組織揭發了不少中國執法人員毆打和折磨被關押者的案例，而中國當局未能提供這些有關案例的細節，令反酷刑委員會無法就中國是否遵守聯合國反酷刑公約作出準確判斷。 「美國之音」披露，中共代表宣稱一些公開的虐待個案「是涉案的看守或警察未能履行職責的孤立事件，已嚴懲涉案者」。隨後美國之音較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前政治犯黃燕明的「現身說法」活動，中共的該宣稱不攻自破。黃燕明曾經因為1995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向觀看國旗降旗儀式的人群拋撒要求民主的傳單而被判刑5年，2000年刑滿出獄。他在被關押期間遭到看守人員用鎖頭毒打，被打得視網膜脫落，導致左眼失明。黃指出，「對待政治犯或者法輪功人士，它的酷刑好像還要嚴重一點。對刑事犯罪好像還沒有這麼嚴重。往往就是我們這種異議人士、政治維權人士、民主黨人在裡面受到的酷刑反而要嚴重一點。」 針對聯合國該審核活動，其他各國主流媒體也都在第一時間做了報導。新西蘭電視一台引述他們所採訪的一位總部設在紐約的團體「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成員莎倫‧霍姆（Sharon Hom）的話指出，「因為北京將關於獄中非正常死亡和其它刑事審判信息列為國家機密，這就使外界幾乎不可能獲知其暴力的嚴重程度。」「如果沒有準確的、透明的、可信的數據，我們就不能做準確的、徹底的評估。」霍姆還指出，「但是，現在擺到桌面上來的已經是一份大量重大問題的清單。」 此外，諸如「加拿大新聞」（Canadian Press） 、「德國之聲」中文部等，報導中對中共方面欠合作誠意的披露都頗為直接客觀。 據悉，向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提交「影子報告」（Shadow Report）參與審核的19家國際組織，包括「法輪功人權」、「記者無疆界」、「大赦國際」等。其中，在專門針對對法輪功學員酷刑虐待事實的披露方面，以「法輪功人權」提交的報告最為詳細。該報告在詳細分析中共在人權方面「紙上的進步」並首次指出中共是在利用將「立法」和「違法」溶於一爐這一新的混淆視伎倆的基礎上，明確建議：將中共驅逐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此次酷刑問題審核活動議及的議題有：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問題，監獄內性暴力問題，吸毒者、愛滋病病毒染者以及愛滋病患者待遇和治療問題，強制墮胎問題，維權人士的關押問題，北韓難民問題，以及今年的重大事件——屠殺藏人問題等等；另外，該委員會還就一系列與政府任務有關的虐待案例要求中共方面加以解釋。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將在今年11月21日將此次審核結果匯總成一份正式報告，提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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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團體23日遊行抗議23條惡法[大紀元][2008-11-20 07:58:14]
澳門團體23日遊行抗議23條惡法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葉穎詩澳門報導）11月19日下午，澳門民間社團「民主起動」的代表利建潤向民政總署遞交遊行通知書，依法通知民政總署「民主起動」將於11月23日（星期日）舉行主題為「反對23惡法」大遊行，集合時間為下午2時，地點為澳門北區黑沙環三角花園。 利建潤指出，2003年7月1日，香港50萬市民上街，成功迫使香港特區政府擱置23條立法，惡法在香港胎死腹中。現在，23惡法在澳門借屍還魂，澳門特區政府快刀斬亂麻，只有40天諮詢期，妄圖以議會的絕大多數優勢在澳門高速立法。 利建潤說，政府推出的23條草案中的「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及「預備行為」條文，存在大量灰色地帶，危機四伏，更容易出現政治審查和以言入罪，嚴重侵害澳門人的基本權利，以「國家安全」為名，壓制不同聲音，打壓人權、言論自由為實。 利建潤呼籲澳門市民在這最後關頭上街，以捍衛自己的人權和澳門人的生活方式。他說：「澳門市民，不要再做順民，任由政府政治閹割，11月23日齊上街，驅惡法，捍衛我們的人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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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皮鞋含致癌染料[大紀元][2008-11-20 07:59:23]
深圳皮鞋含致癌染料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19日報導】（中央社記者盧健輝香港19日電）據報導，中國大陸廣東省深圳市質監局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近30%皮鞋質量不合格，不合格內容包括含有致癌染料芳香胺。 香港太陽報今天報導，深圳市質監局前天公布第三季深圳皮鞋品質情況，在抽查的37批樣本，共來自21間皮鞋生產企業。經檢測僅27批次合格，抽樣合格率為73%。 不合格項目主要為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幫底剝離強度、鞋跟接合力、成型底鞋跟硬度、勾心抗彎剛度和硬度、外底耐磨性能等。 質檢專家表示，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是致癌物質，使用此類不合格產品將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有關部門已嚴格按照法例規定，對不合格的企業依法進行處理，限期整改，並進行跟蹤檢查，防止不合格產品流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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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專家憂美中產品安全面臨多障礙 [美國之音][2008-11-20 07:22:59]
美專家憂美中產品安全面臨多障礙 記者： 張蓉湘 華盛頓2008年11月20日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星期三在北京開設在海外的第一個辦事處。有分析說，這為美中未來就產品安全的進一步對話提供了機會。不過，也有專家認為，美國的檢查人員面臨巨大挑戰，他們很難監督全中國的食品工業，治本的方法應該在於加強對食品製造商的教育。
智庫威爾遜中心專家吳嵐
美國華盛頓智庫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的“中國環保論壇”主任吳嵐(Jennifer Turner)星期三在國會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說，中國在產品安全問題上面臨巨大挑戰，包括中央政府很難確保地方政府徹底履行相關法規；中國缺乏獨立的司法體系與新聞媒體對產品安全進行有效監督；此外，中國境內也缺乏倡導食品與產品安全的非政府組織。吳嵐告訴美國之音，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在北京、上海與廣州設立辦事處，雖然可以倡導產品安全，併為美中在這方面的學術交流提供重要橋梁，不過也面臨不少障礙。*打開對話之門*吳嵐說：“的確，這個做法向中國傳達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美國認真看待產品安全的議題。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檢查人員不是警察，8個工作人員無法管理全中國的食品工業。但我認為，這至少為將來進一步對話打開了門。”
前歐盟產品檢測官員楊保羅
前歐盟產品檢測官員楊保羅(Paul Young)告訴美國之音，歐盟已經跟中國簽署加強產品安全監督合作的協議，美中也有關於食品、飼料、藥品和醫療器材安全的協議，不過，解決問題的根本應該是教導製造商以及農民，讓他們掌握在食品生產的過程中使用標識清楚的農藥以及避免那些化學物等知識。他說：“顯然，產品安全的問題不應該從檢測開始，當務之急應該是建立一套全面的系統，教導食品製造商以及農民妥善處理食品的生產。”*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效果?*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專家的話指出，FDA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象徵意義可能大於實質效果。報導說，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沒有辦法檢查所有的產品，所以美國FDA將面臨極大的挑戰。華盛頓郵報還引述中國農業大學一位教授的話說，FDA無法發現所有從中國出口的食品中所含的潛在有毒物質，他也懷疑中國政府會完全授權FDA人員在中國市場裏測試產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FDA在中國設立辦事處之後，中國質檢總局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會在適當時機向美方派出有關官員，以促進兩國在產品品質、醫藥衛生、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每年美國從外國進口將近2萬億美元的產品，其中3千200多億美元的產品從中國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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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對中共的酷刑審查引國際廣泛關注[大紀元][2008-11-20 07:55:07]
聯合國對中共的酷刑審查引國際廣泛關注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20日訊】自2008年11月3日至11月21日在日內瓦舉行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第41屆會議，審核了多個國家的酷刑問題。其間，11月7日和10日，7年來首次對中共的酷刑問題進行審核，包括「法輪功人權」在內的19個人權團體對中共推行酷刑提出強烈譴責。面對聯合國及「法輪功人權」等團體的指控，中共做出可笑辯解。該審查活動已吸引國際廣泛關注，諸多國際媒體進行了大量報導。 美聯社消息，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多次指責中國不遵守1984年簽訂的反酷刑公約。星期一（11月10日），中共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及其31名代表團成員在日內瓦稱，中國司法部門廣為遵守禁止使用酷刑的規定。 據路透社報導，中共代表李保東稱，中共對酷刑持「零容忍」態度。路透社援引大赦國際的說法指出，「除了一些立法的頒布和行政文檔的『進步』，中國（中共）沒有在禁止酷刑、虐待、非人和侮辱性對待方面做出任何清晰的和可見的進步」。路透社同時援引該國際組織的呼籲稱，「聯合國工作組應給北京施壓，使其回應關於中國（中共）一直在抓捕法輪功學員及其他人士並關押到隱蔽的『黑獄』（black jails）、並僱用流氓襲擊和騷擾人權律師的最新報告」。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特派專員菲麗斯‧加耶女士另據法新社報導，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中國問題特派專員菲麗斯‧加耶（Felice Gaer）在審核會議中指出，當她注意到「北京頻繁使用國家機密法案來控制信息」，她因而「對（中共）將（虐待個案）統計數據公開毫無誠意的憂慮，遠勝過對其統計數據缺失本身的憂慮」。在會程期間的一個聽證會上， 加耶表示，她對中共代表只強調其已頒布的相關反酷刑法律這一回應感到「困惑」，因為該委員會希望獲得「具體實施這些法案的信息」。中共在提交的信息中存在著嚴重的缺失處，其中包括：今年3月西藏騷亂中的大逮捕行動，和對薩哈洛夫人權獎得主胡佳的妻子、女兒的軟禁。另外，中國拘押囚犯的總體條件也受到質疑。該專員說，在36個提出的問題中，中國當局回答了25個，但都是以「現在有了反酷刑法」的籠統說法做為回應。比如說，藏人暴動是今年的大事件，但中國當局沒有提供目前少數民族被關押的統計數字。加耶補充道，「信息的缺乏使得對人權團體（關於中共）虐待和酷刑的指控難以進行嚴肅的和獨立的評估。」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許多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團體代表也參加了週五在日內瓦舉行的反酷刑公開聽證會。其中有19個人權組織對中國的酷刑提出指控。法輪功組織表示，從2000年起，他們開始向聯合國人權專員遞交法輪功學員受害的案例，其中被害死的案例超過一千例，聯合國人權專員就此曾向中共當局發出過數千份質詢。」 英國廣播公司引述一位反酷刑委員會成員的話報導說，人權組織揭發了不少中國執法人員毆打和折磨被關押者的案例，而中國當局未能提供這些有關案例的細節，令反酷刑委員會無法就中國是否遵守聯合國反酷刑公約作出準確判斷。 「美國之音」披露，中共代表宣稱一些公開的虐待個案「是涉案的看守或警察未能履行職責的孤立事件，已嚴懲涉案者」。隨後美國之音較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前政治犯黃燕明的「現身說法」活動，中共的該宣稱不攻自破。黃燕明曾經因為1995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向觀看國旗降旗儀式的人群拋撒要求民主的傳單而被判刑5年，2000年刑滿出獄。他在被關押期間遭到看守人員用鎖頭毒打，被打得視網膜脫落，導致左眼失明。黃指出，「對待政治犯或者法輪功人士，它的酷刑好像還要嚴重一點。對刑事犯罪好像還沒有這麼嚴重。往往就是我們這種異議人士、政治維權人士、民主黨人在裡面受到的酷刑反而要嚴重一點。」 針對聯合國該審核活動，其他各國主流媒體也都在第一時間做了報導。新西蘭電視一台引述他們所採訪的一位總部設在紐約的團體「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成員莎倫‧霍姆（Sharon Hom）的話指出，「因為北京將關於獄中非正常死亡和其它刑事審判信息列為國家機密，這就使外界幾乎不可能獲知其暴力的嚴重程度。」「如果沒有準確的、透明的、可信的數據，我們就不能做準確的、徹底的評估。」霍姆還指出，「但是，現在擺到桌面上來的已經是一份大量重大問題的清單。」 此外，諸如「加拿大新聞」（Canadian Press） 、「德國之聲」中文部等，報導中對中共方面欠合作誠意的披露都頗為直接客觀。 據悉，向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提交「影子報告」（Shadow Report）參與審核的19家國際組織，包括「法輪功人權」、「記者無疆界」、「大赦國際」等。其中，在專門針對對法輪功學員酷刑虐待事實的披露方面，以「法輪功人權」提交的報告最為詳細。該報告在詳細分析中共在人權方面「紙上的進步」並首次指出中共是在利用將「立法」和「違法」溶於一爐這一新的混淆視伎倆的基礎上，明確建議：將中共驅逐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此次酷刑問題審核活動議及的議題有：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問題，監獄內性暴力問題，吸毒者、愛滋病病毒染者以及愛滋病患者待遇和治療問題，強制墮胎問題，維權人士的關押問題，北韓難民問題，以及今年的重大事件——屠殺藏人問題等等；另外，該委員會還就一系列與政府任務有關的虐待案例要求中共方面加以解釋。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將在今年11月21日將此次審核結果匯總成一份正式報告，提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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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新聞網> 社區新聞>澳門團體23日遊行抗議23條惡法
澳門團體23日遊行抗議23條惡法[大紀元][2008-11-20 07:58:14]
澳門團體23日遊行抗議23條惡法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葉穎詩澳門報導）11月19日下午，澳門民間社團「民主起動」的代表利建潤向民政總署遞交遊行通知書，依法通知民政總署「民主起動」將於11月23日（星期日）舉行主題為「反對23惡法」大遊行，集合時間為下午2時，地點為澳門北區黑沙環三角花園。 利建潤指出，2003年7月1日，香港50萬市民上街，成功迫使香港特區政府擱置23條立法，惡法在香港胎死腹中。現在，23惡法在澳門借屍還魂，澳門特區政府快刀斬亂麻，只有40天諮詢期，妄圖以議會的絕大多數優勢在澳門高速立法。 利建潤說，政府推出的23條草案中的「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及「預備行為」條文，存在大量灰色地帶，危機四伏，更容易出現政治審查和以言入罪，嚴重侵害澳門人的基本權利，以「國家安全」為名，壓制不同聲音，打壓人權、言論自由為實。 利建潤呼籲澳門市民在這最後關頭上街，以捍衛自己的人權和澳門人的生活方式。他說：「澳門市民，不要再做順民，任由政府政治閹割，11月23日齊上街，驅惡法，捍衛我們的人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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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皮鞋含致癌染料[大紀元][2008-11-20 07:59:23]
深圳皮鞋含致癌染料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19日報導】（中央社記者盧健輝香港19日電）據報導，中國大陸廣東省深圳市質監局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近30%皮鞋質量不合格，不合格內容包括含有致癌染料芳香胺。 香港太陽報今天報導，深圳市質監局前天公布第三季深圳皮鞋品質情況，在抽查的37批樣本，共來自21間皮鞋生產企業。經檢測僅27批次合格，抽樣合格率為73%。 不合格項目主要為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幫底剝離強度、鞋跟接合力、成型底鞋跟硬度、勾心抗彎剛度和硬度、外底耐磨性能等。 質檢專家表示，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是致癌物質，使用此類不合格產品將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有關部門已嚴格按照法例規定，對不合格的企業依法進行處理，限期整改，並進行跟蹤檢查，防止不合格產品流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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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新聞網> 美國新聞>美專家憂美中產品安全面臨多障礙
美專家憂美中產品安全面臨多障礙 [美國之音][2008-11-20 07:22:59]
美專家憂美中產品安全面臨多障礙 記者： 張蓉湘 華盛頓2008年11月20日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星期三在北京開設在海外的第一個辦事處。有分析說，這為美中未來就產品安全的進一步對話提供了機會。不過，也有專家認為，美國的檢查人員面臨巨大挑戰，他們很難監督全中國的食品工業，治本的方法應該在於加強對食品製造商的教育。
智庫威爾遜中心專家吳嵐
美國華盛頓智庫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的“中國環保論壇”主任吳嵐(Jennifer Turner)星期三在國會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說，中國在產品安全問題上面臨巨大挑戰，包括中央政府很難確保地方政府徹底履行相關法規；中國缺乏獨立的司法體系與新聞媒體對產品安全進行有效監督；此外，中國境內也缺乏倡導食品與產品安全的非政府組織。吳嵐告訴美國之音，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在北京、上海與廣州設立辦事處，雖然可以倡導產品安全，併為美中在這方面的學術交流提供重要橋梁，不過也面臨不少障礙。*打開對話之門*吳嵐說：“的確，這個做法向中國傳達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美國認真看待產品安全的議題。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檢查人員不是警察，8個工作人員無法管理全中國的食品工業。但我認為，這至少為將來進一步對話打開了門。”
前歐盟產品檢測官員楊保羅
前歐盟產品檢測官員楊保羅(Paul Young)告訴美國之音，歐盟已經跟中國簽署加強產品安全監督合作的協議，美中也有關於食品、飼料、藥品和醫療器材安全的協議，不過，解決問題的根本應該是教導製造商以及農民，讓他們掌握在食品生產的過程中使用標識清楚的農藥以及避免那些化學物等知識。他說：“顯然，產品安全的問題不應該從檢測開始，當務之急應該是建立一套全面的系統，教導食品製造商以及農民妥善處理食品的生產。”*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效果?*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專家的話指出，FDA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象徵意義可能大於實質效果。報導說，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沒有辦法檢查所有的產品，所以美國FDA將面臨極大的挑戰。華盛頓郵報還引述中國農業大學一位教授的話說，FDA無法發現所有從中國出口的食品中所含的潛在有毒物質，他也懷疑中國政府會完全授權FDA人員在中國市場裏測試產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FDA在中國設立辦事處之後，中國質檢總局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會在適當時機向美方派出有關官員，以促進兩國在產品品質、醫藥衛生、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每年美國從外國進口將近2萬億美元的產品，其中3千200多億美元的產品從中國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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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3日 星期四
觀點-22
這是每個台灣人都應該閱讀的文章！
「如沒有潘恩，自由的美國將難以想像」——台灣版《常識》譯本「序」
曹長青
每次從美國來到台灣，都能感受到這個國家朝氣蓬勃向前邁進的足音。而每次觀察台灣走向國家正常化的艱難和努力，都讓人想到二百多年前的美國獨立之路。雖然時空不同，但美、台是同樣目標，走著相同的道路。
回顧美國的獨立之路，比今天台灣的奮鬥更艱難。在內部，由各種移民組成的最初十三州， 英國移民佔四分之三。他們在血緣、情感上自視「美洲英國人」，缺乏獨立意識；在外部，有大英帝國的軍事鎮壓。但最後美國人成功了。這其中因素很多，但從個體來說，有三個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一是《獨立宣言》作者，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他在《獨立宣言》中提出人生來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政府的建立是要保護這三種個人權利。一旦政府成為個體追求這三個自由的障礙，那麼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改變、或者拋棄這個政府。這個宣言奠定了美國獨立和自由的理論基礎。
另一位是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這位當時獨立軍統帥，身先士卒，率領美國人和英軍作戰。撰寫這段歷史的暢銷書《一七七六》作者、美國歷史學名家 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說，對美國獨立的貢獻，華盛頓超過傑佛遜，因他直接領導了獨立戰爭，並在最艱難之際，獨撐局面，獨立做出重大決定。
第三個對美國贏得獨立戰爭的最重要貢獻者，是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縱觀美國獨立的歷史，如果說傑佛遜奠定了獨立的理論，華盛頓指揮了獨立之戰，潘恩則是用文字的號角，吹出了獨立戰爭的士氣和激情。三個人像「三角架」，為美國撐出了一個偉大、自由、獨立的天空！
但是和傑佛遜、華盛頓不同的是，潘恩不是美國人，而是一個英國人。本書《常識》是潘恩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所寫的最重要文獻，這位英國人為美國的獨立，以至整個人類邁向自由的歷史，做出了極為特殊的貢獻；其獨特之處，起碼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潘恩有「權利高於國家、是非大於族群」的人權觀。
他完全超越「大英國情結」，視美國人民獨立的「權利」高於他作為英國人和英國的共同「國族」利益。他在《獨立宣言》發表近兩年前才來到北美，然後迅速發表了鮮明而堅定地支持美國獨立的《常識》。他提出，美國獨立是天賦人權，在北美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建議美國制定一部自己的憲法；他說，「從廣義上來說，美國人為之奮鬥的目標，是整個人類的奮鬥目標。」這個宣稱至今仍激勵著美國人領導全球在通往自由、保護個體權利的道路上跋涉。
傑佛遜、華盛頓作為先賢，受到美國人的愛戴。但從族群角度來說，他們是為本國人爭自由。像後來的知名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也是為自己所屬的非洲裔族群爭權利；再比如印度的甘地，也是爭取自己的國家獨立。這些人都為本種族，當然也是為人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能超越本國、本族群的範疇而爭取更高的人權價值則更難能可貴。當時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的知識分子，都和今天台海兩岸知識分子的情形沒有多大差別，都是對大英帝國的忠誠超過對人權價值的追求；而且知識分子的「國族情結」、「民族主義」都遠比普通民眾更強烈。
超越「民族、國家」的艱難還在於，他們不僅會被本族裔知識份子的責難、謾罵，攻擊，甚至遭到本國政府的迫害，要為此付出很大代價。像潘恩的書就被英國政府禁止，他本人在美國獨立十年之後，回到英國，希望為英國做出自己的貢獻，但卻一度要被英國政府逮捕；而且英國還曾通過議案，永遠拒絕他回國。但潘恩完全不考慮這些，他像被世界最多作家推崇的《唐．吉柯德》中的主角一樣，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堅信、並親身實踐「權利高於國界」的人權價值。這使他成為人類二千年歷史以來罕見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潘恩對美國必須獨立的認知，比美國人更清晰，立場更堅定。
當時在美國內部，也存在激烈的統、獨之爭。那些「大英帝國」的維護者，主張尊崇英國的國家體制，保持現狀；而即使那些認為美國應獨立者，也恐懼大英帝國的軍事力量，而不敢支持「美獨」。
在這種背景下，潘恩寫出《常識》這本書，清晰、堅定地指出﹕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是基於一種簡單的事實和「常識」——北美人民沒有必要繼續接受君主政權統治，解決英美危機的最佳途徑是美國獨立。他說，美國獨立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他呼籲人們與英國決裂，拿起武器反抗，獨立建國，把「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後代」。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因而他被稱為「獨立戰爭的號手」。
在《常識》中，潘恩歷數英國對其北美殖民地的霸道和欺壓。他說，如果說英國是我們的母國，那英國對北美人民的欺辱，就是最令人感到羞恥的事，因為「老虎都不食其子」，「野蠻人也不殺其家屬」。因此 我們承認自己是英國人後裔又有什麼意義？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再遭暴力侵害，我們必須反抗，以獲得獨立。他說，不許美國獨立，就如同一個孩子是吃奶長大的，所以他永遠不該吃肉一樣論證荒唐。他預測說，美國之興起，是整個人類的一項極為偉大的策略使然。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符合北美大陸人民的利益。
針對那些主張和英國「和解」的妥協派，潘恩堅定地指出﹕英國既然是我們的公開敵人，那麼我們就應該切斷和它的關係。他批評「和解說」滑稽可笑；甚至批評那些主張「和解者」是「有私心偏見；腦筋遲鈍，無遠見；不願瞭解真相；過於重視歐洲光明面；判斷失當，會給北美帶來更多災難的人」。
《常識》當時也曾被許多忠於英國的保皇派作家所攻擊，但比較著名的，都是用筆名來抨擊潘恩，說明他們自己都底氣不足。
當時亞當斯、富蘭克林，甚至開始時連華盛頓等美國開國元勛，都對美國到底該不該獨立、脫離英國後是否應建立一個和英國君主立憲制完全不同的政體而心存疑惑。當時只有潘恩一個人鮮明、堅定、強烈地指出，「只有公開地、斷然地宣佈獨立，才能很快解決我們的問題。」他甚至說，「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鬥爭中都抱著這種膽怯的思想，後代的子孫一定會以厭惡的心情來想起他們祖先的名字。」
相信自然神的潘恩，甚至從上帝的角度來論述美國獨立的權利。他說，全能的上帝既然把英國安排在遠離北美大陸之處，也是強有力的證明，英國不應有對北美的統治權，這是天意！
潘恩在《常識》中告誡和鼓勵美國人說，「那些想收獲自由所帶來的美好的人，必須像真正的人那樣，要承受支撐自由價值的艱辛。」他說，「我們的偉大力量，來自北美人民的團結一致，而不取決於人數的多寡。」
第三，《常識》產生了巨大作用。
潘恩把古典自由主義的天賦人權思想，用一種常識化、口語化、淺顯易懂的文字來表述，因而很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當時美國才三百萬人口，《常識》在三個月內就賣出十萬冊，最後銷售了約五十到六十萬冊（等於當時每五、六個美國人就有一本），是當時僅次於《聖經》、影響力最大、傳播範圍最廣的一本書。對於《常識》為何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潘恩說，「我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事實、淺白的論點和基本常識。」他的文字非常淺顯、清晰，他表示就是要寫給普通人看。但這本寫給普通人看的書，卻贏得了美國前三位總統華盛頓、亞當斯和傑佛遜等建國之父們的高度讚賞。
美國獨立之路，走得非常艱難。因當時美國沒有任何正規軍隊，而面對的是幾乎征服了世界的大英帝國。當時美英的軍事差距，比今天台海兩岸大很多。華盛頓招募的獨立軍從沒打過仗，更無軍事訓練，用華盛頓的話說，「營地上全是武裝起來的老百姓，而不像是一支軍隊。」所以戰爭之初，華盛頓的獨立軍一敗再敗。最少時，華盛頓手下只剩三千軍隊，而英國僅從德國招募的雇傭軍就有一萬七千，正規軍超過三萬。
在此關鍵時刻，潘恩不僅參加了獨立軍，和美國人並肩作戰，而且在戰地上寫出了振奮北美人民精神的《北美危機》等十三種小冊子。這些充滿激情、膽識、洋溢著必勝精神的戰鬥檄文，極大地鼓舞了爭取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潘恩呼籲，「這是考驗一個人靈魂的時刻，那些堅守的勇士，應得到人們的愛和感激。」
獨立軍統帥華盛頓曾親自向士氣低落的軍隊宣讀《北美危機》以振奮人心。華盛頓在日記中寫道﹕「那成千上萬還沒有出生的美國人的命運，在上帝之下，就取決於這支軍隊的勇氣和行動。」英國甚至有家報紙說，「在一小時前還是一個堅決反對獨立思想的人，讀了潘恩的書之後，也瞬間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常識》所表達的清晰而堅定的立場，不僅強化了無數普通美國人走向獨立的信念，連美國的建國之父華盛頓，也是被潘恩的《常識》說服和打動，而完全放棄了對英國的幻想。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
因而美國第二位總統亞當斯說，「如果沒有《常識》作者這隻筆，華盛頓所舉起的劍，將是徒然無功。……歷史將會把美國的革命歸功於托馬斯．潘恩。」當時率軍助美的法國將領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甚至說：「如果沒有托馬斯．潘恩，自由的美國將難以想像。」
第四，哺育人類自由思想的經典。
回顧人類的自由思想史，人們自然想到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等經典之作。但這些宣言，都從潘恩的《常識》那裡獲得了思想營養。
《獨立宣言》甚至可視為《常識》的「姊妹篇」，因為在《常識》發表半年之後，傑佛遜起草了《獨立宣言》。這個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重要文件，就參考了《常識》（還有英國古典自由主義鼻祖洛克）所提出的基本人權價值；而且在形式上，《獨立宣言》也基本是《常識》的模式﹕先提出天賦人權的理論，然後歷數大英帝國對北美殖民地的欺辱，最後宣佈，獨立是我們的必然選擇。傑佛遜曾表示，他對曾引用《常識》而感到驕傲。
疾呼美國必須獨立的潘恩，並不是把獨立看作終極價值；他更看重的是美國獨立之後，要建立一個和英國的君主制、法國的貴族統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追求的是一個能為全人類樹立樣板的偉大政治體制。他說，「如果美國的獨立不能伴隨一場對政府的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只是從英國獨立出來，那就太渺小了。」他強調美國要通過「新憲章」，成為一個既無任何國王和世襲，也沒有貴族和權貴，真正法治的平等社會。他響亮地喊出「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從而把「建國」和「共和」聯到一起，把美國獨立提升到建立全人類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這是潘恩支持美國獨立的初衷和理想。後來二百多年來美國走的道路，正是在潘恩等鋪設的基石上，或者說是他的夢想成真！
因此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為《常識》再版所寫的序中指出，「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這場美國革命，並不是作為一個美國人，局限在為美國的利益，而是作為一個自由人，一個世界公民，他堅信，他為美國所做的努力，就在為英國、法國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爭自由的努力。」
後來潘恩所以支持法國大革命，是他堅信這是「美國原則移植到歐洲的第一批豐碩成果」。因此當他到巴黎參與起草法國《人權宣言》時，就毫不遲疑地把美國的原則，包括天賦人權、經濟自由、財產權不受限制等思想，寫入法國的人權文件，強調法蘭西應該走「共和主義」的道路；同時反對處決路易十六國王。因此激進的羅伯斯庇爾把他投入監獄，差點上了斷頭台。他後來對法國大革命走向極端而深感失望，更不滿拿破侖的帝國，因而返回美國。
潘恩的小政府，邦（州）權至上等自治思想也影響深遠。他當時就指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擁有權利，只負有義務。」並認知到，限制政府權力的必要性；人有天生缺陷，只能相信制度，「只有制度才能彌補人們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甚至在《常識》中開篇就斷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必要的惡，而在其最壞時，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惡。」這些原則，都體現古典自由主義，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義的精神，並至今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指南和方向。
第五，始終堅持理念，發出獨立的聲音。
潘恩對美國獨立的毫無保留的支持，完全是出於追求天賦人權的理念，而不是任何私利。《常識》當年的銷量，等於今天在美國賣出六千萬冊，在台灣賣出四百萬冊，但潘恩卻把版權捐給了美國，不僅沒有獲得分文利益，而且自己負擔了第一版的印刷費。在美國獨立九年之後，他生活拮據，相當困窘時，美國政府只是給了他一次性三千美元的補助金，以表彰他對美國獨立運動的卓越貢獻；並授予他「美國公民」。
在《常識》中他說，「我不是出於驕傲、黨派或怨恨等動機，來支持美國獨立；我的良知十分清楚且絕對相信，這種做法真正符合北美大陸的利益。」「我一向堅信，美國的獨立遲早會實現。根據目前形勢發展趨勢，獨立將指日可待。」
在晚年他因寫出《理性時代》等書，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會，認為信仰只是個人和上帝的關係，遭到基督徒社會的美國民眾反感。當時美國三百萬人口，99.8％是基督徒。華盛頓領導的獨立軍，除一名上校外（當時還沒有什麼將軍，較大的官就是上校），其他上校都是教會的牧師。
在這樣一種非常濃厚的宗教背景下，潘恩竟敢於發表《理性時代》一書，強調人的理性的重要性，批評基督教義對獨立思考的壓制，對社會發展的阻礙。結果引起教會強烈反彈，指責潘恩是「無神論者」。他還曾發表公開信批評指責華盛頓。即使在今天的美國，「無神論者」也會被教會視為近乎「野蠻人」。而在當時的美國，敢於挑戰被視為立國之本的基督教，以及被尊為建國之父的華盛頓，就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因此遭致美國人的反感、厭惡甚至痛恨。當時潘恩在美國的地位從「號手」變成「眾矢之的」。
在聲望一落千丈、處境十分艱難時，潘恩也從未動搖對獨立而自由的美國的熱愛，更沒有對自己支持「美獨」而有絲毫的後悔，他對美國的未來充滿信心﹕「政府應選自人民，由人民管理，尊重人民的利益。我來美洲是因為對我來說，美洲代表著未來，象徵著，至少我認為，可能象徵著有良知的人心底的追求。」
他熱愛這個充滿朝氣的年輕國家，晚年在第三任美國總統傑佛遜的幫助下回到美國。即使上流社會有人譏笑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墜落如同一根拐杖，他也不為所動。 當他身體衰弱，經濟拮據，孤獨一人，甚至周圍充滿敵意的情況下，仍棲居在紐約的農莊，直到最後的時刻。
潘恩始終沒有妥協，堅持發出獨立思考的聲音，展示了一個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勇氣，以及不靠群體壯膽的強大心靈。哲學家胡克曾說，「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人像潘恩那樣，在他第二次來到美國的時候，遭到他的前戰友們那麼嚴重的、不可原諒的、不存感激之心的不公平對待。」
今天，《常識》已成為人類思想史的經典著作，它對美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2003年美國最大連鎖書商「邦諾書店」統計出的影響美國歷史的二十本書中，《常識》位居榜首。
《常識》問世二百年之後，才有了中譯本。這是台灣第一次有繁體字譯本。譯者陳水源先生的努力，給更多台灣的讀者帶來一個重新認識「獨立價值」的「常識世界」。對於這個「常識」的實現，潘恩在《北美危機》中斬釘截鐵地預言﹕「只要我們堅持不懈，不屈不撓，我們就有希望得到光榮的結果。」
——原載《開放》2007年10月號
200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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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沒有潘恩，自由的美國將難以想像」——台灣版《常識》譯本「序」
曹長青
每次從美國來到台灣，都能感受到這個國家朝氣蓬勃向前邁進的足音。而每次觀察台灣走向國家正常化的艱難和努力，都讓人想到二百多年前的美國獨立之路。雖然時空不同，但美、台是同樣目標，走著相同的道路。
回顧美國的獨立之路，比今天台灣的奮鬥更艱難。在內部，由各種移民組成的最初十三州， 英國移民佔四分之三。他們在血緣、情感上自視「美洲英國人」，缺乏獨立意識；在外部，有大英帝國的軍事鎮壓。但最後美國人成功了。這其中因素很多，但從個體來說，有三個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一是《獨立宣言》作者，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他在《獨立宣言》中提出人生來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政府的建立是要保護這三種個人權利。一旦政府成為個體追求這三個自由的障礙，那麼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改變、或者拋棄這個政府。這個宣言奠定了美國獨立和自由的理論基礎。
另一位是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這位當時獨立軍統帥，身先士卒，率領美國人和英軍作戰。撰寫這段歷史的暢銷書《一七七六》作者、美國歷史學名家 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說，對美國獨立的貢獻，華盛頓超過傑佛遜，因他直接領導了獨立戰爭，並在最艱難之際，獨撐局面，獨立做出重大決定。
第三個對美國贏得獨立戰爭的最重要貢獻者，是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縱觀美國獨立的歷史，如果說傑佛遜奠定了獨立的理論，華盛頓指揮了獨立之戰，潘恩則是用文字的號角，吹出了獨立戰爭的士氣和激情。三個人像「三角架」，為美國撐出了一個偉大、自由、獨立的天空！
但是和傑佛遜、華盛頓不同的是，潘恩不是美國人，而是一個英國人。本書《常識》是潘恩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所寫的最重要文獻，這位英國人為美國的獨立，以至整個人類邁向自由的歷史，做出了極為特殊的貢獻；其獨特之處，起碼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潘恩有「權利高於國家、是非大於族群」的人權觀。
他完全超越「大英國情結」，視美國人民獨立的「權利」高於他作為英國人和英國的共同「國族」利益。他在《獨立宣言》發表近兩年前才來到北美，然後迅速發表了鮮明而堅定地支持美國獨立的《常識》。他提出，美國獨立是天賦人權，在北美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建議美國制定一部自己的憲法；他說，「從廣義上來說，美國人為之奮鬥的目標，是整個人類的奮鬥目標。」這個宣稱至今仍激勵著美國人領導全球在通往自由、保護個體權利的道路上跋涉。
傑佛遜、華盛頓作為先賢，受到美國人的愛戴。但從族群角度來說，他們是為本國人爭自由。像後來的知名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也是為自己所屬的非洲裔族群爭權利；再比如印度的甘地，也是爭取自己的國家獨立。這些人都為本種族，當然也是為人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能超越本國、本族群的範疇而爭取更高的人權價值則更難能可貴。當時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的知識分子，都和今天台海兩岸知識分子的情形沒有多大差別，都是對大英帝國的忠誠超過對人權價值的追求；而且知識分子的「國族情結」、「民族主義」都遠比普通民眾更強烈。
超越「民族、國家」的艱難還在於，他們不僅會被本族裔知識份子的責難、謾罵，攻擊，甚至遭到本國政府的迫害，要為此付出很大代價。像潘恩的書就被英國政府禁止，他本人在美國獨立十年之後，回到英國，希望為英國做出自己的貢獻，但卻一度要被英國政府逮捕；而且英國還曾通過議案，永遠拒絕他回國。但潘恩完全不考慮這些，他像被世界最多作家推崇的《唐．吉柯德》中的主角一樣，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堅信、並親身實踐「權利高於國界」的人權價值。這使他成為人類二千年歷史以來罕見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潘恩對美國必須獨立的認知，比美國人更清晰，立場更堅定。
當時在美國內部，也存在激烈的統、獨之爭。那些「大英帝國」的維護者，主張尊崇英國的國家體制，保持現狀；而即使那些認為美國應獨立者，也恐懼大英帝國的軍事力量，而不敢支持「美獨」。
在這種背景下，潘恩寫出《常識》這本書，清晰、堅定地指出﹕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是基於一種簡單的事實和「常識」——北美人民沒有必要繼續接受君主政權統治，解決英美危機的最佳途徑是美國獨立。他說，美國獨立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他呼籲人們與英國決裂，拿起武器反抗，獨立建國，把「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後代」。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因而他被稱為「獨立戰爭的號手」。
在《常識》中，潘恩歷數英國對其北美殖民地的霸道和欺壓。他說，如果說英國是我們的母國，那英國對北美人民的欺辱，就是最令人感到羞恥的事，因為「老虎都不食其子」，「野蠻人也不殺其家屬」。因此 我們承認自己是英國人後裔又有什麼意義？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再遭暴力侵害，我們必須反抗，以獲得獨立。他說，不許美國獨立，就如同一個孩子是吃奶長大的，所以他永遠不該吃肉一樣論證荒唐。他預測說，美國之興起，是整個人類的一項極為偉大的策略使然。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符合北美大陸人民的利益。
針對那些主張和英國「和解」的妥協派，潘恩堅定地指出﹕英國既然是我們的公開敵人，那麼我們就應該切斷和它的關係。他批評「和解說」滑稽可笑；甚至批評那些主張「和解者」是「有私心偏見；腦筋遲鈍，無遠見；不願瞭解真相；過於重視歐洲光明面；判斷失當，會給北美帶來更多災難的人」。
《常識》當時也曾被許多忠於英國的保皇派作家所攻擊，但比較著名的，都是用筆名來抨擊潘恩，說明他們自己都底氣不足。
當時亞當斯、富蘭克林，甚至開始時連華盛頓等美國開國元勛，都對美國到底該不該獨立、脫離英國後是否應建立一個和英國君主立憲制完全不同的政體而心存疑惑。當時只有潘恩一個人鮮明、堅定、強烈地指出，「只有公開地、斷然地宣佈獨立，才能很快解決我們的問題。」他甚至說，「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鬥爭中都抱著這種膽怯的思想，後代的子孫一定會以厭惡的心情來想起他們祖先的名字。」
相信自然神的潘恩，甚至從上帝的角度來論述美國獨立的權利。他說，全能的上帝既然把英國安排在遠離北美大陸之處，也是強有力的證明，英國不應有對北美的統治權，這是天意！
潘恩在《常識》中告誡和鼓勵美國人說，「那些想收獲自由所帶來的美好的人，必須像真正的人那樣，要承受支撐自由價值的艱辛。」他說，「我們的偉大力量，來自北美人民的團結一致，而不取決於人數的多寡。」
第三，《常識》產生了巨大作用。
潘恩把古典自由主義的天賦人權思想，用一種常識化、口語化、淺顯易懂的文字來表述，因而很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當時美國才三百萬人口，《常識》在三個月內就賣出十萬冊，最後銷售了約五十到六十萬冊（等於當時每五、六個美國人就有一本），是當時僅次於《聖經》、影響力最大、傳播範圍最廣的一本書。對於《常識》為何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潘恩說，「我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事實、淺白的論點和基本常識。」他的文字非常淺顯、清晰，他表示就是要寫給普通人看。但這本寫給普通人看的書，卻贏得了美國前三位總統華盛頓、亞當斯和傑佛遜等建國之父們的高度讚賞。
美國獨立之路，走得非常艱難。因當時美國沒有任何正規軍隊，而面對的是幾乎征服了世界的大英帝國。當時美英的軍事差距，比今天台海兩岸大很多。華盛頓招募的獨立軍從沒打過仗，更無軍事訓練，用華盛頓的話說，「營地上全是武裝起來的老百姓，而不像是一支軍隊。」所以戰爭之初，華盛頓的獨立軍一敗再敗。最少時，華盛頓手下只剩三千軍隊，而英國僅從德國招募的雇傭軍就有一萬七千，正規軍超過三萬。
在此關鍵時刻，潘恩不僅參加了獨立軍，和美國人並肩作戰，而且在戰地上寫出了振奮北美人民精神的《北美危機》等十三種小冊子。這些充滿激情、膽識、洋溢著必勝精神的戰鬥檄文，極大地鼓舞了爭取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潘恩呼籲，「這是考驗一個人靈魂的時刻，那些堅守的勇士，應得到人們的愛和感激。」
獨立軍統帥華盛頓曾親自向士氣低落的軍隊宣讀《北美危機》以振奮人心。華盛頓在日記中寫道﹕「那成千上萬還沒有出生的美國人的命運，在上帝之下，就取決於這支軍隊的勇氣和行動。」英國甚至有家報紙說，「在一小時前還是一個堅決反對獨立思想的人，讀了潘恩的書之後，也瞬間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常識》所表達的清晰而堅定的立場，不僅強化了無數普通美國人走向獨立的信念，連美國的建國之父華盛頓，也是被潘恩的《常識》說服和打動，而完全放棄了對英國的幻想。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
因而美國第二位總統亞當斯說，「如果沒有《常識》作者這隻筆，華盛頓所舉起的劍，將是徒然無功。……歷史將會把美國的革命歸功於托馬斯．潘恩。」當時率軍助美的法國將領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甚至說：「如果沒有托馬斯．潘恩，自由的美國將難以想像。」
第四，哺育人類自由思想的經典。
回顧人類的自由思想史，人們自然想到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等經典之作。但這些宣言，都從潘恩的《常識》那裡獲得了思想營養。
《獨立宣言》甚至可視為《常識》的「姊妹篇」，因為在《常識》發表半年之後，傑佛遜起草了《獨立宣言》。這個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重要文件，就參考了《常識》（還有英國古典自由主義鼻祖洛克）所提出的基本人權價值；而且在形式上，《獨立宣言》也基本是《常識》的模式﹕先提出天賦人權的理論，然後歷數大英帝國對北美殖民地的欺辱，最後宣佈，獨立是我們的必然選擇。傑佛遜曾表示，他對曾引用《常識》而感到驕傲。
疾呼美國必須獨立的潘恩，並不是把獨立看作終極價值；他更看重的是美國獨立之後，要建立一個和英國的君主制、法國的貴族統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追求的是一個能為全人類樹立樣板的偉大政治體制。他說，「如果美國的獨立不能伴隨一場對政府的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只是從英國獨立出來，那就太渺小了。」他強調美國要通過「新憲章」，成為一個既無任何國王和世襲，也沒有貴族和權貴，真正法治的平等社會。他響亮地喊出「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從而把「建國」和「共和」聯到一起，把美國獨立提升到建立全人類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這是潘恩支持美國獨立的初衷和理想。後來二百多年來美國走的道路，正是在潘恩等鋪設的基石上，或者說是他的夢想成真！
因此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為《常識》再版所寫的序中指出，「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這場美國革命，並不是作為一個美國人，局限在為美國的利益，而是作為一個自由人，一個世界公民，他堅信，他為美國所做的努力，就在為英國、法國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爭自由的努力。」
後來潘恩所以支持法國大革命，是他堅信這是「美國原則移植到歐洲的第一批豐碩成果」。因此當他到巴黎參與起草法國《人權宣言》時，就毫不遲疑地把美國的原則，包括天賦人權、經濟自由、財產權不受限制等思想，寫入法國的人權文件，強調法蘭西應該走「共和主義」的道路；同時反對處決路易十六國王。因此激進的羅伯斯庇爾把他投入監獄，差點上了斷頭台。他後來對法國大革命走向極端而深感失望，更不滿拿破侖的帝國，因而返回美國。
潘恩的小政府，邦（州）權至上等自治思想也影響深遠。他當時就指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擁有權利，只負有義務。」並認知到，限制政府權力的必要性；人有天生缺陷，只能相信制度，「只有制度才能彌補人們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甚至在《常識》中開篇就斷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必要的惡，而在其最壞時，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惡。」這些原則，都體現古典自由主義，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義的精神，並至今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指南和方向。
第五，始終堅持理念，發出獨立的聲音。
潘恩對美國獨立的毫無保留的支持，完全是出於追求天賦人權的理念，而不是任何私利。《常識》當年的銷量，等於今天在美國賣出六千萬冊，在台灣賣出四百萬冊，但潘恩卻把版權捐給了美國，不僅沒有獲得分文利益，而且自己負擔了第一版的印刷費。在美國獨立九年之後，他生活拮據，相當困窘時，美國政府只是給了他一次性三千美元的補助金，以表彰他對美國獨立運動的卓越貢獻；並授予他「美國公民」。
在《常識》中他說，「我不是出於驕傲、黨派或怨恨等動機，來支持美國獨立；我的良知十分清楚且絕對相信，這種做法真正符合北美大陸的利益。」「我一向堅信，美國的獨立遲早會實現。根據目前形勢發展趨勢，獨立將指日可待。」
在晚年他因寫出《理性時代》等書，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會，認為信仰只是個人和上帝的關係，遭到基督徒社會的美國民眾反感。當時美國三百萬人口，99.8％是基督徒。華盛頓領導的獨立軍，除一名上校外（當時還沒有什麼將軍，較大的官就是上校），其他上校都是教會的牧師。
在這樣一種非常濃厚的宗教背景下，潘恩竟敢於發表《理性時代》一書，強調人的理性的重要性，批評基督教義對獨立思考的壓制，對社會發展的阻礙。結果引起教會強烈反彈，指責潘恩是「無神論者」。他還曾發表公開信批評指責華盛頓。即使在今天的美國，「無神論者」也會被教會視為近乎「野蠻人」。而在當時的美國，敢於挑戰被視為立國之本的基督教，以及被尊為建國之父的華盛頓，就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因此遭致美國人的反感、厭惡甚至痛恨。當時潘恩在美國的地位從「號手」變成「眾矢之的」。
在聲望一落千丈、處境十分艱難時，潘恩也從未動搖對獨立而自由的美國的熱愛，更沒有對自己支持「美獨」而有絲毫的後悔，他對美國的未來充滿信心﹕「政府應選自人民，由人民管理，尊重人民的利益。我來美洲是因為對我來說，美洲代表著未來，象徵著，至少我認為，可能象徵著有良知的人心底的追求。」
他熱愛這個充滿朝氣的年輕國家，晚年在第三任美國總統傑佛遜的幫助下回到美國。即使上流社會有人譏笑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墜落如同一根拐杖，他也不為所動。 當他身體衰弱，經濟拮據，孤獨一人，甚至周圍充滿敵意的情況下，仍棲居在紐約的農莊，直到最後的時刻。
潘恩始終沒有妥協，堅持發出獨立思考的聲音，展示了一個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勇氣，以及不靠群體壯膽的強大心靈。哲學家胡克曾說，「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人像潘恩那樣，在他第二次來到美國的時候，遭到他的前戰友們那麼嚴重的、不可原諒的、不存感激之心的不公平對待。」
今天，《常識》已成為人類思想史的經典著作，它對美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2003年美國最大連鎖書商「邦諾書店」統計出的影響美國歷史的二十本書中，《常識》位居榜首。
《常識》問世二百年之後，才有了中譯本。這是台灣第一次有繁體字譯本。譯者陳水源先生的努力，給更多台灣的讀者帶來一個重新認識「獨立價值」的「常識世界」。對於這個「常識」的實現，潘恩在《北美危機》中斬釘截鐵地預言﹕「只要我們堅持不懈，不屈不撓，我們就有希望得到光榮的結果。」
——原載《開放》2007年10月號
2007-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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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6日 星期一
觀點-21
一聲吼﹕馬英九的「六四感言」不倫不類！
馬英九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際發表了一篇耐人尋味的感言，感言不長，卻花了一大段文字來專門論述與“六四”紀念活動格格不入的所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一定成果”，讀來實在有不倫不類之感。
感言結尾說“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也就在此。”但縱觀短短全文，究竟這“真正的意義”是如何一個“就在此”法、或者說“此”為何物卻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反覆通讀，只能讓人疏導出如下一個中心思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千真萬確）有一定（或相當）的成果了。”如果將這已經取得“一定成果”的路子繼續走下去，就能夠“繼續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就能夠“為兩岸關係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換句話說，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就在於：正視並珍惜中共政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所取得的成果。
為了證明這個所謂的“成果”屬實，馬英九言之鑿鑿羅列了如下理由：“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對臺灣救援團隊的友善，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
這讓我不由得聯想起我的老父親曾經對中共感恩戴德的理由來：從前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幾兩肉，現在經常都可以吃到肉了；從前上大學可不容易，現在上大學的人越來越多；從前誰要敢對毛主席略有不敬就得蹲大獄，現在就算酒前飯後略微評論幾句也通常沒有人搭理……所以共產黨現在的政策多好呀，我們真得感謝黨、感謝政府呀！
我對父親說：衡量一個政權好與不好，應該拿這個政權與其他政權作比較，而不是拿自己的今天與昨天比，從而得出夜郎自大的結論。所謂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是也。橫向對比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有幾個國家不比幾十年以前更能吃到肉、更容易上大學呢？就從1949年中共執政開始計算，人家國外的進步不是普遍更快、更徹底嗎？再說，文革時期吃不上肉、上不了大學、噤若寒蟬的狀態又是誰造成的？不還是中共政府嗎？這世上哪有昨天對我侵犯嚴重，而只要今天的侵犯似乎稍微輕微一點，我就要對其感恩戴德的道理！
並且，就算非要拿自己的今天與昨天相比，得出事實上是否進步的結論，那也得把客觀環境的制約與主觀願望是否積極主動等多方面因素考慮進去。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世界民主潮流的進步必然會為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叫做“水漲船高”。但現在的情形是，全世界的水位早已經成奶W漲了不少，而腐敗獨裁的中共政權正死死地在湖壩上鑿孔放水、竭盡全力地拖著不讓船順勢上升呢！或釣磥W略有上升吧，可中共政權千真萬確地正充當著那鑿孔放水的大拖後腿者！
回過頭來說四川地震。關於這次中共救災的負面報導實在太多太多了。比如隱瞞地震預測、追查地震“謠言”來源、“成汀P謠”導致無數民眾毫無防範地無辜喪命；比如救援部隊只能“陸續”而緩慢地追加、國外救援隊被一再拒絕並且不能夠根據實際災情自由安排救援地點從而導致寶貴的救援時機大肆延誤；比如當務之急不是把官商勾結非法竊據的90%以上財富吐出來有效救災、不是對黨官集團每年揮霍6000億元的用車、考察、吃喝等開支立即作出切實有力的削減，而是寄希望於那些只掌握了10%財富不到的普通老百姓的可憐捐款；比如拚命封鎖地震災情報導，只留汶川等地作為自己集中救災、大力作秀的形象視窗，從而導致了更多不為人知的災區受災民眾叫天不應、呼地不靈；比如為了掩飾體制自上而下的徹底腐敗，大力封殺對學校豆腐渣建築的真實報導，從而阻撓人們對這次慘絕人寰災難的全面反思……如此之多令人髮指的罪惡行徑，本該讓所有善良的人們痛心疾首、忍無可忍了，可偏偏就有人對這些負面報導似乎完全視而不見，有人的眼裏，居然只能看見“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這不是太讓人不可思議了嗎？
誠然，中共這次救災確實“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可是，這就能夠算作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成果了嗎？多年以來高速的軍備擴張，全世界範圍內科技的日新月異，等等這些客觀因素註定了，無論哪個國家，今天的救災表現也會遠遠不同於三十年以前。尤其重要的是，通訊工具的高度發達，網路資訊的日益透明，使得絕對的新聞封鎖與愚民洗腦已無可能，加上種種社會矛盾不斷加碼、中國民眾的大面積覺醒、天怒人怨此起彼伏，使得中共政權早就坐在了火山口上，它們仍然敢像1976年那樣，我行我素、慢條斯理、從容不迫地把救災當作把戲兒玩嗎？就算再借它們一百個惡膽，諒它們也絕對不敢！所以從根本上說，並非是進步了，而只是此一時彼一時的客觀環境不再允部C如果真心救災，為什麼只要逮著機會就總會幹出一些與救災背道而馳的罪惡勾當呢！
昨天月黑風高、人們閉目塞聰之時我輕而易舉殺了十個人，今天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不易得手，我大費手腳才殺了一個人；昨天銀行無人防範，錢就礎b櫃檯上，我大搖大礎a“取”走了一百萬，今天銀行保安巡邏，監控嚴密，我費盡心機才矇騙了一萬，能說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進步嗎？這不是情非得已，才不得不作出絲毫無關乎進步的、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嗎？
然而這些，居然就被馬英九先生莫名其妙地視作了中共的進步！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馬先生居然會專門選擇“六四”十九周年這個本該討伐中共罪惡、替無辜死難者伸張正義的日子而大發如此格格不入之感言。“六四”大屠殺發生於中共“改革開放”的第十一個年頭，但願馬英九先生不會把“六四”大屠殺的本身也視作中共“改革開放一定成果”的一部份罷！
下面這段文字，節選于拙文《論中共之壞》(20070703)，誠邀馬英九先生指正：
“有人說，從歷史的整體上看，中共固然是最壞的，但中共現在無論如何也要比“文革”時期改良一些了，至少我們都知道，現在要比北朝鮮好很多了吧，所以中共正在走著改良之路呀。
可是，一個作惡多端、殺人如麻的惡徒，如果真心實意地改惡從良，必須缺一不可做地到兩點：一、立即放下屠刀；二，誠心認罪伏法。而中共這個惡徒，一不放下屠刀，二不認罪伏法，它是改的哪門子良呀？哦，如果我人照樣殺，火依舊放，只是不再偷雞摸狗、不再粗言穢語了，這能叫改良嗎？（參見拙文《中共“改良”，是改的哪門子良喲？》）
那麼為什麼中共現在看起來千真萬確地要比“文革”時期紳士一些、光鮮一些呢？為什麼中共現在比起北朝鮮也似乎真的要自由一些、民主一些呢？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舉個例子，一個偷雞摸狗的慣犯，如果開始較少地偷雞摸狗了，這並不足以證明他已經改惡從良，因為完全可能基於如下種種原因而導致他表面上變得光鮮：一，年老體邁，力有不逮了；二，已經被識破，處於眾目睽睽之下，客觀環境不適宜了；三，他自身邪惡境界有所昇華，已經不屑於小偷小摸，轉而尋求更為隱蔽、更大利益的邪惡勾當了。如果是這些原因才促成的表面紳士和光鮮，我們能說他開始改良了嗎？在中國大陸有過生存經驗的人都知道，在九十年代早期，社會上隨處可見一些橫鼻豎目、喜歡打架滋事的小混混，可後來“與時俱進”地越來越少，這些人都去改惡從良了嗎？非也，他們很多都轉向了組建嚴密的黑幫組織，開始幹起殺人越貨、販毒、開賭場、放高利貸、販賣人口、逼人賣淫等等更為邪惡的勾當。儘管在大庭廣眾之下它們確實都會表現得比以前更優雅、更品味、更涵養一些，但誰能說它們已經改良了呢？
中共其實就是這樣的。在一次又一次喪心病狂、顛三倒四的荒唐運動把自己也折騰得無以為繼之後，它不得不另尋生機。它最終選擇了“改革開放”，就是試圖以經濟的發展來轉移政治危機，為繼續獨裁統治炮製合法性。然而經濟的開放不可避免會帶來資訊的開放，資訊的開放勢必催生人們思想的自由。此時的人們，再也不可能去相信“畝產十萬斤”、“解救全世界於水深火熱之中”、“爹親娘親不如黨親”、“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等等連篇鬼話，也再不可能被中共愚弄挑拔到神魂顛倒、互為揭發、個個爭先恐後地效忠於黨了。那麼，如果此時中共仍想返回到“文革”和北朝鮮的絕對嚴密控制狀態，還有任何可能嗎，那不是癡心妄想嗎！所以，現今中共的治下，如果表面上真的多了一點點自由和民主，也絕不是中共的本意，那只不過是中共事與願違、回天無力、萬不得已的大勢所趨罷了！君不見中共一直嚷嚷著“兩手都要抓”，只是無奈伸向人們“精神文明”的這只手抓不住了嗎？君不見江賊民厲聲叫囂“要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嗎？君不見胡緊套甫一上臺就派李長春去北朝鮮學習金小丑的政治控制經驗、成天思量著要替毛賊東思想引魄還魂了嗎？君不見中共的“金盾工程”加固得舉世第一堅固了嗎？如果真心改良，怎會念念不忘地與自由、民主為敵呢？
儘管表面上光鮮了，也再三自詡“和諧社會”了，但中共的邪惡本質是從來也沒有變過的。因其邪惡，所以心虛、所以風聲鶴唳，所以總會按捺不住要暴露出青面獠牙和嗜血本性。就在它所宣稱全世界“帝國主義”虎視眈眈（眾目睽睽）的狀況之下，就在它自稱中國人權前所未有地好的時期，它可以命令“人民子弟兵”肆意槍殺無辜青年學生、血洗長安街，它可以僅僅因為個人的猜疑和妒忌，公然在全世界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瘋狂的、對信善民眾的無恥污蔑和殘酷鎮壓，它可以在朗朗青天白日之下大行活摘、販賣人體器官的非人之暴！這些毫無道德底線可言的、遠遠超出了人間邪惡範疇的倒行逆施，足以讓毛賊東汗顏弗如、讓金小丑自慚形穢!
事實不正是這樣的嗎！還有誰在替中共搖唇鼓舌呢！！！”
（2008-6-5）
轉自《大紀元》。原題﹕對馬英九“六四”感言之感言
20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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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賞﹕馬英九用讚美中共來「紀念」六四
總統發表「六四」十九週年感言﹕
自從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以來，每年屆時我都會參加紀念活動或發表文章。我對「六四」的關心，主要在於關心大陸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
今年「六四」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三週前，四川發生了大地震，災區廣達十餘萬平方公里，死傷超過四十萬人，至少五百萬人無家可歸。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及對台灣救援工作的肯定，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有一定的成果。
我在5月20日就職演說中，曾經表示：「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也就在此。
——原載台灣「總統府」網頁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Rid=14069
20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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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賞﹕台灣《聯合報》六四歌頌溫家寶是他們的「爺爺」
看震災‧談六四
【聯合報╱黑白集】2008.6.3
明天又是六四，過了明天，匆匆就將邁向第二十年。
四川震災，解放軍救災的表現獲得國際輿論的稱许，不少評論以此與六四坦克車開上天安門廣場相比，認為今昔迥異。解放軍用鐵鑿榔頭一槌一槌救出廢墟中的災民，還為遇救脫險的女孩唱生日快樂歌；這與十九年前奉命開著坦克縱橫北京的解放軍，真是不能同日而語。
就人性而言，不會有一個統治者喜歡用坦克車去鎮壓自己的人民；中共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雖是為了維持政權，但何嘗不是對於過去執政錯失的補償與救贖？十九年後，在四川震災中費盡心力才能從廢墟救出一個個生靈的中共當局，應當不願自己再陷於十九年前那種坦克掃街的噩夢！
十九年前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已成迫害人權的象徵；十九年後，同樣是總理的溫家寶，則成了感動全球電視觀眾的「溫爺爺」。作為一個統治者，誰情願作十九年前的李鵬，誰不想保有十九年後溫家寶的形象？
據說，馬英九總統將對六四發言。看震災，談六四。其實馬英九不妨借對震災的悼唁慰藉，對中共當局抗震救災的表現表達稱许，再引伸其義，誠心祝願中共當局也能與大陸人民共同努力超越六四的障礙。畢竟，馬英九已非當年的保釣青年，如今以總統的身分對六四發言，必會有自省自勵與互勉互期的思維，表現出建設性及激勵性的高度。
一場震災，將兩岸的政治思維聚焦在「民本」與「人道」；則邁向二十周年的六四，也未必只是鬥爭，而可以救贖與超越。
——台灣【聯合報╱黑白集】2008/06/03
http://www.udn.com/2008/6/3/NEWS/OPINION/OPI1/4367892.shtml
20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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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專論」﹕馬英九的闊步倒退
曹長青
「馬上」，就倒退。這是不少人對馬英九上台後的印象，因為明顯「馬政府」要用與北京共唱「一個中國」，來中斷台灣成為「正常化國家」的進程。
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就說，國共已「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雖然北京根本沒這樣認為），幻想通過「擱置爭議」創造「雙贏」。但毛澤東當年就說過，「一個中國」就是「一個吃掉一個」（毛要吃蔣，蔣要反攻吃毛）。今天，馬英九的國民黨，既不想反攻大陸，也無這種能力，那麼再強調「一個中國」，就只有坐等被北京「吃」的份。不僅當年的鄧小平、江澤民和毛一樣想法，今天的胡錦濤更通過制定「反分裂法」，確立吞併台灣的「一個中國」法律。
●「民主和專制」能「雙贏」嗎？
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英九強調「一中」，不僅根本搶不到「中國」代表權，而是事實上協助北京的「一中」統戰宣傳。國際社會基本都認為北京的中國才是中國，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馬英九期待用向北京妥協來創造「雙贏」，不是對共產黨幻想，就是被北京嚇死了。我們看看西藏的路﹕達賴喇嘛早就宣佈放棄藏獨，同意在「一中」下的西藏自治（他曾花很長時間給我講解他所認為的、放棄藏獨對西藏的好處。他既非權益之計，更非欺騙，而是非常誠心誠意地認為，從經濟援助和軍事保護方面考慮，西藏屬中國好處大於獨立）。但北京硬是在全中國媒體反復制造達賴喇嘛的藏獨形象，甚至謾罵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披著袈裟的豺狼」。目前，盡管達賴喇嘛近乎討好般地一再表示支持北京奧運，但北京跟他的代表談出了什麼？做個假姿態給國際社會看一看罷了。
台灣和西藏的全部不同，就是還沒被共產黨「拿到手」。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說，兩岸問題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他不敢說是政治制度）。但既然認識到兩岸的根本問題是「凍蒜」和「清算」的不同，那麼在人類的歷史上，什麼時候有過「民主和專制雙贏的」？這種所謂「雙贏」高調，只能給共產黨的統戰提供更多「贏」的機會。
●如此「熊」樣，中國台灣兩頭丟
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如果敢在中國的土地上堅持「一中各表」，也讓人佩服他們有種。但看看國民黨的高官，哪一個在北京敢「表」中華民國是「中國」？從連戰到宋楚瑜，從蕭萬長到吳伯雄，一個比一個「熊」。別說「各表」，連「中華民國」四個字都不敢提。宋楚瑜說他是「中華民族」選出來的「省長」，連戰更從不敢提他曾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吳伯雄們在台灣不讓改用「西元」，堅持中華民國的正統性，可到了北京，題字刻意不用「民國」而用西元，甚至把台灣的民選總統稱作「先生」。不僅丟自己的臉，更丟盡台灣的尊嚴。
這並不令人奇怪，馬英九的就職演說，在提到對外關係時，唯獨沒提到「主權」（用的是「自主」）。一個主權被北京如此打壓的國家，新上任的總統卻恰恰不提「主權」，自我矮化從那一刻已經開始。而且英文稿中的「自主」用的是 autonomy。這個英文詞的主要涵義是「自治」。這等於把台灣降格到西藏、香港的地位，因為共產黨把西藏稱為「自治區」。
馬英九雖在就職演說中說，中華民國是個民主國家，但給外國人的英文稿，卻把「民主國家」中的「國家」兩字刪掉了，變成了中華民國是個「民主體制」。國民黨人到了中國不敢提中華民國，現在連對國際社會也不敢說中華民國是個「國家」，難道真像共產黨說的，是台灣地區領導人（先生）在「就職」嗎？
●「自律」、「媚共」、「墮落」
高唱「一中各表」，自然就要「去台灣化」。總統府網頁上的「台灣」兩字「馬上」就不見了，郵票上的「台灣」被刪除，國防部原定的「為台灣而戰」中的「台灣」也被砍掉了。下一步護照上的「台灣」兩字是不是也要遭殃？而且近日台灣駐外使館還接到外交部通知，規定今後外賓訪台一律改稱「訪華」。「馬上」就「去台灣化」可真有效率呵！馬英九競選時的信誓旦旦「燒成灰也是台灣人」是不是也要修改？
往年六四，馬英九都寫悼念文章，去年還譴責六四屠殺反映「中共政權反民主本質」。但今年六四，只在總統府網頁刊登一個短到只有三百五十字的感言，別說根本沒譴責六四屠殺，甚至用了一半篇幅歌頌胡溫政權地震救災的「成果」。北京的中國作家撰文痛斥說，馬英九是「自律」、「媚共」、「墮落」，「被國共兩黨的虛擬和平，沖昏了理智！」
馬英九剛上台兩星期就如此「闊步倒退」，再往下走，恐怕不僅是總統府網頁不見了「台灣」，什麼時候再拿掉「中華民國」也並非不可想像。既然國民黨主席到中國去，把兩千三百萬人選出來的「總統」改稱「先生」，那麼將來再叫「特首」，大概也無所謂了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6月8日「星期專論」
2008-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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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馬英九對中國新聞缺乏“綠卡觀”
馬英九總統的六四感言，因為出自總統的金口，自然矜貴萬分。其中一段是：
“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對臺灣救援團隊的友善，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年，已有一定的成果。”
這段話在海外中國人中引起強烈反應，澳洲出版的電子刊物“自由聖火”中，有一位作者就罵馬英九是“混蛋總統”，因為“這種全然不顧事實的胡說八道，就連中共喉舌都望塵莫及。”
其實，就是正副總統馬英九及蕭萬長所崇拜的星加坡，也並沒有認同馬英九的看法。在沒有多大新聞自由的星加坡，在6月9日的“聯合早報”上，出現了該報駐北京首席特派記者葉鵬飛的一篇文章：“一切如常”。文章說：
“連續忙碌了兩周後休幾天假回來，發現發自四川汶川大地震災區的境外新聞味道已經不一樣了，各家通訊社在災區一線的記者不約而同地觀察到，先前自由採訪的環境正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家熟悉的管控和限制。
“國際社會還在繼續稱揚中國政府的救災表現，官方媒體也不斷歌頌災區的正面事蹟，但是原來好不容易凝聚的官民一體，團結一致的氣氛卻顯然開始出現讓人擔憂的轉變。”
因為中央政府又發出各種各樣的指示來管控新聞。兩名外國記者說，他們前一天在試圖進入漢旺鎮採訪倒塌學校時被當局拘留並驅離。路透社6月7日發自成都的報導說，通往都江堰和聚源的路上自上周起開始設立無數關卡限制記者通行。這兩個地方都有不少害死數百師生的豆腐渣校舍，以及憤怒不平的家長。
根據中國記者的分析，地震後中央政府掌控不了局勢，媒體才有少许的“自由”，現在局勢恢復正常了，共產黨的專政老本性也恢復了。至於我的看法，還因為中國政府利用媒體的煽情報導賺飽錢了，再開放也不會有多少錢進來，所以再次封閉等候下次機會。而這次共產黨的恢復本性，不限於災區，而是全面的，甚至國際關注，最敏感的奧運新聞。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有2008年北京奧運會轉播權的九家電視網代表， 5月29日與中國奧組委和國際奧會官員舉行會議，會議紀錄顯示，各電視網對奧組委的嚴格安全規定嘖有煩言，並表示這些規定可能威脅他們對奧會的報導。在這個充滿爭執的會議中，浮現了雙方對许多議題的歧異，包括限制在天安門和紫禁城做現場報導、许多電視臺的設備被困在中國的港口等。離開奧運會開幕不到兩個月了，看看“自由”還有多遙遠。
馬英九因為中國表面上的暫時反常而當作永久性的變化，犯了以偏盖全的錯誤，體現他對共產黨認識的膚淺；而他自誇的“國際觀”，居然在對中國的認識上有別於國際主流媒體，看來他的綠卡是白領了，或的確因為時間的久遠而“失效”了
——轉自「極光電子報」2008-6-10
20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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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中﹕ 馬英九的頭痛時間
就在上星期，三件事對於馬英九產生了負面效應。很多人預測，馬將步南韓總統李明博和小布什政權的後塵，民意支持度從剛上任的高，很快跌入谷底。
馬的六四紀念感言，不但避重就輕，偷換主題，拿大陸地震救災替換六四的民主人權；而且全文四百字當中，竟有一百九十字是歌頌中國“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對外援團隊的歡迎……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這是談六四嗎？
避談民主人權
全文與六四相關的民主自由人權，總共區區四十三個字。歌頌救災的字數占全文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五，幾乎一半；而有關民主的字數只有十九字，占百分之十點七，還把人權換成均富，害怕得罪中國。這種嚴重妥協，不誠懇又鄉願的態度讓人難受。
我們可以理解馬當局刻意改善與中國關係的苦衷，也體諒連戰、吳伯雄等難得建立起來珍貴的高層人際關係。馬擔憂為了六四而說出令對方不悅的話，將使所有努力付諸東流。但畢竟是紀念六四，不能如此掛羊頭，賣狗肉吧。好，就算馬說的中國救災的美好面全是真的，那又與六四有甚麼關係？
救災是政府和首長的天職，要不然人民納稅養政府幹甚麼？新聞報導政府根本不可干預，哪有甚麼開不開放的問題？開放就該歌頌嗎？歡迎外國救援更是理所當然，也算政府gong德嗎？不能說它以前禁止報導、禁止外援，現在願意接受就gong德無量。某惡徒以前殺人，現在只強姦，所以就該歌頌、感激他嗎？
馬可以委婉地表達對大陸民主人權的關懷與期待，不必疾言厲色，但總要闡述紀念六四的精神，並且展示總統的勇氣與道德的高度啊。拿地震作文章算甚麼紀念六四呢？
急於去臺灣化
另外，新行政當局才上臺不到一個月，竟模仿起扁政府的務虛搞正名，意識形態治國。於是政績還掛零，就急改名，臺灣郵政改中華郵政；外賓訪台改訪華；臺灣字樣悄悄改回中國或中華。“臺灣”這兩個字有罪嗎？見不得人嗎？需要那麼自卑嗎？內閣部長們急使馬予人去臺灣化的話柄，是甚麼意思呢？不想讓馬競選連任成gong嗎？此外，內閣閣員有拿美國綠卡者，也成為馬被攻擊的箭靶。
中國有施壓馬政府改臺灣名號嗎？沒有啊。中國都對臺灣兩字沒太大意見，陳雲林還在回應馬就職演講時說：“尊重臺灣同胞愛鄉愛土的感情，當家作主的願望”，也沒說“尊重中華臺北人”或“中華民國人民”啊。劉內閣趕緊去臺灣化到底是為了討好誰？藍綠的最大公約數既然是“中華民國在臺灣”，那就是中華民國也對，臺灣也對，既成事實的就應尊重現狀，形成默契，將來民進黨執政，別再改中華民國名稱的機構；反之，國民黨也一樣。
希臘Greece是地名，正式國號是"Hellenic Republic"。但全世界都稱呼希臘是Greece，很少人知道他的正式國號。所以Greece既是地名，也是國號；臺灣同樣，使用臺灣為名稱理所當然，而且清晰準確，又不是使用臺灣共和國，怕甚麼？
馬英九靠臺灣主體意識，才獲得淺綠選民的放心而勝選的。現在被罵成一當選就去臺灣化，不是騙選票的騙子嗎？將來還想連任嗎？去中國化至少還剩臺灣；而去臺灣化之後就只剩中國了。
【作者卜大中是臺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原載：《蘋果日報》，2008-06-11
200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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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這樣的贊辭出自馬英九之口，簡直令人髮指
往年不在其位的馬英九先生對六四的那番話:“六四不翻案，統一不能談””十分鼓舞著世道人心，然而當了總統之後，他自然知道“謀其政”的秘訣，今年的六四感言不僅是媒體所說的“軟性、低調”， 簡直可稱為無骨和諂媚，這就是政治人物的真嘴臉和精神面貌，連原來形象堪稱正派的馬英九也不能免俗。果不其然，那番溫言軟語的感言餘音未落，臺灣海基會的董事長江炳坤就緊跟著到了北京，海峽兩岸於是乎可以重拾那中斷了九年的會談了。
馬英九總統今年的六四感言違反了基本的邏輯和常識，他開門見山說自己對“六四”的關心，主要在於關心大陸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馬先生貴為自由民主的臺灣的民選總統，關心對岸中國人的自由民主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何需等到六四紀念日才想起來。
接下來就更荒謬了，總統先生說：“今年「六四」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三周前，四川發生了大地震”，死傷嚴重，接著就讚揚大陸首長救災的傑出表現，肯定其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是中國人心中的最痛，不論有沒有別的新發生的災難，這年年的傷痛和恥辱已經永遠定型在中國當代史上，並不會因為其他的事而減輕或淡化。四川汶川地震不止是天災，更是人禍，一場地震竟死（將近7萬）傷逾數十萬，這在任何一個制度稍微健全的現代化國家都是絕對不可想像的。別說日本、美國這些發展國家，就連南美中東地區的大地震都不至於有如此驚人的傷亡。至少不會有這樣中國特色的豆腐渣學校去埋葬自己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北京在第一黃金搶救時間內的72小時還拒絕了國際援助，平白讓無數生靈死去，這些都還值得肯定和讚揚嗎？這樣的贊辭出自馬英九之口，簡直令人髮指。臺灣人民把自己的命運交到這樣一個人手裏，豈不可悲，豈不可歎？讀了這篇馬氏感言，真令人覺得要為臺灣人民書寫一篇“祭文”，來哀悼他們“遇人不淑”，選出這樣的總統來。馬先生，不勞您操心大陸13億同胞的福祉，您還是照看點臺灣同胞吧，是他們養著您呐。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陸海協會和臺灣海基會成立以來，開始確實具有理性的進展，“九二共識”之後，1993年汪辜會談也建立了定期的協商機制，後來因北京忌諱所謂的臺灣“獨立”傾向性，雙方進入冷淡時期。1999年一度有過嘗試性接觸，並未成央A僵局長達九年。這次乘著馬總統的“感言”順風，到北京的海基會董事長江炳坤，在北京跟海協會的陳雲林會長將協商什麼呢——兩岸直航和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事宜。這是高度敏感的議題，其中既有契機也充滿陷阱。馬英九的競選承諾中就包括這兩項，他說上任兩個月就要見成效。現在看來一切都是定數，雙方有默契，按部就班，一拍即和。表面上看，直航，特別是貨運包機，會為雙方節省時間和金錢，抓住商機，引誘外資的進入。臺北興陷N會發展成為大陸的一個經貿特區，營運和商業的轉運站。從這一步再發展大陸在台投資和臺灣銀行金融業進入大陸，那麼雙方的水乳交融就更濃稠了。目前在大陸的台商和家眷已經有數十萬，雙方將在對方的領地上設立辦事處，以便隨時溝通。這樣下去，兩邊商人的數目會更快地增加，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再加上大陸人到台旅遊，又能興旺島上的無煙工業，刺激繁榮。但是在這一系列美麗遠景的背後是安全問題，是臺灣島的生死存亡和能否保有原有的民主自由的問題。這樣一步步地引君入甕，大陸逐漸能從政治上、經濟上、甚至情治安全上掌控臺灣。到了一定的時候，不論願不願意，大陸的民主自由尚未實現，臺灣就已經“淪陷”了。
臺灣人民放棄了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選擇了跟共產黨有曖昧關係的國民黨，但是國民黨葫蘆裏賣的藥，臺灣人明白嗎？
（本文作者為“勞改基金會”華盛頓辦公室主任）
──轉自《觀察》；原題﹕不敢言的六四“感言”催生了兩岸談判
200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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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四川地震震出的中國政治文化
[自由時報]
[2008-06-15 03:01:49]
《李筱峰專欄》四川地震震出的中國政治文化
■ 李筱峰
在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剛「朝共」輸誠回來，接著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率團與中國海協會簽訂觀光客及包機等協議，繼而所謂「和平協議」可能將接踵而來之際，我忍不住要提醒國人正視中國政治文化的面目。這些中國文化的面目，從四川地震後的點點滴滴，可一目了然。
四川地震震出哪些中國政治文化？試列舉如下─
貪腐的文化：地震之後倒塌最厲害的是「豆腐渣」的學校教室，其中竟然還出現沒有鋼筋的柱子。這些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暴露了中國的貪污文化，那是殺害數萬學生的元凶。相較於日本發生地震之後，學校教室屹立不搖，成為民眾避難所，顯現出中日政治文化的迥異。
粉過飾非的文化：美國《時代周刊》報導，聚源中學一百多位死難學生的家長，向前來視察的中共官員李長春抗議時，遭警察驅散拖走；《希望之聲》的記者也表示，中國當局不僅封鎖學校廢墟，還由公檢法下發密令禁止律師接受學生家長對豆腐渣學校的訴訟。
造假虛矯的文化：在賑災捐款活動中，出現許多虛偽矯飾的鏡頭。我在網路上看到某中學生偷拍學校「捐款」的鏡頭，並敘述這個「史上最無恥的捐款行為」：某三中老師排隊將自己手中的錢投入募捐箱，讓攝影師拍攝每一個捐款的鏡頭，等到所有老師投完錢之後，再由兩位老師（可能是校領導）從募捐箱中將錢取出，分交這兩人手中，再擺出投錢進入募捐箱的樣子讓攝影師拍攝。此外，博訊新聞網也透露，奧運火炬手現場捐款也是造假的，從記者拍到的鏡頭可以清楚看到，火炬手裝著投錢動作時的手，其實是空無一文。中國民間順口溜說得好：「十億人口九億假，誰要不假誰就傻」、「十億人口九億騙，還有一億在訓練」。
忽視人道、不重生命的文化：中國當局不只自己救災牛步化，還在救難的黃金七十二小時內故意拖延各國救災，不讓有經驗的國際救難隊進入災區。據推測，中國當局之所以如此拖延救難，目的可能考慮救活太多的殘廢者，會增加社會成本，乾脆讓他們一了百了。這種考慮若屬實，真是一套殘酷不仁的文化！
瘋狂的民族主義文化：有許多中國青年得知中國國防部向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表示希望日方把自衛隊用的帳篷等物資運來中國救災，竟然在互聯網叫囂「絕不允許日軍踏入國土」、「日本畜生怎麼可以進入中國」等等。
控制新聞的一言堂文化：在地震後第三天，中共就已經對內縮緊震後一度失控的媒體和網路，不僅嚴控報導、加強過濾網路，還逮捕講真話的網民。紐約時報六月二日報導：中國媒體對於劣質建造學校已經大部分噤聲；法新社六月六日報導：地震後中國空前的媒體開放已經再度收緊。四川綿竹市兩名法新社記者遭警方阻攔；另有兩名西方記者在四川的聚源和漢旺也遭短暫扣留然後驅離。
政治鬥爭的文化：博訊新聞網透露，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成員王榮清，因動員該黨浙江黨員支援四川救災活銀行動，竟被公安約談，該組織的銀行捐款收據被公安沒收。
耍賴的文化：中國衛生署長表示，台灣「同胞」對四川地震的踴躍捐款，充分顯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的愛心竟然被拿來吃豆腐、佔便宜。
以上從川震看到的中國文化是如此這般，然馬英九竟在紀念六四的談話中，如此稱頌中國：「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和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經有一定的成果。」馬如此隔海拍馬屁，是否也是一套睜眼說瞎話或趨炎附勢的中國文化？
七月四日以後兩岸的中國文化將要來台匯集，台灣人民你可不要「七月半鴨子不知死」啊！（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6294
馬英九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際發表了一篇耐人尋味的感言，感言不長，卻花了一大段文字來專門論述與“六四”紀念活動格格不入的所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一定成果”，讀來實在有不倫不類之感。
感言結尾說“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也就在此。”但縱觀短短全文，究竟這“真正的意義”是如何一個“就在此”法、或者說“此”為何物卻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反覆通讀，只能讓人疏導出如下一個中心思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千真萬確）有一定（或相當）的成果了。”如果將這已經取得“一定成果”的路子繼續走下去，就能夠“繼續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就能夠“為兩岸關係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換句話說，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就在於：正視並珍惜中共政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所取得的成果。
為了證明這個所謂的“成果”屬實，馬英九言之鑿鑿羅列了如下理由：“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對臺灣救援團隊的友善，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
這讓我不由得聯想起我的老父親曾經對中共感恩戴德的理由來：從前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幾兩肉，現在經常都可以吃到肉了；從前上大學可不容易，現在上大學的人越來越多；從前誰要敢對毛主席略有不敬就得蹲大獄，現在就算酒前飯後略微評論幾句也通常沒有人搭理……所以共產黨現在的政策多好呀，我們真得感謝黨、感謝政府呀！
我對父親說：衡量一個政權好與不好，應該拿這個政權與其他政權作比較，而不是拿自己的今天與昨天比，從而得出夜郎自大的結論。所謂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是也。橫向對比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有幾個國家不比幾十年以前更能吃到肉、更容易上大學呢？就從1949年中共執政開始計算，人家國外的進步不是普遍更快、更徹底嗎？再說，文革時期吃不上肉、上不了大學、噤若寒蟬的狀態又是誰造成的？不還是中共政府嗎？這世上哪有昨天對我侵犯嚴重，而只要今天的侵犯似乎稍微輕微一點，我就要對其感恩戴德的道理！
並且，就算非要拿自己的今天與昨天相比，得出事實上是否進步的結論，那也得把客觀環境的制約與主觀願望是否積極主動等多方面因素考慮進去。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世界民主潮流的進步必然會為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叫做“水漲船高”。但現在的情形是，全世界的水位早已經成奶W漲了不少，而腐敗獨裁的中共政權正死死地在湖壩上鑿孔放水、竭盡全力地拖著不讓船順勢上升呢！或釣磥W略有上升吧，可中共政權千真萬確地正充當著那鑿孔放水的大拖後腿者！
回過頭來說四川地震。關於這次中共救災的負面報導實在太多太多了。比如隱瞞地震預測、追查地震“謠言”來源、“成汀P謠”導致無數民眾毫無防範地無辜喪命；比如救援部隊只能“陸續”而緩慢地追加、國外救援隊被一再拒絕並且不能夠根據實際災情自由安排救援地點從而導致寶貴的救援時機大肆延誤；比如當務之急不是把官商勾結非法竊據的90%以上財富吐出來有效救災、不是對黨官集團每年揮霍6000億元的用車、考察、吃喝等開支立即作出切實有力的削減，而是寄希望於那些只掌握了10%財富不到的普通老百姓的可憐捐款；比如拚命封鎖地震災情報導，只留汶川等地作為自己集中救災、大力作秀的形象視窗，從而導致了更多不為人知的災區受災民眾叫天不應、呼地不靈；比如為了掩飾體制自上而下的徹底腐敗，大力封殺對學校豆腐渣建築的真實報導，從而阻撓人們對這次慘絕人寰災難的全面反思……如此之多令人髮指的罪惡行徑，本該讓所有善良的人們痛心疾首、忍無可忍了，可偏偏就有人對這些負面報導似乎完全視而不見，有人的眼裏，居然只能看見“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這不是太讓人不可思議了嗎？
誠然，中共這次救災確實“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可是，這就能夠算作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成果了嗎？多年以來高速的軍備擴張，全世界範圍內科技的日新月異，等等這些客觀因素註定了，無論哪個國家，今天的救災表現也會遠遠不同於三十年以前。尤其重要的是，通訊工具的高度發達，網路資訊的日益透明，使得絕對的新聞封鎖與愚民洗腦已無可能，加上種種社會矛盾不斷加碼、中國民眾的大面積覺醒、天怒人怨此起彼伏，使得中共政權早就坐在了火山口上，它們仍然敢像1976年那樣，我行我素、慢條斯理、從容不迫地把救災當作把戲兒玩嗎？就算再借它們一百個惡膽，諒它們也絕對不敢！所以從根本上說，並非是進步了，而只是此一時彼一時的客觀環境不再允部C如果真心救災，為什麼只要逮著機會就總會幹出一些與救災背道而馳的罪惡勾當呢！
昨天月黑風高、人們閉目塞聰之時我輕而易舉殺了十個人，今天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不易得手，我大費手腳才殺了一個人；昨天銀行無人防範，錢就礎b櫃檯上，我大搖大礎a“取”走了一百萬，今天銀行保安巡邏，監控嚴密，我費盡心機才矇騙了一萬，能說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進步嗎？這不是情非得已，才不得不作出絲毫無關乎進步的、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嗎？
然而這些，居然就被馬英九先生莫名其妙地視作了中共的進步！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馬先生居然會專門選擇“六四”十九周年這個本該討伐中共罪惡、替無辜死難者伸張正義的日子而大發如此格格不入之感言。“六四”大屠殺發生於中共“改革開放”的第十一個年頭，但願馬英九先生不會把“六四”大屠殺的本身也視作中共“改革開放一定成果”的一部份罷！
下面這段文字，節選于拙文《論中共之壞》(20070703)，誠邀馬英九先生指正：
“有人說，從歷史的整體上看，中共固然是最壞的，但中共現在無論如何也要比“文革”時期改良一些了，至少我們都知道，現在要比北朝鮮好很多了吧，所以中共正在走著改良之路呀。
可是，一個作惡多端、殺人如麻的惡徒，如果真心實意地改惡從良，必須缺一不可做地到兩點：一、立即放下屠刀；二，誠心認罪伏法。而中共這個惡徒，一不放下屠刀，二不認罪伏法，它是改的哪門子良呀？哦，如果我人照樣殺，火依舊放，只是不再偷雞摸狗、不再粗言穢語了，這能叫改良嗎？（參見拙文《中共“改良”，是改的哪門子良喲？》）
那麼為什麼中共現在看起來千真萬確地要比“文革”時期紳士一些、光鮮一些呢？為什麼中共現在比起北朝鮮也似乎真的要自由一些、民主一些呢？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舉個例子，一個偷雞摸狗的慣犯，如果開始較少地偷雞摸狗了，這並不足以證明他已經改惡從良，因為完全可能基於如下種種原因而導致他表面上變得光鮮：一，年老體邁，力有不逮了；二，已經被識破，處於眾目睽睽之下，客觀環境不適宜了；三，他自身邪惡境界有所昇華，已經不屑於小偷小摸，轉而尋求更為隱蔽、更大利益的邪惡勾當了。如果是這些原因才促成的表面紳士和光鮮，我們能說他開始改良了嗎？在中國大陸有過生存經驗的人都知道，在九十年代早期，社會上隨處可見一些橫鼻豎目、喜歡打架滋事的小混混，可後來“與時俱進”地越來越少，這些人都去改惡從良了嗎？非也，他們很多都轉向了組建嚴密的黑幫組織，開始幹起殺人越貨、販毒、開賭場、放高利貸、販賣人口、逼人賣淫等等更為邪惡的勾當。儘管在大庭廣眾之下它們確實都會表現得比以前更優雅、更品味、更涵養一些，但誰能說它們已經改良了呢？
中共其實就是這樣的。在一次又一次喪心病狂、顛三倒四的荒唐運動把自己也折騰得無以為繼之後，它不得不另尋生機。它最終選擇了“改革開放”，就是試圖以經濟的發展來轉移政治危機，為繼續獨裁統治炮製合法性。然而經濟的開放不可避免會帶來資訊的開放，資訊的開放勢必催生人們思想的自由。此時的人們，再也不可能去相信“畝產十萬斤”、“解救全世界於水深火熱之中”、“爹親娘親不如黨親”、“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等等連篇鬼話，也再不可能被中共愚弄挑拔到神魂顛倒、互為揭發、個個爭先恐後地效忠於黨了。那麼，如果此時中共仍想返回到“文革”和北朝鮮的絕對嚴密控制狀態，還有任何可能嗎，那不是癡心妄想嗎！所以，現今中共的治下，如果表面上真的多了一點點自由和民主，也絕不是中共的本意，那只不過是中共事與願違、回天無力、萬不得已的大勢所趨罷了！君不見中共一直嚷嚷著“兩手都要抓”，只是無奈伸向人們“精神文明”的這只手抓不住了嗎？君不見江賊民厲聲叫囂“要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嗎？君不見胡緊套甫一上臺就派李長春去北朝鮮學習金小丑的政治控制經驗、成天思量著要替毛賊東思想引魄還魂了嗎？君不見中共的“金盾工程”加固得舉世第一堅固了嗎？如果真心改良，怎會念念不忘地與自由、民主為敵呢？
儘管表面上光鮮了，也再三自詡“和諧社會”了，但中共的邪惡本質是從來也沒有變過的。因其邪惡，所以心虛、所以風聲鶴唳，所以總會按捺不住要暴露出青面獠牙和嗜血本性。就在它所宣稱全世界“帝國主義”虎視眈眈（眾目睽睽）的狀況之下，就在它自稱中國人權前所未有地好的時期，它可以命令“人民子弟兵”肆意槍殺無辜青年學生、血洗長安街，它可以僅僅因為個人的猜疑和妒忌，公然在全世界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瘋狂的、對信善民眾的無恥污蔑和殘酷鎮壓，它可以在朗朗青天白日之下大行活摘、販賣人體器官的非人之暴！這些毫無道德底線可言的、遠遠超出了人間邪惡範疇的倒行逆施，足以讓毛賊東汗顏弗如、讓金小丑自慚形穢!
事實不正是這樣的嗎！還有誰在替中共搖唇鼓舌呢！！！”
（2008-6-5）
轉自《大紀元》。原題﹕對馬英九“六四”感言之感言
20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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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賞﹕馬英九用讚美中共來「紀念」六四
總統發表「六四」十九週年感言﹕
自從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以來，每年屆時我都會參加紀念活動或發表文章。我對「六四」的關心，主要在於關心大陸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
今年「六四」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三週前，四川發生了大地震，災區廣達十餘萬平方公里，死傷超過四十萬人，至少五百萬人無家可歸。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及對台灣救援工作的肯定，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有一定的成果。
我在5月20日就職演說中，曾經表示：「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也就在此。
——原載台灣「總統府」網頁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Rid=14069
20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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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賞﹕台灣《聯合報》六四歌頌溫家寶是他們的「爺爺」
看震災‧談六四
【聯合報╱黑白集】2008.6.3
明天又是六四，過了明天，匆匆就將邁向第二十年。
四川震災，解放軍救災的表現獲得國際輿論的稱许，不少評論以此與六四坦克車開上天安門廣場相比，認為今昔迥異。解放軍用鐵鑿榔頭一槌一槌救出廢墟中的災民，還為遇救脫險的女孩唱生日快樂歌；這與十九年前奉命開著坦克縱橫北京的解放軍，真是不能同日而語。
就人性而言，不會有一個統治者喜歡用坦克車去鎮壓自己的人民；中共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雖是為了維持政權，但何嘗不是對於過去執政錯失的補償與救贖？十九年後，在四川震災中費盡心力才能從廢墟救出一個個生靈的中共當局，應當不願自己再陷於十九年前那種坦克掃街的噩夢！
十九年前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已成迫害人權的象徵；十九年後，同樣是總理的溫家寶，則成了感動全球電視觀眾的「溫爺爺」。作為一個統治者，誰情願作十九年前的李鵬，誰不想保有十九年後溫家寶的形象？
據說，馬英九總統將對六四發言。看震災，談六四。其實馬英九不妨借對震災的悼唁慰藉，對中共當局抗震救災的表現表達稱许，再引伸其義，誠心祝願中共當局也能與大陸人民共同努力超越六四的障礙。畢竟，馬英九已非當年的保釣青年，如今以總統的身分對六四發言，必會有自省自勵與互勉互期的思維，表現出建設性及激勵性的高度。
一場震災，將兩岸的政治思維聚焦在「民本」與「人道」；則邁向二十周年的六四，也未必只是鬥爭，而可以救贖與超越。
——台灣【聯合報╱黑白集】2008/06/03
http://www.udn.com/2008/6/3/NEWS/OPINION/OPI1/4367892.shtml
20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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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專論」﹕馬英九的闊步倒退
曹長青
「馬上」，就倒退。這是不少人對馬英九上台後的印象，因為明顯「馬政府」要用與北京共唱「一個中國」，來中斷台灣成為「正常化國家」的進程。
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就說，國共已「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雖然北京根本沒這樣認為），幻想通過「擱置爭議」創造「雙贏」。但毛澤東當年就說過，「一個中國」就是「一個吃掉一個」（毛要吃蔣，蔣要反攻吃毛）。今天，馬英九的國民黨，既不想反攻大陸，也無這種能力，那麼再強調「一個中國」，就只有坐等被北京「吃」的份。不僅當年的鄧小平、江澤民和毛一樣想法，今天的胡錦濤更通過制定「反分裂法」，確立吞併台灣的「一個中國」法律。
●「民主和專制」能「雙贏」嗎？
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英九強調「一中」，不僅根本搶不到「中國」代表權，而是事實上協助北京的「一中」統戰宣傳。國際社會基本都認為北京的中國才是中國，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馬英九期待用向北京妥協來創造「雙贏」，不是對共產黨幻想，就是被北京嚇死了。我們看看西藏的路﹕達賴喇嘛早就宣佈放棄藏獨，同意在「一中」下的西藏自治（他曾花很長時間給我講解他所認為的、放棄藏獨對西藏的好處。他既非權益之計，更非欺騙，而是非常誠心誠意地認為，從經濟援助和軍事保護方面考慮，西藏屬中國好處大於獨立）。但北京硬是在全中國媒體反復制造達賴喇嘛的藏獨形象，甚至謾罵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披著袈裟的豺狼」。目前，盡管達賴喇嘛近乎討好般地一再表示支持北京奧運，但北京跟他的代表談出了什麼？做個假姿態給國際社會看一看罷了。
台灣和西藏的全部不同，就是還沒被共產黨「拿到手」。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說，兩岸問題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他不敢說是政治制度）。但既然認識到兩岸的根本問題是「凍蒜」和「清算」的不同，那麼在人類的歷史上，什麼時候有過「民主和專制雙贏的」？這種所謂「雙贏」高調，只能給共產黨的統戰提供更多「贏」的機會。
●如此「熊」樣，中國台灣兩頭丟
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如果敢在中國的土地上堅持「一中各表」，也讓人佩服他們有種。但看看國民黨的高官，哪一個在北京敢「表」中華民國是「中國」？從連戰到宋楚瑜，從蕭萬長到吳伯雄，一個比一個「熊」。別說「各表」，連「中華民國」四個字都不敢提。宋楚瑜說他是「中華民族」選出來的「省長」，連戰更從不敢提他曾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吳伯雄們在台灣不讓改用「西元」，堅持中華民國的正統性，可到了北京，題字刻意不用「民國」而用西元，甚至把台灣的民選總統稱作「先生」。不僅丟自己的臉，更丟盡台灣的尊嚴。
這並不令人奇怪，馬英九的就職演說，在提到對外關係時，唯獨沒提到「主權」（用的是「自主」）。一個主權被北京如此打壓的國家，新上任的總統卻恰恰不提「主權」，自我矮化從那一刻已經開始。而且英文稿中的「自主」用的是 autonomy。這個英文詞的主要涵義是「自治」。這等於把台灣降格到西藏、香港的地位，因為共產黨把西藏稱為「自治區」。
馬英九雖在就職演說中說，中華民國是個民主國家，但給外國人的英文稿，卻把「民主國家」中的「國家」兩字刪掉了，變成了中華民國是個「民主體制」。國民黨人到了中國不敢提中華民國，現在連對國際社會也不敢說中華民國是個「國家」，難道真像共產黨說的，是台灣地區領導人（先生）在「就職」嗎？
●「自律」、「媚共」、「墮落」
高唱「一中各表」，自然就要「去台灣化」。總統府網頁上的「台灣」兩字「馬上」就不見了，郵票上的「台灣」被刪除，國防部原定的「為台灣而戰」中的「台灣」也被砍掉了。下一步護照上的「台灣」兩字是不是也要遭殃？而且近日台灣駐外使館還接到外交部通知，規定今後外賓訪台一律改稱「訪華」。「馬上」就「去台灣化」可真有效率呵！馬英九競選時的信誓旦旦「燒成灰也是台灣人」是不是也要修改？
往年六四，馬英九都寫悼念文章，去年還譴責六四屠殺反映「中共政權反民主本質」。但今年六四，只在總統府網頁刊登一個短到只有三百五十字的感言，別說根本沒譴責六四屠殺，甚至用了一半篇幅歌頌胡溫政權地震救災的「成果」。北京的中國作家撰文痛斥說，馬英九是「自律」、「媚共」、「墮落」，「被國共兩黨的虛擬和平，沖昏了理智！」
馬英九剛上台兩星期就如此「闊步倒退」，再往下走，恐怕不僅是總統府網頁不見了「台灣」，什麼時候再拿掉「中華民國」也並非不可想像。既然國民黨主席到中國去，把兩千三百萬人選出來的「總統」改稱「先生」，那麼將來再叫「特首」，大概也無所謂了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6月8日「星期專論」
2008-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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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馬英九對中國新聞缺乏“綠卡觀”
馬英九總統的六四感言，因為出自總統的金口，自然矜貴萬分。其中一段是：
“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對臺灣救援團隊的友善，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年，已有一定的成果。”
這段話在海外中國人中引起強烈反應，澳洲出版的電子刊物“自由聖火”中，有一位作者就罵馬英九是“混蛋總統”，因為“這種全然不顧事實的胡說八道，就連中共喉舌都望塵莫及。”
其實，就是正副總統馬英九及蕭萬長所崇拜的星加坡，也並沒有認同馬英九的看法。在沒有多大新聞自由的星加坡，在6月9日的“聯合早報”上，出現了該報駐北京首席特派記者葉鵬飛的一篇文章：“一切如常”。文章說：
“連續忙碌了兩周後休幾天假回來，發現發自四川汶川大地震災區的境外新聞味道已經不一樣了，各家通訊社在災區一線的記者不約而同地觀察到，先前自由採訪的環境正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家熟悉的管控和限制。
“國際社會還在繼續稱揚中國政府的救災表現，官方媒體也不斷歌頌災區的正面事蹟，但是原來好不容易凝聚的官民一體，團結一致的氣氛卻顯然開始出現讓人擔憂的轉變。”
因為中央政府又發出各種各樣的指示來管控新聞。兩名外國記者說，他們前一天在試圖進入漢旺鎮採訪倒塌學校時被當局拘留並驅離。路透社6月7日發自成都的報導說，通往都江堰和聚源的路上自上周起開始設立無數關卡限制記者通行。這兩個地方都有不少害死數百師生的豆腐渣校舍，以及憤怒不平的家長。
根據中國記者的分析，地震後中央政府掌控不了局勢，媒體才有少许的“自由”，現在局勢恢復正常了，共產黨的專政老本性也恢復了。至於我的看法，還因為中國政府利用媒體的煽情報導賺飽錢了，再開放也不會有多少錢進來，所以再次封閉等候下次機會。而這次共產黨的恢復本性，不限於災區，而是全面的，甚至國際關注，最敏感的奧運新聞。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有2008年北京奧運會轉播權的九家電視網代表， 5月29日與中國奧組委和國際奧會官員舉行會議，會議紀錄顯示，各電視網對奧組委的嚴格安全規定嘖有煩言，並表示這些規定可能威脅他們對奧會的報導。在這個充滿爭執的會議中，浮現了雙方對许多議題的歧異，包括限制在天安門和紫禁城做現場報導、许多電視臺的設備被困在中國的港口等。離開奧運會開幕不到兩個月了，看看“自由”還有多遙遠。
馬英九因為中國表面上的暫時反常而當作永久性的變化，犯了以偏盖全的錯誤，體現他對共產黨認識的膚淺；而他自誇的“國際觀”，居然在對中國的認識上有別於國際主流媒體，看來他的綠卡是白領了，或的確因為時間的久遠而“失效”了
——轉自「極光電子報」2008-6-10
20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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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中﹕ 馬英九的頭痛時間
就在上星期，三件事對於馬英九產生了負面效應。很多人預測，馬將步南韓總統李明博和小布什政權的後塵，民意支持度從剛上任的高，很快跌入谷底。
馬的六四紀念感言，不但避重就輕，偷換主題，拿大陸地震救災替換六四的民主人權；而且全文四百字當中，竟有一百九十字是歌頌中國“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對外援團隊的歡迎……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這是談六四嗎？
避談民主人權
全文與六四相關的民主自由人權，總共區區四十三個字。歌頌救災的字數占全文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五，幾乎一半；而有關民主的字數只有十九字，占百分之十點七，還把人權換成均富，害怕得罪中國。這種嚴重妥協，不誠懇又鄉願的態度讓人難受。
我們可以理解馬當局刻意改善與中國關係的苦衷，也體諒連戰、吳伯雄等難得建立起來珍貴的高層人際關係。馬擔憂為了六四而說出令對方不悅的話，將使所有努力付諸東流。但畢竟是紀念六四，不能如此掛羊頭，賣狗肉吧。好，就算馬說的中國救災的美好面全是真的，那又與六四有甚麼關係？
救災是政府和首長的天職，要不然人民納稅養政府幹甚麼？新聞報導政府根本不可干預，哪有甚麼開不開放的問題？開放就該歌頌嗎？歡迎外國救援更是理所當然，也算政府gong德嗎？不能說它以前禁止報導、禁止外援，現在願意接受就gong德無量。某惡徒以前殺人，現在只強姦，所以就該歌頌、感激他嗎？
馬可以委婉地表達對大陸民主人權的關懷與期待，不必疾言厲色，但總要闡述紀念六四的精神，並且展示總統的勇氣與道德的高度啊。拿地震作文章算甚麼紀念六四呢？
急於去臺灣化
另外，新行政當局才上臺不到一個月，竟模仿起扁政府的務虛搞正名，意識形態治國。於是政績還掛零，就急改名，臺灣郵政改中華郵政；外賓訪台改訪華；臺灣字樣悄悄改回中國或中華。“臺灣”這兩個字有罪嗎？見不得人嗎？需要那麼自卑嗎？內閣部長們急使馬予人去臺灣化的話柄，是甚麼意思呢？不想讓馬競選連任成gong嗎？此外，內閣閣員有拿美國綠卡者，也成為馬被攻擊的箭靶。
中國有施壓馬政府改臺灣名號嗎？沒有啊。中國都對臺灣兩字沒太大意見，陳雲林還在回應馬就職演講時說：“尊重臺灣同胞愛鄉愛土的感情，當家作主的願望”，也沒說“尊重中華臺北人”或“中華民國人民”啊。劉內閣趕緊去臺灣化到底是為了討好誰？藍綠的最大公約數既然是“中華民國在臺灣”，那就是中華民國也對，臺灣也對，既成事實的就應尊重現狀，形成默契，將來民進黨執政，別再改中華民國名稱的機構；反之，國民黨也一樣。
希臘Greece是地名，正式國號是"Hellenic Republic"。但全世界都稱呼希臘是Greece，很少人知道他的正式國號。所以Greece既是地名，也是國號；臺灣同樣，使用臺灣為名稱理所當然，而且清晰準確，又不是使用臺灣共和國，怕甚麼？
馬英九靠臺灣主體意識，才獲得淺綠選民的放心而勝選的。現在被罵成一當選就去臺灣化，不是騙選票的騙子嗎？將來還想連任嗎？去中國化至少還剩臺灣；而去臺灣化之後就只剩中國了。
【作者卜大中是臺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原載：《蘋果日報》，2008-06-11
200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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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天琪﹕這樣的贊辭出自馬英九之口，簡直令人髮指
往年不在其位的馬英九先生對六四的那番話:“六四不翻案，統一不能談””十分鼓舞著世道人心，然而當了總統之後，他自然知道“謀其政”的秘訣，今年的六四感言不僅是媒體所說的“軟性、低調”， 簡直可稱為無骨和諂媚，這就是政治人物的真嘴臉和精神面貌，連原來形象堪稱正派的馬英九也不能免俗。果不其然，那番溫言軟語的感言餘音未落，臺灣海基會的董事長江炳坤就緊跟著到了北京，海峽兩岸於是乎可以重拾那中斷了九年的會談了。
馬英九總統今年的六四感言違反了基本的邏輯和常識，他開門見山說自己對“六四”的關心，主要在於關心大陸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馬先生貴為自由民主的臺灣的民選總統，關心對岸中國人的自由民主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何需等到六四紀念日才想起來。
接下來就更荒謬了，總統先生說：“今年「六四」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三周前，四川發生了大地震”，死傷嚴重，接著就讚揚大陸首長救災的傑出表現，肯定其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是中國人心中的最痛，不論有沒有別的新發生的災難，這年年的傷痛和恥辱已經永遠定型在中國當代史上，並不會因為其他的事而減輕或淡化。四川汶川地震不止是天災，更是人禍，一場地震竟死（將近7萬）傷逾數十萬，這在任何一個制度稍微健全的現代化國家都是絕對不可想像的。別說日本、美國這些發展國家，就連南美中東地區的大地震都不至於有如此驚人的傷亡。至少不會有這樣中國特色的豆腐渣學校去埋葬自己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北京在第一黃金搶救時間內的72小時還拒絕了國際援助，平白讓無數生靈死去，這些都還值得肯定和讚揚嗎？這樣的贊辭出自馬英九之口，簡直令人髮指。臺灣人民把自己的命運交到這樣一個人手裏，豈不可悲，豈不可歎？讀了這篇馬氏感言，真令人覺得要為臺灣人民書寫一篇“祭文”，來哀悼他們“遇人不淑”，選出這樣的總統來。馬先生，不勞您操心大陸13億同胞的福祉，您還是照看點臺灣同胞吧，是他們養著您呐。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陸海協會和臺灣海基會成立以來，開始確實具有理性的進展，“九二共識”之後，1993年汪辜會談也建立了定期的協商機制，後來因北京忌諱所謂的臺灣“獨立”傾向性，雙方進入冷淡時期。1999年一度有過嘗試性接觸，並未成央A僵局長達九年。這次乘著馬總統的“感言”順風，到北京的海基會董事長江炳坤，在北京跟海協會的陳雲林會長將協商什麼呢——兩岸直航和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事宜。這是高度敏感的議題，其中既有契機也充滿陷阱。馬英九的競選承諾中就包括這兩項，他說上任兩個月就要見成效。現在看來一切都是定數，雙方有默契，按部就班，一拍即和。表面上看，直航，特別是貨運包機，會為雙方節省時間和金錢，抓住商機，引誘外資的進入。臺北興陷N會發展成為大陸的一個經貿特區，營運和商業的轉運站。從這一步再發展大陸在台投資和臺灣銀行金融業進入大陸，那麼雙方的水乳交融就更濃稠了。目前在大陸的台商和家眷已經有數十萬，雙方將在對方的領地上設立辦事處，以便隨時溝通。這樣下去，兩邊商人的數目會更快地增加，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再加上大陸人到台旅遊，又能興旺島上的無煙工業，刺激繁榮。但是在這一系列美麗遠景的背後是安全問題，是臺灣島的生死存亡和能否保有原有的民主自由的問題。這樣一步步地引君入甕，大陸逐漸能從政治上、經濟上、甚至情治安全上掌控臺灣。到了一定的時候，不論願不願意，大陸的民主自由尚未實現，臺灣就已經“淪陷”了。
臺灣人民放棄了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選擇了跟共產黨有曖昧關係的國民黨，但是國民黨葫蘆裏賣的藥，臺灣人明白嗎？
（本文作者為“勞改基金會”華盛頓辦公室主任）
──轉自《觀察》；原題﹕不敢言的六四“感言”催生了兩岸談判
2008-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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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四川地震震出的中國政治文化
[自由時報]
[2008-06-15 03:01:49]
《李筱峰專欄》四川地震震出的中國政治文化
■ 李筱峰
在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剛「朝共」輸誠回來，接著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率團與中國海協會簽訂觀光客及包機等協議，繼而所謂「和平協議」可能將接踵而來之際，我忍不住要提醒國人正視中國政治文化的面目。這些中國文化的面目，從四川地震後的點點滴滴，可一目了然。
四川地震震出哪些中國政治文化？試列舉如下─
貪腐的文化：地震之後倒塌最厲害的是「豆腐渣」的學校教室，其中竟然還出現沒有鋼筋的柱子。這些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暴露了中國的貪污文化，那是殺害數萬學生的元凶。相較於日本發生地震之後，學校教室屹立不搖，成為民眾避難所，顯現出中日政治文化的迥異。
粉過飾非的文化：美國《時代周刊》報導，聚源中學一百多位死難學生的家長，向前來視察的中共官員李長春抗議時，遭警察驅散拖走；《希望之聲》的記者也表示，中國當局不僅封鎖學校廢墟，還由公檢法下發密令禁止律師接受學生家長對豆腐渣學校的訴訟。
造假虛矯的文化：在賑災捐款活動中，出現許多虛偽矯飾的鏡頭。我在網路上看到某中學生偷拍學校「捐款」的鏡頭，並敘述這個「史上最無恥的捐款行為」：某三中老師排隊將自己手中的錢投入募捐箱，讓攝影師拍攝每一個捐款的鏡頭，等到所有老師投完錢之後，再由兩位老師（可能是校領導）從募捐箱中將錢取出，分交這兩人手中，再擺出投錢進入募捐箱的樣子讓攝影師拍攝。此外，博訊新聞網也透露，奧運火炬手現場捐款也是造假的，從記者拍到的鏡頭可以清楚看到，火炬手裝著投錢動作時的手，其實是空無一文。中國民間順口溜說得好：「十億人口九億假，誰要不假誰就傻」、「十億人口九億騙，還有一億在訓練」。
忽視人道、不重生命的文化：中國當局不只自己救災牛步化，還在救難的黃金七十二小時內故意拖延各國救災，不讓有經驗的國際救難隊進入災區。據推測，中國當局之所以如此拖延救難，目的可能考慮救活太多的殘廢者，會增加社會成本，乾脆讓他們一了百了。這種考慮若屬實，真是一套殘酷不仁的文化！
瘋狂的民族主義文化：有許多中國青年得知中國國防部向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表示希望日方把自衛隊用的帳篷等物資運來中國救災，竟然在互聯網叫囂「絕不允許日軍踏入國土」、「日本畜生怎麼可以進入中國」等等。
控制新聞的一言堂文化：在地震後第三天，中共就已經對內縮緊震後一度失控的媒體和網路，不僅嚴控報導、加強過濾網路，還逮捕講真話的網民。紐約時報六月二日報導：中國媒體對於劣質建造學校已經大部分噤聲；法新社六月六日報導：地震後中國空前的媒體開放已經再度收緊。四川綿竹市兩名法新社記者遭警方阻攔；另有兩名西方記者在四川的聚源和漢旺也遭短暫扣留然後驅離。
政治鬥爭的文化：博訊新聞網透露，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成員王榮清，因動員該黨浙江黨員支援四川救災活銀行動，竟被公安約談，該組織的銀行捐款收據被公安沒收。
耍賴的文化：中國衛生署長表示，台灣「同胞」對四川地震的踴躍捐款，充分顯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的愛心竟然被拿來吃豆腐、佔便宜。
以上從川震看到的中國文化是如此這般，然馬英九竟在紀念六四的談話中，如此稱頌中國：「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和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經有一定的成果。」馬如此隔海拍馬屁，是否也是一套睜眼說瞎話或趨炎附勢的中國文化？
七月四日以後兩岸的中國文化將要來台匯集，台灣人民你可不要「七月半鴨子不知死」啊！（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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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20
國民黨真是「還鄉團」
曹長青
在國共內戰時，國民黨曾被稱為「還鄉團」，因為每奪回失地，他們都要在當地反攻倒算。於是老百姓聽到「還鄉團」就相當恐懼，因為它意味著仇恨、報復、清算。我曾一直認為「還鄉團」的說法是共產黨故意抹黑國民黨。但今天的國民黨在台灣奪回政權還不到一個星期，其所作所為，實在頗有些共產黨渲染的當年「還鄉團」的味道——
陳水扁卸任總統還不到半個小時，就成為「被告」，列入「境管」；而且檢察官多達八名，大有一種興師問罪、圍剿討伐的架式。總統卸職還不到三十分鐘，藍營這樣氣勢洶洶、要給「下馬威」，那馬英九宣稱的藍綠和解、他要做全民總統，不是過於明顯騙人的嗎？
檢察官吳文忠更是囂張，和記者談到是否起訴陳水扁時，居然說「應槍斃」。後來辯解說這是開玩笑，並說是指「死刑犯」。在關於國務機要費案的記者會上，即使這真是「開玩笑」，也透露出一個檢察官的仇恨心理和黨派偏見。退一步說，即使真是指「死刑犯」，這種動不動就說「應槍斃」，也完全缺乏法治觀念和人道情懷，今天多數民主國家廢除了死刑，即使沒廢除的，也沒有再用「槍斃」這種殘忍手段的。吳文忠的這種言詞和思路，簡直和獨裁者蔣介石動不動就槍斃人沒有兩樣。由這樣的檢察官「辦案」，哪能有司法獨立和公正？！
馬英九任命的國防部長陳肇敏更是不斷「肇事」，首次到立法院，就肆無忌憚地指控，說陳水扁三一九案的槍傷並非台南市金華路現場造成，並說這是國民黨「真調會」的報告。而三一九槍擊案早已由台南地檢署調查並做出「是在金華路現場造成」的結論。在共產中國，有過「法大還是黨大」的爭論（當然最後是黨說了算）。而今天國民黨的「真調會」也要大於地檢署所代表的司法嗎？而且身為理應行政中立、推動「軍隊國家化」的國防部長，上任後卻對媒體強調他還是國民黨員。馬英九用這樣充滿黨派偏見、失格失態的人做國防部長，台灣的軍事和國防前景，怎能不令人擔憂。
國民黨的真調會主委王清峰更可能因為是反綠大將，「馬上」就被任命為法務部長。服務公職已達三十年的法務部長施茂林，曾在新聞局長謝志偉回嗆藍營立委攻擊時，對謝舉起過大姆指；這次他卸職後想請調回任檢察官，這樣可以領到他長期擔任檢察官的退休金，但卻遭到王清峰的一口回絕，使施茂林的退職金少了上千萬元。如此「反攻倒算」真是心狠手毒。
當年國民黨做「還鄉團」並不得人心，這也是老蔣最後在中國敗北的原因之一。今天國民黨繼續這樣「反攻倒算」、挾恨報復，也同樣不會得人心，等於是為自己的最終失敗，邁出了第一步。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5月26日「曹長青專欄」
200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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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蘋果日報》社論﹕在台北盖中山陵
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昨天晉謁南京中山陵，喃喃對孫中山銅像祝禱說：「報告總理，我們把政權拿回來啦」。看到這一幕，差點噴飯。
整件事情之所以好笑，是因為具有多重荒謬性。吳禱告說「把政權拿回來了」，像不像郝龍斌選上市長時，向他父親說：「報告總長，山頭奪回來了！」國民黨是怎麼了？老把民主選舉的勝負，當作封建王朝你死我活的改朝換代，難怪還存有成王敗寇的思想，怎麼那麼不長進？宋楚瑜和馬英九去謁陵兩蔣時，常常噙著眼泪哽噎抽泣，讓人手足無措，不知今夕何夕？
如果國民黨堅持孫中山是我們大家的國父，那民進黨不也是國父的子民嗎？台灣的民主不也是國父民權主義的實踐嗎？看來，國民黨內心認為孫只是國民黨的總理，是壟斷事業。難怪民進黨企圖解除孫的國父名號了。連國民黨都只認為孫是自己的總理，打垮民進黨還要去向總理邀gong，哪有把孫當成大家的國父？吳的祝禱立刻把潛意識和心底的真正想法暴露無遺。
再說，孫的在天之靈會很奇怪，他的革命跟台灣無關，幹嘛跑來台灣當國父？而且他死之後，怎知有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更遑論民進黨的出現了。現在國父一定在天上抓耳搔腮，聽不懂那位吳主席的在無厘頭些什麼？
國民黨被共產黨打敗，沒反攻大陸，卻在共產黨的見證下，向孫邀gong打敗民進黨，真是奇怪。難道國民黨非常認同孫的「聯俄容共」政策，把共黨看成自己人，把民進黨（或台灣）看成敵人？之前，國民黨是在國父民權主義的實踐下，選敗給民進黨，雖敗猶榮，孫也會讚美國民黨的民主修養；現在怎麼這樣想？讓人困惑。
袁世凱稱帝時，是否也該去滿清皇陵前祝禱：「報告先帝，我把政權奪回來了？」柴契爾上任首相時，也該向邱吉爾禱告：「報告首相，我們把政權奪回來了？」奧巴馬若當選，也須向甘迺迪墳前禱告同樣的話？
其實，這是國民黨人的心理治療。全民看了心疼，乾脆大家捐款在台北近郊仿南京盖中山陵，最好把兩蔣陵寢也盖在旁邊，做四合院狀，以後國民黨領袖們直接去哭陵做心理治療好了，省得慈湖、頭寮、南京三頭哭著跑啦！
——原載台北《蘋果日報》2008年5月30日
20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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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的為官妙法 @ 李筱峰
[自由時報]
[2008-05-31 16:22:52]
伯公的為官妙法
客家人所祭拜的土地神，稱為「伯公」。但是本文所說的「伯公」，不是指客家的土地神，而是客家籍的當今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先生。
在中國國民黨這個外來統治集團的陣營當中，如果不是有一大群土生土長的台籍政客投靠其中，甘為國民黨搬道具、跑龍套，成為其共犯結構的一部分，國民黨是無法成就其長期在台的「宰制者」角色的（即使失去執政權的八年間，國民黨在各方面依然擁有宰制力量）。在這些土生土長的台籍政客當中，吳伯雄是最特殊的一位。我認為他之所以最特殊，在於他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家屬。
吳伯雄的二伯父吳鴻麒，在二二八事件時慘遭國民黨殺害。吳鴻麒畢業於日本大學法科，圊嵽X任台北地方法院推事，行事公正，為人剛直。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吳鴻麒並無任何反政府言行，但三月十二日卻在法院上班時無故遭警總派員逮捕，十六日未經審判即被槍斃，棄屍於南港橋下。吳鴻麒與吳伯雄的父親吳鴻麟是孿生雙胞胎，而且屬於「同卵雙生」，這在遺傳上的ＤＮＡ幾乎是相同的。所以這樣的伯父，在血緣上可以視同父親一樣。以吳伯雄最近到北京大談「中華民族」的神話來和中共博感情看，他應該是重視血緣才對的。但是令我不解的是，有如此血濃於水的伯父遭國民黨殺害，而吳伯雄卻能夠長期投身國民黨（終至博得黨主席之位），這樣的人格特質，確實非比尋常。
如果吳伯雄投身國民黨是為了仿效越王句踐，服侍吳王夫差以便來日另有他圖，或許有其道理。然而綜觀吳伯雄在國民黨陣營內，自始至終不曾替其伯父，乃至整體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講過話、伸過冤；也未聽聞吳伯雄為客家人的地位與文化奔命代言。而且，在整個台灣的民主運動中，他始終站在統治者的國民黨一邊，擔任打壓民運的角色。例如，一九八五年五月，當時「黨外」公職人員成立了「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時，卻遭當時擔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恫嚇威脅，要求解散。
吳伯雄日昨在南京謁中山陵，對孫文銅像喃喃自語說：「報告總理，我們把政權拿回來啦」。吳伯雄果然滿腦子在乎的是國民黨的政權。更令人噴飯的是，這位不在乎自己伯父被殺、不在乎二二八受難人蒙冤不白、不在乎民主政治的發展，只在乎國民黨能不能執政的吳伯雄，卻在孫文靈前揮毫書寫「天下為公 人民最大」。老實說，這句口號我極喜歡，但是寫在吳伯雄的筆下，卻極諷刺！
請問吳伯雄：一個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殺人民（包括令伯父）的集團，相信「人民最大」嗎？一個厲行白色恐怖統治，造成十幾萬人受難，無數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政權，相信「人民最大」嗎？一個過去長期靠軍事戒嚴與「戡亂」體制來鞏固其一黨專政的政權，叫做「天下為公」嗎？一個侵占國產千億元，至今仍不歸還的政黨，也叫「天下為公」嗎？
吳伯雄是一位佛教徒，想必他在參佛之外，還有一套「無上甚深微妙法」的為官哲學，「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伯公真實義」。不過，我建議伯公這次「朝共」回來之後，在參佛之餘，不妨也去參拜一下客家鄉親曾經供奉的「慚愧祖師」。
（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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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套牢台灣的「中華」迷思
[自由時報]
[2008-06-07 18:31:28]
《李筱峰專欄》套牢台灣的「中華」迷思
■ 李筱峰
清末劉銘傳在台灣發行郵票，印有「大清台灣郵政局」字樣，台灣郵政雖是在大清之下，起碼郵票還出現台灣名稱，並有英文Formosa；中國國民黨來台灣，實行「去台灣化」政策，台灣郵政只能奉「中華」之名，不再出現台灣。直到扁政府末期，才正名為台灣郵政。但是馬政府甫上台，就立刻恢復「中華」郵政，「台灣」兩字又從郵票中消失。這種「去台灣化」的措施，也見諸總統府網站，扁政府時代網站上的「中華民國（台灣）」名稱，也立刻被馬政府拿掉台灣兩字。總統大選時，馬言必稱台灣，選後「台灣」立刻棄如敝屣，「中華」狦丳菃Y恢復。有人說，扁政府好不容易將「中華」的包袱逐漸拋開，馬團隊卻又把這個包袱撿回來背，實在不智。其實，與其說他們不智，不如用他們以前罵扁政府的話來形容他們自己─「意識形態掛帥！」
本來政治行為是絕對離不開意識形態的，誠如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教授所言「沒有意識形態，哪來政治？」問題是，意識形態必須符合理性與實際。「中華」意識與「台灣」意識，何者對台灣較為理性與實際？這是可以檢驗的。試以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所強調的（也是吳伯雄到中國輸誠時所強調的）「中華民族」一詞來考察。「中華民族」到底是一個禁得起知識、經驗與邏輯考驗的學術名詞，抑或是一個為了政治需要而特別建構的政治名詞？以下史例可讓我們一目了然：朱元璋要推翻蒙古政權時，標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孫文等人的同盟會要推翻滿清政權時，也標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可見蒙族、滿族這些「韃虜」，不屬於「中華」。然而滿清政府被推翻後，中華民國出現不久，立刻改口「五族共和」，「韃虜」們不但不再驅逐，還立刻被強行拉入「中華民族」的框架中。「中華民族」一會兒不包括蒙、滿，一會兒又包括蒙、滿，足見這是一個為了政治需要所建構（說「建構」是好聽，其實就是虛構）的政治名詞，而不是具有民族學、人類學之根據的學術名詞。
林媽利醫師的遺傳基因研究告訴我們，中國北方的民族和南方的民族是不一樣的。中國當局也承認中國境內有五十多個民族。既然南北民族互異，強行扣上一個虛構的「中華民族」，就變成同一個民族了嗎？
這個虛構的政治名詞「中華民族」，還充滿著霸權威氣，誰不戴這頂大帽子而想獨立自主，立刻被扣上「分裂民族」的罪名。所以，明明在血統、語言、文字、宗教、文化各方面完全迥異的「東土耳其斯坦」（被中國併吞之後稱為「新疆」），是屬於土耳其族（Turks），卻只能被套牢在「中華民族」的虛號之下。圖博（西藏）亦是如此。誰想搞「疆獨」、「藏獨」，誰就是民族敗類、民族罪人！
台灣住民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南島民族或是來自中國閩粵的百越族與南島民族混血的後裔，虛構的「中華民族」於我何有哉？
台灣比「西藏」、「新疆」幸運，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轄。但是如果我們不努力維護台灣的獨立主權、捍衛民主自由的生活，卻和那個想要併吞台灣的中華帝國主義者隔海附和「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終將套牢台灣，真是愚蠢至極！（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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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
在國共內戰時，國民黨曾被稱為「還鄉團」，因為每奪回失地，他們都要在當地反攻倒算。於是老百姓聽到「還鄉團」就相當恐懼，因為它意味著仇恨、報復、清算。我曾一直認為「還鄉團」的說法是共產黨故意抹黑國民黨。但今天的國民黨在台灣奪回政權還不到一個星期，其所作所為，實在頗有些共產黨渲染的當年「還鄉團」的味道——
陳水扁卸任總統還不到半個小時，就成為「被告」，列入「境管」；而且檢察官多達八名，大有一種興師問罪、圍剿討伐的架式。總統卸職還不到三十分鐘，藍營這樣氣勢洶洶、要給「下馬威」，那馬英九宣稱的藍綠和解、他要做全民總統，不是過於明顯騙人的嗎？
檢察官吳文忠更是囂張，和記者談到是否起訴陳水扁時，居然說「應槍斃」。後來辯解說這是開玩笑，並說是指「死刑犯」。在關於國務機要費案的記者會上，即使這真是「開玩笑」，也透露出一個檢察官的仇恨心理和黨派偏見。退一步說，即使真是指「死刑犯」，這種動不動就說「應槍斃」，也完全缺乏法治觀念和人道情懷，今天多數民主國家廢除了死刑，即使沒廢除的，也沒有再用「槍斃」這種殘忍手段的。吳文忠的這種言詞和思路，簡直和獨裁者蔣介石動不動就槍斃人沒有兩樣。由這樣的檢察官「辦案」，哪能有司法獨立和公正？！
馬英九任命的國防部長陳肇敏更是不斷「肇事」，首次到立法院，就肆無忌憚地指控，說陳水扁三一九案的槍傷並非台南市金華路現場造成，並說這是國民黨「真調會」的報告。而三一九槍擊案早已由台南地檢署調查並做出「是在金華路現場造成」的結論。在共產中國，有過「法大還是黨大」的爭論（當然最後是黨說了算）。而今天國民黨的「真調會」也要大於地檢署所代表的司法嗎？而且身為理應行政中立、推動「軍隊國家化」的國防部長，上任後卻對媒體強調他還是國民黨員。馬英九用這樣充滿黨派偏見、失格失態的人做國防部長，台灣的軍事和國防前景，怎能不令人擔憂。
國民黨的真調會主委王清峰更可能因為是反綠大將，「馬上」就被任命為法務部長。服務公職已達三十年的法務部長施茂林，曾在新聞局長謝志偉回嗆藍營立委攻擊時，對謝舉起過大姆指；這次他卸職後想請調回任檢察官，這樣可以領到他長期擔任檢察官的退休金，但卻遭到王清峰的一口回絕，使施茂林的退職金少了上千萬元。如此「反攻倒算」真是心狠手毒。
當年國民黨做「還鄉團」並不得人心，這也是老蔣最後在中國敗北的原因之一。今天國民黨繼續這樣「反攻倒算」、挾恨報復，也同樣不會得人心，等於是為自己的最終失敗，邁出了第一步。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5月26日「曹長青專欄」
200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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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蘋果日報》社論﹕在台北盖中山陵
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昨天晉謁南京中山陵，喃喃對孫中山銅像祝禱說：「報告總理，我們把政權拿回來啦」。看到這一幕，差點噴飯。
整件事情之所以好笑，是因為具有多重荒謬性。吳禱告說「把政權拿回來了」，像不像郝龍斌選上市長時，向他父親說：「報告總長，山頭奪回來了！」國民黨是怎麼了？老把民主選舉的勝負，當作封建王朝你死我活的改朝換代，難怪還存有成王敗寇的思想，怎麼那麼不長進？宋楚瑜和馬英九去謁陵兩蔣時，常常噙著眼泪哽噎抽泣，讓人手足無措，不知今夕何夕？
如果國民黨堅持孫中山是我們大家的國父，那民進黨不也是國父的子民嗎？台灣的民主不也是國父民權主義的實踐嗎？看來，國民黨內心認為孫只是國民黨的總理，是壟斷事業。難怪民進黨企圖解除孫的國父名號了。連國民黨都只認為孫是自己的總理，打垮民進黨還要去向總理邀gong，哪有把孫當成大家的國父？吳的祝禱立刻把潛意識和心底的真正想法暴露無遺。
再說，孫的在天之靈會很奇怪，他的革命跟台灣無關，幹嘛跑來台灣當國父？而且他死之後，怎知有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更遑論民進黨的出現了。現在國父一定在天上抓耳搔腮，聽不懂那位吳主席的在無厘頭些什麼？
國民黨被共產黨打敗，沒反攻大陸，卻在共產黨的見證下，向孫邀gong打敗民進黨，真是奇怪。難道國民黨非常認同孫的「聯俄容共」政策，把共黨看成自己人，把民進黨（或台灣）看成敵人？之前，國民黨是在國父民權主義的實踐下，選敗給民進黨，雖敗猶榮，孫也會讚美國民黨的民主修養；現在怎麼這樣想？讓人困惑。
袁世凱稱帝時，是否也該去滿清皇陵前祝禱：「報告先帝，我把政權奪回來了？」柴契爾上任首相時，也該向邱吉爾禱告：「報告首相，我們把政權奪回來了？」奧巴馬若當選，也須向甘迺迪墳前禱告同樣的話？
其實，這是國民黨人的心理治療。全民看了心疼，乾脆大家捐款在台北近郊仿南京盖中山陵，最好把兩蔣陵寢也盖在旁邊，做四合院狀，以後國民黨領袖們直接去哭陵做心理治療好了，省得慈湖、頭寮、南京三頭哭著跑啦！
——原載台北《蘋果日報》2008年5月30日
20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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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的為官妙法 @ 李筱峰
[自由時報]
[2008-05-31 16:22:52]
伯公的為官妙法
客家人所祭拜的土地神，稱為「伯公」。但是本文所說的「伯公」，不是指客家的土地神，而是客家籍的當今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先生。
在中國國民黨這個外來統治集團的陣營當中，如果不是有一大群土生土長的台籍政客投靠其中，甘為國民黨搬道具、跑龍套，成為其共犯結構的一部分，國民黨是無法成就其長期在台的「宰制者」角色的（即使失去執政權的八年間，國民黨在各方面依然擁有宰制力量）。在這些土生土長的台籍政客當中，吳伯雄是最特殊的一位。我認為他之所以最特殊，在於他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家屬。
吳伯雄的二伯父吳鴻麒，在二二八事件時慘遭國民黨殺害。吳鴻麒畢業於日本大學法科，圊嵽X任台北地方法院推事，行事公正，為人剛直。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吳鴻麒並無任何反政府言行，但三月十二日卻在法院上班時無故遭警總派員逮捕，十六日未經審判即被槍斃，棄屍於南港橋下。吳鴻麒與吳伯雄的父親吳鴻麟是孿生雙胞胎，而且屬於「同卵雙生」，這在遺傳上的ＤＮＡ幾乎是相同的。所以這樣的伯父，在血緣上可以視同父親一樣。以吳伯雄最近到北京大談「中華民族」的神話來和中共博感情看，他應該是重視血緣才對的。但是令我不解的是，有如此血濃於水的伯父遭國民黨殺害，而吳伯雄卻能夠長期投身國民黨（終至博得黨主席之位），這樣的人格特質，確實非比尋常。
如果吳伯雄投身國民黨是為了仿效越王句踐，服侍吳王夫差以便來日另有他圖，或許有其道理。然而綜觀吳伯雄在國民黨陣營內，自始至終不曾替其伯父，乃至整體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講過話、伸過冤；也未聽聞吳伯雄為客家人的地位與文化奔命代言。而且，在整個台灣的民主運動中，他始終站在統治者的國民黨一邊，擔任打壓民運的角色。例如，一九八五年五月，當時「黨外」公職人員成立了「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時，卻遭當時擔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恫嚇威脅，要求解散。
吳伯雄日昨在南京謁中山陵，對孫文銅像喃喃自語說：「報告總理，我們把政權拿回來啦」。吳伯雄果然滿腦子在乎的是國民黨的政權。更令人噴飯的是，這位不在乎自己伯父被殺、不在乎二二八受難人蒙冤不白、不在乎民主政治的發展，只在乎國民黨能不能執政的吳伯雄，卻在孫文靈前揮毫書寫「天下為公 人民最大」。老實說，這句口號我極喜歡，但是寫在吳伯雄的筆下，卻極諷刺！
請問吳伯雄：一個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殺人民（包括令伯父）的集團，相信「人民最大」嗎？一個厲行白色恐怖統治，造成十幾萬人受難，無數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政權，相信「人民最大」嗎？一個過去長期靠軍事戒嚴與「戡亂」體制來鞏固其一黨專政的政權，叫做「天下為公」嗎？一個侵占國產千億元，至今仍不歸還的政黨，也叫「天下為公」嗎？
吳伯雄是一位佛教徒，想必他在參佛之外，還有一套「無上甚深微妙法」的為官哲學，「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伯公真實義」。不過，我建議伯公這次「朝共」回來之後，在參佛之餘，不妨也去參拜一下客家鄉親曾經供奉的「慚愧祖師」。
（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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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套牢台灣的「中華」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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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7 18:31:28]
《李筱峰專欄》套牢台灣的「中華」迷思
■ 李筱峰
清末劉銘傳在台灣發行郵票，印有「大清台灣郵政局」字樣，台灣郵政雖是在大清之下，起碼郵票還出現台灣名稱，並有英文Formosa；中國國民黨來台灣，實行「去台灣化」政策，台灣郵政只能奉「中華」之名，不再出現台灣。直到扁政府末期，才正名為台灣郵政。但是馬政府甫上台，就立刻恢復「中華」郵政，「台灣」兩字又從郵票中消失。這種「去台灣化」的措施，也見諸總統府網站，扁政府時代網站上的「中華民國（台灣）」名稱，也立刻被馬政府拿掉台灣兩字。總統大選時，馬言必稱台灣，選後「台灣」立刻棄如敝屣，「中華」狦丳菃Y恢復。有人說，扁政府好不容易將「中華」的包袱逐漸拋開，馬團隊卻又把這個包袱撿回來背，實在不智。其實，與其說他們不智，不如用他們以前罵扁政府的話來形容他們自己─「意識形態掛帥！」
本來政治行為是絕對離不開意識形態的，誠如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教授所言「沒有意識形態，哪來政治？」問題是，意識形態必須符合理性與實際。「中華」意識與「台灣」意識，何者對台灣較為理性與實際？這是可以檢驗的。試以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所強調的（也是吳伯雄到中國輸誠時所強調的）「中華民族」一詞來考察。「中華民族」到底是一個禁得起知識、經驗與邏輯考驗的學術名詞，抑或是一個為了政治需要而特別建構的政治名詞？以下史例可讓我們一目了然：朱元璋要推翻蒙古政權時，標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孫文等人的同盟會要推翻滿清政權時，也標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可見蒙族、滿族這些「韃虜」，不屬於「中華」。然而滿清政府被推翻後，中華民國出現不久，立刻改口「五族共和」，「韃虜」們不但不再驅逐，還立刻被強行拉入「中華民族」的框架中。「中華民族」一會兒不包括蒙、滿，一會兒又包括蒙、滿，足見這是一個為了政治需要所建構（說「建構」是好聽，其實就是虛構）的政治名詞，而不是具有民族學、人類學之根據的學術名詞。
林媽利醫師的遺傳基因研究告訴我們，中國北方的民族和南方的民族是不一樣的。中國當局也承認中國境內有五十多個民族。既然南北民族互異，強行扣上一個虛構的「中華民族」，就變成同一個民族了嗎？
這個虛構的政治名詞「中華民族」，還充滿著霸權威氣，誰不戴這頂大帽子而想獨立自主，立刻被扣上「分裂民族」的罪名。所以，明明在血統、語言、文字、宗教、文化各方面完全迥異的「東土耳其斯坦」（被中國併吞之後稱為「新疆」），是屬於土耳其族（Turks），卻只能被套牢在「中華民族」的虛號之下。圖博（西藏）亦是如此。誰想搞「疆獨」、「藏獨」，誰就是民族敗類、民族罪人！
台灣住民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南島民族或是來自中國閩粵的百越族與南島民族混血的後裔，虛構的「中華民族」於我何有哉？
台灣比「西藏」、「新疆」幸運，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轄。但是如果我們不努力維護台灣的獨立主權、捍衛民主自由的生活，卻和那個想要併吞台灣的中華帝國主義者隔海附和「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終將套牢台灣，真是愚蠢至極！（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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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25日 星期日
觀點-19
魏勇﹕集體主義是專制的基礎，個人主義是民主的前提
在中國，個人主義等於自私自利，集體主義等於高尚無私。從小到大，我們就被灌輸這樣的信條，並在一些有意識組織的集體活動中感受到了崇高，從而在實踐上和感性上鞏固了這一認識。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母、我的所有中小學老師、絕大部分大學老師，基本上都重複著相同的話，於是，這種信念逐漸化成了我們的血液，融進了我們的靈魂。
除非不遇到合適的機會，一旦遇到，一顆集體主義的火星就會點燃我們內心潛伏著崇高，讓我們在一個集體、一個目標、一種步伐所造成的強大力量中眩暈和快感。前幾天，我看了一部納粹紀錄片《意志的勝利》，瞬間我就被裏面的情景點燃了。在紐倫堡希特勒青年團的露營地，所有的青年人過著一種健康、純潔、充滿朝氣的集體生活。成千上萬的帳篷象棋盤一樣整齊的排列，清晨，在號聲和鼓聲中他們一起起床，成千上萬的青年赤裸著上身走出各自的帳篷，在一望無際的水龍頭前，使用集體發的洗漱用品，然後擦皮鞋、刮鬍子。有的象兄弟一般互相擦洗、互相梳頭，髮型整齊得象同一個理髮師的作品。在歡聲笑語中，青年人們互相用冷水刺激對方。洗漱完畢後，他們穿上統一的制服開始勞動，每個人臉上都充滿了自信，仿佛他們正從事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崇高的事業，他們因自己置身於一個偉大的集體中而驕傲。在勞動的間隙，有的給親人寫信敍述自己的感受，有的圍成圈摔跤、有的把隊友當成馬騎與對方進行著騎士的較量……在這裏，青春和熱情氾濫得一塌糊塗。
在柏林街頭，當穿著黑色制服的武裝黨衛軍第一裝甲師方陣，在納粹軍樂聲出現在數十萬夾道歡迎的德國群眾面前時，征服了所有目睹這一切的人，婦女的尖叫、兒童的追逐、男人們熱痊梐答熔晰A構成了一副名叫《意志的力量》的畫面。閃亮皮靴、黨衛軍特有的骷髒郅x、一張張年輕而冷酷的面孔，機械一般精確整齊的步伐，把集體主義鑄就成了一粒粒子彈，瞬間擊中了我們的心臟，使我們麻痹，繼而大腦停止了工作。只剩下一種感覺－－沉醉，只產生一個衝動－－加入，只追求一個目標－－強大。
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傑出的集體主義的宣傳片。它比那些抽象的道德說教更具體，比那些具體的文字更直觀，比所有類似的影視作品更宏大、更真實。這部片子最成左漱@點就是，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了集體主義的魅力，讓我們體會到集體主義之所以被人接受，不僅僅是利他主義的道德自律，更是因為集體主義本身具有麻醉品一般的誘惑力，人一旦嘗試，欲罷不能。這部電影徹底喚醒了我作為少先隊中隊長參加國慶遊行時自豪而偉大的感覺。
我今年37歲，經歷了一些生活中的沉浮，不再輕易地衝動，不再相信名詞，但依然被一部充滿了集體主義思想的片子所打動，因此，我知道做這個講座有多麼艱難，要避免那些與我有著類似感受的人們的反詰有多麼不現實。首先，我要說的是，我尊重大家在感情上對我這個講座的排斥，因為對集體主義的眷戀之情源於我們過去對烏托邦理想的一種高尚追求；其次，我要說，情感排斥不等於我們可以置事實與理性不顧。
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集體主義是極權和專制的前提，個人主義則是民主的基礎。集體主義認為：人的本性是由社會決定的，個人隸屬於集體，集體高於個人之上，個人的需求和目標應該服從集體的需要，並且個人應隨時準備為集體犧牲個人的需要和目標。集體主義的以上內涵，在我們看來天經地義，那為什麼我們要說集體主義和專制有血緣關係呢？
對任何一個專制社會來說，控制與服從是他們鞏固政權共同的法寶。一個人或者少數人怎樣才能控制住數量比他們大千百倍的民眾呢？僅僅靠軍隊、法庭、監獄這些國家機器是不夠的，或者說國家機器是迫不得已時控制民眾的方式，代價最小的方式是，讓民眾自覺服從，自覺奉獻。怎樣才能讓民眾自覺接受控制呢？
灌輸集體主義思想，比如，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它可以讓每個人為一個抽象的、淩駕於所有人之上目標而自覺犧牲。在專制社會，“國家”是神聖高尚的代名詞，它不是由具體的、充滿各種錯誤的人組成，或者說，在專制社會，“國家”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神，它獨一無二，它永遠正確，它值得所有的人都為之犧牲。似乎所有人都犧牲了，“國家”依然存在。在專制社會裏，“國家”就是這樣一個不依賴於個體而獨立存在的怪物。
“國家”這個怪物是要喝血的，它必須把所有的血肉之軀吸幹才能生存。吸幹後，人變成了工具、變成了螺絲釘，變成了永垂不朽。這樣做的道理很簡單，既然，集體高於一切，國家高於一切，那麼作為個體的人，只能服從於它，為它而生、為它而死。在納粹德國，他們的國歌名叫《德意志高於一切》，他們的婦女是為德國生產優良後代的工具，科學被“看作是增進國家榮譽的一種工具”（《我的奮鬥》），教育的目的“是把青年鍛煉成一副有用的工具”（《我的奮鬥》）。而在另外一些專制國家不把人說成工具，而說成“螺絲釘”，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有用之才”，這個“才”，其實就是一個通假字，它通鋼材、木材的“材”。在專制國家，教育從沒被看作公民個體自我發育、自我發展的需要，總是被看作“某某偉大事業的需要”，曾經流行的一句話，很好的詮釋了這種工具性的“偉大需要”：革命同志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專制國家可以培養火箭專家、導彈專家等，但永遠不會培養具有獨立情操和自由思想的人，這與他們國家的性質不相容。
工具是沒有個體意志的，它最大的特點是可以被任意操縱和控制，所以，自古以來所有的專制主義者都熱衷與把人變成工具，而把人變成工具最順手的工具是集體主義。在集體主義情景下，產生了一個特定的道德體系，在這個體系下，它不讓個人的良心自由地運用它自己的規則，甚至也沒有個人在任何環境中都必須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規則，即道德底線，換句話說，在集體主義道德體系下，人沒有道德底線，有的只是國家利益和組織原則。納粹可以一邊彈鋼琴一邊屠殺猶太人，恐怖分子可以一邊放輕音樂，一邊把人質的頭顱割下來，之所以他們內心不衝突，是因為他們堅信，國家利益或者集體利益需要他們這樣去做。
“講不講組織原則”，是這個體系下最重要的道德標準，所以，原則壓倒良心、壓倒人性是符合集體主義道德規範的。對於原則壓倒良心或者扭曲人性的選擇，他們往往給予的評價是“組織性強”或者“識大局、顧大體”。文化大革命時期，那麼多丈夫揭發妻子、妻子背叛丈夫、朋友互相出賣的人，之所以沒有道德上的恥辱感，是因為他們心中有一種更大的道德－－組織至上、集體至上。
集體主義對社會的消極影響，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於是，專制統治有了堂而皇之的思想基礎。這個基礎之可怕，並不僅僅在於相信的人多，而在於信念堅定者往往是那些執著而富於犧牲精神的人，這些正直的人們把集體主義等同於大公無私，以為自己做出犧牲，把自己的部分權利讓度出來，是在增進集體的利益。果真如此嗎？
事實上，集體主義是少數人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我們從小就習慣了被教育，要求我們“個人服從集體”，或者要有“集體意識”。這種教育隱含著如下內容：即使個人利益是合理的，如果與集體利益發生了衝突，也應該放棄，否則，就是個人主義或者本位主義。這就意味著集體權利優先於個人權利，這種優先地位的是怎樣奠定的呢？
有個小故事，講的是一家四個小孩一起看電視，其中一個小孩想看足球，其他三個小孩想看動畫片，於是爭執起來，最後，媽媽從廚房裏出來評理，媽媽批評了想看足球的小孩，“你太自私了。你一個人想看足球，而他們三個想看動畫片，你應該遷就大家”。小孩很委屈，問他媽媽“為什麼我一個人的自私叫自私，他們三個的自私就不是自私呢？”
小孩言外之意就是，既然大家都是自私，三個人的自私為什麼要優先於我一個人的自私？這一反問，問到了集體主義的要害上：集體的正當權利憑什麼一定要優先於個人的正當權利？這種不平等的依據在哪里？
顯然，集體優先的合法性不是源於集體權利比個人更加正當、合理，而是源於人數的多寡。這種不平等的優先權一旦被認定，就常常出現，以集體名義侵害個人正當權利的事情，比如，強制拆遷往往以整個城市規劃的需要為名，迫使個人放棄合法權利，這是集體主義轉化為專制思維的具體表現。而西方國家在拆遷時，之所以尊重個人產權，“風可進，雨可進，就是國家不能進”，其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即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平等，集體或者國家無權要求個人犧牲其合法權利以滿足集體需要。
當我們被要求放棄自己的權利滿足集體的需要時，除了要問，集體和個體不平等的依據是什麼外，我們還要問，我們讓度出來的利益都到哪里去了？這是經不起追問的。
姑且不說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先說言論思想。作為普通公民，我們每個人都放棄了一部分言論和思想的權利，在批評方面，有些話只能點到為止，有些話根本不能說。那麼，我們讓度出去的這些權利到哪里去了？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現象，權力越大的人，越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到了毛澤東這個級別，他幾乎可以表達任何觀點，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他是全中國，不，乃至於全世界最自由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可見，我們讓度出去的自由造就出了少數人極大的自由。這就是集體主義最大的真相－－集體主義是少數人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
所以波普得出結論：“封閉社會是一個集體主義社會，是人治的社會，烏托邦的社會……而開放社會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其變化和進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體的、全盤的。”（《開放的社會極其敵人》）。儘管有波普的言論為個人主義助威，但並不能說服人們放棄以下的看法：一、個人主義缺乏凝聚力。二、個人主義形態下公民責任意識淡薄，缺乏自我犧牲的精神。
關於凝聚力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在一定歷史階段，集體主義造成的凝聚力非常強大，以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為例，與個人主義的美國相比，其凝聚力有如下特點：形成迅速、影響範圍廣（在國內各階層），能量大。其凝聚力的極端表現是納粹的戰爭獲得了90%以上民眾支持，甚至連哲學家海德格爾也支持納粹，而日本則以神風特攻隊和“一億玉碎”的犧牲精神表現出來。
但這種凝聚力最大的缺陷是，把人當零件，隨意差譴，人一旦覺醒，凝聚力容易變成受騙後的絕望和沉淪。遠的不說，文化大革命時，我們的凝聚力是多麼強大，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聲音，然而，人一旦清醒，人們不但躲避偽崇高，甚至也躲避崇高，世俗主義、尼Q主義迅速佔據了人的心靈空間。
個人主義社會所造成的凝聚力，往往是漸進的，是走兩步退一步的，因為，個人主義不是不要個體為群體服務和作出貢獻，而是認為，為群體服務和作出貢獻時的身份不應該是"部件"、奴僕甚至奴隸，而應當是具有獨立身份、權利和價值的個人，所以，個體處於獨立思考狀態，於是，凝聚力的來勢比較溫和，但是持久而堅韌。這或閉O美國是個人主義最盛行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凝聚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的原因。
關於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的問題。必須承認，集體主義潛含著責任和犧牲的可能性，反之，個人主義潛含走向自我中心，不顧責任和義務的極端化的可能性。從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已經表現出這兩種可能性。就個人主義而言，從14世紀，人們在簡瑹坅堹姥蘄ㄘM追求個人幸福的同時，自私自利追求個人享樂成了文藝復興的副產品。18、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對此進行了無情的鞭撻，一系列吝嗇鬼形象凸現了個人主義對人類美德的衝擊。
真正的個人主義主張權利與義務、自由與責任的對等，在對自己負責的同時，對他人、社會也負起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從這裏我們看出，在個人主義的實踐層面，存在溫和的個人主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哈耶克稱之為“真個人主義”（英美）和“假個人主義（法德）兩者的區別在於，溫和的個人主義把個人權利和社會責任結合在一起，兩者處於平等地位，在美國，甘迺迪也曾號召美國人“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極端的個人主義則只考慮個人利益，完全不顧他人利益，就象托克維爾所說，“個人主義首先使公德的源泉乾涸。但是，久而久之，個人主義也會打擊和破壞其他一切美德，最後淪為利己主義” （《論美國的民主》）。事實上，極端的個人主義已經不是個人主義，是反個人主義的專制思想，盧梭所宣導的法式個人主義最終導致了暴政，就正如極端民主不是民主而是專制一樣。民主不是完美的制度，個人主義也不是完美的，只不過，從人類目前已有經驗來看，個人主義的弊病比集體主義少而已。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洛克、孟德維爾、哈耶克等用學術語言做了闡述，比如，哈耶克總結說，“真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理解社會生活的理論，同時也是一套社會行為規範”。我沒有那麼高的水準，只能對此作一點通俗的闡釋：
一、個人主義首先是秩序和限制。個人主義鼓勵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以不損害他人或者集體利益為前提。不僅如此，個人主義恰恰十分尊重別人的權利，比如在公共場小聲講話不妨礙他人，不隨意破壞環境衛生等等。個人主義肯定強制力量存在的必要性，但強調要把國家權力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強調社會中應有約束它們的其他力量，並希望把它的權力減少到最低程度。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小政府”思想。凡認為個人主義就是為所欲為者，都是對個人主義的栽贓。
二、 人主義允野D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是否承認人有主觀上追求自己利益的權利，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一大區別。個人主義充分考慮了人性惡的存在，個人主義容忍人性惡，但不等於讚賞人性惡，而是主張通過某種途徑，譬如，市場、選舉等，將私惡轉化為公益。
三、 人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人類理性和利益固有的局限性。正因為意識到了人類的局限，所以，個人主義要求限制國家的權力而尊重、提倡自願協作。集體主義則對人類的知識和理性充滿了自負，聲稱自己的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聲稱自己已經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人們剩下的事情就是服從領袖，服從安排，因為領袖就是掌握了社會規律的人。
可見，前者把生活習慣當成可以批判地思考的物件；而後者的生活習慣是一種自負的、非理性的態度，反對變化，充滿了禁忌；前者的的成員在整體中的地位是變化和可交換的，它們之間存在競爭的關係。而後者成員象一個有機體的器官或細胞，每個單元的位置和弁酮O不變的，有的是可以思考、發號施令的大腦，有的只是聽從命令、辛勤勞作的手或腳。
如果我們把個人主義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考慮，我們會發現這樣一條路徑：個人主義－－意識到人類的局限－－主張“零星社會工程”－－自發秩序的擴展－－憲政民主；反之，集體主義走下去則產生另一條道路：集體主義－－理性自負－－主張設計完美社會（如共產主義）－－主張“整體社會工程”－－計畫和控制的發展－－專制獨裁。
所以，我們說集體主義是專制的基礎，個人主義是民主的前提。《獨立宣言》譯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強調人有自由的權利、生命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都是指個人，而不是指國家或政府。但要獲得這些自由權利，需要我們付出和犧牲，尤其需要勇氣，就象古希臘偉大的政治家、民主主義者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禮演說中所說：“幸福是自由的果實，而自由則是勇氣的果實”。
——轉自網絡，作者為中國教師
200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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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
[自由時報]
[2008-05-17 23:56:27]
李筱峰專欄／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 看司法拍馬、媒體造神 馬英九就要上任總統了，環顧其周遭，奉屁的奉屁，拍馬的拍馬，諂媚的諂媚，大有「全民擁戴，萬眾一心」之態。不過我一位藍營朋友卻很知趣地告訴我：「接下來就要看馬和本黨開始出醜了！」我說不會。所謂「不會」，不是馬（及其集團）不會有出醜言行，而是一旦有出醜的言行或弊端，自然有媒體替他粉飾太平，也自然有司法替他網開一面。從此「天縱英明」的領袖又要誕生矣！其實馬英九的「英明」絕對不是「天縱」的，而是「司法」與「媒體」縱的。談起司法，先從中國古代的「法治」說起。中國學者費孝通在《皇權與紳權》書中有這樣一段敘述中國傳統法治的話：「一切人都得在法律之內。商鞅實驗著這理論而且有了成效。可是他有一小點疏忽，有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那就是天子。…如果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的拘束，整個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可能成為無可抵禦的老虎了。」其實這個「沒有收入法律之內」的天子，是以法律做為統治的工具，即所謂Rule by law，自然不受法律約束。費孝通又說：「天縱神明是不可能錯的，官僚成了替罪羊。」天子既然不能有錯，萬一真的有錯，只好下臣頂罪，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台灣的法治，理論上應是民主國家的法治（Rule of law），可是我們的司法卻讓「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所以馬英九把屬於公款的特支費存入私人帳戶竟然可以沒事，連愛犬馬小九都可以分享特支費，卻讓屬下余文頂罪，而自己依然可以逍遙法外，這不是古代「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現代版嗎？中國古代司法還有一套妙招用來控制官僚，即所謂Control by corruption：平常縱容官場發展出一套陋規，行之多年而不追究（此即所謂「歷史共業」），平常官員乖乖聽話（或同流合污），就任其在陋規中得利苟存，一旦發現此人不中意（或不再同流合污），就以其先前犯的陋規進行整肅。最近，「法院是國民黨開的」的司法界，選擇在綠色執政即將結束之前，拿綠營多位行政首長的特支費來開刀，又是古今輝映的例子。而且這種Control by corruption的手法，必定是選擇性辦案。所以馬英九的特支費問題，情節不比人輕，可以無罪；對付綠營的人卻窮追猛打到底。古人說「刑不上大夫」，今天的司法則是「刑不上馬公」，甚至出現「刑不上藍營政客」。說到媒體對馬英九的愛戴，大家有目共睹，舉一範例：扁政府剛上台時不幸發生八掌溪救難失敗情事，這個原屬地方救難的事，媒體竟然無限上綱扯到阿扁總統救難無能「草菅人命」，三餐兼消夜不斷播放醜化，經年不停；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發生納莉颱風，淹死的人數更多，媒體僅播數天即消音，地方首長的馬市長一點責任都沒有。現在馬英九當上總統了，媒體的拍馬更見其功了。連小馬哥幼稚園的「聰明睿智」的相片也出現了。乾脆我幫你再編個故事吧：話說馬總統從小就到河邊去看魚，不，魚給蔣公看去了，我們改看螞蟻好了。話說小馬哥看到一群螞蟻正在合力搬運東西，他領悟到我們全體同胞（不知有無包括蒙古、西藏）都應該團結一致，發憤圖強。偉人自小就這麼厲害，真是「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乾脆讓我們再歌頌個夠吧─聖之時者！與天地參！聖神天縱！聖集大成！德齊幬載！奉天承運！萬歲萬歲！萬萬歲！（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5359
在中國，個人主義等於自私自利，集體主義等於高尚無私。從小到大，我們就被灌輸這樣的信條，並在一些有意識組織的集體活動中感受到了崇高，從而在實踐上和感性上鞏固了這一認識。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母、我的所有中小學老師、絕大部分大學老師，基本上都重複著相同的話，於是，這種信念逐漸化成了我們的血液，融進了我們的靈魂。
除非不遇到合適的機會，一旦遇到，一顆集體主義的火星就會點燃我們內心潛伏著崇高，讓我們在一個集體、一個目標、一種步伐所造成的強大力量中眩暈和快感。前幾天，我看了一部納粹紀錄片《意志的勝利》，瞬間我就被裏面的情景點燃了。在紐倫堡希特勒青年團的露營地，所有的青年人過著一種健康、純潔、充滿朝氣的集體生活。成千上萬的帳篷象棋盤一樣整齊的排列，清晨，在號聲和鼓聲中他們一起起床，成千上萬的青年赤裸著上身走出各自的帳篷，在一望無際的水龍頭前，使用集體發的洗漱用品，然後擦皮鞋、刮鬍子。有的象兄弟一般互相擦洗、互相梳頭，髮型整齊得象同一個理髮師的作品。在歡聲笑語中，青年人們互相用冷水刺激對方。洗漱完畢後，他們穿上統一的制服開始勞動，每個人臉上都充滿了自信，仿佛他們正從事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崇高的事業，他們因自己置身於一個偉大的集體中而驕傲。在勞動的間隙，有的給親人寫信敍述自己的感受，有的圍成圈摔跤、有的把隊友當成馬騎與對方進行著騎士的較量……在這裏，青春和熱情氾濫得一塌糊塗。
在柏林街頭，當穿著黑色制服的武裝黨衛軍第一裝甲師方陣，在納粹軍樂聲出現在數十萬夾道歡迎的德國群眾面前時，征服了所有目睹這一切的人，婦女的尖叫、兒童的追逐、男人們熱痊梐答熔晰A構成了一副名叫《意志的力量》的畫面。閃亮皮靴、黨衛軍特有的骷髒郅x、一張張年輕而冷酷的面孔，機械一般精確整齊的步伐，把集體主義鑄就成了一粒粒子彈，瞬間擊中了我們的心臟，使我們麻痹，繼而大腦停止了工作。只剩下一種感覺－－沉醉，只產生一個衝動－－加入，只追求一個目標－－強大。
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傑出的集體主義的宣傳片。它比那些抽象的道德說教更具體，比那些具體的文字更直觀，比所有類似的影視作品更宏大、更真實。這部片子最成左漱@點就是，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了集體主義的魅力，讓我們體會到集體主義之所以被人接受，不僅僅是利他主義的道德自律，更是因為集體主義本身具有麻醉品一般的誘惑力，人一旦嘗試，欲罷不能。這部電影徹底喚醒了我作為少先隊中隊長參加國慶遊行時自豪而偉大的感覺。
我今年37歲，經歷了一些生活中的沉浮，不再輕易地衝動，不再相信名詞，但依然被一部充滿了集體主義思想的片子所打動，因此，我知道做這個講座有多麼艱難，要避免那些與我有著類似感受的人們的反詰有多麼不現實。首先，我要說的是，我尊重大家在感情上對我這個講座的排斥，因為對集體主義的眷戀之情源於我們過去對烏托邦理想的一種高尚追求；其次，我要說，情感排斥不等於我們可以置事實與理性不顧。
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集體主義是極權和專制的前提，個人主義則是民主的基礎。集體主義認為：人的本性是由社會決定的，個人隸屬於集體，集體高於個人之上，個人的需求和目標應該服從集體的需要，並且個人應隨時準備為集體犧牲個人的需要和目標。集體主義的以上內涵，在我們看來天經地義，那為什麼我們要說集體主義和專制有血緣關係呢？
對任何一個專制社會來說，控制與服從是他們鞏固政權共同的法寶。一個人或者少數人怎樣才能控制住數量比他們大千百倍的民眾呢？僅僅靠軍隊、法庭、監獄這些國家機器是不夠的，或者說國家機器是迫不得已時控制民眾的方式，代價最小的方式是，讓民眾自覺服從，自覺奉獻。怎樣才能讓民眾自覺接受控制呢？
灌輸集體主義思想，比如，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它可以讓每個人為一個抽象的、淩駕於所有人之上目標而自覺犧牲。在專制社會，“國家”是神聖高尚的代名詞，它不是由具體的、充滿各種錯誤的人組成，或者說，在專制社會，“國家”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神，它獨一無二，它永遠正確，它值得所有的人都為之犧牲。似乎所有人都犧牲了，“國家”依然存在。在專制社會裏，“國家”就是這樣一個不依賴於個體而獨立存在的怪物。
“國家”這個怪物是要喝血的，它必須把所有的血肉之軀吸幹才能生存。吸幹後，人變成了工具、變成了螺絲釘，變成了永垂不朽。這樣做的道理很簡單，既然，集體高於一切，國家高於一切，那麼作為個體的人，只能服從於它，為它而生、為它而死。在納粹德國，他們的國歌名叫《德意志高於一切》，他們的婦女是為德國生產優良後代的工具，科學被“看作是增進國家榮譽的一種工具”（《我的奮鬥》），教育的目的“是把青年鍛煉成一副有用的工具”（《我的奮鬥》）。而在另外一些專制國家不把人說成工具，而說成“螺絲釘”，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有用之才”，這個“才”，其實就是一個通假字，它通鋼材、木材的“材”。在專制國家，教育從沒被看作公民個體自我發育、自我發展的需要，總是被看作“某某偉大事業的需要”，曾經流行的一句話，很好的詮釋了這種工具性的“偉大需要”：革命同志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專制國家可以培養火箭專家、導彈專家等，但永遠不會培養具有獨立情操和自由思想的人，這與他們國家的性質不相容。
工具是沒有個體意志的，它最大的特點是可以被任意操縱和控制，所以，自古以來所有的專制主義者都熱衷與把人變成工具，而把人變成工具最順手的工具是集體主義。在集體主義情景下，產生了一個特定的道德體系，在這個體系下，它不讓個人的良心自由地運用它自己的規則，甚至也沒有個人在任何環境中都必須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規則，即道德底線，換句話說，在集體主義道德體系下，人沒有道德底線，有的只是國家利益和組織原則。納粹可以一邊彈鋼琴一邊屠殺猶太人，恐怖分子可以一邊放輕音樂，一邊把人質的頭顱割下來，之所以他們內心不衝突，是因為他們堅信，國家利益或者集體利益需要他們這樣去做。
“講不講組織原則”，是這個體系下最重要的道德標準，所以，原則壓倒良心、壓倒人性是符合集體主義道德規範的。對於原則壓倒良心或者扭曲人性的選擇，他們往往給予的評價是“組織性強”或者“識大局、顧大體”。文化大革命時期，那麼多丈夫揭發妻子、妻子背叛丈夫、朋友互相出賣的人，之所以沒有道德上的恥辱感，是因為他們心中有一種更大的道德－－組織至上、集體至上。
集體主義對社會的消極影響，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於是，專制統治有了堂而皇之的思想基礎。這個基礎之可怕，並不僅僅在於相信的人多，而在於信念堅定者往往是那些執著而富於犧牲精神的人，這些正直的人們把集體主義等同於大公無私，以為自己做出犧牲，把自己的部分權利讓度出來，是在增進集體的利益。果真如此嗎？
事實上，集體主義是少數人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我們從小就習慣了被教育，要求我們“個人服從集體”，或者要有“集體意識”。這種教育隱含著如下內容：即使個人利益是合理的，如果與集體利益發生了衝突，也應該放棄，否則，就是個人主義或者本位主義。這就意味著集體權利優先於個人權利，這種優先地位的是怎樣奠定的呢？
有個小故事，講的是一家四個小孩一起看電視，其中一個小孩想看足球，其他三個小孩想看動畫片，於是爭執起來，最後，媽媽從廚房裏出來評理，媽媽批評了想看足球的小孩，“你太自私了。你一個人想看足球，而他們三個想看動畫片，你應該遷就大家”。小孩很委屈，問他媽媽“為什麼我一個人的自私叫自私，他們三個的自私就不是自私呢？”
小孩言外之意就是，既然大家都是自私，三個人的自私為什麼要優先於我一個人的自私？這一反問，問到了集體主義的要害上：集體的正當權利憑什麼一定要優先於個人的正當權利？這種不平等的依據在哪里？
顯然，集體優先的合法性不是源於集體權利比個人更加正當、合理，而是源於人數的多寡。這種不平等的優先權一旦被認定，就常常出現，以集體名義侵害個人正當權利的事情，比如，強制拆遷往往以整個城市規劃的需要為名，迫使個人放棄合法權利，這是集體主義轉化為專制思維的具體表現。而西方國家在拆遷時，之所以尊重個人產權，“風可進，雨可進，就是國家不能進”，其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即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平等，集體或者國家無權要求個人犧牲其合法權利以滿足集體需要。
當我們被要求放棄自己的權利滿足集體的需要時，除了要問，集體和個體不平等的依據是什麼外，我們還要問，我們讓度出來的利益都到哪里去了？這是經不起追問的。
姑且不說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先說言論思想。作為普通公民，我們每個人都放棄了一部分言論和思想的權利，在批評方面，有些話只能點到為止，有些話根本不能說。那麼，我們讓度出去的這些權利到哪里去了？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現象，權力越大的人，越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到了毛澤東這個級別，他幾乎可以表達任何觀點，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他是全中國，不，乃至於全世界最自由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可見，我們讓度出去的自由造就出了少數人極大的自由。這就是集體主義最大的真相－－集體主義是少數人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
所以波普得出結論：“封閉社會是一個集體主義社會，是人治的社會，烏托邦的社會……而開放社會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其變化和進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體的、全盤的。”（《開放的社會極其敵人》）。儘管有波普的言論為個人主義助威，但並不能說服人們放棄以下的看法：一、個人主義缺乏凝聚力。二、個人主義形態下公民責任意識淡薄，缺乏自我犧牲的精神。
關於凝聚力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在一定歷史階段，集體主義造成的凝聚力非常強大，以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為例，與個人主義的美國相比，其凝聚力有如下特點：形成迅速、影響範圍廣（在國內各階層），能量大。其凝聚力的極端表現是納粹的戰爭獲得了90%以上民眾支持，甚至連哲學家海德格爾也支持納粹，而日本則以神風特攻隊和“一億玉碎”的犧牲精神表現出來。
但這種凝聚力最大的缺陷是，把人當零件，隨意差譴，人一旦覺醒，凝聚力容易變成受騙後的絕望和沉淪。遠的不說，文化大革命時，我們的凝聚力是多麼強大，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聲音，然而，人一旦清醒，人們不但躲避偽崇高，甚至也躲避崇高，世俗主義、尼Q主義迅速佔據了人的心靈空間。
個人主義社會所造成的凝聚力，往往是漸進的，是走兩步退一步的，因為，個人主義不是不要個體為群體服務和作出貢獻，而是認為，為群體服務和作出貢獻時的身份不應該是"部件"、奴僕甚至奴隸，而應當是具有獨立身份、權利和價值的個人，所以，個體處於獨立思考狀態，於是，凝聚力的來勢比較溫和，但是持久而堅韌。這或閉O美國是個人主義最盛行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凝聚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的原因。
關於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的問題。必須承認，集體主義潛含著責任和犧牲的可能性，反之，個人主義潛含走向自我中心，不顧責任和義務的極端化的可能性。從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已經表現出這兩種可能性。就個人主義而言，從14世紀，人們在簡瑹坅堹姥蘄ㄘM追求個人幸福的同時，自私自利追求個人享樂成了文藝復興的副產品。18、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對此進行了無情的鞭撻，一系列吝嗇鬼形象凸現了個人主義對人類美德的衝擊。
真正的個人主義主張權利與義務、自由與責任的對等，在對自己負責的同時，對他人、社會也負起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從這裏我們看出，在個人主義的實踐層面，存在溫和的個人主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哈耶克稱之為“真個人主義”（英美）和“假個人主義（法德）兩者的區別在於，溫和的個人主義把個人權利和社會責任結合在一起，兩者處於平等地位，在美國，甘迺迪也曾號召美國人“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極端的個人主義則只考慮個人利益，完全不顧他人利益，就象托克維爾所說，“個人主義首先使公德的源泉乾涸。但是，久而久之，個人主義也會打擊和破壞其他一切美德，最後淪為利己主義” （《論美國的民主》）。事實上，極端的個人主義已經不是個人主義，是反個人主義的專制思想，盧梭所宣導的法式個人主義最終導致了暴政，就正如極端民主不是民主而是專制一樣。民主不是完美的制度，個人主義也不是完美的，只不過，從人類目前已有經驗來看，個人主義的弊病比集體主義少而已。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洛克、孟德維爾、哈耶克等用學術語言做了闡述，比如，哈耶克總結說，“真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理解社會生活的理論，同時也是一套社會行為規範”。我沒有那麼高的水準，只能對此作一點通俗的闡釋：
一、個人主義首先是秩序和限制。個人主義鼓勵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以不損害他人或者集體利益為前提。不僅如此，個人主義恰恰十分尊重別人的權利，比如在公共場小聲講話不妨礙他人，不隨意破壞環境衛生等等。個人主義肯定強制力量存在的必要性，但強調要把國家權力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強調社會中應有約束它們的其他力量，並希望把它的權力減少到最低程度。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小政府”思想。凡認為個人主義就是為所欲為者，都是對個人主義的栽贓。
二、 人主義允野D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是否承認人有主觀上追求自己利益的權利，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一大區別。個人主義充分考慮了人性惡的存在，個人主義容忍人性惡，但不等於讚賞人性惡，而是主張通過某種途徑，譬如，市場、選舉等，將私惡轉化為公益。
三、 人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人類理性和利益固有的局限性。正因為意識到了人類的局限，所以，個人主義要求限制國家的權力而尊重、提倡自願協作。集體主義則對人類的知識和理性充滿了自負，聲稱自己的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聲稱自己已經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人們剩下的事情就是服從領袖，服從安排，因為領袖就是掌握了社會規律的人。
可見，前者把生活習慣當成可以批判地思考的物件；而後者的生活習慣是一種自負的、非理性的態度，反對變化，充滿了禁忌；前者的的成員在整體中的地位是變化和可交換的，它們之間存在競爭的關係。而後者成員象一個有機體的器官或細胞，每個單元的位置和弁酮O不變的，有的是可以思考、發號施令的大腦，有的只是聽從命令、辛勤勞作的手或腳。
如果我們把個人主義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考慮，我們會發現這樣一條路徑：個人主義－－意識到人類的局限－－主張“零星社會工程”－－自發秩序的擴展－－憲政民主；反之，集體主義走下去則產生另一條道路：集體主義－－理性自負－－主張設計完美社會（如共產主義）－－主張“整體社會工程”－－計畫和控制的發展－－專制獨裁。
所以，我們說集體主義是專制的基礎，個人主義是民主的前提。《獨立宣言》譯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強調人有自由的權利、生命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都是指個人，而不是指國家或政府。但要獲得這些自由權利，需要我們付出和犧牲，尤其需要勇氣，就象古希臘偉大的政治家、民主主義者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禮演說中所說：“幸福是自由的果實，而自由則是勇氣的果實”。
——轉自網絡，作者為中國教師
200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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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
[自由時報]
[2008-05-17 23:56:27]
李筱峰專欄／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 看司法拍馬、媒體造神 馬英九就要上任總統了，環顧其周遭，奉屁的奉屁，拍馬的拍馬，諂媚的諂媚，大有「全民擁戴，萬眾一心」之態。不過我一位藍營朋友卻很知趣地告訴我：「接下來就要看馬和本黨開始出醜了！」我說不會。所謂「不會」，不是馬（及其集團）不會有出醜言行，而是一旦有出醜的言行或弊端，自然有媒體替他粉飾太平，也自然有司法替他網開一面。從此「天縱英明」的領袖又要誕生矣！其實馬英九的「英明」絕對不是「天縱」的，而是「司法」與「媒體」縱的。談起司法，先從中國古代的「法治」說起。中國學者費孝通在《皇權與紳權》書中有這樣一段敘述中國傳統法治的話：「一切人都得在法律之內。商鞅實驗著這理論而且有了成效。可是他有一小點疏忽，有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那就是天子。…如果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的拘束，整個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可能成為無可抵禦的老虎了。」其實這個「沒有收入法律之內」的天子，是以法律做為統治的工具，即所謂Rule by law，自然不受法律約束。費孝通又說：「天縱神明是不可能錯的，官僚成了替罪羊。」天子既然不能有錯，萬一真的有錯，只好下臣頂罪，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台灣的法治，理論上應是民主國家的法治（Rule of law），可是我們的司法卻讓「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所以馬英九把屬於公款的特支費存入私人帳戶竟然可以沒事，連愛犬馬小九都可以分享特支費，卻讓屬下余文頂罪，而自己依然可以逍遙法外，這不是古代「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現代版嗎？中國古代司法還有一套妙招用來控制官僚，即所謂Control by corruption：平常縱容官場發展出一套陋規，行之多年而不追究（此即所謂「歷史共業」），平常官員乖乖聽話（或同流合污），就任其在陋規中得利苟存，一旦發現此人不中意（或不再同流合污），就以其先前犯的陋規進行整肅。最近，「法院是國民黨開的」的司法界，選擇在綠色執政即將結束之前，拿綠營多位行政首長的特支費來開刀，又是古今輝映的例子。而且這種Control by corruption的手法，必定是選擇性辦案。所以馬英九的特支費問題，情節不比人輕，可以無罪；對付綠營的人卻窮追猛打到底。古人說「刑不上大夫」，今天的司法則是「刑不上馬公」，甚至出現「刑不上藍營政客」。說到媒體對馬英九的愛戴，大家有目共睹，舉一範例：扁政府剛上台時不幸發生八掌溪救難失敗情事，這個原屬地方救難的事，媒體竟然無限上綱扯到阿扁總統救難無能「草菅人命」，三餐兼消夜不斷播放醜化，經年不停；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發生納莉颱風，淹死的人數更多，媒體僅播數天即消音，地方首長的馬市長一點責任都沒有。現在馬英九當上總統了，媒體的拍馬更見其功了。連小馬哥幼稚園的「聰明睿智」的相片也出現了。乾脆我幫你再編個故事吧：話說馬總統從小就到河邊去看魚，不，魚給蔣公看去了，我們改看螞蟻好了。話說小馬哥看到一群螞蟻正在合力搬運東西，他領悟到我們全體同胞（不知有無包括蒙古、西藏）都應該團結一致，發憤圖強。偉人自小就這麼厲害，真是「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乾脆讓我們再歌頌個夠吧─聖之時者！與天地參！聖神天縱！聖集大成！德齊幬載！奉天承運！萬歲萬歲！萬萬歲！（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5359
觀點-18
中共腐敗政府是「震中」——比較唐山和四川地震和救援
曹長青
四川汶川5. 12大地震，幾萬人死亡，震動中外。中國在七十年代曾發生唐山大地震，24萬人喪生。32年間這兩場大地震，有很多相同性，通過比較，人們可以看出中國的進步和落後。
首先，兩次地震都是7.8級，當於400個投到廣島的原子彈破壞力，屬於強級地震。但對這兩次地震，中國地震局都沒有事先做出警報，完全在狀況外。雖說地震是天災，準確預報很不易，但在發生過邢台、唐山等大地震，中國又處於地震帶的情況下，有關部門更應致力地震研究和預測。但對這兩次大地震，「吃地震飯」的中國專家和官員顯然全都「失職」。
第二，震前都發生自然界反常現象，但都沒被重視。在第一時間到唐山地震現場採訪的《解放軍報》記者錢鋼在其所著《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描述，在地震前夕，自然界出現很多「異常現象」﹕唐山附近的沿海漁場，魚兒像是瘋了，紛紛上浮、翻白，極易捕捉；大白天，蝙蝠滿院子飛；蜻蜓像蝗蟲般以百米的寬度飛行；棉花地老鼠成片倉皇奔竄；黃鼠狼結隊向村內大轉移……
在這次四川大地震前夕，也有類似現象﹕震前兩天，綿竹市出現數十萬蟾蜍爬上馬路大遷徙（綿竹離震中汶川只有幾十公里）。不僅四川，江蘇的江都、泰州、常熟等地，都出現過數萬蟾蜍群移的反常現象。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後來也說，唐山「地震前已出現異常現象也是事實」。但既然已有「前唐之鑒」，中國地震局的官僚們卻對四川的「異常」習以為常，根本沒予重視。
第三，震前都有報警，但都被忽視。唐山人張慶洲經過長期調查，於2000年寫出20萬字《唐山大地震漏報真相》專著（後改名《唐山警世錄》，目前仍被中宣部列為禁書，因擔心民衆知道內情）。該書引用中國地震局資料證實，在唐山地震前22天之內，地震專家汪成民等做出過多達9次（！）的預警報告，但由於中國當時正處於批鄧反孔運動（當年初周恩來去世，鄧小平被打倒），「國家地震局沒人敢向中央彙報震情預報」；所有預警報告都被壓住沒上報（唐山地震六週後毛去世）。甚至在震前14天，唐山當地的地震科研小組成員田金武還當著來自全國參加地震考察會議的百名官員和專家「鄭重發出地震警報：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區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有可能達到8級。」但這一切都是「說了白說」，那是一個政治壓倒一切的時代。
而距唐山一百多公里的青龍縣，當年雖震倒18萬間房屋，但全縣47萬人無一死亡，就因當地縣領導得到汪成民等地震專家的警示，做出了防震準備。
2005年底，在距唐山大地震近30週年之際，中國國家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在回答媒體提問時公開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但這輕描淡寫的九個字背後，是24萬人死亡，70萬人受傷，7千個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絕戶，7千多個丈夫失去妻子、8千多個妻子失去了丈夫！
這次四川大地震，之前也有警訊。在震前9天，四川民間就有將發生地震的傳言，民眾打電話給當地防震局要求採取措施，可能是由於很多自然界的異常現象令人想起唐山大地震。但四川的地震部門不去深入研究和採證，卻馬上指這是「謠言」，並要追查謠源，還在四川省政府網上發佈「避謠」公告。但在地震真的發生之後，省政府的網上「避謠」公告卻馬上被刪除了。
另一個反常現象是，汶川大地震發生12分鐘之後，英國路透社就引用美國地震報告說，四川發生了7.9級地震。而中國新華社在地震發生28分鐘、即近半小時後才公佈說，四川發生了7.6級地震（後來修訂為7.8級）。如果說對地震不能事先預報，但地震發生之後，中國政府為什麼在第一時間隱而不報？而且連地震級別都「弄不清楚」、還再改動？這裡面到底是什麼原因，是不是也像唐山大地震一樣有政治因素？這無法不令人質疑。唐山地震的漏報，是在事件發生十年後、錢鋼的採訪錄《唐山大地震》問世（1986年）才有所披露；直到事件發生29年後、張慶洲的調查性專著《唐山警示錄》問世（2005年）才揭出真相。而今天的四川大地震，不知還要等多少年，世人才能知道真正的內幕。
第四，兩次大地震後的政府救援都是低效、無能。錢鋼在《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感嘆說，早在公元132年，中國東漢時期的張衡就研製出人類第一台地震儀，能測出地震方向。可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時，中國的地震官員們卻無法知道「震中」在哪裡，只得用最原始方式，派人出去尋找。最後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幾個倖存者正開車向北京報警，再加上北京電信局說，往唐山的電話全都打不通，才確定「震中」是唐山。這時距唐山地震已有二個半小時之久。也就是說，至少在唐山地震後的150分鐘之內，這個災難城市，沒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和信息。
確定唐山是震中後，北京高層馬上派軍隊去唐山救援。可是趕去的部隊完全沒有地震救災經驗，沒有帶起重機、電焊、切割機等必要的大型救援設備。直到地震發生十天（！）之後，才調進去吊車等。在地震後長達200多個小時之內，無數被夾在石板或重物之下的倖存者，都眼睜睜地死了。錢鋼在採訪時發現，一個營有三分之二的戰士指甲全部剝落，雙手血肉模糊。因很多時候都是用手扒廢墟救人。當時的悲哀、緊急氣氛可想而知，但當官的沒有專業知識導致的決策錯誤，多少雙手致殘，也扒不回來那些生命了！
而這次四川地震，中國政府派去的救援軍隊，從媒體畫面可以看到，仍是缺乏大型機器，大部份救災人員仍是徒手救人，和當年一樣完全沒有地震救災經驗。中國有過邢台、唐山等多次大地震，救災部隊需要帶吊車、電鋸、電焊切割機等大型機械，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識，但北京當局顯然沒有認真做救援操練和準備。溫家寶指揮的「救災」，仍和當年四人幫一個水平！
但和當年不同的是，據錢鋼書中的描述，在唐山地震的第一時間，北京高層就要求負責國防的副總理陳錫聯報出「一連串野戰軍的番號和駐地」，調動了十萬軍隊去救災。什麼「摩托化軍」、裝甲師、尖刀連等都用上了，十萬野戰軍從四面八方「火速」向唐山進軍，儼然像打一場大戰。
而這次四川大地震，最初只派出五千軍隊。而當時已經清楚地知道是7.8級的強震、死亡人數上萬，還有幾萬人下落不明，才派五千人去救援！中共中央難道是豬腦袋在指揮？！後來當局雖然說救災人員已達11萬，但唐山是一個城市，而這次四川地震則波及很多分散的山區鄉鎮，還是顯得救援人數不足。
當年雖是四人幫時代，但在主持地震救災的中共高層中，有曾在唐山做過市委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吳德。當他得知當年英國人盖的牆有一米厚、最堅固的大樓也塌了，就知道「唐山不存在了」，更刺激了救援決心和急迫感。當時設在北京的救災總部，據錢鋼的書，有總參、空軍、鐵道部、衛生部、商業部、煤炭部、國家物資總局等負責人參加，幾乎是全國動員。
而這次中國總理溫家寶不在北京這個電訊中心進行統籌指揮，卻帶著媒體的記者們，乘好幾個小時的飛機跑到四川，拿著麥克風講話「做秀」，然後通過政府控制的媒體，製造「國家領導人」關心災民的神話。簡直比四人幫時的吳德要「無德」多了。每當中國遇到災難，借機張揚政府和領導人永遠比救命救人更重要；這是中共歷來的傳統。
唐山地震時，中國的空軍全部動員。錢鋼的書說，在知道地震的第一時間，空軍司令攤開地圖，標出全國各個機場的位置，擬訂救護登機方案。當天下午就有五架飛機分載大同、陽泉、峰峰、撫順、淄博、淮南礦山救護隊趕到唐山。
可是在唐山地震發生30年之後，中國在經濟能力、科技水平都遠非當年可比的情況下，四川大地震發生幾個小時之後，有報導說，成都軍區派兩架直升機飛往「震中」的汶川。飛行員哭著報告：慘不忍睹，95%的建築倒塌，看到躺著的人多，會動的人很少。既然直升飛機可以開進去，為什麼只是2架，而不是20架、200架，馬上空降部隊、空投急需物質？
錢鋼的書說，唐山地震後，全國有二百個醫療隊、一萬多醫護人員，在唐山廢墟上設立救護點，瓦礫上插著一塊塊木牌和旗幟﹕空軍總院、海軍總院、上海六院等等，進行緊急救援；並調動大批飛機和列車，開始了歷史上罕見的全國範圍內的傷患大轉移；僅用飛機運到遼寧的傷患就有18591名（骨折傷占58%）。
可在今天的四川救災活動中，至今還看不到這樣的畫面，只是看到溫家寶在攝像機前，以他那「賬房先生」的模樣，大講什麼「同胞們，同志們，在災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鎮定、信心、勇氣和強有力的指揮。」不要說這全是官話、套話、廢話，就等溫家寶拖著長腔講完這一句話，好幾條人命就沒了。難怪中國網民憤怒地說，官方千篇一律地重複什麼「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可地震都幾個小時了，人都死得差不多了，還要你們來裝腔作勢幹什麼？
第五，地震後都是控制媒體，不讓人民知道真相。根據錢鋼的調查，唐山地震時，「如果有人帶一部照相機，立刻會被警察抓起來，相機會被沒收。」地震消息和死亡人數等都是「秘密」（唐山死亡人數是地震三年後才公開的）。很多唐山地震照片，「不是由當時的記者拍的，是科學工作者在日後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類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築物破壞』。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傷的人的照片呢？幾乎是找不到。」在唐山後來建的「抗震紀念館」中，九個展廳竟有八個展示「新唐山建設成就」。只有一個展廳和地震有關。而關於地震預報情況，只有角落裡的四幅小圖畫，畫的是雞不上窩、黃鼠狼搬家等圖案。共產黨的草菅人命、視政治宣傳如命，在這個展覽中可謂一覽無余。
這次四川大地震，雖然可以拍照、也有記者進去採訪，但共產黨仍是通過控制的媒體來左右輿論。有報社編輯透露說，總編室傳達中央領導指示：關於四川等省區5.12地震傷亡情況，任何媒體不得擅自發佈，待國務院授權後才能發佈，各媒體一律不得到地震災區採訪。中國民眾從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看到的救災消息和畫面，都是經當局審查過的有利於政府的宣傳。
正由於政府控制新聞，所以，在地震中倒塌了很多學校教學樓，近二千學生遇難，而政府大樓卻安然無恙這種消息卻不被重點報導。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日發表題為「中國地震更暴露出正擴大的貧富差距」（China Earthquake Exposes A Widening Wealth Gap）的報導指出﹕相當於德國、有8200萬人口的四川，鄉村地區的人均收入去年才590美元；這場地震對窮人來說是雪上加霜，今後生活更艱難。這些真情也很難上到官方報紙版面。
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正在成都機場進關、辦理返台手續的台灣紅葉旅行團的成員表示，地震時，「正在機場查驗護照的官員拔腿就跑，接著一片混亂，機場官員各跑各的。」這些「拔腿就跑」、放棄職守的行為，中國官方媒體則不予報導。中國開放了三十年，但控制新聞，尤其遇到大災難時操縱媒體，則沒有任何本質變化。
第六，都是事後拒絕國際援助。唐山地震時，美國，英國，日本，以及聯合國等，都明確表示要向中國提供緊急援助。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經驗的日本，當時的外相宮澤喜一在內閣會議提出緊急援助中國方案獲通過後，立即準備了藥物，衣物，帳篷等。但所有這些外國援助，一律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中共中央慰問災區團到唐山，中共領導人說，「我們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不著別人插手，用不著別人支援我們！」那些聽眾們熱烈鼓掌，歡呼，流泪……今天，連當年的官員也承認這是做了一件蠢事。
但不可原諒的是，今天的中國政府居然一如既「蠢」。在四川地震發生後，國際社會，尤其是對地震救災很有經驗的日本、台灣，還有澳大利亞等，都提出派搜索隊參加營救，但在對保住人命最關鍵的震後72小時之內，這些要求均遭中國政府拒絕。日本救難協會理事長伊藤裕成很感嘆地說，「受災情況已擴大成這個樣子，還不接受外界的支援，實在令人感到很遺憾。」他們的救難人員將攜帶碎石機、起重器等工具，可協助搜救被壓在倒塌建築物底下的人。中共政府這種可惡的拒絕外援的舉動，和目前遭到強烈風災、幾十萬人死亡卻長時間拒絕外援的緬甸軍人政府完全一樣，那就是意識形態遠比生命重要！每到關鍵時刻，獨裁政府的本色一定要顯露一下。
第七，政府都是利用地震進行「愛民」宣傳，將錯誤變成政績。錢鋼說，唐山地震後，我們都佩帶一個徽章，上有四個字：人定勝天。當時中國報紙上，幾乎都是這種報導﹕「一位倖存者從廢墟中鑽出來，首先搶救生產隊的牲口。」「一位老大娘被救出時，捧出了她保護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她問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著沒有？聽說沒有，激動得欲跪下磕頭。」發生了那麼大的災難，政府既無事先預警，事後也因政策失誤（救援部隊不帶大型機械等搶救設備等），導致很多人等死，但由於政府控制媒體和輿論，結果中國老百姓，包括唐山民眾還要對共產黨「感激涕零」。
今天，雖然上述唐山地震時人們那種政治瘋勁不見了，也不再先搶救牲口、跪拜胡錦濤了，但是，在政府操縱媒體的新聞制度下，官方電視畫面，仍幾乎全是政府如何調動各方力量，怎麼努力救援。一場中共政府領導下的國家地震局沒有預警的大災難，反倒通過宣傳變成了黨和政府的「成績」。這和唐山地震時的情況本質是一樣的，雖然前後相差了32年，整整一代人！
但畢竟今天的中國已非四人幫時代，人民也不再那麼愚昧。雖然官方控制媒體，但民眾自發用手機等拍了很多現場照片。更有人敢在網絡上痛斥國家地震局無能、溫家寶「做秀」、共產黨政府腐敗。
這場大地震，像當年唐山地震一樣，暴露出中國的制度問題。在發生多次強震的中國，政府卻沒有給予更多的地震研究資金，以達事先預報，挽救更多生命。1976年時的中國，處於政治運動狂熱之中。今天的中國，則處於民族主義瘋癲。中國雖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存底，卻用來辦好大喜gong、炫耀國家強大的奧運會（實則通過煽動民族主義，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北京奧運最初預算三百億人民幣，現已增至四千億，相當650億美元，不僅是2004年雅典奧運會的五倍，而且超過人類以前歷屆全部奧運會開支的總和！這個人均收入才一千多美元、仍很貧窮落後的國家，真是瘋了！
即使中共拿出奧運投資的百分之一，今天四川的救災也不會是這樣的局面。共產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不僅是天災時無法有效救援，更是所有政治「人禍」的源頭。因為本質上，共產黨才是導致所有災難的「震中」！
——寫於2008年5月15日（原載「大紀元」）
200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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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專論》﹕地震掀起民族主義狂暴
曹長青
中國四川地震，死亡人數已愈五萬，世人悲痛、哀悼。但北京當局卻一如既往，利用其全面控制的媒體，借大災難宣揚黨和政府的救災gong績，煽動民族主義狂熱，以此強化其統治。遺憾的是，台灣的某些媒體和政黨，也以什麼「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口號，情不自禁地迎合北京的宣傳。
自地震以來，中國媒體每天都有密集的救災報導，但其主旋律和毛時代的驚人相似，足令人嘆為觀止。觀眾在電視螢幕反復看到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和及時救援，什麼溫總理到災區講話，胡主席奔赴四川，胡溫災區匯合，儼然一副當年「朱毛」井岡山會師般「偉大」。
在電視直播的大型救災晚會上，那些所謂的文人藝術家們，用拍賣場的方式，現場唱名捐款，當眾表白他們「熱愛中國」「振興中華」的滿腔熱血。晚會以全體高唱幾十年來被灌到每個中國人血液裏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這支革命歌曲結束。最後把觀眾的情緒調動到近乎文革時代的亢奮。全部的不同是把當年對「黨和毛主席」的熱血，變成了今天的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沸騰。一場帶來巨大生命損失的災難，就如此自然而然地再一次變成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契機。
強迫捐款，「愛國」恐怖
步奧運火炬傳遞後塵，這次煽動更是gong效卓著。例如，對事先已有地震徵兆，但為何沒有預警一事，不僅在中國媒體不能被質疑，更不能公開批評，即使在自由的美國，有人對四川地震沒預報提出質問，竟遭到親共華人毆打（打人者已遭拘捕）。而對捐款更是不容分說成為「必須」之舉，少捐就是不愛國，遭到譴責、辱罵。中國有些單位還「定額、定指標」，要求人們必須捐多少。有企業家憤怒這種「強迫」方式，只捐一元錢，近乎被網上暴民強暴。中國的「憤青」們甚至去圍攻他們認為捐的不夠多的「麥當勞」等外國連鎖店。一股巨大、狂暴的民族主義、群體主義之風，借災難再次席捲中國。
在群體主義、國家至上，甚至多數暴政的氣氛中，個人權利（捐和不捐的權利）、個體價值，自由主義精神等等，完全沒有立足之地。在把「捐」變成「強迫」的同時，沒有任何人提出，在中國那個層層官僚貪污的腐敗制度中，怎樣監督捐款真正送到災民手中。
在這樣一種全民瘋狂的精神狀態（mentality）下，即使沒有政府的嚴密控制，對這場地震沒有預警的質疑和討論恐怕都沒法進行。1976年唐山大地震導致24萬人喪生，現已證實，其中具有巨大的人為責任。因震前22天內，地震專家提出過九次預警報告，但由於怕影響正在進行的政治運動，這些警報均被壓住，官方沒有向社會「預報」。現任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曾對媒體公開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但這個造成二十多萬人死亡的「漏報」責任，至今都沒被追究，更沒有一個官員遭處分。
對地震事先並非不知情
今天的四川地震，已有很多跡象證實，很可能像唐山地震一樣，也是因政治原因而「漏報」。據報導，至少有兩名中國地震專家發出過預警報告，但也是被壓住不報或無視。但四川當地的軍工部門和煤礦等，事前都接到地震警報；煤礦以「地質不穩定」為由，震前已停工，說明相關政府部門並非完全不知情。連中共甘肅省委書記陸浩也在震後講話透露，省地震局「在震前就對這次地震的趨勢做過預測，並向省委、省政府做過報告」。但該講話報導在中共新華社網站刊登不久，就被刪除，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中國地震局官員強調，「為了不影響奧運火炬的正常傳遞和不引起社會的恐慌」。
在震後的中國地震局新聞發佈會上，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他們曾接到四川地震局七名職工投訴，說在震前幾天就察覺到地震跡象，但局裏說為保證奧運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這個消息。
「人命關天」在中國早已被意識形態和「民族大業」而取代。在民主國家，無論政府怎麼做，媒體和民眾都首先要檢查和譴責政府失職的錯誤。但在專制國家，正好相反；連災難都成為抬高獨裁者、膨脹民主主義的發酵劑。在這種狀態下，中國民眾就要沿著當年軍國統治下的日本、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民眾的路子往前走。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5月25日「星期專論」
2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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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
四川汶川5. 12大地震，幾萬人死亡，震動中外。中國在七十年代曾發生唐山大地震，24萬人喪生。32年間這兩場大地震，有很多相同性，通過比較，人們可以看出中國的進步和落後。
首先，兩次地震都是7.8級，當於400個投到廣島的原子彈破壞力，屬於強級地震。但對這兩次地震，中國地震局都沒有事先做出警報，完全在狀況外。雖說地震是天災，準確預報很不易，但在發生過邢台、唐山等大地震，中國又處於地震帶的情況下，有關部門更應致力地震研究和預測。但對這兩次大地震，「吃地震飯」的中國專家和官員顯然全都「失職」。
第二，震前都發生自然界反常現象，但都沒被重視。在第一時間到唐山地震現場採訪的《解放軍報》記者錢鋼在其所著《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描述，在地震前夕，自然界出現很多「異常現象」﹕唐山附近的沿海漁場，魚兒像是瘋了，紛紛上浮、翻白，極易捕捉；大白天，蝙蝠滿院子飛；蜻蜓像蝗蟲般以百米的寬度飛行；棉花地老鼠成片倉皇奔竄；黃鼠狼結隊向村內大轉移……
在這次四川大地震前夕，也有類似現象﹕震前兩天，綿竹市出現數十萬蟾蜍爬上馬路大遷徙（綿竹離震中汶川只有幾十公里）。不僅四川，江蘇的江都、泰州、常熟等地，都出現過數萬蟾蜍群移的反常現象。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後來也說，唐山「地震前已出現異常現象也是事實」。但既然已有「前唐之鑒」，中國地震局的官僚們卻對四川的「異常」習以為常，根本沒予重視。
第三，震前都有報警，但都被忽視。唐山人張慶洲經過長期調查，於2000年寫出20萬字《唐山大地震漏報真相》專著（後改名《唐山警世錄》，目前仍被中宣部列為禁書，因擔心民衆知道內情）。該書引用中國地震局資料證實，在唐山地震前22天之內，地震專家汪成民等做出過多達9次（！）的預警報告，但由於中國當時正處於批鄧反孔運動（當年初周恩來去世，鄧小平被打倒），「國家地震局沒人敢向中央彙報震情預報」；所有預警報告都被壓住沒上報（唐山地震六週後毛去世）。甚至在震前14天，唐山當地的地震科研小組成員田金武還當著來自全國參加地震考察會議的百名官員和專家「鄭重發出地震警報：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區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有可能達到8級。」但這一切都是「說了白說」，那是一個政治壓倒一切的時代。
而距唐山一百多公里的青龍縣，當年雖震倒18萬間房屋，但全縣47萬人無一死亡，就因當地縣領導得到汪成民等地震專家的警示，做出了防震準備。
2005年底，在距唐山大地震近30週年之際，中國國家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在回答媒體提問時公開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但這輕描淡寫的九個字背後，是24萬人死亡，70萬人受傷，7千個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絕戶，7千多個丈夫失去妻子、8千多個妻子失去了丈夫！
這次四川大地震，之前也有警訊。在震前9天，四川民間就有將發生地震的傳言，民眾打電話給當地防震局要求採取措施，可能是由於很多自然界的異常現象令人想起唐山大地震。但四川的地震部門不去深入研究和採證，卻馬上指這是「謠言」，並要追查謠源，還在四川省政府網上發佈「避謠」公告。但在地震真的發生之後，省政府的網上「避謠」公告卻馬上被刪除了。
另一個反常現象是，汶川大地震發生12分鐘之後，英國路透社就引用美國地震報告說，四川發生了7.9級地震。而中國新華社在地震發生28分鐘、即近半小時後才公佈說，四川發生了7.6級地震（後來修訂為7.8級）。如果說對地震不能事先預報，但地震發生之後，中國政府為什麼在第一時間隱而不報？而且連地震級別都「弄不清楚」、還再改動？這裡面到底是什麼原因，是不是也像唐山大地震一樣有政治因素？這無法不令人質疑。唐山地震的漏報，是在事件發生十年後、錢鋼的採訪錄《唐山大地震》問世（1986年）才有所披露；直到事件發生29年後、張慶洲的調查性專著《唐山警示錄》問世（2005年）才揭出真相。而今天的四川大地震，不知還要等多少年，世人才能知道真正的內幕。
第四，兩次大地震後的政府救援都是低效、無能。錢鋼在《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感嘆說，早在公元132年，中國東漢時期的張衡就研製出人類第一台地震儀，能測出地震方向。可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時，中國的地震官員們卻無法知道「震中」在哪裡，只得用最原始方式，派人出去尋找。最後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幾個倖存者正開車向北京報警，再加上北京電信局說，往唐山的電話全都打不通，才確定「震中」是唐山。這時距唐山地震已有二個半小時之久。也就是說，至少在唐山地震後的150分鐘之內，這個災難城市，沒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和信息。
確定唐山是震中後，北京高層馬上派軍隊去唐山救援。可是趕去的部隊完全沒有地震救災經驗，沒有帶起重機、電焊、切割機等必要的大型救援設備。直到地震發生十天（！）之後，才調進去吊車等。在地震後長達200多個小時之內，無數被夾在石板或重物之下的倖存者，都眼睜睜地死了。錢鋼在採訪時發現，一個營有三分之二的戰士指甲全部剝落，雙手血肉模糊。因很多時候都是用手扒廢墟救人。當時的悲哀、緊急氣氛可想而知，但當官的沒有專業知識導致的決策錯誤，多少雙手致殘，也扒不回來那些生命了！
而這次四川地震，中國政府派去的救援軍隊，從媒體畫面可以看到，仍是缺乏大型機器，大部份救災人員仍是徒手救人，和當年一樣完全沒有地震救災經驗。中國有過邢台、唐山等多次大地震，救災部隊需要帶吊車、電鋸、電焊切割機等大型機械，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識，但北京當局顯然沒有認真做救援操練和準備。溫家寶指揮的「救災」，仍和當年四人幫一個水平！
但和當年不同的是，據錢鋼書中的描述，在唐山地震的第一時間，北京高層就要求負責國防的副總理陳錫聯報出「一連串野戰軍的番號和駐地」，調動了十萬軍隊去救災。什麼「摩托化軍」、裝甲師、尖刀連等都用上了，十萬野戰軍從四面八方「火速」向唐山進軍，儼然像打一場大戰。
而這次四川大地震，最初只派出五千軍隊。而當時已經清楚地知道是7.8級的強震、死亡人數上萬，還有幾萬人下落不明，才派五千人去救援！中共中央難道是豬腦袋在指揮？！後來當局雖然說救災人員已達11萬，但唐山是一個城市，而這次四川地震則波及很多分散的山區鄉鎮，還是顯得救援人數不足。
當年雖是四人幫時代，但在主持地震救災的中共高層中，有曾在唐山做過市委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吳德。當他得知當年英國人盖的牆有一米厚、最堅固的大樓也塌了，就知道「唐山不存在了」，更刺激了救援決心和急迫感。當時設在北京的救災總部，據錢鋼的書，有總參、空軍、鐵道部、衛生部、商業部、煤炭部、國家物資總局等負責人參加，幾乎是全國動員。
而這次中國總理溫家寶不在北京這個電訊中心進行統籌指揮，卻帶著媒體的記者們，乘好幾個小時的飛機跑到四川，拿著麥克風講話「做秀」，然後通過政府控制的媒體，製造「國家領導人」關心災民的神話。簡直比四人幫時的吳德要「無德」多了。每當中國遇到災難，借機張揚政府和領導人永遠比救命救人更重要；這是中共歷來的傳統。
唐山地震時，中國的空軍全部動員。錢鋼的書說，在知道地震的第一時間，空軍司令攤開地圖，標出全國各個機場的位置，擬訂救護登機方案。當天下午就有五架飛機分載大同、陽泉、峰峰、撫順、淄博、淮南礦山救護隊趕到唐山。
可是在唐山地震發生30年之後，中國在經濟能力、科技水平都遠非當年可比的情況下，四川大地震發生幾個小時之後，有報導說，成都軍區派兩架直升機飛往「震中」的汶川。飛行員哭著報告：慘不忍睹，95%的建築倒塌，看到躺著的人多，會動的人很少。既然直升飛機可以開進去，為什麼只是2架，而不是20架、200架，馬上空降部隊、空投急需物質？
錢鋼的書說，唐山地震後，全國有二百個醫療隊、一萬多醫護人員，在唐山廢墟上設立救護點，瓦礫上插著一塊塊木牌和旗幟﹕空軍總院、海軍總院、上海六院等等，進行緊急救援；並調動大批飛機和列車，開始了歷史上罕見的全國範圍內的傷患大轉移；僅用飛機運到遼寧的傷患就有18591名（骨折傷占58%）。
可在今天的四川救災活動中，至今還看不到這樣的畫面，只是看到溫家寶在攝像機前，以他那「賬房先生」的模樣，大講什麼「同胞們，同志們，在災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鎮定、信心、勇氣和強有力的指揮。」不要說這全是官話、套話、廢話，就等溫家寶拖著長腔講完這一句話，好幾條人命就沒了。難怪中國網民憤怒地說，官方千篇一律地重複什麼「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可地震都幾個小時了，人都死得差不多了，還要你們來裝腔作勢幹什麼？
第五，地震後都是控制媒體，不讓人民知道真相。根據錢鋼的調查，唐山地震時，「如果有人帶一部照相機，立刻會被警察抓起來，相機會被沒收。」地震消息和死亡人數等都是「秘密」（唐山死亡人數是地震三年後才公開的）。很多唐山地震照片，「不是由當時的記者拍的，是科學工作者在日後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類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築物破壞』。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傷的人的照片呢？幾乎是找不到。」在唐山後來建的「抗震紀念館」中，九個展廳竟有八個展示「新唐山建設成就」。只有一個展廳和地震有關。而關於地震預報情況，只有角落裡的四幅小圖畫，畫的是雞不上窩、黃鼠狼搬家等圖案。共產黨的草菅人命、視政治宣傳如命，在這個展覽中可謂一覽無余。
這次四川大地震，雖然可以拍照、也有記者進去採訪，但共產黨仍是通過控制的媒體來左右輿論。有報社編輯透露說，總編室傳達中央領導指示：關於四川等省區5.12地震傷亡情況，任何媒體不得擅自發佈，待國務院授權後才能發佈，各媒體一律不得到地震災區採訪。中國民眾從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看到的救災消息和畫面，都是經當局審查過的有利於政府的宣傳。
正由於政府控制新聞，所以，在地震中倒塌了很多學校教學樓，近二千學生遇難，而政府大樓卻安然無恙這種消息卻不被重點報導。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日發表題為「中國地震更暴露出正擴大的貧富差距」（China Earthquake Exposes A Widening Wealth Gap）的報導指出﹕相當於德國、有8200萬人口的四川，鄉村地區的人均收入去年才590美元；這場地震對窮人來說是雪上加霜，今後生活更艱難。這些真情也很難上到官方報紙版面。
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正在成都機場進關、辦理返台手續的台灣紅葉旅行團的成員表示，地震時，「正在機場查驗護照的官員拔腿就跑，接著一片混亂，機場官員各跑各的。」這些「拔腿就跑」、放棄職守的行為，中國官方媒體則不予報導。中國開放了三十年，但控制新聞，尤其遇到大災難時操縱媒體，則沒有任何本質變化。
第六，都是事後拒絕國際援助。唐山地震時，美國，英國，日本，以及聯合國等，都明確表示要向中國提供緊急援助。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經驗的日本，當時的外相宮澤喜一在內閣會議提出緊急援助中國方案獲通過後，立即準備了藥物，衣物，帳篷等。但所有這些外國援助，一律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中共中央慰問災區團到唐山，中共領導人說，「我們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不著別人插手，用不著別人支援我們！」那些聽眾們熱烈鼓掌，歡呼，流泪……今天，連當年的官員也承認這是做了一件蠢事。
但不可原諒的是，今天的中國政府居然一如既「蠢」。在四川地震發生後，國際社會，尤其是對地震救災很有經驗的日本、台灣，還有澳大利亞等，都提出派搜索隊參加營救，但在對保住人命最關鍵的震後72小時之內，這些要求均遭中國政府拒絕。日本救難協會理事長伊藤裕成很感嘆地說，「受災情況已擴大成這個樣子，還不接受外界的支援，實在令人感到很遺憾。」他們的救難人員將攜帶碎石機、起重器等工具，可協助搜救被壓在倒塌建築物底下的人。中共政府這種可惡的拒絕外援的舉動，和目前遭到強烈風災、幾十萬人死亡卻長時間拒絕外援的緬甸軍人政府完全一樣，那就是意識形態遠比生命重要！每到關鍵時刻，獨裁政府的本色一定要顯露一下。
第七，政府都是利用地震進行「愛民」宣傳，將錯誤變成政績。錢鋼說，唐山地震後，我們都佩帶一個徽章，上有四個字：人定勝天。當時中國報紙上，幾乎都是這種報導﹕「一位倖存者從廢墟中鑽出來，首先搶救生產隊的牲口。」「一位老大娘被救出時，捧出了她保護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她問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著沒有？聽說沒有，激動得欲跪下磕頭。」發生了那麼大的災難，政府既無事先預警，事後也因政策失誤（救援部隊不帶大型機械等搶救設備等），導致很多人等死，但由於政府控制媒體和輿論，結果中國老百姓，包括唐山民眾還要對共產黨「感激涕零」。
今天，雖然上述唐山地震時人們那種政治瘋勁不見了，也不再先搶救牲口、跪拜胡錦濤了，但是，在政府操縱媒體的新聞制度下，官方電視畫面，仍幾乎全是政府如何調動各方力量，怎麼努力救援。一場中共政府領導下的國家地震局沒有預警的大災難，反倒通過宣傳變成了黨和政府的「成績」。這和唐山地震時的情況本質是一樣的，雖然前後相差了32年，整整一代人！
但畢竟今天的中國已非四人幫時代，人民也不再那麼愚昧。雖然官方控制媒體，但民眾自發用手機等拍了很多現場照片。更有人敢在網絡上痛斥國家地震局無能、溫家寶「做秀」、共產黨政府腐敗。
這場大地震，像當年唐山地震一樣，暴露出中國的制度問題。在發生多次強震的中國，政府卻沒有給予更多的地震研究資金，以達事先預報，挽救更多生命。1976年時的中國，處於政治運動狂熱之中。今天的中國，則處於民族主義瘋癲。中國雖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存底，卻用來辦好大喜gong、炫耀國家強大的奧運會（實則通過煽動民族主義，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北京奧運最初預算三百億人民幣，現已增至四千億，相當650億美元，不僅是2004年雅典奧運會的五倍，而且超過人類以前歷屆全部奧運會開支的總和！這個人均收入才一千多美元、仍很貧窮落後的國家，真是瘋了！
即使中共拿出奧運投資的百分之一，今天四川的救災也不會是這樣的局面。共產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不僅是天災時無法有效救援，更是所有政治「人禍」的源頭。因為本質上，共產黨才是導致所有災難的「震中」！
——寫於2008年5月15日（原載「大紀元」）
200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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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專論》﹕地震掀起民族主義狂暴
曹長青
中國四川地震，死亡人數已愈五萬，世人悲痛、哀悼。但北京當局卻一如既往，利用其全面控制的媒體，借大災難宣揚黨和政府的救災gong績，煽動民族主義狂熱，以此強化其統治。遺憾的是，台灣的某些媒體和政黨，也以什麼「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口號，情不自禁地迎合北京的宣傳。
自地震以來，中國媒體每天都有密集的救災報導，但其主旋律和毛時代的驚人相似，足令人嘆為觀止。觀眾在電視螢幕反復看到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和及時救援，什麼溫總理到災區講話，胡主席奔赴四川，胡溫災區匯合，儼然一副當年「朱毛」井岡山會師般「偉大」。
在電視直播的大型救災晚會上，那些所謂的文人藝術家們，用拍賣場的方式，現場唱名捐款，當眾表白他們「熱愛中國」「振興中華」的滿腔熱血。晚會以全體高唱幾十年來被灌到每個中國人血液裏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這支革命歌曲結束。最後把觀眾的情緒調動到近乎文革時代的亢奮。全部的不同是把當年對「黨和毛主席」的熱血，變成了今天的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沸騰。一場帶來巨大生命損失的災難，就如此自然而然地再一次變成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契機。
強迫捐款，「愛國」恐怖
步奧運火炬傳遞後塵，這次煽動更是gong效卓著。例如，對事先已有地震徵兆，但為何沒有預警一事，不僅在中國媒體不能被質疑，更不能公開批評，即使在自由的美國，有人對四川地震沒預報提出質問，竟遭到親共華人毆打（打人者已遭拘捕）。而對捐款更是不容分說成為「必須」之舉，少捐就是不愛國，遭到譴責、辱罵。中國有些單位還「定額、定指標」，要求人們必須捐多少。有企業家憤怒這種「強迫」方式，只捐一元錢，近乎被網上暴民強暴。中國的「憤青」們甚至去圍攻他們認為捐的不夠多的「麥當勞」等外國連鎖店。一股巨大、狂暴的民族主義、群體主義之風，借災難再次席捲中國。
在群體主義、國家至上，甚至多數暴政的氣氛中，個人權利（捐和不捐的權利）、個體價值，自由主義精神等等，完全沒有立足之地。在把「捐」變成「強迫」的同時，沒有任何人提出，在中國那個層層官僚貪污的腐敗制度中，怎樣監督捐款真正送到災民手中。
在這樣一種全民瘋狂的精神狀態（mentality）下，即使沒有政府的嚴密控制，對這場地震沒有預警的質疑和討論恐怕都沒法進行。1976年唐山大地震導致24萬人喪生，現已證實，其中具有巨大的人為責任。因震前22天內，地震專家提出過九次預警報告，但由於怕影響正在進行的政治運動，這些警報均被壓住，官方沒有向社會「預報」。現任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曾對媒體公開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但這個造成二十多萬人死亡的「漏報」責任，至今都沒被追究，更沒有一個官員遭處分。
對地震事先並非不知情
今天的四川地震，已有很多跡象證實，很可能像唐山地震一樣，也是因政治原因而「漏報」。據報導，至少有兩名中國地震專家發出過預警報告，但也是被壓住不報或無視。但四川當地的軍工部門和煤礦等，事前都接到地震警報；煤礦以「地質不穩定」為由，震前已停工，說明相關政府部門並非完全不知情。連中共甘肅省委書記陸浩也在震後講話透露，省地震局「在震前就對這次地震的趨勢做過預測，並向省委、省政府做過報告」。但該講話報導在中共新華社網站刊登不久，就被刪除，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中國地震局官員強調，「為了不影響奧運火炬的正常傳遞和不引起社會的恐慌」。
在震後的中國地震局新聞發佈會上，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他們曾接到四川地震局七名職工投訴，說在震前幾天就察覺到地震跡象，但局裏說為保證奧運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這個消息。
「人命關天」在中國早已被意識形態和「民族大業」而取代。在民主國家，無論政府怎麼做，媒體和民眾都首先要檢查和譴責政府失職的錯誤。但在專制國家，正好相反；連災難都成為抬高獨裁者、膨脹民主主義的發酵劑。在這種狀態下，中國民眾就要沿著當年軍國統治下的日本、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民眾的路子往前走。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5月25日「星期專論」
2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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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5日 星期四
觀點-17
東吳大學的恥辱 / 曹長青
[自由時報]
[2008-05-07 13:39:07]
曹長青專欄﹕東吳大學的恥辱 雖然東吳大學在台灣是知名學府，但在國際上，即使海外華人中，都可能沒多少人知曉。我對東吳大學這個名字的熟悉，是通過台灣的電視政論節目，因為好幾位相當優秀的評論者都來自東吳大學，像徐永明、林建隆、羅致政、謝志偉等。今天台灣的電視節目基本都走市場路線，這些教授所以常被邀請，主要因為他們口才好，有深入分析和臨場反應能力等，受到觀眾歡迎，給電視台帶來收視率。一個大學有多位教授能經常上全國性電視政論節目，等於給東吳大學打免費廣告，不僅增加其全國知名度，還能幫助名揚海外（很多節目被海外網絡轉載，甚至上了YouTube）。這樣的事如發生在美國，校長會表揚這些教授「為校爭光」，甚至提高薪水以示鼓勵。例如，我曾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和夏威夷「東西方中心」作過訪問學者，東亞所所長黎安友教授是知名的台海問題專家，他一年能上一、兩次全國電視，都屬罕見了，校方和師生都引以為榮。東西方中心當時的主任奧森伯格也是知名的中國通，他不僅鼓勵大家上電視節目，並作為考核成績之一，因這可使「東西方中心」揚名。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大學也是一種文化產品，也有品牌競爭；哪所大學有「名」，才能獲得更好的學生、更多的捐款、更高的地位。這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都是常識。但在台灣，東吳校長劉兆玄卻反其道而行之，要限制教授上節目，簡直愚蠻至極。這四位教授明顯立場親綠，而這位校長已被藍營內定行政院長。在這樣的敏感時刻，劉兆玄連「嫌」都不「避」，似乎就是要通過這種公開壓制親綠教授上電視的機會，給「批馬者」一個下馬威，給馬英九一個「見馬禮」。真如網民所說「馬上，就封嘴」。東吳大學所謂只是限制上電視次數，而非內容，完全說不通。因為沒有上電視這種形式，哪還有內容可言？在民主國家，任何崇尚言論自由的大學，都不會限制教授課餘活動。東吳校方強調說，有教授一百四十多天有超過百天上晚間電視節目。如果這就成為限制次數的理由，那麼如果有教授一百個晚上都是寫政論文章、寫小說，甚至看王建民打球，是不是東吳大學也要求事先「呈報」？如果教授們全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晚上都去釣魚、都在看電視（不是上電視），大學是不是也要管？大學要管教授校外時間怎麼使用和活動方式，就等於是要實行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式的監控，這是對自由價值的挑戰！台灣所有教授都應該譴責東吳校方的企圖，因為劉兆玄們做法，是損害所有大學教師的獨立地位和人格尊嚴，也損害台灣學界在國際上的自由形象！（作者曹長青為獨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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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中國留學生為什麼如此瘋狂？
[開放雜誌]
[2008-05-08 15:01:41]
曹長青﹕中國留學生為什麼如此瘋狂？海內外的中國人由於奧運火炬傳遞遭到西方人權組織抗議而掀起的民族主義狂熱，成為華文媒體上熱鬧的一景。奧運還沒開，暴運先開始了。反日、反美、反西方，這種民族主義狂熱行動，在專制中國發生，不足為奇。但在海外自由世界，中國留學生聚眾抗議西方，或許是第一次。西方媒體對此顯著報導，海外中國學人更激烈爭論﹕為什麼被視為精英、又是千方百計拿到西方簽證的中國留學生會有如此的舉動？深究起來，至少有表層和內在兩個原因﹕從表層來看，這些留學生大多二十來歲，這個年齡段的學生，很可能既不瞭解中國真實，也不瞭解西方現實。因為他們沒時間去瞭解，更缺乏人生閱歷。中國的「七七級」大學生可能是最有閱歷的學生群體。文革十年，他們多生活在社會底層，七七年入學時很多已是「高齡學生」。這種人生閱歷和經驗使他們對中國現實有相當的瞭解，因而那一代大學生，不僅關心國事、傾向獨立思考，對中國政府和政治制度也多持批判態度，更對西方民主自由充滿渴望。●既不懂中國，也不懂美國相比之下，今天中國的大學生，基本是「直昇飛機」型。作為一胎化政策的產物，從小就如「小皇帝」般在父母呵護下長大，一路衣食無憂地考試、升學，最後托福過關，再幸運拿到簽證，來到西方留學。在當今中國高考要「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他們根本沒時間精力去瞭解社會底層，只能從課本到書本。匆匆從報紙電視上「瞭解」到的中國現況，又全部都是官方選擇性的報導和宣傳。久之，他們腦子裡的「中國」，就是官方塑造的形象。因此一旦來到海外，看到西方媒體報導的中國和他們「知道」的中國有反差時，他們就以自己是中國人、當然就更瞭解自己國家的想當然，認定那些西方媒體「不公正」，對中國「懷有惡意」。這次他們「有約而同」出來抗議西方，可能就有這種潛在心理共識。他們之所以一口咬定西方媒體「不公」，還因為他們在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同時，更不瞭解西方的真實。任何來美留學的中國人都知道，即使通過了托福、GRE考試，但坐到美國課堂上，那些從書本學到的英文完全不夠用，有時連美國教授講什麼都聽不懂。再加上美國大學繁多的必讀書、還有大小考試，以及有的還有經濟壓力等，導致他們根本沒有時間精力去瞭解自己所在國的文化和政治經濟制度，有的只是從中國帶出來的對西方的先入之見。●住在西方不等於瞭解西方例如在中國留學生示威抗議的四月，美國至少有三件較大的國內新聞﹕一是伊戰五週年，國會舉辦了為時兩天的聽證會。不知道有幾個中國留學生，在電視上收看了美國議員、駐伊美軍指揮官和大使的各方說辭，從而更全面瞭解這場戰爭；而不是跟著《人民日報》和西方左派喊「反戰」。另一件是羅馬教皇本篤十六世首次訪美，美國有線電視幾乎全天追蹤報導。更不知有幾個中國學生，關注這個和美國、和整個西方文化都密切相關的事件，通過媒體瞭解了美國正副總統各自在歡迎和歡送會上的講話，羅馬教皇在曼哈頓聖派翠克大教堂、在六萬人參加的紐約洋基棒球場主持的兩場彌撒，還有憑吊九一一遺址儀式禱告等，從而更進一步地瞭解這個國家和複雜的宗教問題。另一件就是競爭民主黨總統提名人的喜萊莉和歐巴瑪為爭奪賓州選票而進行的初選辯論和報導，通過這個來瞭解民主政治是怎樣進行的。這些只是主要新聞，還有每天美國各大報的專欄作家評論，電視政論節目上的辯論等，都是瞭解美國和西方的最基本一步，可有幾個中國留美學生能真的去關注呢？別說這些二十來歲的留學生，即使在美國讀了十年八年書的博士，如果不是努力去瞭解和學習美國的話，仍基本上不瞭解美國。我見過好幾個拿到美國博士的中國人，還是學文科的，在美國住了多年，對美國兩黨理念不同在哪裡都分不太清楚，也不知道美國媒體的左右派分野，更不知道國會兩黨領袖的名字。住在西方絕不等於瞭解西方。過去一百年來，鮮有幾個真正明白西方精髓的中國人能夠、或者有機會給中國人介紹一個真正的西方。中國人是既可悲又可憐的。●群體主義下的「螞蟻」但是，學業壓力、沒時間去瞭解中國和西方，導致反西方暴動只是個表層因素。其更深層的原因，是中國文化中沒有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價值。沒有個體主義價值的中國群體主義文化，和同樣高昂集體主義的共產文化一脈相承，千百年來，一代一代地把中國人變成群體、種族和國家的奴隸。在沒有個人和個體主義思想資源的中國傳統文化下，中國人自然就非常看重國家的榮耀、群體的光環，而不是個體的力量和價值。因此，當國家和群體有任何豐功偉績或虛假的榮耀，他們都不去探究真假和是非，而是習慣性地把它作為給自己壯膽，使自己顯得高大而自豪的精神來源。換句話說，他們個人的自尊、榮譽、自信等等，都要依賴群體和國家、建立在民族和集體榮譽之上。沒有了那個國家、種族、群體，他覺得自己就像螞蟻一樣渺小。當一種文化中個體的價值、個性的思考、獨立和尊嚴的價值從不被重視，還經常成為批判的目標、清算的對象，那麼在這種文化中成長的人，自然會爭著、搶著加入到任何群體主義的大合唱中，並以成為千篇一律中的一個音符而沾沾自喜，因為他和多數站在一起，而全部的教導都告訴他，多數就是正確，群體就意味著強大。本來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是兩千年還是五千年，都被群體主義和國家至上的價值主導。而共產黨建政後，更把集體主義推到頂峰。而只要集體主義盛行，就一定伴隨民族主義高漲；只要有群體狂熱，所謂代表國家的專制政府就有了倖存可能。因此有人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而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只要群體主義文化盛行，無論是中國內部的義和團，還是海外留學生的紅衛兵（保衛八千萬無辜生命的鮮血染紅的五星旗），就不令人奇怪了。●靠國家撐腰，靠群體壯膽在種族、國家的概念越來越強化、激化的情況下，任何不順從、或者想擺脫這個群體的個體和較小的群體（如西藏、台灣）都成為那個大群體絕對不饒恕的對象。可憐又可恨的中國人，自己甘願做奴隸，做隨時可以被碾碎的螞蟻，做專制機器的螺絲釘，還硬要拉著、逼著別人跟他一起做。中國人更是實在可悲，在東歐和俄國都已成為民主國家近二十年的今天，十三億中國人仍被完全剝奪了政治選擇權，仍處於每天被洗腦卻渾然不知，反而洋洋得意、俯視天下，沉浸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種昏庸夢幻中。他們不知道A在獨裁專制下，國家越強大，個體越渺小。無論中國經濟發展到何種地步，只要個體仍是螞蟻、是螺絲釘，就哪個世紀也不會是中國人的。連「人」都沒有，還會有他的世紀嗎？而對在個體主義文化主導下成長起來的美國人來說，面對他人、他國批評美國的任何舉動，就是對大規模地丑化、詛咒整個美國的「反美」聲浪，也從不會群體發狂，因為他們健康、強壯。只有那些最病態、最虛弱的人們，才會稍微被碰一下，就歇斯底里。個體心靈不強大，就要靠國家撐腰，靠群體壯膽，靠民族榮耀。因此才會對國家主辦的一場體育比賽狂到近乎全國瘋癲。而這正是共產黨的目的，通過主辦北京奧運，強化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強化國家的概念，以此維護和鞏固那個以暴力和欺騙為核心的專制統治。於是奧運還沒開始，「暴運」的序幕已經拉開。2008年4月22日於美國——轉自《開放》2008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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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16
李筱峰專欄／《超級大國民》閱兵
[自由時報]
[2008-04-19 18:20:26]
李筱峰專欄／《超級大國民》閱兵 從萬仁電影看總督府、總統府在名導演萬仁先生所導演的電影《超級大國民》片中，穿插有兩段珍貴的歷史紀錄片，至今讓我印象深刻：第一段是二戰末期日本駐台的最後一任總督安藤利吉，站在總督府（今總統府）前面校閱軍隊的情形。包括許多台灣青年子弟在內的「台灣軍」，魚貫經過總督府前面廣場，接受安藤利吉的校閱；第二段是一九五○年代初，蔣介石總統站在總統府（原總督府）前面，也在校閱軍隊，包括大部分是台灣子弟的充員軍，踢著正步經過總統府前面廣場，接受蔣介石的校閱。這兩個場景的時間相距大約七年左右，完全相同的地點，卻出現兩個完全不同的外來統治者。台灣人的角色則毫無改變，依然是被統治者、被宰制者。我看了這兩個鏡頭時，眼淚忍不住潸然而下。這幢落成於一九一九年的日本總督府，自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進入辦公起，歷經十三任日本總督。戰後蔣介石政權敗退來台，將它改為總統府，又經過兩蔣卅八年的軍事戒嚴統治。從總督府到總統府，這幢文藝復興式的雄偉建築，代表著前後兩個外來政權的威權象徵。直到李登輝總統的末期，隨著台灣的民主化，總統府開始開放讓民眾接近，陳水扁總統更將它開放每週讓民眾參觀，並派志工解說員替參觀民眾解說，它神秘的威權面紗才逐漸褪卻。諷刺的是，第一位在這幢建築物辦公的日本總督明石元二郎，遺言將自己安葬在台灣（地點在今十四號公園內），而後來的兩蔣，至今卻還未入土為安。這幢過去外來政權的象徵建築，今後將扮演何等角色？日前總統當選人馬英九拜訪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時，經陳所長的建議，同意將來要將總統府搬離現址，以追求轉型正義。馬表示新總統府可能規劃搬到關渡。陳所長並建議將現在的總統府建築改為歷史博物館。我很樂意看到這則消息，但不免也有些疑惑。樂意的是，十幾年前我就曾經主張，這幢見證兩個時代的總統府現址，有一天能改為台灣歷史博物館。如今芳明兄也有相同的看法，真希望有一天能真正促成。但是我感到疑惑的是，要把總統府遷離現址，與轉型正義何干？細敲之下，才透悉馬英九的內心情結。原來馬英九在意的是，總統府現址原是日本殖民時代的總督府，他要「轉型」的「正義」，即在此。陳芳明向馬表示，「過去講轉型正義，只有民進黨算國民黨的帳，其實日據殖民地時代留下的歷史，也應釐清」，這席話對馬英九而言，正中下懷。國民黨長期以來給人有「仇日」的深刻印象，馬英九不喜歡在日本人留下來的總督府辦公，其心情當可理解。但不要忘了，這幢建築也曾經是馬英九所效忠的蔣政權厲行「白色恐怖」統治的權力中心之所在。日本時代的歷史，早就被國民黨的仇日教育清算（兼扭曲）得極其徹底，但是國民黨過去一黨專政的歷史，造成多少傷害，至今還來不及讓全體台灣人民（尤其是青年學子）清楚明白，而一黨獨大的幽靈又已赫然復辟。這段歷史如果沒有結算清楚，則總統府遷離現址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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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馬英九應該拜訪的15個人
[自由時報]
[2008-04-26 17:10:40]
李筱峰專欄／馬英九應該拜訪的15個人 馬英九當選總統後，陸續展開一些拜訪行動。觀察他所拜訪的人士，除了陳總統之外，其對象不是一些以自己商業利害為考量的企業家，就是一些妥協性極高、立場搖擺，似綠似藍的人物。拜會這些人物，只是迎合藍營口味，對於馬的施政並無太大的參考價值。馬英九如果真要做全民總統，真要實踐他們在立委與總統勝選之後所宣稱的要「謙卑」的話，應該去拜訪以下五種類型人士，共計十五人：第一類人物是獨派大老，包括彭明敏、黃昭堂、陳隆志、史明、辜寬敏等先生。數十年來他們不為名利，堅定提倡台灣獨立建國。他們之中多屬國際知名大學的博士，且屬國際法領域專家。彭、黃合著的《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陳隆志所著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台灣憲法文化的建立與發展》等，絕對值得「一中」思維的馬英九虛心研讀；至於史明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探討台灣人意識形成的過程，也絕對值得總統選舉期間宣稱「燒成灰也是台灣人」的馬英九虛心討教；辜寬敏老驥伏櫪，至今仍出錢出力，所為何來？蔣經國主政時，就屢次約見辜先生詢問國政，馬英九豈肯置之不理？第二類型人物是來自中國的反共自由人士，如阮銘、林保華、曹長青等先生。以前國民黨高喊反共，人民稍有懷疑就用子彈或監獄伺候；以前不論阿貓阿狗只要從「匪區」出來，國民黨就奉為「反共義士」。現在國民黨開始親共，對於逃出中國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卻避之唯恐不及。阮銘、林保華等人為民主自由離開中國來台灣，他們在台生活艱困，卻仍願做台灣人，此乃真正反共義士，值得馬英九拜訪，聽聽他們敘述中共政權本質的經驗談。第三類型人士是在台成長而完全認同台灣的所謂「外省人」，如敏洪奎、陳師孟、金恆煒等先生。敏洪奎曾經是馬英九的同志，但現在對馬頗有意見，馬英九應該去拜訪他，看看到底是誰變了？至於拜會陳師孟、金恆煒等人，看看為何同樣在台灣長大，他們會認同台灣為祖國，而馬卻只會在選舉時才想到愛台灣，選後又是「一個中國沒問題」。拜會了他們，馬英九應該把所謂「台獨是在搞族群對立」的話收回。第四類型是仁民愛物、認同台灣的宗教家，如高俊明牧師、釋昭慧法師。高牧師長期投注人權與台灣獨立運動，曾因義受難而無悔；昭慧法師不僅認同台灣，對於人權、環保、保護動物、支持弱勢等行動更是身體力行，對於支持受難的西藏、聲援抗暴的緬甸僧侶，更發揮了「願同弱少鬥強權」的菩薩精神。馬英九不妨去拜會他們，順便體察一下「和你們同在一起」的星雲、惟覺為何與他們不同。第五類型是提出台灣主體文化論述的知識份子，如莊萬壽、李喬等先生。 著有《台灣文化論─主體性之建構》、《台灣論》、《中國論》的莊萬壽教授，值得標榜「先連結台灣歷史，才有中國」的馬英九，前去請益。莊教授對中國古學的深厚學養，也保證讓馬英九陣營不敢再用「去中國化」來曲解台獨主張；至於著有多部長河小說與文化論述的李喬，可以說是台灣精神史的指標人物，發誓「不會賣台」的馬英九，盍興乎來？以上人物，都不是藍營用來挑撥族群與階級的所謂「一高二低」的人，無損藍營的優越身段，馬英九何不趕緊安排訪問行程？（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李筱峰專欄／馬英九應該拜訪的15個人
[自由時報]
[2008-04-26 17:10:40]
李筱峰專欄／馬英九應該拜訪的15個人 馬英九當選總統後，陸續展開一些拜訪行動。觀察他所拜訪的人士，除了陳總統之外，其對象不是一些以自己商業利害為考量的企業家，就是一些妥協性極高、立場搖擺，似綠似藍的人物。拜會這些人物，只是迎合藍營口味，對於馬的施政並無太大的參考價值。馬英九如果真要做全民總統，真要實踐他們在立委與總統勝選之後所宣稱的要「謙卑」的話，應該去拜訪以下五種類型人士，共計十五人：第一類人物是獨派大老，包括彭明敏、黃昭堂、陳隆志、史明、辜寬敏等先生。數十年來他們不為名利，堅定提倡台灣獨立建國。他們之中多屬國際知名大學的博士，且屬國際法領域專家。彭、黃合著的《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陳隆志所著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台灣憲法文化的建立與發展》等，絕對值得「一中」思維的馬英九虛心研讀；至於史明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探討台灣人意識形成的過程，也絕對值得總統選舉期間宣稱「燒成灰也是台灣人」的馬英九虛心討教；辜寬敏老驥伏櫪，至今仍出錢出力，所為何來？蔣經國主政時，就屢次約見辜先生詢問國政，馬英九豈肯置之不理？第二類型人物是來自中國的反共自由人士，如阮銘、林保華、曹長青等先生。以前國民黨高喊反共，人民稍有懷疑就用子彈或監獄伺候；以前不論阿貓阿狗只要從「匪區」出來，國民黨就奉為「反共義士」。現在國民黨開始親共，對於逃出中國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卻避之唯恐不及。阮銘、林保華等人為民主自由離開中國來台灣，他們在台生活艱困，卻仍願做台灣人，此乃真正反共義士，值得馬英九拜訪，聽聽他們敘述中共政權本質的經驗談。第三類型人士是在台成長而完全認同台灣的所謂「外省人」，如敏洪奎、陳師孟、金恆煒等先生。敏洪奎曾經是馬英九的同志，但現在對馬頗有意見，馬英九應該去拜訪他，看看到底是誰變了？至於拜會陳師孟、金恆煒等人，看看為何同樣在台灣長大，他們會認同台灣為祖國，而馬卻只會在選舉時才想到愛台灣，選後又是「一個中國沒問題」。拜會了他們，馬英九應該把所謂「台獨是在搞族群對立」的話收回。第四類型是仁民愛物、認同台灣的宗教家，如高俊明牧師、釋昭慧法師。高牧師長期投注人權與台灣獨立運動，曾因義受難而無悔；昭慧法師不僅認同台灣，對於人權、環保、保護動物、支持弱勢等行動更是身體力行，對於支持受難的西藏、聲援抗暴的緬甸僧侶，更發揮了「願同弱少鬥強權」的菩薩精神。馬英九不妨去拜會他們，順便體察一下「和你們同在一起」的星雲、惟覺為何與他們不同。第五類型是提出台灣主體文化論述的知識份子，如莊萬壽、李喬等先生。 著有《台灣文化論─主體性之建構》、《台灣論》、《中國論》的莊萬壽教授，值得標榜「先連結台灣歷史，才有中國」的馬英九，前去請益。莊教授對中國古學的深厚學養，也保證讓馬英九陣營不敢再用「去中國化」來曲解台獨主張；至於著有多部長河小說與文化論述的李喬，可以說是台灣精神史的指標人物，發誓「不會賣台」的馬英九，盍興乎來？以上人物，都不是藍營用來挑撥族群與階級的所謂「一高二低」的人，無損藍營的優越身段，馬英九何不趕緊安排訪問行程？（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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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從卓別林說到林志玲
[自由時報]
[2008-05-03 16:16:23]
李筱峰專欄／從卓別林說到林志玲 「吾衰矣，久矣！吾不復夢見卓別林。」最近看到台灣的「藝人」爭先恐後地去尬上北京奧運舞台的一角，使我想起久未夢見的卓別林。卓別林是一位我頗欣賞的藝術家，我欣賞他，不只是因為他集編導、表演、作曲於一身，也不只因他詼諧的演技，而是因為他有深邃的哲學內涵與社會正義。卓別林說：「我信仰自由，這是我的全部政治見解。」為此，他不理會納粹德國外交人員與美國法西斯團體的施壓，毅然編攝《大獨裁者》，不惜得罪政治勢力，向好萊塢宣戰。我又想起了樂聖貝多芬。有一次貝多芬在公園散步，遇到一位伯爵，伯爵藉機邀請貝多芬到官邸去演奏。貝多芬謝絕說：「對不起，像你們這樣的伯爵很多，但貝多芬只有一個，不能隨便演奏！」貝多芬有這樣的志氣，怪不得他原先寫好要送給拿破崙的第三號交響曲，最後在聽到拿破崙稱帝的消息之後，一氣之下扔進了垃圾桶！我又想起了蕭邦。這位拒絕為外來統治者演奏的波蘭音樂家，帶著一把波蘭的泥土出國。在聞知波蘭正爆發反抗帝俄統治的革命時，內心掙扎著是否要回國參加革命，最後雖因父親的勸阻沒有回國，但蕭邦為多難的祖國哭泣、禱告，終於化悲憤為音符，寫下了不朽名作─Ｃ小調革命練習曲。藝術家不僅擅長創造，最重要的是要有人類遠大的價值與正義感，諸如：人道、慈悲、人權、自由、民主…。這樣的內涵與精神，才是藝術的極致。真正的藝術家是不會隨波逐流，更不會趨炎附勢的。當然更不會取悅觀眾，趕集上市，把藝術當商品賣。名演員李察吉爾關心西藏問題，對他有何好處？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為了中國助長蘇丹暴行，拒絕再當北京奧運的海外藝術顧問，對他有何好處？冰島歌后碧玉（Bjork Gudmundsdottir）在上海演唱〈宣佈獨立〉一曲，公開支持西藏獨立，對她有何好處？這些藝術工作者為何不迷信「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而勇於替被壓迫者呼號？也許可以藉史匹柏的這句話回答：「我的良知不允許我繼續像平常那樣工作。」然而台灣藝人的良知是什麼？當北京奧運的聖火到處受到抵制而顏面盡失之時、當西藏人遭受北京政權屠殺而血流不止時、當中國的一千多顆飛彈繼續威脅台灣時，你們趕著替北京奧運唱歌表演是為了什麼？「藝人」的「藝」，不就是「藝術」的「藝」嗎？你們的藝術內涵又是什麼？總統大選期間，有位張姓女藝人恬不知恥的說：「我們才不在乎馬英九有沒有拿美國綠卡，只要能把經濟拚好，火星人來當總統都可以。」原來這般「藝人」的「藝術觀」是「向錢看」的。怪不得有那麼多的「藝人」汲汲營營挺「藍」又挺「紅」。挺「藍」是因為藍色政黨長期擁有媒體影視的龐大資源；挺「紅」是因為紅色政權統治下的「祖國」擁有廣大的聽眾市場，這確實夠讓他們「拚經濟」了！為了「拚經濟」，台灣的「藝人」患了骨質疏鬆症！想起去年西藏小姐次仁瓊達拒絕接受「中國西藏」的名義，憤而退出國際旅遊小姐選美，而台灣的小姐卻麻木無知地披著「Chinese Taipei」名條走秀；想起崇尚人權、支持台灣獨立的中國青年組成的「盤谷樂團」，寧可批判中共政權而被迫流亡國外，而台灣的「藝人」卻為了趕中國市場，寧可自貶台灣國格去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內地」。走筆至此，看到電視上又播放著林志玲在北京故宮大廟歌唱作秀的鏡頭，我忽然覺得，這位稱呼中國叫「內地」的台灣名模，外表清純，但要她了解卓別林、貝多芬、蕭邦的精神，恐怕有點強人所難吧！（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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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3日 星期六
觀點-15
《金恆煒專欄》蕭萬長舔胡錦濤的靴子
[自由時報]
[2008-04-11 21:46:47]
《金恆煒專欄》蕭萬長舔胡錦濤的靴子 民主國家新當選的副總統即使尚未就任，就儼然副總統了；副總統本人不會迴避此尊銜，國內國外媒體以及他人也不會故意不用；奇的是蕭萬長明明是副總統了，到中國去參加「博鰲論壇」卻刻意隱慝，反打出名不見經傳的所謂「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的名義，其中不是有詐，而是政治立場與姿勢的表態。蕭萬長是用行動向北京屈膝，表達奉行「一個中國原則」而不逾的妾婦之道；這是蕭萬長身體力行馬英九「終極統一」路線的明證。馬英九在當選次日即透過國際記者會向中共宣示遵從「一個中國原則」，蕭萬長到海南島磕頭，不敢用副總統名號，可見中國國民黨只接受「一個中國」毫無「各表」可能；真要「各表」，蕭萬長訪中不是應當堂堂正正亮出「中華民國副總統」的旗幟？或最少也應該有「副總統」稱號！這才有「各」可言，也才有「表」可言。馬英九選後到總統府面見陳總統，在「扁馬會」中，馬英九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必要，而且強調「兩岸即使不互相承認，至少可以不互相否認」。換句話說，馬英九訛詐使用的「一中各表」，在蕭萬長踏上中國之前就已破功。蕭萬長不敢、不能、不行亮出「副總統」，正是用行動否決了「一中」的「各表」。馬英九選上總統與中國打的第一個交道，對中共而言非同小可，絕對會利用此一時機為「兩岸」定調。蕭萬長到中國持的是「台胞證」，「台胞」云何，就是承認「一中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哪有「一中各表」？又哪有「互不否認」？更且，蕭萬長在「博鰲論壇」的地位，不列在「政要／前政要」類別，而在「商界領袖」中；中國視台灣的副總統如無物，也就不言可喻了。中國沒有用國家領導人的身分迎接蕭萬長，連蕭萬長「致謝辭」的公開記者會都一併取消；這個「下馬威」可是一點也不含糊。馬蕭這樣低聲下氣，這樣俯首帖耳，看在國際人士的眼中或許只能用「下賤」兩個字形容，當然，反對馬蕭「一中市場」的台灣人民，也只能用「他，馬的」回應。更嚴肅一點來看，「他，馬的」還不只一端。現在全世界都在聲援Tibet、抵制中國舉辦奧運的聖火，德國總理、法國總統甚至美國總統在國會壓力下都可能杯葛奧運，偏偏在千顆飛彈威脅下的台灣新當選的馬蕭公然不畏人言，到海南島去舔胡錦濤的軍靴（按，胡是軍委主席）。更值得觀察的是，胡錦濤沒有單獨會見蕭萬長的打算，而且只撥出二十分鐘與台灣訪問團共十四位團員閉門會議，其以上凌下的輕忽，絕對是有意造作下的結果。老實說，中共對待新當選的蕭副總統比下台的前副總統連戰不堪；馬蕭可能納悶，為什麼卸任的比新任的吃香？為什麼選輸的比選贏的風光？原因很簡單，中國國民黨已經全面掌控台灣，殺馬蕭威風就是給台灣人民看，而舖紅毯迎連戰是忌憚民進黨，符合「統一戰線」的策略。台灣派失勢、中國派當紅，中國對台政策當然會改弦更張；對馬蕭如此，對台商何嘗不然！苦的是台灣、台灣人民！（作者為當代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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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未來，「馬胡」不得 / 曹長青
[自由時報]
[2008-04-30 08:16:25]
對台灣未來，「馬胡」不得 曹長青「自由時報」《星期專論》台北的紅衫軍示威，最後以鬧劇走入歷史。今天，中國又出現類似「紅衫軍」的示威：由於奧運火炬在巴黎被人權組織杯葛抗議，結果引起中國憤青們的強烈不滿。連續多天，他們圍攻法資商店「家樂福」和法使館；海外中國留學生也在多個國家高舉五星旗遊行抗議。象徵暴力的中國國旗構成的紅海洋，令人想起清末的義和團和文革的紅衛兵。別說「家樂福」作為一家外商連鎖店，根本無法對巴黎的幾位人權人士的舉動負責，就是法國政府或總統，也不能控制和限制人權組織的行動，這是基本邏輯和常識。中國外交部的官員們對此不會不清楚，但他們為什麼不出來講點公道話，制止暴民？奧秘就在這裡，中國政府默許憤青們硬把這筆帳賴到一個投資商頭上，就是要以此逼迫外商表態，反對藏獨，支持北京奧運。有多少台商能挺住，令人質疑「家樂福」等外商到中國投資，主要想賺錢，不會熱中政治，更不會對什麼奧運、奧步有多大興趣。在中國暴民攻擊後，「家樂福」表態說，他們公司永遠不會做損害中國人民的事情，並表示尊重中國人的抗議權利，希望中國人民永遠擁有此權利。其弦外之音很明顯，希望中國人也對自己國家的醜陋和不公有抗議的勇氣，使用這種權利。但在中國暴民的持續圍攻下，「家樂福」公司終於再次表態，反對藏獨，支持北京奧運。中國商務部官員隨即發表講話說：家樂福等一些外資企業表態反對「藏獨」、支持北京奧運，我們對此表示歡迎。而這才是中國政府所要的。看到法商的這種表態，讓人不期然想到台商。如果這次奧運火炬到台北，像巴黎那樣，被關注人權的台灣人抗議的話，中國的憤青們不知會做出怎樣激烈的反台、圍攻台商的示威，更可能會要求台商表態，支持北京奧運，反對台獨。到時候，有多少台商能挺住，拒絕這種政治勒索和圍攻，相當令人質疑。因為當年中國通過反分裂法時，被視為綠色商人的許文龍，也在壓力下低頭，發表聲明附和中國政府。而台灣知名的綠色歌星、模特兒，在中國政權和網路暴民的威逼下屈服，更是司空見慣。即使「家樂福」做出這種表態，中國暴民還不罷休，他們揚言五月一日（中國假日）聚眾大鬧，在網上呼籲說：大家到家樂福去購物，先選一堆冰淇淋，再拿一些魚和海鮮壓在上面，然後往上面放一袋百斤裝的大米，推著在商場裡轉一個小時，然後扔在一旁，悄悄走人……如此陰損、刻毒的想法（做法），足以表現當今中國人被「毒化」到何種地步。在一個自稱要「和平崛起」的國家，竟縱容這種暴民，最根本原因，它本身就是暴政。中國反日、反美、反台、反西方的任何一次示威，背後都有「這種暴政」的影子。在專制中國，暴民、暴政配合「墨漆」、相得「異髒」。中國雖然經濟發展了二十年，但這種暴政和暴民「墨漆」的本質，並沒有改變，而且隨著實力增長，更刺激了暴民的狂妄、瘋癲。而只有煽動起民族主義狂熱，暴政才可能倖存，胡錦濤的位子才能坐穩。對台灣來說，令人擔憂的是，對中國這樣的現狀和本質，將在五月執政的馬英九政府根本不清楚，甚至抱有浪漫幻想。馬確定其兩岸政策是建立共同市場，全面三通開放。其結果只能導致更多台灣資金西進中國，讓將來對岸的憤青們有更多的勒索和敲詐對象，從而把台灣「通」到一國兩制的繩索中。別讓紅衛兵「打砸搶」台灣最近喧囂一時的中國「富豪炒房團」訪台，就預示這種危機。因為中國市場模式是「盜竊經濟」，即權力者乘機瓜分國庫，腐敗是制度性、全民性的。而房地產是中國最腐敗的領域之一。據去年的數字，中國的富豪絕大多數是炒房地產和股票。有這樣背景的中國富豪團要到台灣炒地皮和房產，以及更多的中國盜竊經濟模式進入台灣，等於是讓紅衛兵的打（亂台灣市場）、砸（毀台灣秩序）、搶（奪台灣資金）的盜竊之風進入台灣，最後可能「盜」走整個台灣。蔣介石一生反共，因他深知共產黨是邪惡的。即便如此，仍有西安事變後的幻想，對共軍網開一面，結果全盤皆輸。蔣經國堅定反共，因他曾是共產黨員，從內部瞭解了邪惡。今天國民黨的後人馬英九則公開說，希望國民黨青年團出個胡錦濤，這話不僅反映了馬對什麼是獨裁者，對中國的暴政和暴民政治根本不清晰，而且還要全面向敵國開放。這種「馬胡」情懷，對台灣可能構成的傷害，才是台灣人民應該警惕，絕對不可馬虎的。（作者曹長青為旅美作家）2008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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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14
曹長青專欄／台灣沒有敵人？
[自由時報]
[2008-04-27 21:28:35]
曹長青專欄／台灣沒有敵人？ 在迄今為止民進黨的敗選檢討中，一個很強的聲音是，這次總統敗選，是因「深綠」綁架了民進黨，因而強調民進黨今後更應走「中間路線」。什麼叫「中間路線」？今天台灣的政治現實明顯是，「藍」代表中國，「綠」代表台灣，在這兩種國家定位的價值方向選擇上，要求綠營走中間，其實就是要求民進黨向藍營所代表的（中國）國家觀靠攏。不要說這完全背離民進黨建黨的初衷和理想精神，而且從操作上已被證明行不通。這次謝長廷無論在黨內初選，還是總統大選，都刻意呈現要走中間道路的妥協姿態，包括強調和解共生，甚至為憲法一中辯護，但結果怎麼樣呢？大輸了二百萬票！輸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輸者完全不明白自己輸在哪裡。而如果硬要推卸輸的責任的話，則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了。「中間路線」的強調者甚至提出，不能把台灣和中國、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關係「視為敵我矛盾」。但中國是不是台灣的敵國，不是哪個人隨意認定的，而是明擺著的事實：中國用千枚飛彈瞄準台灣；用立法（反分裂法）明確要吞併台灣；外交全面封殺台灣。如果這還不叫敵人，那還要多少枚飛彈瞄準才算？還要在多少方面打壓台灣才算？國民黨當然是民進黨的政敵，而且從嚴格意義上說，國民黨還不是真正的民主政黨。因為如果國民黨真心要民主，首先就要退還黨國時代侵吞的人民財產；而繼續霸佔國家財產，這才是台灣最大的腐敗。其次要主動「去蔣化」，清算蔣家專制歷史，實現轉型正義；另外更要真心認同台灣，拿掉「中國」兩字，正名為台灣國民黨。但國民黨不僅完全拒絕這樣做，馬英九們還去朝拜獨裁者蔣介石的墓地，維護專制的歷史和價值；蕭萬長、連戰還相繼去北京，諂媚那個指揮用飛彈瞄準台灣的中共軍委主席胡錦濤。國民黨這些做法，不僅出賣台灣的尊嚴和利益，把大中國意識更多引入台灣，更幫助強化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因此台灣的藍綠之爭，完全與西方國家的兩黨制不同。而國民黨公開把民進黨視為「主要矛盾」，並要「聯共制台獨」，不僅阻止台灣成為正常國家，而且視民進黨為比共產黨更敵對的對手。對民進黨內那些自作多情的中間妥協路線，不僅對方從來不買帳，更被選舉結果一次次證明行不通。任何一個民主政黨，沒有核心價值，不堅守核心價值，最後都會被選民淘汰。而如果民進黨不選出一個沒有派系背景，能堅持原則理念的黨主席，其前景很難看好。正如近日趕回台灣力挺辜寬敏的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所直言，如果民進黨內現在還強調走中間路線，「不要說找不回民進黨，我們可能應該思考放棄民進黨」。（作者曹長青為獨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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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恆煒專欄》「找回」或是「放棄」民進黨?!
[自由時報]
[2008-04-25 14:16:59]
《金恆煒專欄》「找回」或是「放棄」民進黨?! 已然參選民進黨黨主席的「台獨大老」辜寬敏日前召開登記後首度記者會，揭示的主要訴求是：「找回民進黨」，特別遠從美國東岸兼程飛回台灣力挺辜寬敏的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在記者會中加上註腳，慨乎其言的說，如果民進黨內現在還有人主張中間路線、接近中間選民，「不要說找不回民進黨，我們可能應該思考放棄民進黨」。選完之後有些派系頭頭不反躬自省，還怪民進黨被「基本教義派」綁架，要積極擺脫忠心耿耿的死硬深綠，向中國靠攏。讓人不舒服的是，言下不啻認為支持他的選民是敗選的來源。民進黨不只是沒有完成綠色選民的託付，老實說是對不起支持他的五百四十多萬選民。天下之可惡有過於此!?再老實說，中不中間就算有辯論空間，但是「親中」與「保台」則是台灣生死存亡的關鍵課題，沒有閃躲的空間。新系敗選的前立委李文忠沒有向選民道歉，卻把罪責放在「排藍條款」上，他公然說：「排藍條款頂多影響三席立委，真正影響不在選舉，而是把中國、國民黨視為敵我矛盾，破壞民進黨大鳴大放……」夠白了罷，原來祭出〈反分裂國家法〉的中國，不是「敵人」，（難怪李文忠〈反分裂法〉嚇台後到中國去表態）原來祭出一千多枚飛彈對準台灣的中國，不是敵人，原來強調「一中原則」的中國，不是「敵人」，同樣的，原來主張「終極統一」的中國國民黨不是敵人，原來「聯共制台」的中國國民黨不是「敵人」，原來視中國為「次要矛盾」、視民進黨為「主要矛盾」的中國國民黨不是「敵人」，那麼「敵人」是誰？那些堅持民進黨核心價值、那些主張台灣主體性、那些視兩個中國黨為敵的五百四十多萬選民，在李文忠眼中反而是「敵我矛盾」？更重要的是，既然中國、中國國民黨不是「敵我矛盾」，那麼民進黨不是應當接受「一中原則」，接受「終極統一」？即使不接受也應當逆來順受？李文忠到底站在哪一邊？到底為誰解套？隔一日馬上傳出也是新潮流系的洪奇昌要進入馬英九政府出任海基會副董事長！這其中沒有「前人種樹，後人遮蔭」的把戲？而且只有民進黨與兩個中國黨不再處在「敵我」格局中，洪奇昌當馬官才有正當性；新系的厲害夠瞧！民進黨的問題不在能不能「大鳴大放」，而是敵我不分，甚至寧願向中國黨屈膝。藍色的鬥爭手法李文忠一體接受，藍色價值全然內化。李文忠批判民進黨的用語，諸如「貪腐政黨」、「沒有能力執政」、「粗暴」「基本教義派」（按：這是帶著價值批判的貶辭，只有「敵方」才會使用）、「對貪腐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與藍調完全一致，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敵我之判」下藍調／統派的鬥爭手法。唯一可證實的是，李文忠與中國國民黨果然不是「敵我矛盾」，甚至也不是「內部矛盾」，對民進黨與綠色選民而言，「有這樣的同志，還需要敵人」？陳師孟不繳黨費，不正是抗議李文忠之流的新系？辜寬敏也好、陳師孟也好，都公開批判過扁，但是辜陳兩人都肯定陳水扁的歷史地位；「找回」民進黨或者「放棄」民進黨？陳師孟提出來的哈姆雷特式的命題，正是五百四十多萬支持者要回答的問題；要支持李文忠的新系或是放棄？恐怕是民進黨黨員在選黨主席時非得思考而且面對的核心問題。（作者為當代雜誌總編輯）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4481
觀點-13
轉貼這兩篇文章，讓各位看看一個中國人對於中國真面目的認識，以及對台灣的熱愛！
林保華專欄／憤青黑手
[自由時報]
[2008-04-22 22:36:42]
林保華專欄／憤青黑手 中國的「民族主義」，每隔一陣就要歇斯底里大發作一次。最近借西藏（圖博）與奧運問題又大發作。至於甚麼時候需要發作，全由共產黨根據需要決定。因為中國集會遊行必須黨批准；網絡憤青言論也由黨控制。這次的民族主義大發作，圍繞在ＣＮＮ、王千源、家樂福三個主體，源頭則是西藏。胡錦濤的親信、西藏黨書記張慶黎侮辱達賴喇嘛是「人面獸心」、「披著袈裟的豺狼」；憑著這種敵對態度，就可斷定不可能使西藏人民服氣。但是北京沒有料到，這次對自由與人權普世價值的踐踏，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民間的強烈反應。在北京從西藏趕走所有境外媒體後，ＣＮＮ就多次報導不是來自中國官方的資訊，於是中國憤青在網絡上大事辱罵ＣＮＮ。問題是中國有多少憤青可以看到ＣＮＮ？可知這個源頭來自官方。後來又發生ＣＮＮ主持人指CHINA是「暴民」與「惡棍」，中國硬指這是侮辱中國人，由外交部三次點名，ＣＮＮ澄清指的是政府，向「人民」道歉，把矛頭指向政府，中國當然更不會接受。王千源是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留學生，在「反藏」與「支藏」兩個集會中勸說中國留學生了解一些西藏，卻被當「漢奸」聲討與圍剿，憤青恐嚇要從肉體上消滅她，她的私人資料在網上被公開，青島的父母被批鬥，家裡被潑糞，東西被搶，母校青島二中上演開除她的學籍鬧劇。目前ＦＢＩ已介入調查。因為奧運火把在巴黎被滅火，有憤青聲稱家樂福某大股東支持達賴喇嘛而號召抵制，該老闆再否認也擋不住中國的愛國憤潮。四月十九日中國六城市憤青包圍家樂福，其中合肥還發生搶、砸事件。也是這一天，一些西方城市的中國留學生與僑民舉行愛國大集會，紅旗一片，中間還出現青天白日！中國政府走在既要鼓動民族主義，又害怕失控的鋼繩上；如果不趕緊煞車，勢必影響八月奧運。所以官方媒體降溫，聲稱「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是當前最大的愛國」。他們沒有報導圍堵家樂福事件，以免擴大事態，但是英文稿則加以報導，借以恐嚇西方國家。這如同布希與胡錦濤的熱線電話，中國官方中文媒體說「一中原則」，英文稿則是「一中各表」，以「內外有別」這種流氓黑道伎倆分別欺騙中國民眾與國際社會。四月十八日中國派前駐法國大使趙進軍與法國總統薩科茲會面，法國遂決定派特使到中國，中國媒體高調宣傳法國「主動」解決危機，還報導法國大使向中國火炬手金晶道歉的消息，以示法國向「天朝」求和。然而這個金晶因為不贊成抵制家樂福，被憤青痛罵為「漢奸」，法國對她有一份歉意。國際社會不應被中國民族主義所嚇倒而助長其氣焰，才能迫使中國改革。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林保華專論》結緣高雄﹐穿講南北
[自由時報]
[2008-04-28 18:56:02]
來台灣定居後﹐雖然住在台北市﹐但是還有一些機會往南部跑﹐去得最多地方是高雄（市縣）。其中一個重要工作是去中學裡演講﹐講我的特殊經歷﹐以及從經歷與研究中對共產黨的認識。前年﹑去年去雄中﹑雄女﹐最近到高雄縣兩天﹐在鳳山﹑林園﹑文山﹑仁武﹑路竹的五間學校演講。如果加上三月應楊秋興縣長的邀請在縣政府演講後﹐朋友帶我去錫安山旅遊參觀﹐這次回來查地圖﹐我在高雄﹐可說從南穿到北了。在這裡要感謝有關部門的安排。第一次到高雄﹐是一九九六年從香港來台灣參觀選舉。那次是我多次來台灣參訪中最有意義的。不但那是台灣第一次一人一票選舉總統﹐而且因為中國在“福建前線”舉行軍事演習﹐封鎖台灣海峽的若干空域﹐並且向台灣發射飛彈﹐使訪問帶有若干悲壯色彩。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在訪問團解散後﹐臨時決定多留兩天﹐到高雄去。因為那次中國的飛彈有一枚就是射向高雄西子灣的海面。我特地過去“憑吊”﹐表達對共產黨的憤慨與抗議。第二天我又去了鵝鑾鼻。因為我去過基隆﹐再到鵝鑾鼻﹐可說是跑遍台灣南北﹐表達我對台灣的一片心意。我很羨慕台灣的年輕人﹐生活在自由的世界﹐不像當年我和他們同樣的年紀﹐卻是不同的命運﹐雖然在印尼﹐就已經在共產黨的控制下﹐被中共洗腦而吸收單一的資訊。這條彎路一走就是將近三十年﹐人的一生有幾個三十年因此我也很擔心台灣的年輕人﹐因為太單純而不知社會的險惡﹐尤其與共產黨打交道﹐甚至與共產黨教育出來的“憤青”打交道﹐因為缺少警覺心而容易上當受騙。所以總想多講一些﹐希望增加他們一些“抵抗力”。講到共產黨﹐許多人會說﹐共產黨現在已經變了。在中國準備收回香港時﹐有香港人那樣說﹐包括民主派人士﹐到六四屠殺他們才清醒。台灣自然也有許多人那樣說﹐不知道西藏屠殺會不會使他們清醒﹖最擔心是他們相信共產黨的宣傳﹐所以我最要講的是他們的騙術與我受騙的經歷。南部的中學生很可愛﹑很單純﹑也很熱情。本來我以為﹐這次正好有西藏問題出現﹐對他們是最好的“教材”﹐還有博鰲論壇中“一個中國”的騙術﹐但是我發現他們似乎沒有怎麼看這些新聞﹐所以沒有太大的反應。而在談到我與高雄“結緣”﹐是因為一九九六年那顆飛彈時﹐有一個同學在散會後問我﹐難道中國真的向台灣發射過飛彈﹖的確﹐那時他們大概才四﹑五歲﹐不會有甚麼印象﹐但是社會上親中言論滿溢﹐而我們的老師與家長也不提的話﹐久而久之﹐共產黨就會成為“正面”的形象﹐我們的心防就會失守。去年演講中﹐有一位同學問我﹕“甚麼是共產黨﹖”我自己也嚇了一跳﹐不知該怎麼回答﹐不過也的確反映了目前需要向學生填補這方面的空白。這次有學生要我講講共產黨的黑幕﹐我很高興﹐因為他至少知道共產黨是“黑”的﹐而且想知道的更多。跑了這些學校﹐見到學校的校長與老師﹐他們都在默默耕耘。我感慨的說﹐我也當過老師﹐只是文革一陣狂風﹐老師成了革命對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此與“老師”絕緣。所以做老師那種“桃李滿天下”的滿足感﹐我沒有享受到。的確﹐我到了香港﹐與以前的學生完全斷了音訊﹔更難言的是﹐我過去教的是中共黨史﹐教出來的是怎樣的“桃李”﹖不過我到紐約後有一位學生找過我﹐也是我離開學校後唯一見到的學生。他本來是馬來西亞的僑生﹐與我一樣﹐離開中國到香港﹐再到美國﹐還來和我相認。有一年中秋﹐他還送來一盒月餅﹔感謝他沒有計較我當年的“為匪張目”。如果說當年我教的中共黨史是“誤人子弟”的話﹐我的餘生當然必須做出補償。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4368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4625
林保華專欄／憤青黑手
[自由時報]
[2008-04-22 22:36:42]
林保華專欄／憤青黑手 中國的「民族主義」，每隔一陣就要歇斯底里大發作一次。最近借西藏（圖博）與奧運問題又大發作。至於甚麼時候需要發作，全由共產黨根據需要決定。因為中國集會遊行必須黨批准；網絡憤青言論也由黨控制。這次的民族主義大發作，圍繞在ＣＮＮ、王千源、家樂福三個主體，源頭則是西藏。胡錦濤的親信、西藏黨書記張慶黎侮辱達賴喇嘛是「人面獸心」、「披著袈裟的豺狼」；憑著這種敵對態度，就可斷定不可能使西藏人民服氣。但是北京沒有料到，這次對自由與人權普世價值的踐踏，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民間的強烈反應。在北京從西藏趕走所有境外媒體後，ＣＮＮ就多次報導不是來自中國官方的資訊，於是中國憤青在網絡上大事辱罵ＣＮＮ。問題是中國有多少憤青可以看到ＣＮＮ？可知這個源頭來自官方。後來又發生ＣＮＮ主持人指CHINA是「暴民」與「惡棍」，中國硬指這是侮辱中國人，由外交部三次點名，ＣＮＮ澄清指的是政府，向「人民」道歉，把矛頭指向政府，中國當然更不會接受。王千源是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留學生，在「反藏」與「支藏」兩個集會中勸說中國留學生了解一些西藏，卻被當「漢奸」聲討與圍剿，憤青恐嚇要從肉體上消滅她，她的私人資料在網上被公開，青島的父母被批鬥，家裡被潑糞，東西被搶，母校青島二中上演開除她的學籍鬧劇。目前ＦＢＩ已介入調查。因為奧運火把在巴黎被滅火，有憤青聲稱家樂福某大股東支持達賴喇嘛而號召抵制，該老闆再否認也擋不住中國的愛國憤潮。四月十九日中國六城市憤青包圍家樂福，其中合肥還發生搶、砸事件。也是這一天，一些西方城市的中國留學生與僑民舉行愛國大集會，紅旗一片，中間還出現青天白日！中國政府走在既要鼓動民族主義，又害怕失控的鋼繩上；如果不趕緊煞車，勢必影響八月奧運。所以官方媒體降溫，聲稱「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是當前最大的愛國」。他們沒有報導圍堵家樂福事件，以免擴大事態，但是英文稿則加以報導，借以恐嚇西方國家。這如同布希與胡錦濤的熱線電話，中國官方中文媒體說「一中原則」，英文稿則是「一中各表」，以「內外有別」這種流氓黑道伎倆分別欺騙中國民眾與國際社會。四月十八日中國派前駐法國大使趙進軍與法國總統薩科茲會面，法國遂決定派特使到中國，中國媒體高調宣傳法國「主動」解決危機，還報導法國大使向中國火炬手金晶道歉的消息，以示法國向「天朝」求和。然而這個金晶因為不贊成抵制家樂福，被憤青痛罵為「漢奸」，法國對她有一份歉意。國際社會不應被中國民族主義所嚇倒而助長其氣焰，才能迫使中國改革。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林保華專論》結緣高雄﹐穿講南北
[自由時報]
[2008-04-28 18:56:02]
來台灣定居後﹐雖然住在台北市﹐但是還有一些機會往南部跑﹐去得最多地方是高雄（市縣）。其中一個重要工作是去中學裡演講﹐講我的特殊經歷﹐以及從經歷與研究中對共產黨的認識。前年﹑去年去雄中﹑雄女﹐最近到高雄縣兩天﹐在鳳山﹑林園﹑文山﹑仁武﹑路竹的五間學校演講。如果加上三月應楊秋興縣長的邀請在縣政府演講後﹐朋友帶我去錫安山旅遊參觀﹐這次回來查地圖﹐我在高雄﹐可說從南穿到北了。在這裡要感謝有關部門的安排。第一次到高雄﹐是一九九六年從香港來台灣參觀選舉。那次是我多次來台灣參訪中最有意義的。不但那是台灣第一次一人一票選舉總統﹐而且因為中國在“福建前線”舉行軍事演習﹐封鎖台灣海峽的若干空域﹐並且向台灣發射飛彈﹐使訪問帶有若干悲壯色彩。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在訪問團解散後﹐臨時決定多留兩天﹐到高雄去。因為那次中國的飛彈有一枚就是射向高雄西子灣的海面。我特地過去“憑吊”﹐表達對共產黨的憤慨與抗議。第二天我又去了鵝鑾鼻。因為我去過基隆﹐再到鵝鑾鼻﹐可說是跑遍台灣南北﹐表達我對台灣的一片心意。我很羨慕台灣的年輕人﹐生活在自由的世界﹐不像當年我和他們同樣的年紀﹐卻是不同的命運﹐雖然在印尼﹐就已經在共產黨的控制下﹐被中共洗腦而吸收單一的資訊。這條彎路一走就是將近三十年﹐人的一生有幾個三十年因此我也很擔心台灣的年輕人﹐因為太單純而不知社會的險惡﹐尤其與共產黨打交道﹐甚至與共產黨教育出來的“憤青”打交道﹐因為缺少警覺心而容易上當受騙。所以總想多講一些﹐希望增加他們一些“抵抗力”。講到共產黨﹐許多人會說﹐共產黨現在已經變了。在中國準備收回香港時﹐有香港人那樣說﹐包括民主派人士﹐到六四屠殺他們才清醒。台灣自然也有許多人那樣說﹐不知道西藏屠殺會不會使他們清醒﹖最擔心是他們相信共產黨的宣傳﹐所以我最要講的是他們的騙術與我受騙的經歷。南部的中學生很可愛﹑很單純﹑也很熱情。本來我以為﹐這次正好有西藏問題出現﹐對他們是最好的“教材”﹐還有博鰲論壇中“一個中國”的騙術﹐但是我發現他們似乎沒有怎麼看這些新聞﹐所以沒有太大的反應。而在談到我與高雄“結緣”﹐是因為一九九六年那顆飛彈時﹐有一個同學在散會後問我﹐難道中國真的向台灣發射過飛彈﹖的確﹐那時他們大概才四﹑五歲﹐不會有甚麼印象﹐但是社會上親中言論滿溢﹐而我們的老師與家長也不提的話﹐久而久之﹐共產黨就會成為“正面”的形象﹐我們的心防就會失守。去年演講中﹐有一位同學問我﹕“甚麼是共產黨﹖”我自己也嚇了一跳﹐不知該怎麼回答﹐不過也的確反映了目前需要向學生填補這方面的空白。這次有學生要我講講共產黨的黑幕﹐我很高興﹐因為他至少知道共產黨是“黑”的﹐而且想知道的更多。跑了這些學校﹐見到學校的校長與老師﹐他們都在默默耕耘。我感慨的說﹐我也當過老師﹐只是文革一陣狂風﹐老師成了革命對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此與“老師”絕緣。所以做老師那種“桃李滿天下”的滿足感﹐我沒有享受到。的確﹐我到了香港﹐與以前的學生完全斷了音訊﹔更難言的是﹐我過去教的是中共黨史﹐教出來的是怎樣的“桃李”﹖不過我到紐約後有一位學生找過我﹐也是我離開學校後唯一見到的學生。他本來是馬來西亞的僑生﹐與我一樣﹐離開中國到香港﹐再到美國﹐還來和我相認。有一年中秋﹐他還送來一盒月餅﹔感謝他沒有計較我當年的“為匪張目”。如果說當年我教的中共黨史是“誤人子弟”的話﹐我的餘生當然必須做出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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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7日 星期日
觀點-12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
陳映真
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六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維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畫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即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著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過一千）和一九七七年（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十一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繫獄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十一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一九七七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載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著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菁英，一個是鉅大資本的企業菁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猁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菁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菁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虜，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穆斯林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作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伊斯蘭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逕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癡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資訊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併、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癡化，資本產業菁英和媒體產業菁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二○○○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跨國大藥廠只為巨大利潤研發和生產（如「威而剛」、生髮劑），卻放棄第三世界最需要的熱帶病（如瘧疾）治療劑的開發。
「美國癌症協會」捐款來源雖多，卻將基金挪用自肥，以致資助癌症研究及醫療撥款不足。
美國軍部利用血汗工廠縫製美國軍服。
土耳其以美國供應的武器屠殺庫德族的村莊。
美國媒體如何蓄意減少外國媒體披露的不利於美國新聞報導。
美國路易西安娜州南部一個地區，因在石化工廠（七座）和一百多座污染工業而形成一個下層階級、非白人居民的高癌症罹病地帶，形成嚴重的有毒的種族主義（toxic racism）地帶。
美國一次大型核武試爆，造成數千名核爆受害者。
美國主流媒體對北朝鮮饑荒表現報導上的疏略與人道上的冷漠。等等，等等。
義和團運動論
「好吧，就算美國和西方也干預新聞自由，也不能據之以正當化《冰點》事件！」
我們說的是沒有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內涵離不開歷史、社會和階級等條件去界定。對於「富有－白人－菁英階級」而言，美國有宣傳對伊拉克侵略之戰為為伊拉克打倒獨夫，建設民主憲政之戰的「自由」猁猁即使始終找不到伊拉克私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美國也享有宣傳因自己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日漸破產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的自由；美國也享有隨時以反恐之名褻瀆別人奉為神聖的宗教，掩蓋對穆斯林戰俘進行令人髮指的虐囚事實的新聞自由。因此，問題在於擁有的新聞自由，是為了誰的新聞自由？為了什麼議題（project）的新聞自由？屬於誰的新聞自由？
這三個提問，在這次丹麥報紙褻瀆伊斯蘭教教主而引爆的暴動中凸顯出來。西方－白種人－基督教的媒體，在「新聞言論自由」的大義名分下履行了自己的「新聞自由」，而東方－非白人－伊斯蘭教各民族人民，向丹麥的暴言媒體求一聲道歉而不可得，在不甘於只能有被褻瀆羞辱的「自由」情況下，群起而以暴抗議。事件似乎還在擴大，值得認真思索「自由」的人們注目和思索。
而正如今日評說兩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如果百年後，也有穆斯林菁英評說今日伊斯蘭教世界以暴動回應丹麥對「真主阿拉」的褻瀆而曰：「丹麥事變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把伊斯蘭教世界反褻瀆暴動者描寫成回教英雄，美化他們對非伊斯蘭教白種人的攻擊，並將之描繪為穆斯林英雄，對於事變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給伊斯蘭教世界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後人對丹麥事變的記載教導下一代人的是，一、穆斯林文化至高無上。二、西方外來文明邪惡，侵蝕現有伊斯蘭教文化的聖潔……」，即使百年後的伊斯蘭教知識分子的反應，怕也只會使龍應台女士皺眉頭而已。
而事實上，類如袁偉時的義和團論，在「開放改革」後的大陸知識界也絕不陌生。據說北京某網路技術公司董事長向松祚就批評義和團民變是「滿清守舊貴族強烈排外」，「連基本國際關係準則都不顧」，「要把洋人全都趕出去……」為導火線的「重大變故」。他也批評義和團有「迷信成分」，「愚昧」，是「封建落後、反動的會道門式的組織形式的運動」。「它的口號和理念與當時的時代完全不合」，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搞「神鬼附身，龍頭大哥，像黑社會一樣」。
像向松祚這樣的老闆和中青年自由知識分子，有翻義和團的案，有質疑魯迅的地位與成就，卻也未見因而封雜誌，更沒聽說抓人坐大牢。
在台灣，像向松祚的「自由派」的義和團論就自然更其多了。一九九六年，當大陸上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而熱賣，震動華語世界時，台灣就有人寫〈無知與孤傲〉，痛烈醜詆義和團運動之「無知愚昧、野蠻落後」，是「殺人放火的土匪」，疾言批評大陸不「文明」（說今日大陸在「知識、教育、科技與文化水平」上，「離開最先進的水平還很遠」），我當時也寫了文章反論。而看來，大陸和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真是不約而同，卻何其相似乃爾！
在檢點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之前，回顧一下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背景，即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基督教東來中國的歷史，很有參照的意義。
基督新教來華，積極的一面有引進出版、印刷、報刊的編印發行等方面，也有興辦現代學校和介紹西方醫藥科學的方面。至於其消極的一面，基督教向東方佈教的過程，和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有密切關係。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昭著的史實。教士往往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別動隊。他們呼喊：「只有戰爭能夠把中國開放給基督。」在不平等條約的強制下，基督教以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例如治外法權）的優勢在華佈教，良莠不齊的入教華人也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檢查權的管轄。一時豪紳遊手藉入教橫行鄉里，引起公忿。教會教民仗勢強買惡索，強迫捐獻，強占墾地的事件，隨著中國國勢日頹，而愈演愈烈，致人民銜恨怒目，因此教民教會與社會的矛盾、爭執和鬥爭、毆鬥甚至凶殺事件頻仍，史上稱為「教案」。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在當時屬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籍傳教士被中國「暴民」殺害。德國卻藉機派兵占據膠州灣和青島。眼看老大中國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中屈辱喪權，歐洲列強也紛紛向中國要求割占勢力範圍、開放港市和要求（鐵）路權和開礦權。在眼看著民族的命運日益危殆的封建中國的農民心中，日漸積蓄著對於外國侵略者深刻的仇恨，終於成為一九○○年大規模中國農民反對洋教和一切西方事物的軒然大波。而農民的反西方暴動又給與西方八個列強以聯手侵華的藉口，燒殺搶掠。據歷史記載，天津城內被八國聯軍屠殺者，屍骸狼藉，餓犬爭食，城內房舍十室九空，北京城內也人屍橫陳，不可勝計。京華皇城歷代歷朝積蓄的典章文物、國寶珍奇，被搶掠淨盡。即使後來擔任八國聯軍統帥的德國將領瓦德西，對於西方「文明」的軍隊對中國人民的無甄別的集體性屠殺，和對歷代中國文物瑰寶的恣意搶掠，驚駭不已，在他的日記上有這記載：「所有此次中國所受破壞及搶劫的損失，其詳細數字明細也許永遠難為人所知，但其為數必定極大無疑……」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
「義和團愚昧，跟不上西方科技、文明現代化的世界，搞封建迷信，搞黑社會組織……」
**歷史認識和歷史教育
經濟發展，即社會生產方式的推移自有滯後和先進的階段，也自有客觀的評準。然而「現代化」酖酖即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西方，卻習慣於理所當然地以經濟先進社會在文化上亦必超前於經濟落後的社會。隨西方重商主義對外擴張登上北美洲大陸的傳教士，看到土著印第安人文化中崇尚和平，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對行旅之人的慷慨與協助等西方喪失的美德，驚為「上帝最初造人的形象」。然而這些印第安土著卻被終竟殘暴貪欲的白人船隊施加種族滅絕性的屠殺。
印第安人與西方的遇合，是部族共同體社會與商業資本主義對外擴張時期的社會的遇合。中國人與西方的遇合，是創造過璀璨的封建文化的封建社會，與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西方獨占資本主義社會的遇合，其間的文野高低，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的落差，而不是種族優劣、文野、賢愚的落差。
而當生產方式「先進」的社會壓迫和掠奪生產方式滯後的社會，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只能以刀箭和槍矛抵抗白人的現代化鎗砲，在精神上印第安人只能求助於深信不疑的傳統「祖靈」、「巫術」和各種薩滿教的神靈巫師和儀式，而中國農民只能寄託於民間符咒，相信能刀槍不入、魂鬼附身的方術。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一八九五年吳湯興招募義軍抗日告示中，有「……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胡阿錦起義告示以「倭奴」稱日本占領者。柯鐵虎征倭檄文中以「倭」、「賊」稱據台日軍……難道只能換來後人鄙夷其主張「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主張侵略者「邪惡」，在反對日帝占領台灣的鬥爭中「暗藏仇外情緒」的評價？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法
自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無情蹧踐和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薩依德意義上的「東方」，非西方、非白人、非基督教各民族人民就受到「西方文明開化」、「東方野蠻落後」這樣一種思想和信念的統治，不可自拔，難於翻身。龍應台女士的文章最後點睛之筆，是在說中共因不許新聞「媒體獨立」、「不尊重知識分子」、以「不文明」的態度和手段對待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所以是個「不文明」的、「野蠻」的國家。
我絕不贊成「中華文化至高無上」論，我也沒有聽說當下的大陸領導人這樣說過，反倒聽過自周恩來以來他們主張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互相接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反對把自己的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人的話。中國在文化上、學術上當然應該更加努力，對世界作貢獻，但如果說今日中國就「野蠻」了，只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人說得出口。現在引述陳毓鈞教授引用尼克森在其所著《超越和平》中忠告美國人的話，說明一些事實。尼克森指出，美國文化中存在著「高犯罪率、暴力文化、種族主義、槍枝氾濫、色情文化、毒品氾濫、家庭崩解、人心腐化」。這不是西方文明「邪惡」論是什麼？尼克森接著說，這樣的美國怎麼有資格向別的國家指指點點？「而今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言說顯得輕率無知，十年後中國將使其顯得荒謬可笑……」
誠然，中國的文化還要提高。但是近十年來中國文化文明的遺跡和既有成就受到聯合國評比為人類共有的光榮者不知有多少件。是的，中國在教育、科技發展上還有待更上層樓。但今天中國每年教育出五、六十萬個工程師的事實，使美國大驚失色。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
就因為中國共青團的機關報自己查禁了屬於自己的《冰點》；就因為從來不曾存在的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就僅僅因為共青團不贊成醜化義和團運動的買辦史觀，龍應台女士就要咒罵今日中國的「野蠻」，就要以有別於中國人的「台灣人民」的地位，威脅要以她的價值認同「離棄」、「抵抗」自己的中國認同！
然而尋求外力干預下分斷祖國的統一，不是在市場上論斤計兩的生意，錙銖必較，更不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分裂民族的統一，至少對我而言，是一個知識分子為了堅持其出生的尊嚴、知識的尊嚴和人格的尊嚴的原點，不能議價，不可買賣、不許交換的。
而不必再等十年，龍應台女士的這一番言說，在當下就已顯得輕率了。
國際邊緣 ＞ 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10.htm
以上這篇文章，幸虧應該不是代表台灣的主流意見，否則，我也無話可說啦！本來這種文章，既然不是主流意見，影響有限，也自然不必花時間評論什麼，但令我驚訝的是，竟然有在我們學校教通事課程，且頗受歡迎的老師，在課堂上公開推銷此文，這便使我不得不對這文章，陳述些許感想了！
請大家想想，假設現在某著名機構要在各級學校，舉行一個具有普遍公信力的評鑑，試題無論是在內容和難易度方面，皆經過一次次的討論、測試，因而大多數的師生都對這考試的鑑別力和公平性，頗有信心。這次評鑑因而順利舉行了，考試結束後不久，成績揭曉，某校一個學生的母親看到成績單，上面竟顯示0分，媽媽便問孩子是怎麼回事，孩子理直氣壯的說：「我根本不覺得這個評鑑有任何意義和價值，我不喜歡這個考試，所以當天出門後就去玩了，沒有去參加考試！妳看，某甲不及格、某乙也才六時出頭、某丙也不過八時幾分，根本沒幾個人能得一百分，可見這個評鑑實在很差，我才懶得理它呢！」你說，這個學生的辯駁有道理嗎？回頭看看陳先生的這篇文章，不正是在替共產專政、拒絕民主的中國，講這樣的歪理嗎？一個評鑑的設計，是要經過許多專家、學者的討論，然後進行試測，確定一切皆已完備後，才正式舉行。民主制度抑然，是經過一代代知識菁英，以及許多人們不斷共同努力奮鬥，才獲得的健全體制，且這個體制目前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接受。即便有些國家在實行的技術層面有瑕疵，或執行者和人民的民主素養稍微不足，而使這個制度執行的不盡完善，但畢竟這些國家仍接受了此體制，且適應得很好。中國呢？它根本徹頭徹尾不接受這種體制，我們怎麼可能討論它實踐得如何，有沒有達到一定的標準？陳先生引用一些各國早期啟蒙思想佳的話，就想證明那些國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這如同以某個評鑑籌備委員再討論階段發表的個人意見，來徹底質疑此評鑑不具公信力一樣，實在是很薄弱的論述呀！我們要看的，不是那些古人說過什麼，也不是他們早期作了什麼，而是他們現在怎麼作，而中國現在又是怎麼作。陳先生還認為，人均收入差不多的當今中國和解嚴前後的台灣相比，中國較開放，這更是睜眼說瞎話，自欺欺人了！再說，這種比較並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人說當時的台灣民主、自由啊，拿個獨裁來和一個獨裁中的獨裁來比較，想證明什麼呢？
陳先生這篇文章，甫讀還以為是中國喉舌「人民日報」中的一篇社論，雖然作者可能無此意，但所達到的效果卻毫無疑問，是比十張人民日報加起來，更具統戰意味的！文中多處提到「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還不是作者引用他人的文句，而是在作者自己的議論中，如此的論調，比共產黨還共產黨，針不可思議啊！至於中國的經濟，真如陳先生所說的那樣，是和平、穩定的良好發展嗎？如果看過之前我介紹的文章，便會瞭解中國目前的經濟，不是什麼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是有錢、有權人主導的「盜竊經濟」我想，陳先生是不知道，或不肯承認這些的！我的見意是：如果對中國的感情這麼無法割捨，不妨到中國去居住吧，沒有人會阻攔他的，且這樣他應該會比較愉快喔！
陳映真
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六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維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畫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即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著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過一千）和一九七七年（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十一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繫獄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十一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一九七七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載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著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菁英，一個是鉅大資本的企業菁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猁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菁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菁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虜，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穆斯林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作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伊斯蘭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逕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癡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資訊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併、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癡化，資本產業菁英和媒體產業菁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二○○○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跨國大藥廠只為巨大利潤研發和生產（如「威而剛」、生髮劑），卻放棄第三世界最需要的熱帶病（如瘧疾）治療劑的開發。
「美國癌症協會」捐款來源雖多，卻將基金挪用自肥，以致資助癌症研究及醫療撥款不足。
美國軍部利用血汗工廠縫製美國軍服。
土耳其以美國供應的武器屠殺庫德族的村莊。
美國媒體如何蓄意減少外國媒體披露的不利於美國新聞報導。
美國路易西安娜州南部一個地區，因在石化工廠（七座）和一百多座污染工業而形成一個下層階級、非白人居民的高癌症罹病地帶，形成嚴重的有毒的種族主義（toxic racism）地帶。
美國一次大型核武試爆，造成數千名核爆受害者。
美國主流媒體對北朝鮮饑荒表現報導上的疏略與人道上的冷漠。等等，等等。
義和團運動論
「好吧，就算美國和西方也干預新聞自由，也不能據之以正當化《冰點》事件！」
我們說的是沒有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內涵離不開歷史、社會和階級等條件去界定。對於「富有－白人－菁英階級」而言，美國有宣傳對伊拉克侵略之戰為為伊拉克打倒獨夫，建設民主憲政之戰的「自由」猁猁即使始終找不到伊拉克私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美國也享有宣傳因自己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日漸破產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的自由；美國也享有隨時以反恐之名褻瀆別人奉為神聖的宗教，掩蓋對穆斯林戰俘進行令人髮指的虐囚事實的新聞自由。因此，問題在於擁有的新聞自由，是為了誰的新聞自由？為了什麼議題（project）的新聞自由？屬於誰的新聞自由？
這三個提問，在這次丹麥報紙褻瀆伊斯蘭教教主而引爆的暴動中凸顯出來。西方－白種人－基督教的媒體，在「新聞言論自由」的大義名分下履行了自己的「新聞自由」，而東方－非白人－伊斯蘭教各民族人民，向丹麥的暴言媒體求一聲道歉而不可得，在不甘於只能有被褻瀆羞辱的「自由」情況下，群起而以暴抗議。事件似乎還在擴大，值得認真思索「自由」的人們注目和思索。
而正如今日評說兩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如果百年後，也有穆斯林菁英評說今日伊斯蘭教世界以暴動回應丹麥對「真主阿拉」的褻瀆而曰：「丹麥事變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把伊斯蘭教世界反褻瀆暴動者描寫成回教英雄，美化他們對非伊斯蘭教白種人的攻擊，並將之描繪為穆斯林英雄，對於事變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給伊斯蘭教世界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後人對丹麥事變的記載教導下一代人的是，一、穆斯林文化至高無上。二、西方外來文明邪惡，侵蝕現有伊斯蘭教文化的聖潔……」，即使百年後的伊斯蘭教知識分子的反應，怕也只會使龍應台女士皺眉頭而已。
而事實上，類如袁偉時的義和團論，在「開放改革」後的大陸知識界也絕不陌生。據說北京某網路技術公司董事長向松祚就批評義和團民變是「滿清守舊貴族強烈排外」，「連基本國際關係準則都不顧」，「要把洋人全都趕出去……」為導火線的「重大變故」。他也批評義和團有「迷信成分」，「愚昧」，是「封建落後、反動的會道門式的組織形式的運動」。「它的口號和理念與當時的時代完全不合」，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搞「神鬼附身，龍頭大哥，像黑社會一樣」。
像向松祚這樣的老闆和中青年自由知識分子，有翻義和團的案，有質疑魯迅的地位與成就，卻也未見因而封雜誌，更沒聽說抓人坐大牢。
在台灣，像向松祚的「自由派」的義和團論就自然更其多了。一九九六年，當大陸上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而熱賣，震動華語世界時，台灣就有人寫〈無知與孤傲〉，痛烈醜詆義和團運動之「無知愚昧、野蠻落後」，是「殺人放火的土匪」，疾言批評大陸不「文明」（說今日大陸在「知識、教育、科技與文化水平」上，「離開最先進的水平還很遠」），我當時也寫了文章反論。而看來，大陸和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真是不約而同，卻何其相似乃爾！
在檢點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之前，回顧一下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背景，即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基督教東來中國的歷史，很有參照的意義。
基督新教來華，積極的一面有引進出版、印刷、報刊的編印發行等方面，也有興辦現代學校和介紹西方醫藥科學的方面。至於其消極的一面，基督教向東方佈教的過程，和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有密切關係。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昭著的史實。教士往往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別動隊。他們呼喊：「只有戰爭能夠把中國開放給基督。」在不平等條約的強制下，基督教以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例如治外法權）的優勢在華佈教，良莠不齊的入教華人也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檢查權的管轄。一時豪紳遊手藉入教橫行鄉里，引起公忿。教會教民仗勢強買惡索，強迫捐獻，強占墾地的事件，隨著中國國勢日頹，而愈演愈烈，致人民銜恨怒目，因此教民教會與社會的矛盾、爭執和鬥爭、毆鬥甚至凶殺事件頻仍，史上稱為「教案」。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在當時屬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籍傳教士被中國「暴民」殺害。德國卻藉機派兵占據膠州灣和青島。眼看老大中國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中屈辱喪權，歐洲列強也紛紛向中國要求割占勢力範圍、開放港市和要求（鐵）路權和開礦權。在眼看著民族的命運日益危殆的封建中國的農民心中，日漸積蓄著對於外國侵略者深刻的仇恨，終於成為一九○○年大規模中國農民反對洋教和一切西方事物的軒然大波。而農民的反西方暴動又給與西方八個列強以聯手侵華的藉口，燒殺搶掠。據歷史記載，天津城內被八國聯軍屠殺者，屍骸狼藉，餓犬爭食，城內房舍十室九空，北京城內也人屍橫陳，不可勝計。京華皇城歷代歷朝積蓄的典章文物、國寶珍奇，被搶掠淨盡。即使後來擔任八國聯軍統帥的德國將領瓦德西，對於西方「文明」的軍隊對中國人民的無甄別的集體性屠殺，和對歷代中國文物瑰寶的恣意搶掠，驚駭不已，在他的日記上有這記載：「所有此次中國所受破壞及搶劫的損失，其詳細數字明細也許永遠難為人所知，但其為數必定極大無疑……」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
「義和團愚昧，跟不上西方科技、文明現代化的世界，搞封建迷信，搞黑社會組織……」
**歷史認識和歷史教育
經濟發展，即社會生產方式的推移自有滯後和先進的階段，也自有客觀的評準。然而「現代化」酖酖即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西方，卻習慣於理所當然地以經濟先進社會在文化上亦必超前於經濟落後的社會。隨西方重商主義對外擴張登上北美洲大陸的傳教士，看到土著印第安人文化中崇尚和平，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對行旅之人的慷慨與協助等西方喪失的美德，驚為「上帝最初造人的形象」。然而這些印第安土著卻被終竟殘暴貪欲的白人船隊施加種族滅絕性的屠殺。
印第安人與西方的遇合，是部族共同體社會與商業資本主義對外擴張時期的社會的遇合。中國人與西方的遇合，是創造過璀璨的封建文化的封建社會，與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西方獨占資本主義社會的遇合，其間的文野高低，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的落差，而不是種族優劣、文野、賢愚的落差。
而當生產方式「先進」的社會壓迫和掠奪生產方式滯後的社會，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只能以刀箭和槍矛抵抗白人的現代化鎗砲，在精神上印第安人只能求助於深信不疑的傳統「祖靈」、「巫術」和各種薩滿教的神靈巫師和儀式，而中國農民只能寄託於民間符咒，相信能刀槍不入、魂鬼附身的方術。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一八九五年吳湯興招募義軍抗日告示中，有「……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胡阿錦起義告示以「倭奴」稱日本占領者。柯鐵虎征倭檄文中以「倭」、「賊」稱據台日軍……難道只能換來後人鄙夷其主張「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主張侵略者「邪惡」，在反對日帝占領台灣的鬥爭中「暗藏仇外情緒」的評價？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法
自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無情蹧踐和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薩依德意義上的「東方」，非西方、非白人、非基督教各民族人民就受到「西方文明開化」、「東方野蠻落後」這樣一種思想和信念的統治，不可自拔，難於翻身。龍應台女士的文章最後點睛之筆，是在說中共因不許新聞「媒體獨立」、「不尊重知識分子」、以「不文明」的態度和手段對待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所以是個「不文明」的、「野蠻」的國家。
我絕不贊成「中華文化至高無上」論，我也沒有聽說當下的大陸領導人這樣說過，反倒聽過自周恩來以來他們主張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互相接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反對把自己的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人的話。中國在文化上、學術上當然應該更加努力，對世界作貢獻，但如果說今日中國就「野蠻」了，只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人說得出口。現在引述陳毓鈞教授引用尼克森在其所著《超越和平》中忠告美國人的話，說明一些事實。尼克森指出，美國文化中存在著「高犯罪率、暴力文化、種族主義、槍枝氾濫、色情文化、毒品氾濫、家庭崩解、人心腐化」。這不是西方文明「邪惡」論是什麼？尼克森接著說，這樣的美國怎麼有資格向別的國家指指點點？「而今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言說顯得輕率無知，十年後中國將使其顯得荒謬可笑……」
誠然，中國的文化還要提高。但是近十年來中國文化文明的遺跡和既有成就受到聯合國評比為人類共有的光榮者不知有多少件。是的，中國在教育、科技發展上還有待更上層樓。但今天中國每年教育出五、六十萬個工程師的事實，使美國大驚失色。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
就因為中國共青團的機關報自己查禁了屬於自己的《冰點》；就因為從來不曾存在的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就僅僅因為共青團不贊成醜化義和團運動的買辦史觀，龍應台女士就要咒罵今日中國的「野蠻」，就要以有別於中國人的「台灣人民」的地位，威脅要以她的價值認同「離棄」、「抵抗」自己的中國認同！
然而尋求外力干預下分斷祖國的統一，不是在市場上論斤計兩的生意，錙銖必較，更不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分裂民族的統一，至少對我而言，是一個知識分子為了堅持其出生的尊嚴、知識的尊嚴和人格的尊嚴的原點，不能議價，不可買賣、不許交換的。
而不必再等十年，龍應台女士的這一番言說，在當下就已顯得輕率了。
國際邊緣 ＞ 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10.htm
以上這篇文章，幸虧應該不是代表台灣的主流意見，否則，我也無話可說啦！本來這種文章，既然不是主流意見，影響有限，也自然不必花時間評論什麼，但令我驚訝的是，竟然有在我們學校教通事課程，且頗受歡迎的老師，在課堂上公開推銷此文，這便使我不得不對這文章，陳述些許感想了！
請大家想想，假設現在某著名機構要在各級學校，舉行一個具有普遍公信力的評鑑，試題無論是在內容和難易度方面，皆經過一次次的討論、測試，因而大多數的師生都對這考試的鑑別力和公平性，頗有信心。這次評鑑因而順利舉行了，考試結束後不久，成績揭曉，某校一個學生的母親看到成績單，上面竟顯示0分，媽媽便問孩子是怎麼回事，孩子理直氣壯的說：「我根本不覺得這個評鑑有任何意義和價值，我不喜歡這個考試，所以當天出門後就去玩了，沒有去參加考試！妳看，某甲不及格、某乙也才六時出頭、某丙也不過八時幾分，根本沒幾個人能得一百分，可見這個評鑑實在很差，我才懶得理它呢！」你說，這個學生的辯駁有道理嗎？回頭看看陳先生的這篇文章，不正是在替共產專政、拒絕民主的中國，講這樣的歪理嗎？一個評鑑的設計，是要經過許多專家、學者的討論，然後進行試測，確定一切皆已完備後，才正式舉行。民主制度抑然，是經過一代代知識菁英，以及許多人們不斷共同努力奮鬥，才獲得的健全體制，且這個體制目前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接受。即便有些國家在實行的技術層面有瑕疵，或執行者和人民的民主素養稍微不足，而使這個制度執行的不盡完善，但畢竟這些國家仍接受了此體制，且適應得很好。中國呢？它根本徹頭徹尾不接受這種體制，我們怎麼可能討論它實踐得如何，有沒有達到一定的標準？陳先生引用一些各國早期啟蒙思想佳的話，就想證明那些國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這如同以某個評鑑籌備委員再討論階段發表的個人意見，來徹底質疑此評鑑不具公信力一樣，實在是很薄弱的論述呀！我們要看的，不是那些古人說過什麼，也不是他們早期作了什麼，而是他們現在怎麼作，而中國現在又是怎麼作。陳先生還認為，人均收入差不多的當今中國和解嚴前後的台灣相比，中國較開放，這更是睜眼說瞎話，自欺欺人了！再說，這種比較並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人說當時的台灣民主、自由啊，拿個獨裁來和一個獨裁中的獨裁來比較，想證明什麼呢？
陳先生這篇文章，甫讀還以為是中國喉舌「人民日報」中的一篇社論，雖然作者可能無此意，但所達到的效果卻毫無疑問，是比十張人民日報加起來，更具統戰意味的！文中多處提到「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還不是作者引用他人的文句，而是在作者自己的議論中，如此的論調，比共產黨還共產黨，針不可思議啊！至於中國的經濟，真如陳先生所說的那樣，是和平、穩定的良好發展嗎？如果看過之前我介紹的文章，便會瞭解中國目前的經濟，不是什麼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是有錢、有權人主導的「盜竊經濟」我想，陳先生是不知道，或不肯承認這些的！我的見意是：如果對中國的感情這麼無法割捨，不妨到中國去居住吧，沒有人會阻攔他的，且這樣他應該會比較愉快喔！
2008年2月16日 星期六
觀點-11
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
龍應台
2006-01-26
中國時報二十六日刊登龍應台給胡錦濤先生的公幵信／「胡錦濤」代表什麽？錦濤先生：國民党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麽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衹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裏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麽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麽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麽？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麽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准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欲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裏，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裏，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幵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致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麽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幵工作崗位，准備回鄉圍爐。報紙幵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幵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幵，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麽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衹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麽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麽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証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衹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于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胡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蹠、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裏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麽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贊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裏，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麽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麽？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麽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沖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幵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麽？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仆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准，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像，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臺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麽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麽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麽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麽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系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國際邊緣 ＞ 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09.htm
今天，我所介紹的，是龍應台女士更為人所知的文章，也就是在2006年出，所寫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這篇給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讀了這篇文章，雖然很慶幸龍女士終於對中國有了比較清楚、正確的認識，但似乎仍嫌慢了點兒，且領悟力的不足，也使奇對共產黨和專制體制，批判得不夠深刻，這是比較令人遺憾的地方。
首先，在文章的開始，作者從馬英九先生談起，認為馬先生說要國青團將來出個胡錦濤，是馬英九開的，最不及格的玩笑。然而，馬先生真的指示在「開玩笑」嗎？在我看來，馬先生根本不喜歡、不屑於民主憲政體制，更對專制政權和獨裁者的本質，完全缺乏基本認識，並且拒絕去認識。你看，從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選，馬先生哪一次是站在民主的一邊？再說，馬英九在很多時候，不驚異的表現出其自命高尚的貴族氣，例如他對原住民說：「我把你當人看，我把你當市民看，要好好的把你教育…」和夫人參加公開活動時，說夫人會：「穿著的跟一般老百姓一樣」難道，原住民不是人？難道馬先生和其家人，不是老百姓？如果不是老百姓，怎麼還動不動指責政府：「我們老百姓吃不飽，日子過不下去啦！」由此看來，馬英九先生根本保留了高人一等的貴族心態，以及厭惡民主的專制思維，至今仍未改變，而龍應台不但沒有認知、察覺這一點，反而一職支持他過去的長官，那麼我們便很難不對龍女士的民主概念產生疑慮了！
另一個凸顯在此文中的嚴肅問題，在於這篇文章在性質上，仍未脫離中國傳統文人習慣下跪的奴性。整篇文章，讀來如同一個憂國憂民的忠臣，再給皇帝尚書，以沈痛的語氣提出見言，可望朝廷能夠接納、改革。而且請大家注意，龍應台為何寫這篇公開信，他自己說得很明白，是由於「冰點」被查禁了。原來，是因為龍女士自己的利益遭到損害，他才想到要為其他遭受中國那個蠻橫、不講理之政權迫害的人發聲，如果中共沒有禁「冰點」龍女士便不會替天下蒼生鳴不平了！看來，龍應台是為自己是否能在中國有發言權謀，而不是為正義和真理謀，不是為受摧殘、迫害、殺戮的苦難中國人謀！龍女士在文中，孩提到所謂「家國認同」及「價值認同」並且表示，當兩者有衝突時，他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如果真如他所說的這樣，他早應該毫不遲疑的認同台灣，放棄對中國的幻想了呀！中國共產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哪一個放棄專制獨裁，開放言論、出版的自由？哪一個領導人宣布放棄武力犯台，撤銷對準台灣的飛彈，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承認未曾統治台灣的事實？龍應台為何還不知道覺醒，還期盼中共領導人能變善良、變文明呢？中國政府至今仍在打壓異己，迫害法輪功學員和基督教徒，關押、虐待民運人士和維權律師，這些殘酷而完全無人道可言的行徑，難道還不足以讓龍女士徹底揚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謂「家國認同」嗎？反觀台灣，不但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且比中國更重視中華文化，將之視為台灣文化的一部份，這種開放、多元的環境，不正是應該符合龍的「價值認同」嗎？龍女士何以將較能接近其價值認同的台灣主體意識和本土政權，當作自己敵視的對象，而無法切斷對殘暴中共的情感認同，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啊！
無疑的，龍應台這篇文章，雖然點出了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問題，但仍有著侷限性。要是欲探討根本內在因素，大概由於龍女士終究無法割捨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也因而無法割斷其「家國認同」的感性線，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遲疑的做出「價值認同」的選擇，也就完全可以想見了！或許如馬英九那樣，龍應台也認為要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來取代所謂「偏狹、悲怨的地域主義」吧，但是龍女士真的有認真理解什麼是「台灣主體意識」的思維嗎？追求台灣獨立，正是為了維護民主、自由、人權、尊嚴的人類價值啊！
龍應台
2006-01-26
中國時報二十六日刊登龍應台給胡錦濤先生的公幵信／「胡錦濤」代表什麽？錦濤先生：國民党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麽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衹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裏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麽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麽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麽？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麽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准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欲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裏，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裏，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幵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致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麽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幵工作崗位，准備回鄉圍爐。報紙幵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幵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幵，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麽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衹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麽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麽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証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衹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于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胡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蹠、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裏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麽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贊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裏，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麽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麽？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麽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沖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幵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麽？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仆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准，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像，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臺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麽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麽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麽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麽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系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國際邊緣 ＞ 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09.htm
今天，我所介紹的，是龍應台女士更為人所知的文章，也就是在2006年出，所寫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這篇給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讀了這篇文章，雖然很慶幸龍女士終於對中國有了比較清楚、正確的認識，但似乎仍嫌慢了點兒，且領悟力的不足，也使奇對共產黨和專制體制，批判得不夠深刻，這是比較令人遺憾的地方。
首先，在文章的開始，作者從馬英九先生談起，認為馬先生說要國青團將來出個胡錦濤，是馬英九開的，最不及格的玩笑。然而，馬先生真的指示在「開玩笑」嗎？在我看來，馬先生根本不喜歡、不屑於民主憲政體制，更對專制政權和獨裁者的本質，完全缺乏基本認識，並且拒絕去認識。你看，從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選，馬先生哪一次是站在民主的一邊？再說，馬英九在很多時候，不驚異的表現出其自命高尚的貴族氣，例如他對原住民說：「我把你當人看，我把你當市民看，要好好的把你教育…」和夫人參加公開活動時，說夫人會：「穿著的跟一般老百姓一樣」難道，原住民不是人？難道馬先生和其家人，不是老百姓？如果不是老百姓，怎麼還動不動指責政府：「我們老百姓吃不飽，日子過不下去啦！」由此看來，馬英九先生根本保留了高人一等的貴族心態，以及厭惡民主的專制思維，至今仍未改變，而龍應台不但沒有認知、察覺這一點，反而一職支持他過去的長官，那麼我們便很難不對龍女士的民主概念產生疑慮了！
另一個凸顯在此文中的嚴肅問題，在於這篇文章在性質上，仍未脫離中國傳統文人習慣下跪的奴性。整篇文章，讀來如同一個憂國憂民的忠臣，再給皇帝尚書，以沈痛的語氣提出見言，可望朝廷能夠接納、改革。而且請大家注意，龍應台為何寫這篇公開信，他自己說得很明白，是由於「冰點」被查禁了。原來，是因為龍女士自己的利益遭到損害，他才想到要為其他遭受中國那個蠻橫、不講理之政權迫害的人發聲，如果中共沒有禁「冰點」龍女士便不會替天下蒼生鳴不平了！看來，龍應台是為自己是否能在中國有發言權謀，而不是為正義和真理謀，不是為受摧殘、迫害、殺戮的苦難中國人謀！龍女士在文中，孩提到所謂「家國認同」及「價值認同」並且表示，當兩者有衝突時，他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如果真如他所說的這樣，他早應該毫不遲疑的認同台灣，放棄對中國的幻想了呀！中國共產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哪一個放棄專制獨裁，開放言論、出版的自由？哪一個領導人宣布放棄武力犯台，撤銷對準台灣的飛彈，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承認未曾統治台灣的事實？龍應台為何還不知道覺醒，還期盼中共領導人能變善良、變文明呢？中國政府至今仍在打壓異己，迫害法輪功學員和基督教徒，關押、虐待民運人士和維權律師，這些殘酷而完全無人道可言的行徑，難道還不足以讓龍女士徹底揚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謂「家國認同」嗎？反觀台灣，不但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且比中國更重視中華文化，將之視為台灣文化的一部份，這種開放、多元的環境，不正是應該符合龍的「價值認同」嗎？龍女士何以將較能接近其價值認同的台灣主體意識和本土政權，當作自己敵視的對象，而無法切斷對殘暴中共的情感認同，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啊！
無疑的，龍應台這篇文章，雖然點出了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問題，但仍有著侷限性。要是欲探討根本內在因素，大概由於龍女士終究無法割捨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也因而無法割斷其「家國認同」的感性線，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遲疑的做出「價值認同」的選擇，也就完全可以想見了！或許如馬英九那樣，龍應台也認為要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來取代所謂「偏狹、悲怨的地域主義」吧，但是龍女士真的有認真理解什麼是「台灣主體意識」的思維嗎？追求台灣獨立，正是為了維護民主、自由、人權、尊嚴的人類價值啊！
觀點-10
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 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中國時報 A13/龍應台專文 2005/05/25
【龍應台】
編者按： 著名作家龍應台頃應北京中國青年報之邀，撰寫「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一文。龍氏以其濃烈而極富感情的筆調，縱論當前兩岸的異同，從歷史的滄桑到現實生活的體驗，都有極為細膩的描述。文中並對台灣如何從單一價值的威權體系，走到今天的多元繽紛，做了深刻的剖析。對大陸的讀者而言，這應是繼連宋訪中行兩次公開演講之後，再一次的「台灣經驗震撼」。 鑑於本文的歷史意義，本報特徵得作者同意，與北京中國青年報同步，在今天完整刊出。
◎「紅燈記」在台北 二○○一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裡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二月八日在國父紀念館舞台點燃紅燈。這齣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台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任都已經練好了新台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台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文革樣板戲意外引起共鳴掌聲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台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裡，來這樣一齣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台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裡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的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台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台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台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裡，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相信絕對化只信統治者價值觀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裡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裡，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游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徑。另一方面，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中國、日本，島內民眾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裡，台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遺。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台灣習慣情況再壞用選票扭轉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下愈況，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 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連宋演講在對的時地說對的話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四八二美金成長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長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一直維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 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西元二○○五年／五月廿四日／香港
國際邊緣 ＞ 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01.htm
之前所介紹的，都是我個人認為值得推薦的好文章，然而，我想我們不應該只有看自己喜歡的觀點，也要同時讀讀自己不認同的想法，並加以檢視、辯證，才能夠逐步釐清一些概念，而更逼近真理一些！上面所轉貼的，是龍應台女士在三年前，也就是2005年在北京青年報和中國時報發表的文章，內容似乎是要讓中國人認識、瞭解台灣，但他是否真的做到了這點呢？讓我們透過對此文的檢視，以更深入認識、瞭解一下龍女士的思維吧！
首先，我覺得龍文的最大問題，在於概念及對概念的定義，十分不清晰、不明確。舉一個最明顯不過的例子，龍文裡經常出現「大敘述」和「小敘述」那麼，我便產生了疑問：所謂「大敘述」、「小敘述」如何定義，此二個概念的內涵是什麼？外延到什麼程度？所謂「大」、「小」怎樣界定？由誰來界定？而這種將敘述分「大」、「小」的理論，是以那個人、那個學派、哪部專著作為力論基礎？這些個問題，龍女士似乎都沒有很清楚、明白的交代。或許作者認為能閱讀其聞的人，應該都是有學問的，只要提出這兩個詞，讀者便馬上能瞭解。但是，我認為只要為文，就要著重可讀性，要為每個人著想，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此文的讀者。再說，即便是學者、專家，也有不同領域，同領域也有不同派別，要是甲派的人不使用乙派的名詞，怎麼辦呢？雖然，作者在此文有提出例子，認為國家、民族等是大敘述，個人自由、個人利益是小敘述，但這樣的分類又是建構於何種理論，作者並未說明。且從另一方面說，在文中所謂「小」、「大」之間，似乎存在一種對立性，作者並認為大多數台灣人對「大敘述」比較反感，而相對能夠接受「小敘述」，然事實上，作者用來說明這兩種相對概念的例子，其中所隱涵的觀念卻未必是對立的呀！例如，我可以認同個人利益、自由、尊嚴，大於國家利益、民族光榮，但我同時能夠對自己的國家表示認同，也就是認同我所生長、居住的國家是「台灣」。並且，台灣、中國的認同選擇，恰是對於個人自由、尊嚴，或國家大於自由、民族大於尊嚴的選擇，由此看來，所謂「大」、「小」既然對立，卻未必衝突，這似乎不通，因此我對這二個概念，沒有隨著讀畢此文而更清楚，反而越發糊塗哩！
另一個更嚴重的概念不清，表現在對「民主」的認知方面。作者在文章當中，提出一個明確的觀點：民主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基於這樣的認知，作者舉了許多無關緊要的生活當中，非常瑣碎的事件，作為對民主現象的說明，這其實是完全不著邊際、完全不切中核心的解釋方式。「民主」不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種政治體制。這樣的體制以憲法為基本，且確實的執行之，這部憲法是保障每個個人的自由、平等的，政府透過權力制衡確保此政體的正常運行，避免獨斷獨行，以多黨制讓人民得以對各政黨作檢驗和裁決。這些最主要、最核心的觀念和價值，在龍女士的筆下，卻成為瑣碎、零散、沒有重點的生活描述，且不說作者未根本上質疑獨裁者和專制政府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以如此對「民主」的論述，恐怕是不足以說服、吸引中國讀者的。正因為龍女士對民主的論述，完全無損於中國政府的利益，中國的主要媒體才願意刊登此文，他們一定是在有著100%的把握，認定這篇文章對統治者和統治集團不具殺傷力，才沒有限制其在主要報紙上發表的！正因為龍女士對民主的核心價值認識不清，因而會有：經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看來，作者認為二二八事件，是由於台灣人對祖國人不夠同情、不夠包容而造成的，國民黨雖然有問題，但卻因中國近代悲慘、坎坷的歷史，而要負的責任比較小，縱使作者沒這麼說，文字所透露的訊息卻是如此。如果說，面對專制、獨裁、實行差別待遇、認定台灣為次等領土、台灣人是二等國民的政權，面對貪污腐敗、外行領導內行、放任官員和士兵到處偷竊、搶劫、賒帳、玷污女性、有違抗便開槍等野蠻行為的政府，卻要求台灣人同情、包容他們，那麼台灣人的基本權益、尊嚴、財產甚至生命，誰來保障？龍女士這種說法，簡直到了荒唐、不可原諒的地步！龍女士還認為，有人刻意將國民黨的問題，理解成「中國人」的問題，「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在此，作者似乎很肯定，凡是將「中國人」和「台灣人」分開的人，首先，都是台灣人，其次，都是由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請問龍女士怎麼能確定這點？再說，當時來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以及在中國建政的中國共產黨，成員不都是中國人嗎？他們行徑的殘酷、野蠻，為何不能說是中國人的問題？我們說這是中國人的問題，並不是說這是中國文化完全出問題，得全然否認中國文明和中國的一切，但中國人確實有問題，這個問題除了某黨某派的問題，難道和整個文化系統與專制體制，完全沒有任何關連嗎？另一方面，作者談到他「野火」之前努力爭取自由和人權者，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他沒有提從事早期民主運動，爭取台灣自治的林獻堂、蔣渭水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國民政府統治之後，所提及的人有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等人，似乎刻意忽略台灣本地的菁英，且所提到的這些人，也不全然是為了民主自由的價值而奮鬥的，他們間有著一些本質上的差異。雷震、殷海光的努力，是基於清晰、強烈的自由主義概念和理想，柏楊的奮鬥，是為了爭取基本人權，陳映真則是因持大一統思想而與蔣介石基本立場不符，至於李敖則是沒有任何是非標準的為反抗而反抗。龍女士卻迴避談論他們的區別，之所以忽略這種本質性差異，就因為作者對於民主憲政、自由主義的概念不夠清楚所致。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假設兩種可能性：一為龍女士對民主、自由沒有清楚、明確的論述，一為他其實很瞭解，只是為了某些原因而刻意做模糊的解釋。不論是哪一種，從其不堅決肯定台灣的民主成就，將台灣人的國家認同當作台灣獨立的大敘述來看，對連、宋在中國演講的推崇，也就很自然了！
中國時報 A13/龍應台專文 2005/05/25
【龍應台】
編者按： 著名作家龍應台頃應北京中國青年報之邀，撰寫「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一文。龍氏以其濃烈而極富感情的筆調，縱論當前兩岸的異同，從歷史的滄桑到現實生活的體驗，都有極為細膩的描述。文中並對台灣如何從單一價值的威權體系，走到今天的多元繽紛，做了深刻的剖析。對大陸的讀者而言，這應是繼連宋訪中行兩次公開演講之後，再一次的「台灣經驗震撼」。 鑑於本文的歷史意義，本報特徵得作者同意，與北京中國青年報同步，在今天完整刊出。
◎「紅燈記」在台北 二○○一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裡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二月八日在國父紀念館舞台點燃紅燈。這齣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台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任都已經練好了新台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台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文革樣板戲意外引起共鳴掌聲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台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裡，來這樣一齣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台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裡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的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台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台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台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裡，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相信絕對化只信統治者價值觀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裡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裡，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游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徑。另一方面，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中國、日本，島內民眾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裡，台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遺。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台灣習慣情況再壞用選票扭轉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下愈況，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 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連宋演講在對的時地說對的話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四八二美金成長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長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一直維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 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西元二○○五年／五月廿四日／香港
國際邊緣 ＞ 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01.htm
之前所介紹的，都是我個人認為值得推薦的好文章，然而，我想我們不應該只有看自己喜歡的觀點，也要同時讀讀自己不認同的想法，並加以檢視、辯證，才能夠逐步釐清一些概念，而更逼近真理一些！上面所轉貼的，是龍應台女士在三年前，也就是2005年在北京青年報和中國時報發表的文章，內容似乎是要讓中國人認識、瞭解台灣，但他是否真的做到了這點呢？讓我們透過對此文的檢視，以更深入認識、瞭解一下龍女士的思維吧！
首先，我覺得龍文的最大問題，在於概念及對概念的定義，十分不清晰、不明確。舉一個最明顯不過的例子，龍文裡經常出現「大敘述」和「小敘述」那麼，我便產生了疑問：所謂「大敘述」、「小敘述」如何定義，此二個概念的內涵是什麼？外延到什麼程度？所謂「大」、「小」怎樣界定？由誰來界定？而這種將敘述分「大」、「小」的理論，是以那個人、那個學派、哪部專著作為力論基礎？這些個問題，龍女士似乎都沒有很清楚、明白的交代。或許作者認為能閱讀其聞的人，應該都是有學問的，只要提出這兩個詞，讀者便馬上能瞭解。但是，我認為只要為文，就要著重可讀性，要為每個人著想，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此文的讀者。再說，即便是學者、專家，也有不同領域，同領域也有不同派別，要是甲派的人不使用乙派的名詞，怎麼辦呢？雖然，作者在此文有提出例子，認為國家、民族等是大敘述，個人自由、個人利益是小敘述，但這樣的分類又是建構於何種理論，作者並未說明。且從另一方面說，在文中所謂「小」、「大」之間，似乎存在一種對立性，作者並認為大多數台灣人對「大敘述」比較反感，而相對能夠接受「小敘述」，然事實上，作者用來說明這兩種相對概念的例子，其中所隱涵的觀念卻未必是對立的呀！例如，我可以認同個人利益、自由、尊嚴，大於國家利益、民族光榮，但我同時能夠對自己的國家表示認同，也就是認同我所生長、居住的國家是「台灣」。並且，台灣、中國的認同選擇，恰是對於個人自由、尊嚴，或國家大於自由、民族大於尊嚴的選擇，由此看來，所謂「大」、「小」既然對立，卻未必衝突，這似乎不通，因此我對這二個概念，沒有隨著讀畢此文而更清楚，反而越發糊塗哩！
另一個更嚴重的概念不清，表現在對「民主」的認知方面。作者在文章當中，提出一個明確的觀點：民主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基於這樣的認知，作者舉了許多無關緊要的生活當中，非常瑣碎的事件，作為對民主現象的說明，這其實是完全不著邊際、完全不切中核心的解釋方式。「民主」不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種政治體制。這樣的體制以憲法為基本，且確實的執行之，這部憲法是保障每個個人的自由、平等的，政府透過權力制衡確保此政體的正常運行，避免獨斷獨行，以多黨制讓人民得以對各政黨作檢驗和裁決。這些最主要、最核心的觀念和價值，在龍女士的筆下，卻成為瑣碎、零散、沒有重點的生活描述，且不說作者未根本上質疑獨裁者和專制政府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以如此對「民主」的論述，恐怕是不足以說服、吸引中國讀者的。正因為龍女士對民主的論述，完全無損於中國政府的利益，中國的主要媒體才願意刊登此文，他們一定是在有著100%的把握，認定這篇文章對統治者和統治集團不具殺傷力，才沒有限制其在主要報紙上發表的！正因為龍女士對民主的核心價值認識不清，因而會有：經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看來，作者認為二二八事件，是由於台灣人對祖國人不夠同情、不夠包容而造成的，國民黨雖然有問題，但卻因中國近代悲慘、坎坷的歷史，而要負的責任比較小，縱使作者沒這麼說，文字所透露的訊息卻是如此。如果說，面對專制、獨裁、實行差別待遇、認定台灣為次等領土、台灣人是二等國民的政權，面對貪污腐敗、外行領導內行、放任官員和士兵到處偷竊、搶劫、賒帳、玷污女性、有違抗便開槍等野蠻行為的政府，卻要求台灣人同情、包容他們，那麼台灣人的基本權益、尊嚴、財產甚至生命，誰來保障？龍女士這種說法，簡直到了荒唐、不可原諒的地步！龍女士還認為，有人刻意將國民黨的問題，理解成「中國人」的問題，「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在此，作者似乎很肯定，凡是將「中國人」和「台灣人」分開的人，首先，都是台灣人，其次，都是由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請問龍女士怎麼能確定這點？再說，當時來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以及在中國建政的中國共產黨，成員不都是中國人嗎？他們行徑的殘酷、野蠻，為何不能說是中國人的問題？我們說這是中國人的問題，並不是說這是中國文化完全出問題，得全然否認中國文明和中國的一切，但中國人確實有問題，這個問題除了某黨某派的問題，難道和整個文化系統與專制體制，完全沒有任何關連嗎？另一方面，作者談到他「野火」之前努力爭取自由和人權者，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他沒有提從事早期民主運動，爭取台灣自治的林獻堂、蔣渭水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國民政府統治之後，所提及的人有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等人，似乎刻意忽略台灣本地的菁英，且所提到的這些人，也不全然是為了民主自由的價值而奮鬥的，他們間有著一些本質上的差異。雷震、殷海光的努力，是基於清晰、強烈的自由主義概念和理想，柏楊的奮鬥，是為了爭取基本人權，陳映真則是因持大一統思想而與蔣介石基本立場不符，至於李敖則是沒有任何是非標準的為反抗而反抗。龍女士卻迴避談論他們的區別，之所以忽略這種本質性差異，就因為作者對於民主憲政、自由主義的概念不夠清楚所致。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假設兩種可能性：一為龍女士對民主、自由沒有清楚、明確的論述，一為他其實很瞭解，只是為了某些原因而刻意做模糊的解釋。不論是哪一種，從其不堅決肯定台灣的民主成就，將台灣人的國家認同當作台灣獨立的大敘述來看，對連、宋在中國演講的推崇，也就很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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