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8

佚名﹕中國的紅眼病、狗眼病；從美國回去的成了「傻瓜」
佚名
這幾年往中國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以我個人的經歷所總結出來的這個社會的狀況讓我實在不敢恭維。這個社會缺少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與人之間的起碼的信任，更缺少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平等相處的觀念。古人曾說：倉廩實而知禮節。看著如今的中國社會，我只能說，我們的古人太天真善良了。 面對兒子提問的尷尬到中國旅遊，本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帶著兒子，讓他們從小能夠切身體會一下中國的風土人情，到各個歷史景點感受一下中國的文化傳承，真是勝過書本上一萬個對長城，故宮，兵馬傭介紹的文字與圖片。 只是，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在讓兒子去感受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薰陶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會讓他們目睹著當今中國社會各式各樣的醜行，弄得兒子常常向我提一些令我尷尬不知如何回答的問題。譬如，為什麼街上的汽車從來不讓行人？為什麼到處都那麼髒，大家隨便往地上扔東西？為什麼人們那麼粗魯沒有禮貌？為什麼又髒又臭的廁所門口總會有人收錢？為什麼人們講話那麼大聲好象在吵架？為什麼那麼多的人不分場合在哪里都抽煙？為什麼每到一個地方總有那麼多的人撲過來非要賣東西給你而且纏著不走？其實答案不是沒有，只是我不想說，因為我不願意讓他們在心中種下太多對中國負面的印象，儘管我知道我的努力最終可能仍會是徒勞。 孩子很小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帶他們往中國跑了，目的是趁他們年紀還小，還能夠對我們的安排沒有提出異議時，讓他們儘早地習慣中國的狀況。因為我們看到周圍很多的朋友，等到孩子十幾歲了，認為懂事了，有理解能力，能夠吸收一路的所見所聞了，於是帶著去中國，滿懷期望地想讓孩子去感受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去瞭解自己作為中國人的根，而結果卻往往是趁興而去，掃興而歸。最典型的效果就是，回來後孩子們做總結一般地對父母說：那就是你們出生長大的地方啊！語氣中帶著明顯的失望與不屑，並拒絕以後再去。這個時候，弄得做父母的一隻手伸了起來，不知道是應該抽孩子的嘴巴，還是往自己臉上煽。 這個社會裡人們沒有平等中國這幾十年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譬如說上海，幾個月不去，就會展現出一片嶄新的市容。記得1995年去上海，當空中小姐宣佈我們已經飛臨上海的天空時，我從飛機上向下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當我的兄弟接上我， 穿過無燈的黑暗，驅車行駛在上海市區那坑坑凹凹高低不平，恨不得能把腸子都顛騰出來的的街道上時，夜色之中，我看到的上海完全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建築工地， 道路兩旁以至綿延到天邊的全是高聳入雲的腳手架印在空中的影子;幾年後再去上海，夜幕之下，我發現它已經完全成了燈火通明，高樓成群的花花世界了，比紐約還要氣勢！當我一次從上海繞道香港回到美國，向太太描繪這這個嶄新的世界時，太太憑著她八十年代的記憶，完全沒有能力接受，這個在她嘴裏一直是個“破上海”的地方都快比她的香港還要繁華了。當然，如果我要是告訴她，上海外灘旁邊的停車場裏幫司機尋找車位的老頭，身上的西服與領帶比微軟總裁比爾。蓋茲穿得還要正式氣派，那還不如告訴她，我從上海到香港其實是腳踏著阿拉伯人的地毯而不是買票坐的飛機，所以我沒有提起。 遺憾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並沒有相應地帶來社會道德的提升。和諧社會的口號之所以如此響亮地提出，也同樣響亮地說明，這個社會多麼缺少和諧。 在中國，我每每看到公司裏的主管面對下屬，如何以在美國完全可以被視為人身攻擊的方式進行訓斥和辱駡，而同一個下屬當他/她點頭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駡之後，轉過身去便將同樣的待遇拋給他/她的下屬；而在街頭上，則更不用說了。我在北京中關村，曾目擊過一個警察如何象流氓一樣欺辱訛詐一個騎板車的民工，而這個民工卻自始至終滿臉讒笑不敢回一句話;也在浙江義烏的火車站，看到另一個騎板車的民工如何凶蠻地當著眾人的面，狠狠地抽一個應該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剛進城的鄉下人耳光。 我有時與朋友開玩笑道：中國是一個從上往下煽耳光，從下往上磕頭的社會，這個社會裏人們沒有平等，據說已經消滅了階級，但卻充滿了無數等級森嚴貴賤分明的階層。這個社會充斥著種種的荒誕為了不用磕頭而可以堅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這個社會充斥著種種的荒誕： 這個社會造就了每個人出門時，無論時間場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貴重的衣服，以在公眾場合顯示自己很有身份，從而獲取別人的尊重；這個社會造就了即便上班騎車也不過十分鐘，開車卻要堵半個小時，而仍然前仆後繼爭相購買私家車的人群，以顯示自己富有與高人一等；這個社會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謹慎，永遠帶著懷疑的眼光審視著周圍的人群，害怕被騙，也常常被騙，有了機會也毫不遲疑地去騙別的傻瓜以顯示自己的機警與聰明; 這個社會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與別人的初次接觸時， 每個人都隔著大腦中的門縫細心揣摩對方的身價與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檔位，然後逐一劃歸屬於要向他/她磕頭的一族，或是將來有機會可以煽耳光的一類；這個社會造就出與人交往時，如果你客氣禮貌地對人說話，人家定會以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於人，於是對你橫眉豎眼，不屑正視;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樣子高聲吆喝，別人卻會立即對你點頭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著什麼背景的何方神聖。 這個社會造就了另一個嚴重的被稱之為紅眼病的流行病，每個人都覺得別人比自己掙到了更多的錢，於是每個人都削尖了腦袋挖盡心思要比別人撈更多的錢， 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錢還是錢。商人為了錢，可以黑著心賣沒有營養的嬰兒奶粉，讓無數喝了它的嬰兒終生殘疾;農民為了錢，可以用各種化學原料施於水果之中讓它們顯得鮮嫩可口，讓吃過的人中毒至癌；醫生為了錢，可以見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夠了紅包；老師為了錢，可以在課堂上只講一半，另一半得交錢上他們自己家裡開的課後補習班……；而男人們為了所謂的事業，可以理直氣壯地把老婆孩子丟在家裡，沒天沒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應酬！家裏紅旗不倒，家外彩旗飄飄，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條件與象徵。這個社會中的男男女女都極其好面子，愛炫耀，並且善於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機會向別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現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別，地位崇高，如何與眾不同。你可以隨便在一家咖啡館裏聽到臨座的兩個人高聲地談論自己如何正在做著上千萬，上億萬元的某個項目，一邊用眼角的餘輝探視是否引來了周圍敬慕的眼神；便是坐公車，你也可以聽到身後兩個人點名道姓地大聲議論著自己公司裡某某如何愚蠢之極，幸虧自己英明能幹才替公司做下了幾百萬的單子;那說話的音量，其實是有意要當做稿子拿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世界廣播的。 一次乘飛機從杭州到北京，身後坐著一位不知道何等來歷的中國人，想必自己以為應是有點錢， 或是有些權的。從登上飛機的一刻到最後下了飛機的一秒，一路上全機艙裡就聽他大著嗓門哇啦哇啦地不停，把空中小姐呼來喚去地指揮得團團轉，仿佛是在使喚他自己的私家女傭，神氣活現地，覺得自己特有身份，有臉面。其實讓人看著十足地缺乏教養，淺薄可笑。我就忍不住想，如果他真是那麼大牌，何不買個頭等艙的位子，坐到前面讓空中小姐好生伺候著，也般配他有錢有地位的身份，卻要擠在普通艙裏拿腔做勢，真是讓人看著莫名其妙。可以想像這樣的人，平時走在外面是如何自以為是，邁起步子來，一定會以為屁股下面至少抬著八乘的大轎。 這樣的情景在各地我都時常碰到，尤其是在餐館裏，更是經常看到一些人，穿著人模人樣，可一張嘴招呼服務員，那架式就像是奴隸主在吆喝自己的家奴，聲音比那舊時為官老爺在前面開道的衙役還兇猛。可周圍的人們似乎並不以為奇，估計是司空見慣了。據說這樣才特別能章顯出自己是個大爺的身份，請客時在客人面前也顯得面子十足。 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可怕的心理鴻溝而下面的這次的經歷，則讓我深切地體會到，在中國，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多麼可怕的心理鴻溝。 一次去杭州辦事，有半天的空閒，便獨自拿了相機到西湖邊散步，隨手拍拍西湖的風景。這時，看到前面一對年輕男女，互相輪流著在一個景點前面拍照，從言談舉止看，應該是一對新婚夫婦出來度蜜月。心想，一對新人出來一趟，這樣互相照相竟不能留個合影，多可惜。便走上前去，指著那男人手中的相機問道：要不要我幫你們拍個合影？這樣的事情在美國是非常平常的。無論你到哪里遊玩，如果你是幾個人在互相照相留影，總會有人從旁邊經過時友善地問，需不需要幫你們一起拍個合影。常常有人這樣幫我，我也常常這樣幫助別人。可令我萬分尷尬的是，那兩人聽了我的問話之後，立即驚鄂地圓睜了眼睛看著我，滿臉的疑慮，將我從頭到腳很戒備地打量了一番之後，一步一回頭，將手中的相機緊緊地抱在懷裏匆匆地走了。我楞了半晌，才突然明白了發生了什麼，不由地苦笑了。看看自己手中的相機，怎麼著也得比他們的要貴好幾倍的吧! 這件事時常讓我想起，讓我感歎，是什麼讓他們對別人的友善帶著仿佛已經成為第二天性的懷疑，戒備甚至恐懼呢？二十年後終於成了“美國大傻瓜”這個問題，在另一次足以表現我是如何成了不可救藥的“美國大傻瓜”的事件之後，讓我多少獲得了一些答案。事情是這樣的，還是在杭州。一次去那裏辦事，住在世貿大廈酒店，早上到樓下吃早餐，剛坐下， 臨桌便有兩個和尚熱情地招呼我與我聊天。我正一個人怪無聊的，便與他們攀談起來。這兩個和尚自稱是從五臺山來的。五臺山我聽過，那裏的和尚很有名，至少歷史上如此，於是我便對他們生了些好感。這樣聊著聊著，兩人便講起了他們如何來到了杭州，一路如何辛苦，然後便講他們的大師傅如何得了病，治病把身上的錢全花光了，使他們不得不滯留此地回不了家，只好四處向人化緣籌集回去的路費。最後就說到我了，說能碰到我並和我這樣開心地聊天，可見我很有佛緣，並說一看就知道我心地善良，然後便請求我發發善心幫幫他們。我雖然對各式宗教向來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但對佛教多少還是有些偏愛的。尤其是兩位長老話說得如此誠懇，又一臉真誠坦然地看著我的眼睛誇我，讓我的虛榮心十分受用的同時，便覺得如果不有所幫助的表示，就真是說不過去了。適逢身上已經沒有多少人民幣， 沒多想，便從錢包裏拿了一張一百元的美鈔給了他們，問可不可以？兩人不動聲色地接了，向我的錢包裏瞥了一眼，說，能不能再多給一張。這一問，反讓我覺得有些蹊蹺了，心裏瞬間閃過一念：出家之人不知道感謝怎麼可以這麼貪？便和顏拒絕了，沒再多想。 兩人匆匆又吃了幾口飯，便起身告辭。我也吃完了，跟在他們身後出去。 這時餐廳的領班走了過來與我搭話，問那兩個和尚是不是向我要錢了，當知道我給了他們一百美元後，立即讓門口的服務員通知樓下的警衛追了出去。我正一頭霧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領班告訴我，這兩個人其實是騙子，已經在這裏多日了。因為他們正正當當地買了餐捲進來吃飯，又看我與他們聊得很開心，便不好過來打撓提醒我。 既然我是酒店的房客，現在知道“和尚”拿了我的錢，就要為我追回損失。果然，等領班帶著我走到樓下時，那兩個“和尚”已在正要上計程車前被追了回來，領班把我的一百美元拿回來給我，讓我趕緊離開。至於後來那兩個“和尚”如何處置，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後向杭州當地的朋友提起，他差一點兒笑得背過了氣，道：就你們這些美國回來的大傻瓜才會上這樣的當!讓我覺得，這人世間的幾十年真是白活了。 記得當年剛到美國時，常與幾個朋友嘲笑美國人如何大腦簡單，呆笨無比，一點都不知道轉彎。想不到二十多年下來，我自己反到成了中國人眼裏的美國大傻瓜，笨得不可理喻。 在美國的生活，其實真是很單純，平日從來不會想到有人會成心地騙你，大家說話辦事也都直來直去，就事論事，用不著天天花時間精力說半截話，或是揣摩別人一句話後面是否還有其他的更深的含意，更不用說走到外面還要時時刻刻提心吊膽地防著別人費盡心思設了圈套來坑你。這樣的生活，能不讓人變笨嗎! 只是，我現在不再嘲笑美國人如何笨了，而更是覺得，生活在中國當今的社會之中，中國人聰明得可怕而且可悲。可怕可悲的中國式聰明而美國式的呆笨碰到中國式的聰明，有時候所產生的效果卻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這是我西雅圖的朋友在北京的一次經歷。 一次去中國出差，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的這位朋友突然看到前面一個人掉了一個錢包。秉持著美國式的實在，我的朋友馬上過去撿了起來，一邊喊著前面的人就追了上去，而那掉了錢包的人卻似乎沒有聽見，反而腳步越來越快，於是我的朋友也加快了腳步匆匆往前趕。這時，從路旁一條偏街裏就沖出一個人來，做著手勢把他攔下，叫他不要聲張，指著他手中的錢包說，看有多少錢，兩人分了得了;我的朋友一聽這話，哪里同意，義正詞嚴地批評他怎麼可以如此沒有道德良心，貪別人的便宜，甩下他繼續追趕那丟了錢包的人。那人終於被追上了，收回了錢包，卻並沒有任何感激的表現，反到有些不耐煩的樣子，讓我的朋友十分詫異不解；後來將這件事向當地公司的人說了，經過點醒，才明白，那兩個人原來是同夥，專門在街上做套坑人的。譬如，那錢包裏也許只有兩百塊錢，如果你貪便宜同意和後面那人分了，一人拿了一百，你這裏正分著呢，那丟錢包的人這時就會非常適時地折了回來，把你們兩人抓個正著。那與你分錢的人就會順勢一副改邪歸正息事寧人的樣子，從口袋裏掏出幾白或幾千元來(要看你有多少的油水可揩)，聲稱這是他分到的一半，如數歸換，而你之前分到的一半，現在卻要變成了幾百或幾千才能還清了，否則人證物證俱在，只好叫警察來解決。 這種中國式的聰明機關得以成功的關鍵在於人們對不義之財的貪婪，據說這樣的套子成功率極高，不想碰到了我這位在外面生活了十幾年的美國大傻瓜，卻竟然讓那兩個騙子徒勞無功。那兩人看著我朋友遠去的背影，估計一定會哭笑不得，恨得牙根發癢以為出門看錯了黃曆的。 仔細想一想，之所以中國會有這樣的坑騙招數，其實不也正說明了社會上有太多貪圖不義之財的人，才使他們的伎倆有實施的市場嗎？不是自己的東西，不可以拿，這難道不應該是從小父母對孩子們最起碼的做人的教育嗎？怎麼竟會有那麼多的成年人能夠忘記這個基本教育而使騙子們得以成功呢？ 我知道寫這篇文章是會被國內的中國人罵的。其實這本身也是如今中國讓我感到歎息的另一方面：中國人不能容忍別人批評。你要是說中國一點的不好，那你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假洋鬼子。至於是不是真的不好，則不在考慮之列。即便真的不好，他也一定會列出無數別人也如何不好來為自己辯護。也有人會說：你以為你在外面時間長了，就自己覺得了不起了，中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算個什麼東西!其實，我算什麼東西不重要，也不是這裡談論的焦點。重要的是就事論事。誰能講我說的不是事實嗎？如果不是心裡還有著中國，我完全可以象個局外人一樣，對中國的一切缺陷， 幸災樂禍地當熱鬧看，何必費這麼多的口舌。 一個民族，不能正視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與奴顏婢膝，妄自菲薄都同樣可悲。——轉自網絡，作者不祥。2007年8月17日2007-08-17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584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譚若思（Ross Terrll）﹕奧威爾來到北京奧運
《紐約時報》2007年8月22日



編者按﹕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費正清中心資深研究員譚若思（Ross Terrll）8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談他在北京的觀感﹕共產黨為了奧運，採取了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那些手段，更加鎮壓人權，露出黨國的本相。該文為台灣懸鉤子翻譯。在中國，語言一直都是政治正確的試金石。毛澤東時代，把邪惡的「資產階級」與道德的「無產階級」搞混的話，下場就是坐牢。錯寫了毛主席名字，就是階級敵人。現在，就在北京準備2008奧運的最後一年，把英文弄錯了，也成為一大禁忌。有些小錯是無害的。例如，旅館房間上要求隱私的告示：「Don’t Bother」（別麻煩了） ，或者餐廳菜單上的「Chop the Strange Fish」（剁沒人要的魚）。有些可能會造成小麻煩，如渡假旅館的手冊上寫著：「Please take advantage of the chambermaids」 （請吃女傭豆腐）。對於「Chinglish」（中式英文） 的懲罰通常是羞辱，而不是囚禁。然而市民還是被要求以毛時代方式，密告那些用破英文讓中國丟臉的人。一個叫做「北京說外國語計畫」的團體，散發一些事先擬好的英文字句給一句話外語都不會講的工人。奧運已經變成威權國家魔術盒外的一個工具。是的，阻止「Chinglish」，跟最近的消除吐痰、亂丟垃圾、推擠上公車或火車一樣，顯示的是威權主義比較好的那一面。乾淨的街道當然是人人喜愛的，而北京現在也許比紐約還乾淨。這個城市的「精神文明辦公室」開始推動一個月一次的「排隊推動日」，當然對那些曾經在要上公車時被推擠踐踏的人是一大福音。這也提醒了我，中國有可能得到一個比現在更糟糕的政府。 然而在對中式英文的攻擊後面，是一種奧威爾（譯者注﹕《一九八四》作者）式的重塑真相的衝動。為了奧運而被北京趕出來的，不只是破英文，還是殘障人士，修練法輪功的人，最近才來到北京的黑皮膚農民，艾滋病運動人士，與其他污染社會主義和諧畫面的「麻煩製造者」。今年夏天，天安門事件的第十八週年，政府把軟禁修練成順利消除異議份子的完美措施。胡佳與曾金燕，這一對常常為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而發聲的年輕夫妻，已經身歷百次的軟禁，就在他們飛去歐洲展示他們所拍的紀錄片《自由城市的囚犯》（一部描寫北京政治現實和虛構之間反差的片子）之前幾分鐘，他們又再度被軟禁起來。2008年8月將會充滿各種虛構。在各個層面，黨國將會從有吵雜抗議聲的帽子中，魔術出「和諧的兔子」——「你指的異議人士的意思是什麼？」科學家被告知，要製造一定比例的「藍色日」，天空要維持無雲狀態，貫徹中國共產黨改造自然、克服人類局限、達成自己所設的天命的傳統。毛澤東曾經誓言要在乾燥的北方種植跟富饒南方一樣的稻米，以證明社會主義力量的偉大。他大叫：我們要「敢教日月換新天」。沒有一項預言真的實現。相同的，在2001年，北京申奧委員會在世界各國面前說：「讓北京主辦，你們會幫助人權的發展。」然而完全相反的危險卻出現了：奧運的準備工作使政府更鎮壓人權。每一天，政府的檢查單位會給新聞機構一連串禁忌題目的名單，還有如何報導可接受話題的指導方針。如果忽略這個指示：編緝被解雇，報紙雜誌被關門。今年春天，政府的監督單位甚至指示「快樂男聲」（American Idol的中國版）的電視製作人要消除「古怪、粗俗、沒有品味」的候選人。難怪曾經在1989天安門事件後被囚禁的記者戴晴說，中國媒體上唯一相信的只有天氣預報。真理和權力都被攬入中共黨國的總部（社會主義金光閃閃，人民心向黨），不只是被黨國強化，還被黨國炮製。掃除Chinglish，嚴禁「不健康的思想」；讓畫面好看－－不然，就等著瞧。一些美國人忽略了北京的操弄手段，因為我們的文化與政治彼此無涉。1960年代的風雲把美國文化拉到左翼，然而尼克松卻在1968年入主白宮。今日，許多由共和黨所主控政治的州的大學教授們都在傾向左翼。美國人顯示的是一種超有活力的不一致性，遠遠超過中國人的想像，不管是其共產黨員，或異議份子。唉，明年八月造訪北京的美國人，幾乎沒有人會瞭解到他們所住的五星級飯店的水龍頭流出來的可飲用水，對於北京城99%的居民是不可得到的夢想。事實上，北京的水是不可以直接飲用的；給運動員和觀光客的水是從河北省特別拉管線送來的。明年的奧運對中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對美國，或者2000年的雪梨奧運對澳洲。整個政權的存廢或許端賴於此。馬克思主義大部份都已經蒸發，列寧主義在邊緣破裂，中國共產黨的命運維繫於每年10%的經濟成長率，以及國家榮耀的美夢。數年來，共產黨希望，它能夠有辦法展示西藏農民對獲得金牌的中國乒乓球選手歡呼的照片，新疆穆斯林對中國女子跳高選手比日本選手高出半英吋、高興得昏倒的錄影帶，還有北京計程車司機可以對紐約來的觀光客講完美英文的紀錄片。明年的奧運很有可能會進行得很順利很成功，而這一點不應該讓西方人感到失望。以任何形式把奧運政治化都是短視的。為了達佛而抵制2008的奧運會，不會讓中國的對非洲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加人道。為了中國的奧威爾式謊言而阻斷比賽，也不會讓它釋放政治犯。中國政府，不管好壞，明確地知道它自己在幹嘛，不管是在非洲還是在自己國內。一個順利成功的奧林匹克比賽，也不會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未來如何的指標，就好像1936年讓人嘆為觀止的柏林奧運不是納粹主義長壽的指標一樣。正確的英語，就好像金牌一樣，是應該努力的目標。然而這兩者都不會保證為了政治目的而追求這兩者的政府就會得到光榮（問問蘇聯就知道了）。運動只是運動。民主國家應該堅持這一點，並且把政治操弄留給獨裁國家。——譚若思為哈佛費正清中心資深研究員，著有《中國新帝國﹕對美國意味是什麼》In Beijing, Orwell Goes to the Olympics By ROSS TERRILLBeijing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07IN China, language has long been a test of political orthodoxy. In Mao Zedong’s era, to confuse evil “bourgeois” with virtuous “proletarian” was to face a prison cell. Write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a leader’s name at a wrong angle and you were a class enemy. Now, as Beijing begins the final year of its preparations for the 2008 Olympic Games, a mistake with an English word is taboo.Some lapses are harmless. “Don’t Bother” as a privacy request on a hotel door, for example, or “Chop the Strange Fish” on a restaurant menu. Others could lead to minor trouble. “Please take advantage of the chambermaids,” says a resort brochure.The penalty for “Chinglish” is usually humiliation, not incarceration. Still, citizens are asked to snitch, Mao-era style, on people who shame China with their shaky English. An outfit called the Beijing Speaks Foreign Languages Program issues prefabricated foreign phrases to workers who cannot converse in any foreign tongue. The Olympics have become one more tool in the authoritarian state’s box of tricks.Yes, curbing Chinglish — along with current efforts to eliminate spitting, littering and pushing to enter a bus or train — shows the better side of authoritarianism. Clean streets are agreeable, and Beijing’s may now be better than New York’s. The city’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fice has begun a monthly “Learn to Queue Day,” surely welcome to all who have been victims of the scramble to board a Chinese bus. It reminds one that China could have a government far worse than it has now.Yet behind the attack on Chinglish lies an Orwellian impulse to remake the truth. Banished from Beijing for the Olympics will be not only fractured English, but disabled peopl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dark-skinned villagers newly arrived in the city, AIDS activists and other “troublemakers” who smudge the canvas of socialist harmony. This summer, around the time of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oned house arrest as a device to smoothly eliminate dissidents. Hu Jia and Zeng Jinyan, a young couple who often speak up for rights granted in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who were already veterans of hundreds of days of house arrest, were again locked up just minutes before they were to fly to Europe to show their documentary film “Prisoner of Freedom City,” which depicts the gap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Beijing.Fictions will abound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2008. On all fronts the party-state will pull the rabbit of harmony from the hat of cacophony — “What do you mean by dissidents?” Scientists have been told to produce a quota of “blue days” with a clear sky, perpetuating a Chinese Communist tradition of defying natural as well as human barriers to its self-appointed destiny. Mao vowed to plant rice in the dry north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lush south, to prove the power of socialism. “We shall make the sun and moon change places,” he cried. None of this occurred.Likewise, in 2001, arguing before the world to get the Olympic Games, the vice president of Beijing’s bid committee said, “By allowing Beijing to host the Games, you will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Yet the opposite danger looms: Games preparation has spurred repression. Every day, government censors send news organizations a list of forbidden topics and guidelines for covering acceptable ones. The price for ignoring the list: dismissal of an editor or closure of the publication. Last spring, government supervisors even instructed the TV producers of “Happy Boys Voice,” a Chinese version of “American Idol,” to eliminate “weirdness, vulgarity and low taste.” No wonder Dai Qing, a journalist who was imprisoned after Tiananmen in 1989, says the only thing she believes in China’s press is the weather report.Truth and power are both headquartered in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 “Truth” (socialism sparkles, people adore the party) is not only enforced by the party-state but created by it. Stamp out Chinglish; ban “unhealthy thinking”; just keep the picture pretty — or else. Some Americans overlook Beijing’s manipulations because our culture and politics go their separate ways. The upheavals of the 1960s pulled American culture to the left, yet Richard Nixon took the White House in 1968. Today, university faculties are on the left in many states where Republicans dominate politics. Americans display an invigorating inconsistency that is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hinese, both Communists and dissidents. Alas, few Americans visiting Beijing next August will realize that the drinking water from the faucets of their five-star hotels is unavailable to 99 percent of the city’s residents. In fact, this city’s water is not safe to drink; the water for the athletes and tourists will be piped in from neighboring Hebei Province. Next year’s Olympics are far more important for China than the Los Angeles Games of 1984 wer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r Sydney’s 2000 Games were for Australia. A regime may be at stake. With Marxism largely evaporated and Leninism fraying at the edg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ate hinges on 10 percent annual economic growth and visions of national glory. For years, the party hopes, it will be able to flaunt photographs of Tibetan farmers cheering at a Chinese gold medal in table tennis, videos of Muslims in Xinjiang Province fainting with joy as the women’s high jump goes to China by half an inch over Japan, and documentaries in which Beijing taxi drivers speak in perfect English to tourists from New York.The Games will likely be well run and successful, and that should not disappoint Westerners. Politicizing the Olympics in any fashion is shortsighted. Boycotting Beijing’s 2008 show over Darfur would not usher in a human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 Africa. Disrupting it because of China’s Orwellian fictions would not free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Chinese state,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knows exactly what it’s doing, in Africa and at home. Still, a brilliant Olympic Games will be no more of a clue to the fu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rule than the spectacular 1936 Berlin Games were a sign of Nazism’s longevity. Correct language, like a gold medal, is desirable in itself. But neither guarantees glory for a state that pursues them for political ends (ask the Soviet Union). Sport should just be sport. The democracies should insist on that and leave political manipulation to the dictatorships.Ross Terrill, an associate in research at Harvard’s Fairbank Center, is the author of “The New Chinese Empi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2007-08-23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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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以上這兩篇文章，我們應該能夠對於中國，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我覺得，加強、穩固我們對於台灣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更認同台灣，必得更認清中國。現在的中國，絕對不是台灣一些媒體所美化的中國，也不是一些知識人、文化人聲稱的「文化上的中國」現在的中國，保留了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當中，劣質的部分，加上中國共產黨近六十年的統治，已經成為一個沒有文化、沒有思想、沒有自由、沒有平等、沒有尊嚴、沒有尊重、沒有信任、沒有人性的國度了呀！因此，如果台灣人民要讓民主體制更成熟、更健全，並且拓展我們的國際社會生存空間、提升我們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讓更多國家尊重、認同我們，那便必須要確保台灣，不要被中國共產黨併吞，才可能時限我們的目標啊！因此我覺得，大家應團結合作，共同守護我們所生長的，美麗、自由的國度，一起為守護台灣、打響「台灣」這塊招牌、將台灣轉型程一正常國家而近一奮力，如此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啊！只要台灣一直存在，便是對岸中國最好的樣版，讓她們的人民可以有更深刻、更徹底的反省，最終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至於中國的整體國民素質，有待慢慢提升，然若專制體制還在，人們就不容易接受到外部的訊息，就算接觸了，也是經過剪接、扭曲、造假後的消息，如此一來，要提升國民素質，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唯有一個自由的環境，讓訊息自由流通，讓中國人看到真實的世界，人民素質才有可能向上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