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我看新聞時，聽到一則關於蔣友柏在其blog上的文章中批評國民黨前主席，而引起了一些媒體所要的新聞話題，這促使我去詳細閱讀了蔣先生的blog，原來之前便一直想去瞧瞧，但卻都沒有時間或者忘了，讀過之後覺得有些推薦的價值，因此雖然這個blog已經是超人器，我仍在此推薦一下吧！（http://www.yubou.tw/Content.asp）說道蔣友柏，遍令我布得不想到之前一陣子，引起許多討論的「去蔣」問題，關於中正紀念堂更名、移陵、撤衛兵等，有許多人，包含之勢份子、教授們，說這是所謂「政治操弄」還有人說，這些措施是「撕裂族群」但我一直無法明白，「撕裂族群」是什麼意思，難道說所謂「外省人」都是支持獨裁者和專制政權嗎？反過來說，兩蔣真的對所有外省人都比較友善嗎？讓我們看看以下兩篇文章，或許便能有更清楚的想法和觀點吧！
＜李筱峰專欄＞ 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
[自由時報]
[2007-09-01 18:26:45]
＜李筱峰專欄＞ 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 四十七年前的後天（九月四日），警備總部的「黑頭仔車」開到木柵雷震先生家裡，將雷震逮捕，爆發了「雷震案」。今天下午台北將有一場以「雷震與反共國策」為主題的座談會。談起反共，有兩種人是反共的，一為自由主義者，一為法西斯主義者。雷震屬前者，蔣介石屬後者。雖然同樣反共，但是立足點迥然互異，因此這兩種人最後必然對立，因為自由主義者不僅反對共產政權，也反對獨裁專制的法西斯政權。反之，法西斯政權雖也反共，但也容不下提倡民主自由的自由主義者。一九四九年底，雷震結合了來自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胡適、殷海光等人創刊《自由中國》雜誌，宣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理念，進而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侵占國庫、黨國不分等反民主現象。一九六○年中，更結合台灣本土政治精英如郭雨新、郭國基、李萬居、吳三連等人，準備籌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卻因國民黨製造「雷震案」而功虧一簣。可歎的是，反共的雷震，卻是被扣上「為匪宣傳」（散佈「反攻無望論」）及「知匪不報」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此時期的雷震，不論其主辦的雜誌，或籌備的政黨，都以「中國」為名，足見雷震當時的國家認同，並非以台灣為主體。然而，雷震坐滿十年牢獄之後，正值台灣在國際上風雨飄搖。雷震雖甫出獄，卻仍不死心，一九七二年元月他寫了數萬言《救亡圖存獻議》給蔣介石總統，提出十項政治興革方案。其中首項建議「立即擺脫被世人譏為神話的『法統』觀念，打破不顧現實的面子心理，從速宣佈我們的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of China-Taiwan）』。」雷震主張國號應加上「台灣」的理由是：「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按：當時人口），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雷震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顯然在國家認同的主體上有了改變。然而，他的中心思想其實是沒有改變的，那就是民主自由的追求與維護。在「自由中國」時期，雷震的國家認同雖然是「中國」，但「中國」民族主義並非他的終極且唯一的價值與目標，還有一個更高的價值，那就是民主自由；同樣地，也因為這個自由民主的價值，所以在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而共產專政的中國日漸威逼台灣的生存之際，他選擇了讓台灣以新國家來實現民主自由。雷先生於一九七九年三月病逝，兩個多月後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年底更爆發美麗島事件。雷先生來不及看到台灣的民主化，但雷先生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價值的奮鬥，應該給全體台灣人（不分族群）有所啟發：我們知道，無論古代、今日，或是可預知的未來，中國是自由人權與民主法治相當低落的國家。台灣若被併吞，這一切勢必受到摧折。因此，我們追求台灣的獨立，是在追求自由、民主與尊嚴的生活。質言之，台灣獨立運動，其實也是高層次的民主運動。這其中並不該有族群分化的意涵。即使所謂「外省人」，一樣可以和各族群團結一起在台灣建立新國家，雷震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典型。（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6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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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教授殷海光被迫害事件
殷海光教授是台灣五○年代到六○年代期間非常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卻因不能見容於國民黨蔣政權，而被以極為卑劣的手段進行圍剿，最後終至將他逼離任教的台灣大學，成為當年最轟動、最受海內外矚目的學術迫害事件。 有關殷海光被逼離台灣大學的時間，一直都有不同的說法，有說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一般普遍的說法），有說是一九六七年七月（李敖的說法），根據殷海光自己的說法則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 第一種說法，是以學期結束後未再任教為準；李敖的說法，是將台大為殷海光排了課而實際已終止上課的一年，計算進去了；因此，比較正確的應該以殷海光自己說的為準。 國民黨蔣政權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召開了一個由教育部、中央黨部及特務機關等單位最高主管參加的祕密會議，正式確定將殷海光趕離台大的方式，教育部在隔天完成內部作業，八月五日發文給台大，殷海光是在八月七日接到口頭通知。 八月七日那天下午，台大哲學系主任先以口頭告訴殷海光：「教育部來了一個公事，要借聘你到教育部去任職。」殷海光當時就很清楚的說：「這是調虎離山，不要我在台灣大學待下去。」到了八月九日，台大才把教育部的公文轉給他。 殷海光遭到國民黨蔣政權高階層所決定的迫害，根據他自己所說的「基本原因」，是他二十年來「不接受共產制度，尤其不接受共產型模的思想」，「顯然，這是藉『反共』和『反攻』來維持殘餘權勢的集團所不能容忍的」。 他在『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以後，即長期為該刊撰稿，發表了數量非常可觀的政論文章，而被譽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臺柱』，他的文字清新、犀利，用字精準而有魅力，七、八○年代不少著名的政論家或政治人物都在青年時代深受他的影響。 一九六○年因為英國倫敦出版的『中國季刊』，推崇殷海光為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領袖，蔣政權身邊的御用學者因而開始發動一場圍剿事件；一開始，他就「意識到這是一個學術思想其名而政治其實的事件，於是決心置之不理」。這個階段的圍剿模式，好幾年後也曾使用在當時的監察委員陶百川身上。 圍剿行動不但將他貶為「偽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知識詐欺者」，最後還極為惡劣地祭出紅帽子，指責他「從事煽動顛覆」，他形容這種情形說：「人的名譽毫無保障，甚至人的尊嚴和安全都被逼到剃刀邊緣。」 一九六四年六月，迫害行動危及到他的基本生活，國民黨政權停掉了他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補助金』每月六十美元的補助，這筆補助佔他最低生活費用的一半；接著，又查禁他交由文星書店出版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版稅收入因而中斷。 一九六六年初，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國會聽證會中作證支持中共，蔣政權遂發動台灣的御用學人連署批駁的聲明，臺大的黨務人員親自到殷海光家請他連署，被他拒絕，「於是，多年累積的問題爆發了」。 這次爆發就是蔣政權有關單位高層前述祕密會議所作的決定。臺大將教育部的公文轉給殷海光的時候，卻被他拒絕接受，事隔三天，蔣政權竟然毫不掩飾地動員警備總司令部約談他。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警備總部出動三名高階特務對他進行問話，並且強迫他接受教育部的聘書，但他並未屈服於特務的恫嚇，仍然堅持不接受，特務因為他是知名學者而不敢多加留難。 八月二十五日，警備總部又派了更高層級的官員，帶著教育部聘書到他家，明白地告訴他：「政府要你和台灣大學一刀兩斷。」殷海光照樣沒有屈予接受。隔天，殷海光跟當時的臺大校長錢思亮見面，雙方約定「課表照排，但終止上課」，也就是說，他與臺大的實際關係已經結束，但形式關係則維持到一九六七年七月為止。 事情並沒有因此結束，九月間，蔣政權又派了兩名高級黨務幹部到他家，軟硬兼施的要求他務必接受教育部的聘書，他形容這種情形是：「像惡霸一樣，強暴了女人，又要受害人自己代他們掩飾」。結果，這兩位黨幹被他狠狠地罵出家門。 不久，國際知名學術泰斗海耶克教授來臺訪問，殷海光過去曾與他聚談過一次，他這次也希望能與殷海光再見面，然而，蔣政權竟然派特務警告殷海光，不得參加海耶克的會議和聚會。這種形同軟禁的限制其實從七月間就已開始，特務如影隨形的監視持續達兩年之久。 殷海光不堪如此身心雙重折磨，一九六七年不幸罹患胃癌，兩年後病逝，享年只有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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