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7

我經常和我大一的室友說：「獨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我們所生長的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但在可以自由思想的環境禮，許多知識份子們卻不具備獨立思考的精神，這是有些令人遺憾的地方！舉個例子來說，我聽一位學校朋友說，他收到一些教授寫的電子信件，信中一直在發揚大部分媒體所提供的觀念：中正紀念堂正名=政治操作。難道，他們沒有趣瞭解一下，到底那個成熟民主國家，建廟來紀念獨裁者？是德國存在「希特勒紀念館」還是義大利有著「墨索里尼紀念堂」？而蔣介石不但反共，更反對與他不同意見的自由主義者，難道不是法西斯主義的代表之一嗎？另外，之事人、文化人還會借用自由的環境，散播一些錯誤的概念。例如有個名叫龍應台的女士，在前年2006年，有些人發起倒扁活動的時候，寫文章告訴大家道德對於一個領導人的重要，似乎道德是無上的價值，還說我們的領導人在這個方面，是近乎災難性的不及格。然而，當馬英九先生的特別費遭質疑時，龍女士卻又撰文要馬先生不要那麼看重自己的清廉，不要為了顧全糕道德標準而放棄參選總統，似乎又回到民主憲政的正確概念，即選舉並非選賢予能，道德聖人只有在專制國家才存在，龍女士何以那麼不加掩飾的成限期雙重標準？獨立思考，自由言論，除了是可以隨意說出自己的意見外，對一個知識份子而言，也代表了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因為這些人的言論，對於社會是有指標性意義的！在台灣，我們能有機會看到各種多元的思想、論述，那麼專制的中國呢？在那樣的國家，知識份子能扮演什麼角色呢？現在讓我們來讀讀一篇，由一位目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民運人是所寫的，關於六四和知識份子的文章吧！這篇文章非常精彩、深刻，絕對值得推薦！同時，也讓我再次推薦曹長青先生的網站吧！


李劼﹕獨立知識份子群體的缺席
李（吉力）jie
1989年“六四”學潮的一個最大致命傷，在於獨立知識份子群體的缺席。不能想像九十年代初蘇東巨變中的那場捷克天鵝絨革命，沒有以哈威爾為首的獨立知識份子主導，可以獲得成功。雖然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深入人心，尤其深入莘莘學子之心，但並沒能因此在中國形成一個不依附於權力體制而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八十年代，西方自由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是拜體制內的改革需求所賜。無論是西方思想的譯介還是出版，還是一次次思想文化的研討，幾乎都是出自官方機構的組織。甚至連知識精英的聲望，也來自最高權力者亂點鴛鴦譜式的成全：通過官方的中央文件，使三個被點名的知識份子成為社會良心和公共良知的象徵。那部幾乎家喻戶曉的電視片《河殤》，與其說是“六四”學潮的一個引子，不如說是體制內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準備擁立新主趙紫陽的宣言。倘若說，“六四”是一幕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歷史悲劇，那麼這場悲劇後面的喜劇性卻恰好在於，其實根本不存在所謂的黑手。一方面是權力高層的爭鬥導致其中的一方乘機向學潮出示了認同的立場，一方面是學潮發展到絕食的緊要關頭，知識精英們依然隔岸觀火。於是有了老教授到廣場上抱住學生痛哭流涕的可笑場面，有了各色人等在學生和權力高層之間努力斡旋的滑稽內幕。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中國知識份子群體，假如還真有這個群體的話，不僅絲毫沒有站出去擔當的勇氣，就連知識份子理應具有的獨立意識，都不曾有過覺醒。更談不上在這個歷史關頭，中國知識份子有過什麼獨立的思考。八十年代，有不少人在扮演精神導師，知識精英，京城裡甚至一度號稱已經出了四大導師、四大領袖，然而這些個導師、領袖們，沒有一個願意挺身而出，站到學生前面，而不是躲在學潮背後。即便是躲在背後，除了企圖助趙倒鄧而很不負責任地提出過打倒現代慈禧之類口號，他們也並沒做出什麼事情。因為他們的眼睛，一直在盯著高層的權力鬥爭；他們的心思，始終聚焦於高層爭鬥的行情。倘若要說他們十分可憐，他們的自我感覺卻好得很，一個比一個自以為是。倘若要說他們極其聰明，他們的政治智商又實在令人懷疑。凡是學生不懂的事情，他們也全都茫然無知。學生不知道在談判桌上，要緊的並不是扮演英雄，而是取得富有成效的談判成果。他們也不懂得如何抓住政府願意跟學生公開談判的時機，把已經席捲全國、引起全世界矚目的學潮，引向和平的結局，開創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政治格局。相反，他們懷著一種由官場權爭所慣有的古怪心理，等著形勢走向不可調和不可收拾，走向開槍，走向流血。比起捷克的哈威爾們，這類中國知識份子缺少的是獨立和因為獨立而產生的智慧。比起中國歷史上的漢末黨錮英豪，這類知識份子顯然已經在權力面前做慣了附庸，做定了奴才，喪失了應有的脊樑骨。那些個所謂的黑手，真是冤枉透頂。他們假如稍許插手一點學潮，即可令人肅然起敬。可是事實上，他們是真的什麼都沒有做。在學潮面前，他們純潔得就像處女一樣。他們時刻準備著的，並不是把自己交付自由，而是如何把自己獻給權力。他們的眼睛死死地盯著趙紫陽和鄧小平的較量。他們當時非常明白的是，趙紫陽很可能不是鄧小平的對手。假如當時的局勢是鄧小平堅決站在學生一邊，趙紫陽站在學生對立面的話，他們也許早就全身挺入了。他們本來是竭力要跟學潮劃清界線的，是在努力向黨表示自己的純潔和忠貞的。只是人家不領情。當局把他們打成黑手的邏輯是，這麼好的機會，你們怎麼會不沾邊？如此的陰差陽錯，就像鄧小平當時認定自己輸定了，認定自己又要落到當年文革中被打倒的地步了，結果卻意想不到地勝出了。鄧小平沒想到趙紫陽根本沒有他那樣的魄力，沒想到趙紫陽竟然比他鄧小平怕民眾還要怕他鄧小平。借用所謂圈內人的行話來說，趙紫陽見了鄧小平，好像天生有一怕。而歷史的遊戲規則卻向來都是：狹路相逢勇者勝。於是，鄧小平勝了。鄧小平也沒想到他所害怕的知識份子根本沒有自由化，骨子裏不過是一幫權力的附庸，專制政治的奴才。比起歷史上的陳蕃李膺，他們是卑怯的。比起蘇聯和東歐的知識份子，他們更是平庸的。鄧小平因此喜出望外地成了大贏家。鄧小平一面擦去心中的冷汗，一面向屠殺學生平民的暴徒們表示感謝。雖然贏得很不光彩，贏成了一個被馬克思當年在《法蘭西內戰》中痛斥過的梯也爾，贏成了一個陽性的慈禧太后。事過境遷，權力的附庸者們非但沒有絲毫的懺悔，非但沒有因此走向獨立，而且還一個個競相標榜自己在1989年是如何的重要，一個個比賽自己當年與權力中心的距離有多麼貼近。假如把這些人稱作知識份子，那麼得小心他們身上依附權力而散發出來的腥臭。假如按照當年他們的自我標榜，將他們稱之為新權威主義者，那麼他們那點狐假虎威式的權威，早就隨著主子的失勢而煙消雲散了。從他們“六四”以後的言行，可以判斷出，他們非但不是什麼民主鬥士，而且是專制政治的寄生蟲。他們習慣了專制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他們即便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都不懂得什麼叫做民主。他們既不學習自立和獨立，也不認同自由以及因為自由而獲得的思想。在文化心理上，他們與斷然開槍的鄧小平，一樣的專制成性，一樣的無可救藥。在一個要麼做奴才、要麼做流氓的極其封閉的專制傳統裏，知識份子通常選擇做奴才。趙紫陽的成不了中國的葉利欽，是因為這樣的奴性，用他們的術語可能叫做黨性。就像當年的光緒皇帝，無法反抗慈禧太后。趙紫陽寧可向學生說再見，也不敢向鄧小平說不。這樣的奴性具體到中國知識份子身上，則是寧可慌慌張張地一頭鑽進美國大使館，也不願坦然直面魯迅所說的那種“慘澹的人生”和“淋漓的鮮血”。1989年，是多麼需要領袖的時刻，即便政治人物不肯扮演，知識精英也可以補缺。哪里知道，趙紫陽會當眾甩手而去。而那些導師和領袖們，則是千呼萬喚不出來，哪怕猶抱瑟琶半遮面也不肯。他們寧可被人當作黑手冤枉，也不願意真的做一把黑手，更不願意大大方方地站到廣場上，與千百萬學生同甘共苦，同進共退。1989年的中國，有兩個中國人是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一個是趙紫陽，一個是方勵之。然而，那年的和平獎最後頒發給了達賴喇嘛。1989年，全世界最大的事件、最廣為人知的事件，就是中國發生的“六四”學潮。然而，偌大的一場學潮，竟然沒有一個精神上的領袖，甚至沒有一個領袖為此像當年的譚嗣同等六君子那樣拋了頭顱，灑了獻血。比起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學生和無辜平民，中國的政治領袖、知識精英乃至學生領袖，上上下下，通通心照不宣地把存活的僥倖留給了自己，把犧牲的機會讓給了他人。倘若說是卑怯的奴性，使他們沒有一個肯挺身而出，那麼因為奴性造成的驚人世故，使子彈全部被擋到了那塊叫做世故的盾牌面前，轉而飛向可憐的平頭百姓。更令人驚訝的是，事過之後，從領袖到精英，沒有一個對此有所懺悔。仿佛平民的生命理當那樣獻出，學生的鮮血理當那麼流淌。趙紫陽的晚年談話，說的都是自己如何有想法，如何壯志未酬。至於脫身的精英，面對“六四”亡靈，連一聲對不起都不曾說過。更令人吃驚的是，最著名的精英在屠殺面前戰戰兢兢，驚慌失措，害怕受連累害怕坐牢，有道是，共產黨的牢不好坐，從而在專制高壓底下能妥協儘量妥協。然而一個轉身，卻朝不顧一切地救他脫險的美國政府擺出一付民族英雄的大義凜然，又是抱怨，又是指責。仿佛不是專制者的屠刀太殘酷，而是美國人的救援讓他感覺不稱心。於是，一場血案過後，屠夫贏得了差點喪失的專制權力，精英和領袖獲得了空前的聲譽。這是一場既可笑又可憎的雙贏，以學生和平民的生命為代價，拿無數中國人喪失本來就小得可憐的生存空間作抵押。在1989年的中國歷史上，作為獨立的中國知識份子群體，是缺席的。那些政治學者、歷史學者們，那些曾經到處演講，四處亮相的精英和明星們，始終在雲霧裏飛翔，神龍見首不見尾。其深刻和神秘，幾近若有若無境界。一直等到“六四”血案過了，甚至等到趙紫陽也撒手人寰了，他們才高調出場，高舉著趙紫陽，前進，前進，前進，進！“六四”之際沒有作出擔當的歷史人物，被誇張成了“六四”的象徵。中國的知識份子，非但沒能在這樣的誇張中尋找獨立，而且在這樣的誇張中準備著再度重複成為權力附庸的歷史。談及“六四”當然避不開談論趙紫陽，但必須指出的是：趙紫陽雖然是一個正直而忠貞的共產黨人，並且在軟禁中至死堅持自己的人道立場，但他並不意味著“六四”所蘊含的自由精神。在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歷史上，自老莊以降，自由思想意義上的獨立知識份子，不斷被邊緣化，直至消聲匿跡。嵇康可能是最後的絕響，陶淵明如同一個微弱的歷史回聲。曾國藩的改革，只能仰仗朝廷的恩准。及至鄧小平，改革開放竟然與挽救一個垂死的朝廷緊密相連。由於權力的重重擠壓，獨立知識份子的存在空間被壓縮到難以生存的地步。不要說嵇康那樣的高傲不屈，即便是陳蕃李膺那樣的坦然擔當，也成為一種被遺忘了的文化品質。知識份子一說起高層權爭，如同談論房中術或者色情故事一般興奮。跟哪個權力者有什麼關係，宛如跟哪個絕色美女睡過一覺似的，將知識份子的虛榮心刺激得膨脹不已。趙紫陽由此成了李香君、柳如是那樣的傳奇。一些中國知識精英，則成了大大小小的康有為或者有為康，不斷向人出示光緒皇帝的衣帶詔，沉緬在對先帝的無限懷念裡。事實上，光緒皇帝的血詔也罷，趙紫陽的晚年談話也罷，都只能讓人一掬同情之淚而已。不必誇張成精神的標高，更不具備歷史的未來指向。未來在於知識份子的真正獨立，未來在於思維方式的徹底改變，未來在於不再把追求僅僅停留在謀生和生存的層面，而應該具有心靈的維度和精神的標高。當中國知識份子能夠像東歐的哈威爾們那樣，獨立思考，自由思想，那麼中國的未來就已經出現了。當中國人能夠像9.11以後的美國民眾那樣，在屠殺面前顯示自信和自尊，慈悲和關愛；能夠像維州校園槍擊案發生後的美國大學裡的師生那樣，將兇手和死難者同樣視作受害者，建造包括兇手在內的三十三個墓碑，升空三十三個氣球，那麼中國的未來，也就已經到來了。假如中國民眾能夠組織一個像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倒臺後、由圖圖大主教主持的調查委員會，讓各種犯過罪、作過孽、有過錯的人們，坦承自己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所做所為，從四九年以後的大屠殺，到五十年代的反右，再後來的大饑荒，再後來的十年浩劫，以及“六四”血案，等等罪案。然後該審判的審判，該寬釋的寬釋。或者乾脆就像圖圖大主教那樣，淚流滿面地聽完之後，揮揮手，開釋他們，讓他們當庭走出。假如中國知識份子和中國民眾能夠把歷史的冤孽上升到靈魂的清洗，那麼中國的未來已經曙光初露了。不是GDP的能否繼續增長，而是能否產生獨立知識份子群體，將成為衡量中國能否走進未來文明社會的基本指標。中國人失去了太多的歷史機會。那樣的機會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維新就贏得了。那樣的機會又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前蘇聯和東歐諸國抓住了。但願在又一個類似於“六四”那樣的歷史關頭到來時，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把目光緊盯著高層的權爭，不再把希望寄託在權爭雙方最終是由誰勝出上，而是把目光投向具有歷史創造熱情的學生和民眾，投向由自由引導的未來。當人們問出趙紫陽何以沒能像葉利欽那樣登高一呼那樣的問題時，中國知識份子也不再以趙紫陽沒有實力加以搪塞，而是直截了當地回答：那是因為趙紫陽沒有看到民眾的力量，沒有看到自由思想之於歷史創造的巨大潛能。葉利欽看到了，所以葉利欽改變了俄國的歷史。東歐的知識份子看到了，所以他們改變了東歐的歷史。中國的知識份子因為把眼光全都集中在高層的權爭上，所以他們錯過了創造歷史的機遇。不知將來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否還會重蹈這樣的覆轍。不知將來的中國知識份子，能否借助商業文明的力量，從專制權力的封閉空間裡，完全徹底地獨立出來。不知將來的知識份子，能否具有圖圖大主教那樣的心胸，能否具有美國民眾面對9.11和校園槍擊案那樣的寬容。不知將來的中國知識份子，能否獲得真正的獨立。因為唯有獨立的思考，才會有自由的思想。唯有獨立思考和自由思想，才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動力。至於奴才，不管什麼意義上的奴才，不管什麼層面上的奴才，都不可能擔當起歷史的創造。這也許就是“六四”死難者的生命和鮮血，換得的歷史教訓。謹以此文，紀念“六四”十八周年。2007年6月1日寫於紐約——原載《開放》雜誌七月號2007-07-11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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