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和野蠻的辯證
陳映真
由於病體，春節期間只與妻幽居家中。和朋友電話拜年問候時，有人問起我是否讀了龍應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六日同時刊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和北美華文報紙的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回答說，錯過了。朋友熱心地說他將找到剪報寄來。由於春節休假，收到剪報已是過年之後。拜讀之餘，龍女士的文章照例文采光華，但也頗多歷久未經商榷的一般論述和刻板的思維，如果有機會引起深一層的討論，不但應該有益，也不辜負龍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廣泛的公共領域。
關於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
龍女士批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史看，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資本制生產方式移行時，必有一段「原始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摧毀農村社會共同體，驅逐農民離開賴以維生的土地，淪為血汗工廠的產業勞動者，或任農村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盤剝而徹底貧困化，以肥大現代工業資本。尤有甚者，從十八至十九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西方以帝國主義的戰爭和對殖民地的征服與剝奪，來完成這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殺人遍野，十室九空！
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展的大陸「改革開放」，由於超階級的國家政權的強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至今無法形成一個強大的社會階級，土地基本上屬於國有，而在中國工業資本形成過程中既存在如「三農問題」的嚴峻形勢，又在現實上因國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減輕和避免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殘酷、痛苦的原始積累（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殖民地剝奪造成的殖民地貧困化、破產和痛苦），而完遂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
此外，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大國，中國的大面積扶貧、脫貧計畫的成就對中國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貢獻，即使聯合國、世銀等資產階級機構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億中國人民靠自己的努力養活了自己，沒有使自己成為世界其他民族、人民的負擔。而談到中國的大面積和大體積經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生長點的一部分。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來世界不分東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關於中國的世界輿論中三復斯言的。龍應台女士不是對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對中國的刻板成見所蒙蔽。
關於民主和自由
龍應台女士照例要談到大陸的「民主」。但歷來「民主」、「自由」的論說往往被美麗的辭語抽象化和絕對化。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約翰．洛克倡言「自由權」、「自由同意權」和推翻封建貴族王政的權利。但他以自己的資產階級地位和觀點，同時否定勞動階級有執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對付貧民，以法律拘束貧窮的「流浪者」、「乞丐」，強迫窮人在殘酷的「習藝所」勞動三年。在洛克看來，有資格參與「社會契約」的「自由人」，只限於貴族、銀行家、富裕商人、士紳和開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澤渝吉,也以美麗的辭藻宣說人的自由與不可侵奪的平等。但這同一個福澤公開說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灣「土著」（指的是龍應台意義上的「台灣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趕盡殺絕之。而也是同一個福澤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紙鈔上，表達日本對這個偽善的帝國主義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絕對的「民主」與「自由」是向來沒有的。考慮「民主」與「自由」不能不參照不同歷史、社會、階級諸因素。在中國大陸，我就遇見過幾位對當下大陸社會政治有「異議」的知識分子說，「可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今天的我。」他說「解放」之前，他是舊社會中毫無機會上進的階級。他因此特別同情大陸媒體上報導因家貧無力就學的青年。在大陸有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族有過「翻身」、「解放」的體驗。對這些人，「自由」、「民主」就不是絕對化、抽象化的烏托邦。
最後我試著把「自由」、「民主」和社會經濟條件參照起來看一看。據統計，人均國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時，社會貧富不均擴大，失業嚴重，社會動亂因子變大，從而政治上社會壓制（所謂「不民主」）增加。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過一千）和一九七七年（明顯超過一千）。考察這三年的台灣政治「自由」、「民主」的具體狀態：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因批評國民黨政治被捕下獄。十一月台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機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割斷」「喉嚨」。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從政治監獄釋放，繫獄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獨」案楊金海被捕，判處無期徒刑，同案顏明聖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黃華因台獨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獨」派民主雜誌《台灣政論》被勒令撤銷出版登記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獨」案發，判處無期徒刑。十一月，中壢發生「中壢民眾抗爭事件」後被彌平。三個月後，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戰線」案偵破，戴華光判無期徒刑，賴明烈判十五年，劉國基判十二年徒刑。當然，不應該忘記，一九七七年國民黨也發動了一場大規模鎮壓台灣鄉土文學的運動，嚴重傷害台灣文學表現的自由。
大陸人均國民所得到達一千美元時大約在一九九二年後。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陸在這一段時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鎮壓事件，和人均國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灣相比對，應該使習慣性地經常不假思索就咒罵中國大陸「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國大陸）專制集權」的人，不老是那麼自以為義吧。
關於言論新聞的自由
中共「共青團」系統的，據說曾刊載過龍應台女士的大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的刊物《冰點》被當局停刊。龍女士還舉出近來因言論相對較為「獨立、自由」的《南方周末》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飽受言論檢查干預的困擾。因偶然的機會，我認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編輯和一位認真好學的年輕記者，留給我好的印象。只看過《南方周末》一兩份，但覺內容自不同於大多數大陸主流媒體的刻板，但經歷過台灣的七○年代鬥爭的偏左的人看來，就覺得經歷過一場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陸上相對獨立化、自由化的報紙，其言論傾向一般不脫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我總覺得，十七、十八世紀當時，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面對反動的歐洲貴族、僧侶、王權呼喊自由、民主時，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語言。但歷經了艱苦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中國，讀《南方周末》的言語，在敬重他們的執著和努力之餘，難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時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後，在中國的生產方式發生巨大改變後，中國大陸上相應地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當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後中國生產方式巨大的變化，也使更多的現代工資勞動者登上了社會的舞台，卻至今看不到工人、農民階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點》。而這樣的問題，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龍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據說《冰點》是因為刊登一位「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批評義和團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陸進步的歷史科學家也有自己的《冰點》，大家寫文章交鋒，就可以把義和團論說清楚，何至於必須禁刊一個雜誌，為國內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點》事件涉及幾個問題：（一）言論新聞出版自由問題；（二）對於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評價問題。這裡，我也說幾句看法。
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議論家，和出身後進、「不民主」國家而受到西方宣傳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總喜歡說經濟落後，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何沒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論和新聞出版的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和「價值認同」，而西歐的、經濟進步的「民主」國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聞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進步，而像《冰點》事件這種事是絕對不會在類如美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生。
但是，美國有一些沒錢、缺人的民間監督新聞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組織，例如「被檢查的議題」（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調查和公布美國新聞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報告。據這一組織的報告，威脅美國新聞自由的勢力有幾個方面：一個是美國五角大廈和白宮的權力菁英，一個是鉅大資本的企業菁英。報告指出，政治、軍事和大跨國性資本在「新聞意識形態上的一致」，影響客觀公正的報導。他們盲信「親美猁猁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永不犯錯。主流媒體的只顧念利潤最大化的貪慾，使他們手中的媒體成為富有的、白種人上層階級菁英尋求不斷擴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權力和影響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體評論家鮑．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嘆：「肥了媒體，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國發覺美國國外的新聞不利於其新聞控制，經常發布不利於美國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調集軍部、外交部、情報部的高層，組成「國際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組，調動美國各種資源，影響外國政府、組織與個人的感情、動機、客觀判斷，並限制外國媒體刊出不利於美國政策和行動的消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報》），造成對媒體的「事實上的檢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關信息自由地傳布於美國公眾。
批評者指出，美國的媒體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競爭的產業，而成為一個思想意識形態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菁英階級的寡頭集體。
此外，眾所周知，美國媒體在長期化的以阿戰爭和海灣戰爭，侵伊拉克戰爭，侵科索沃戰爭中完全自動地交出了自己獨立的新聞自由權，成為「美國價值和文化至高無上」、宗教（白人上層階級的基督教基本教義）偏見、種族歧視的俘虜，接受五角大廈要求不進入戰爭現場，只接受美國當局在戰事結束後大事湮滅傷及平民之現場後的片面採訪。美國媒體對於就穆斯林而言，是比死還要殘酷與痛苦的幾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強迫回教戰俘進行肛交和口交──的嚴重人權凌辱，遠遠沒有作窮追猛打的揭發。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體蓄意嚴重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伊斯蘭教世界的震怒，而媒體卻一逕堅持「新聞自由」，拒絕道歉，十足表現西方媒體對伊斯蘭各民族人民的蔑視、歧視與仇恨。
美國和西方媒體之商品市場主義，為了巨步擴大訂閱率以提高單位版面的廣告價格，採取新聞報導娛樂化、八卦化的編輯採訪方針，這一方面降低、縮小真實、重要消息見報，一方面使廣泛讀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癡化、幼兒化，總地損害了讀者接受真實資訊的利益。而資本「全球化」後巨大資本的合併、重組，使產業、金融投機資本與媒體產業資本合而為一，資本的全球利潤動機和資本固有的意識形態，對主流大媒體產生嚴重的扭曲報導和對新聞自由抑壓作用，而真實的信息報導受到了空前的威脅。
「但是人家美國對憲法明文規定的（新聞）言論自由，絕對保障例如大陸《冰點》的刊物和言論！」
誠然美國不以行政命令關掉一個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聞報導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戰爭、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媒體自動成為五角大廈的偽造信息傳播工具，新聞採訪和編輯的娛樂化、八卦化、白癡化，資本產業菁英和媒體產業菁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新聞」進行這種間接的、報導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實上的」（de facto）新聞檢查。由於平素主流媒體不報導資本全球集聚和流動造成對世界貧困國家農民、工人、環境、就業、少數民族、移住勞工、女性各方面的傷害，以致當新聞讀者突然讀到西雅圖爆發來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數萬人奮不顧身的抗議鬥爭時，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點》和間接、軟性的「事實上的新聞查禁」，又告訴我們絕對的、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從來就不存在。而美國以間接的「事實上的查禁」所扼殺的新聞，據Project Censored估計，二○○○年就有這幾條新聞：
跨國大藥廠只為巨大利潤研發和生產（如「威而剛」、生髮劑），卻放棄第三世界最需要的熱帶病（如瘧疾）治療劑的開發。
「美國癌症協會」捐款來源雖多，卻將基金挪用自肥，以致資助癌症研究及醫療撥款不足。
美國軍部利用血汗工廠縫製美國軍服。
土耳其以美國供應的武器屠殺庫德族的村莊。
美國媒體如何蓄意減少外國媒體披露的不利於美國新聞報導。
美國路易西安娜州南部一個地區，因在石化工廠（七座）和一百多座污染工業而形成一個下層階級、非白人居民的高癌症罹病地帶，形成嚴重的有毒的種族主義（toxic racism）地帶。
美國一次大型核武試爆，造成數千名核爆受害者。
美國主流媒體對北朝鮮饑荒表現報導上的疏略與人道上的冷漠。等等，等等。
義和團運動論
「好吧，就算美國和西方也干預新聞自由，也不能據之以正當化《冰點》事件！」
我們說的是沒有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內涵離不開歷史、社會和階級等條件去界定。對於「富有－白人－菁英階級」而言，美國有宣傳對伊拉克侵略之戰為為伊拉克打倒獨夫，建設民主憲政之戰的「自由」猁猁即使始終找不到伊拉克私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美國也享有宣傳因自己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日漸破產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的自由；美國也享有隨時以反恐之名褻瀆別人奉為神聖的宗教，掩蓋對穆斯林戰俘進行令人髮指的虐囚事實的新聞自由。因此，問題在於擁有的新聞自由，是為了誰的新聞自由？為了什麼議題（project）的新聞自由？屬於誰的新聞自由？
這三個提問，在這次丹麥報紙褻瀆伊斯蘭教教主而引爆的暴動中凸顯出來。西方－白種人－基督教的媒體，在「新聞言論自由」的大義名分下履行了自己的「新聞自由」，而東方－非白人－伊斯蘭教各民族人民，向丹麥的暴言媒體求一聲道歉而不可得，在不甘於只能有被褻瀆羞辱的「自由」情況下，群起而以暴抗議。事件似乎還在擴大，值得認真思索「自由」的人們注目和思索。
而正如今日評說兩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如果百年後，也有穆斯林菁英評說今日伊斯蘭教世界以暴動回應丹麥對「真主阿拉」的褻瀆而曰：「丹麥事變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把伊斯蘭教世界反褻瀆暴動者描寫成回教英雄，美化他們對非伊斯蘭教白種人的攻擊，並將之描繪為穆斯林英雄，對於事變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給伊斯蘭教世界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後人對丹麥事變的記載教導下一代人的是，一、穆斯林文化至高無上。二、西方外來文明邪惡，侵蝕現有伊斯蘭教文化的聖潔……」，即使百年後的伊斯蘭教知識分子的反應，怕也只會使龍應台女士皺眉頭而已。
而事實上，類如袁偉時的義和團論，在「開放改革」後的大陸知識界也絕不陌生。據說北京某網路技術公司董事長向松祚就批評義和團民變是「滿清守舊貴族強烈排外」，「連基本國際關係準則都不顧」，「要把洋人全都趕出去……」為導火線的「重大變故」。他也批評義和團有「迷信成分」，「愚昧」，是「封建落後、反動的會道門式的組織形式的運動」。「它的口號和理念與當時的時代完全不合」，在科技發達的時代，搞「神鬼附身，龍頭大哥，像黑社會一樣」。
像向松祚這樣的老闆和中青年自由知識分子，有翻義和團的案，有質疑魯迅的地位與成就，卻也未見因而封雜誌，更沒聽說抓人坐大牢。
在台灣，像向松祚的「自由派」的義和團論就自然更其多了。一九九六年，當大陸上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而熱賣，震動華語世界時，台灣就有人寫〈無知與孤傲〉，痛烈醜詆義和團運動之「無知愚昧、野蠻落後」，是「殺人放火的土匪」，疾言批評大陸不「文明」（說今日大陸在「知識、教育、科技與文化水平」上，「離開最先進的水平還很遠」），我當時也寫了文章反論。而看來，大陸和台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真是不約而同，卻何其相似乃爾！
在檢點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義和團論之前，回顧一下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背景，即十九世紀中期之後基督教東來中國的歷史，很有參照的意義。
基督新教來華，積極的一面有引進出版、印刷、報刊的編印發行等方面，也有興辦現代學校和介紹西方醫藥科學的方面。至於其消極的一面，基督教向東方佈教的過程，和帝國主義擴張運動有密切關係。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昭著的史實。教士往往成為西方帝國主義侵華的別動隊。他們呼喊：「只有戰爭能夠把中國開放給基督。」在不平等條約的強制下，基督教以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特權（例如治外法權）的優勢在華佈教，良莠不齊的入教華人也享有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檢查權的管轄。一時豪紳遊手藉入教橫行鄉里，引起公忿。教會教民仗勢強買惡索，強迫捐獻，強占墾地的事件，隨著中國國勢日頹，而愈演愈烈，致人民銜恨怒目，因此教民教會與社會的矛盾、爭執和鬥爭、毆鬥甚至凶殺事件頻仍，史上稱為「教案」。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在當時屬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籍傳教士被中國「暴民」殺害。德國卻藉機派兵占據膠州灣和青島。眼看老大中國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中屈辱喪權，歐洲列強也紛紛向中國要求割占勢力範圍、開放港市和要求（鐵）路權和開礦權。在眼看著民族的命運日益危殆的封建中國的農民心中，日漸積蓄著對於外國侵略者深刻的仇恨，終於成為一九○○年大規模中國農民反對洋教和一切西方事物的軒然大波。而農民的反西方暴動又給與西方八個列強以聯手侵華的藉口，燒殺搶掠。據歷史記載，天津城內被八國聯軍屠殺者，屍骸狼藉，餓犬爭食，城內房舍十室九空，北京城內也人屍橫陳，不可勝計。京華皇城歷代歷朝積蓄的典章文物、國寶珍奇，被搶掠淨盡。即使後來擔任八國聯軍統帥的德國將領瓦德西，對於西方「文明」的軍隊對中國人民的無甄別的集體性屠殺，和對歷代中國文物瑰寶的恣意搶掠，驚駭不已，在他的日記上有這記載：「所有此次中國所受破壞及搶劫的損失，其詳細數字明細也許永遠難為人所知，但其為數必定極大無疑……」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
「義和團愚昧，跟不上西方科技、文明現代化的世界，搞封建迷信，搞黑社會組織……」
**歷史認識和歷史教育
經濟發展，即社會生產方式的推移自有滯後和先進的階段，也自有客觀的評準。然而「現代化」酖酖即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的西方，卻習慣於理所當然地以經濟先進社會在文化上亦必超前於經濟落後的社會。隨西方重商主義對外擴張登上北美洲大陸的傳教士，看到土著印第安人文化中崇尚和平，崇尚人與自然的和諧，對行旅之人的慷慨與協助等西方喪失的美德，驚為「上帝最初造人的形象」。然而這些印第安土著卻被終竟殘暴貪欲的白人船隊施加種族滅絕性的屠殺。
印第安人與西方的遇合，是部族共同體社會與商業資本主義對外擴張時期的社會的遇合。中國人與西方的遇合，是創造過璀璨的封建文化的封建社會，與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西方獨占資本主義社會的遇合，其間的文野高低，是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的落差，而不是種族優劣、文野、賢愚的落差。
而當生產方式「先進」的社會壓迫和掠奪生產方式滯後的社會，印第安人和中國人只能以刀箭和槍矛抵抗白人的現代化鎗砲，在精神上印第安人只能求助於深信不疑的傳統「祖靈」、「巫術」和各種薩滿教的神靈巫師和儀式，而中國農民只能寄託於民間符咒，相信能刀槍不入、魂鬼附身的方術。義和團運動被「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一八九五年吳湯興招募義軍抗日告示中，有「……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胡阿錦起義告示以「倭奴」稱日本占領者。柯鐵虎征倭檄文中以「倭」、「賊」稱據台日軍……難道只能換來後人鄙夷其主張「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主張侵略者「邪惡」，在反對日帝占領台灣的鬥爭中「暗藏仇外情緒」的評價？
**文明和野蠻的辯證法
自從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無情蹧踐和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薩依德意義上的「東方」，非西方、非白人、非基督教各民族人民就受到「西方文明開化」、「東方野蠻落後」這樣一種思想和信念的統治，不可自拔，難於翻身。龍應台女士的文章最後點睛之筆，是在說中共因不許新聞「媒體獨立」、「不尊重知識分子」、以「不文明」的態度和手段對待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所以是個「不文明」的、「野蠻」的國家。
我絕不贊成「中華文化至高無上」論，我也沒有聽說當下的大陸領導人這樣說過，反倒聽過自周恩來以來他們主張不同文化、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互相接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反對把自己的制度、文化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人的話。中國在文化上、學術上當然應該更加努力，對世界作貢獻，但如果說今日中國就「野蠻」了，只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人說得出口。現在引述陳毓鈞教授引用尼克森在其所著《超越和平》中忠告美國人的話，說明一些事實。尼克森指出，美國文化中存在著「高犯罪率、暴力文化、種族主義、槍枝氾濫、色情文化、毒品氾濫、家庭崩解、人心腐化」。這不是西方文明「邪惡」論是什麼？尼克森接著說，這樣的美國怎麼有資格向別的國家指指點點？「而今中國的經濟實力使美國關於人權的言說顯得輕率無知，十年後中國將使其顯得荒謬可笑……」
誠然，中國的文化還要提高。但是近十年來中國文化文明的遺跡和既有成就受到聯合國評比為人類共有的光榮者不知有多少件。是的，中國在教育、科技發展上還有待更上層樓。但今天中國每年教育出五、六十萬個工程師的事實，使美國大驚失色。是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存在著複雜的問題，但今天，最鄙夷中國的人都不能否認，沒有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沒有世界經濟的持續性增長。
就因為中國共青團的機關報自己查禁了屬於自己的《冰點》；就因為從來不曾存在的絕對化、抽象化的「新聞自由」；就僅僅因為共青團不贊成醜化義和團運動的買辦史觀，龍應台女士就要咒罵今日中國的「野蠻」，就要以有別於中國人的「台灣人民」的地位，威脅要以她的價值認同「離棄」、「抵抗」自己的中國認同！
然而尋求外力干預下分斷祖國的統一，不是在市場上論斤計兩的生意，錙銖必較，更不是大教授挑選哪個大學提供的條件去決定到哪個大學任教。分裂民族的統一，至少對我而言，是一個知識分子為了堅持其出生的尊嚴、知識的尊嚴和人格的尊嚴的原點，不能議價，不可買賣、不許交換的。
而不必再等十年，龍應台女士的這一番言說，在當下就已顯得輕率了。
國際邊緣 ＞ 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10.htm
以上這篇文章，幸虧應該不是代表台灣的主流意見，否則，我也無話可說啦！本來這種文章，既然不是主流意見，影響有限，也自然不必花時間評論什麼，但令我驚訝的是，竟然有在我們學校教通事課程，且頗受歡迎的老師，在課堂上公開推銷此文，這便使我不得不對這文章，陳述些許感想了！
請大家想想，假設現在某著名機構要在各級學校，舉行一個具有普遍公信力的評鑑，試題無論是在內容和難易度方面，皆經過一次次的討論、測試，因而大多數的師生都對這考試的鑑別力和公平性，頗有信心。這次評鑑因而順利舉行了，考試結束後不久，成績揭曉，某校一個學生的母親看到成績單，上面竟顯示0分，媽媽便問孩子是怎麼回事，孩子理直氣壯的說：「我根本不覺得這個評鑑有任何意義和價值，我不喜歡這個考試，所以當天出門後就去玩了，沒有去參加考試！妳看，某甲不及格、某乙也才六時出頭、某丙也不過八時幾分，根本沒幾個人能得一百分，可見這個評鑑實在很差，我才懶得理它呢！」你說，這個學生的辯駁有道理嗎？回頭看看陳先生的這篇文章，不正是在替共產專政、拒絕民主的中國，講這樣的歪理嗎？一個評鑑的設計，是要經過許多專家、學者的討論，然後進行試測，確定一切皆已完備後，才正式舉行。民主制度抑然，是經過一代代知識菁英，以及許多人們不斷共同努力奮鬥，才獲得的健全體制，且這個體制目前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接受。即便有些國家在實行的技術層面有瑕疵，或執行者和人民的民主素養稍微不足，而使這個制度執行的不盡完善，但畢竟這些國家仍接受了此體制，且適應得很好。中國呢？它根本徹頭徹尾不接受這種體制，我們怎麼可能討論它實踐得如何，有沒有達到一定的標準？陳先生引用一些各國早期啟蒙思想佳的話，就想證明那些國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這如同以某個評鑑籌備委員再討論階段發表的個人意見，來徹底質疑此評鑑不具公信力一樣，實在是很薄弱的論述呀！我們要看的，不是那些古人說過什麼，也不是他們早期作了什麼，而是他們現在怎麼作，而中國現在又是怎麼作。陳先生還認為，人均收入差不多的當今中國和解嚴前後的台灣相比，中國較開放，這更是睜眼說瞎話，自欺欺人了！再說，這種比較並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人說當時的台灣民主、自由啊，拿個獨裁來和一個獨裁中的獨裁來比較，想證明什麼呢？
陳先生這篇文章，甫讀還以為是中國喉舌「人民日報」中的一篇社論，雖然作者可能無此意，但所達到的效果卻毫無疑問，是比十張人民日報加起來，更具統戰意味的！文中多處提到「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還不是作者引用他人的文句，而是在作者自己的議論中，如此的論調，比共產黨還共產黨，針不可思議啊！至於中國的經濟，真如陳先生所說的那樣，是和平、穩定的良好發展嗎？如果看過之前我介紹的文章，便會瞭解中國目前的經濟，不是什麼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是有錢、有權人主導的「盜竊經濟」我想，陳先生是不知道，或不肯承認這些的！我的見意是：如果對中國的感情這麼無法割捨，不妨到中國去居住吧，沒有人會阻攔他的，且這樣他應該會比較愉快喔！
2008年2月16日 星期六
觀點-11
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
龍應台
2006-01-26
中國時報二十六日刊登龍應台給胡錦濤先生的公幵信／「胡錦濤」代表什麽？錦濤先生：國民党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麽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衹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裏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麽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麽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麽？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麽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准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欲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裏，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裏，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幵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致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麽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幵工作崗位，准備回鄉圍爐。報紙幵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幵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幵，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麽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衹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麽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麽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証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衹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于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胡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蹠、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裏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麽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贊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裏，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麽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麽？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麽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沖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幵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麽？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仆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准，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像，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臺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麽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麽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麽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麽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系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國際邊緣 ＞ 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09.htm
今天，我所介紹的，是龍應台女士更為人所知的文章，也就是在2006年出，所寫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這篇給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讀了這篇文章，雖然很慶幸龍女士終於對中國有了比較清楚、正確的認識，但似乎仍嫌慢了點兒，且領悟力的不足，也使奇對共產黨和專制體制，批判得不夠深刻，這是比較令人遺憾的地方。
首先，在文章的開始，作者從馬英九先生談起，認為馬先生說要國青團將來出個胡錦濤，是馬英九開的，最不及格的玩笑。然而，馬先生真的指示在「開玩笑」嗎？在我看來，馬先生根本不喜歡、不屑於民主憲政體制，更對專制政權和獨裁者的本質，完全缺乏基本認識，並且拒絕去認識。你看，從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選，馬先生哪一次是站在民主的一邊？再說，馬英九在很多時候，不驚異的表現出其自命高尚的貴族氣，例如他對原住民說：「我把你當人看，我把你當市民看，要好好的把你教育…」和夫人參加公開活動時，說夫人會：「穿著的跟一般老百姓一樣」難道，原住民不是人？難道馬先生和其家人，不是老百姓？如果不是老百姓，怎麼還動不動指責政府：「我們老百姓吃不飽，日子過不下去啦！」由此看來，馬英九先生根本保留了高人一等的貴族心態，以及厭惡民主的專制思維，至今仍未改變，而龍應台不但沒有認知、察覺這一點，反而一職支持他過去的長官，那麼我們便很難不對龍女士的民主概念產生疑慮了！
另一個凸顯在此文中的嚴肅問題，在於這篇文章在性質上，仍未脫離中國傳統文人習慣下跪的奴性。整篇文章，讀來如同一個憂國憂民的忠臣，再給皇帝尚書，以沈痛的語氣提出見言，可望朝廷能夠接納、改革。而且請大家注意，龍應台為何寫這篇公開信，他自己說得很明白，是由於「冰點」被查禁了。原來，是因為龍女士自己的利益遭到損害，他才想到要為其他遭受中國那個蠻橫、不講理之政權迫害的人發聲，如果中共沒有禁「冰點」龍女士便不會替天下蒼生鳴不平了！看來，龍應台是為自己是否能在中國有發言權謀，而不是為正義和真理謀，不是為受摧殘、迫害、殺戮的苦難中國人謀！龍女士在文中，孩提到所謂「家國認同」及「價值認同」並且表示，當兩者有衝突時，他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如果真如他所說的這樣，他早應該毫不遲疑的認同台灣，放棄對中國的幻想了呀！中國共產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哪一個放棄專制獨裁，開放言論、出版的自由？哪一個領導人宣布放棄武力犯台，撤銷對準台灣的飛彈，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承認未曾統治台灣的事實？龍應台為何還不知道覺醒，還期盼中共領導人能變善良、變文明呢？中國政府至今仍在打壓異己，迫害法輪功學員和基督教徒，關押、虐待民運人士和維權律師，這些殘酷而完全無人道可言的行徑，難道還不足以讓龍女士徹底揚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謂「家國認同」嗎？反觀台灣，不但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且比中國更重視中華文化，將之視為台灣文化的一部份，這種開放、多元的環境，不正是應該符合龍的「價值認同」嗎？龍女士何以將較能接近其價值認同的台灣主體意識和本土政權，當作自己敵視的對象，而無法切斷對殘暴中共的情感認同，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啊！
無疑的，龍應台這篇文章，雖然點出了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問題，但仍有著侷限性。要是欲探討根本內在因素，大概由於龍女士終究無法割捨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也因而無法割斷其「家國認同」的感性線，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遲疑的做出「價值認同」的選擇，也就完全可以想見了！或許如馬英九那樣，龍應台也認為要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來取代所謂「偏狹、悲怨的地域主義」吧，但是龍女士真的有認真理解什麼是「台灣主體意識」的思維嗎？追求台灣獨立，正是為了維護民主、自由、人權、尊嚴的人類價值啊！
龍應台
2006-01-26
中國時報二十六日刊登龍應台給胡錦濤先生的公幵信／「胡錦濤」代表什麽？錦濤先生：國民党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麽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衹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裏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麽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麽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麽？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麽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准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欲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裏，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裏，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幵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致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麽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幵工作崗位，准備回鄉圍爐。報紙幵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幵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幵，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麽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衹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麽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麽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証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衹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于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胡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蹠、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裏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麽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贊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裏，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麽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麽？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麽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沖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幵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麽？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仆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准，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像，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臺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麽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麽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麽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麽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系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國際邊緣 ＞ 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09.htm
今天，我所介紹的，是龍應台女士更為人所知的文章，也就是在2006年出，所寫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這篇給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讀了這篇文章，雖然很慶幸龍女士終於對中國有了比較清楚、正確的認識，但似乎仍嫌慢了點兒，且領悟力的不足，也使奇對共產黨和專制體制，批判得不夠深刻，這是比較令人遺憾的地方。
首先，在文章的開始，作者從馬英九先生談起，認為馬先生說要國青團將來出個胡錦濤，是馬英九開的，最不及格的玩笑。然而，馬先生真的指示在「開玩笑」嗎？在我看來，馬先生根本不喜歡、不屑於民主憲政體制，更對專制政權和獨裁者的本質，完全缺乏基本認識，並且拒絕去認識。你看，從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選，馬先生哪一次是站在民主的一邊？再說，馬英九在很多時候，不驚異的表現出其自命高尚的貴族氣，例如他對原住民說：「我把你當人看，我把你當市民看，要好好的把你教育…」和夫人參加公開活動時，說夫人會：「穿著的跟一般老百姓一樣」難道，原住民不是人？難道馬先生和其家人，不是老百姓？如果不是老百姓，怎麼還動不動指責政府：「我們老百姓吃不飽，日子過不下去啦！」由此看來，馬英九先生根本保留了高人一等的貴族心態，以及厭惡民主的專制思維，至今仍未改變，而龍應台不但沒有認知、察覺這一點，反而一職支持他過去的長官，那麼我們便很難不對龍女士的民主概念產生疑慮了！
另一個凸顯在此文中的嚴肅問題，在於這篇文章在性質上，仍未脫離中國傳統文人習慣下跪的奴性。整篇文章，讀來如同一個憂國憂民的忠臣，再給皇帝尚書，以沈痛的語氣提出見言，可望朝廷能夠接納、改革。而且請大家注意，龍應台為何寫這篇公開信，他自己說得很明白，是由於「冰點」被查禁了。原來，是因為龍女士自己的利益遭到損害，他才想到要為其他遭受中國那個蠻橫、不講理之政權迫害的人發聲，如果中共沒有禁「冰點」龍女士便不會替天下蒼生鳴不平了！看來，龍應台是為自己是否能在中國有發言權謀，而不是為正義和真理謀，不是為受摧殘、迫害、殺戮的苦難中國人謀！龍女士在文中，孩提到所謂「家國認同」及「價值認同」並且表示，當兩者有衝突時，他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如果真如他所說的這樣，他早應該毫不遲疑的認同台灣，放棄對中國的幻想了呀！中國共產黨出了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哪一個放棄專制獨裁，開放言論、出版的自由？哪一個領導人宣布放棄武力犯台，撤銷對準台灣的飛彈，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承認未曾統治台灣的事實？龍應台為何還不知道覺醒，還期盼中共領導人能變善良、變文明呢？中國政府至今仍在打壓異己，迫害法輪功學員和基督教徒，關押、虐待民運人士和維權律師，這些殘酷而完全無人道可言的行徑，難道還不足以讓龍女士徹底揚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謂「家國認同」嗎？反觀台灣，不但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且比中國更重視中華文化，將之視為台灣文化的一部份，這種開放、多元的環境，不正是應該符合龍的「價值認同」嗎？龍女士何以將較能接近其價值認同的台灣主體意識和本土政權，當作自己敵視的對象，而無法切斷對殘暴中共的情感認同，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啊！
無疑的，龍應台這篇文章，雖然點出了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問題，但仍有著侷限性。要是欲探討根本內在因素，大概由於龍女士終究無法割捨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也因而無法割斷其「家國認同」的感性線，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遲疑的做出「價值認同」的選擇，也就完全可以想見了！或許如馬英九那樣，龍應台也認為要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來取代所謂「偏狹、悲怨的地域主義」吧，但是龍女士真的有認真理解什麼是「台灣主體意識」的思維嗎？追求台灣獨立，正是為了維護民主、自由、人權、尊嚴的人類價值啊！
觀點-10
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 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中國時報 A13/龍應台專文 2005/05/25
【龍應台】
編者按： 著名作家龍應台頃應北京中國青年報之邀，撰寫「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一文。龍氏以其濃烈而極富感情的筆調，縱論當前兩岸的異同，從歷史的滄桑到現實生活的體驗，都有極為細膩的描述。文中並對台灣如何從單一價值的威權體系，走到今天的多元繽紛，做了深刻的剖析。對大陸的讀者而言，這應是繼連宋訪中行兩次公開演講之後，再一次的「台灣經驗震撼」。 鑑於本文的歷史意義，本報特徵得作者同意，與北京中國青年報同步，在今天完整刊出。
◎「紅燈記」在台北 二○○一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裡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二月八日在國父紀念館舞台點燃紅燈。這齣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台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任都已經練好了新台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台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文革樣板戲意外引起共鳴掌聲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台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裡，來這樣一齣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台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裡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的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台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台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台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裡，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相信絕對化只信統治者價值觀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裡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裡，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游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徑。另一方面，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中國、日本，島內民眾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裡，台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遺。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台灣習慣情況再壞用選票扭轉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下愈況，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 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連宋演講在對的時地說對的話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四八二美金成長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長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一直維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 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西元二○○五年／五月廿四日／香港
國際邊緣 ＞ 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01.htm
之前所介紹的，都是我個人認為值得推薦的好文章，然而，我想我們不應該只有看自己喜歡的觀點，也要同時讀讀自己不認同的想法，並加以檢視、辯證，才能夠逐步釐清一些概念，而更逼近真理一些！上面所轉貼的，是龍應台女士在三年前，也就是2005年在北京青年報和中國時報發表的文章，內容似乎是要讓中國人認識、瞭解台灣，但他是否真的做到了這點呢？讓我們透過對此文的檢視，以更深入認識、瞭解一下龍女士的思維吧！
首先，我覺得龍文的最大問題，在於概念及對概念的定義，十分不清晰、不明確。舉一個最明顯不過的例子，龍文裡經常出現「大敘述」和「小敘述」那麼，我便產生了疑問：所謂「大敘述」、「小敘述」如何定義，此二個概念的內涵是什麼？外延到什麼程度？所謂「大」、「小」怎樣界定？由誰來界定？而這種將敘述分「大」、「小」的理論，是以那個人、那個學派、哪部專著作為力論基礎？這些個問題，龍女士似乎都沒有很清楚、明白的交代。或許作者認為能閱讀其聞的人，應該都是有學問的，只要提出這兩個詞，讀者便馬上能瞭解。但是，我認為只要為文，就要著重可讀性，要為每個人著想，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此文的讀者。再說，即便是學者、專家，也有不同領域，同領域也有不同派別，要是甲派的人不使用乙派的名詞，怎麼辦呢？雖然，作者在此文有提出例子，認為國家、民族等是大敘述，個人自由、個人利益是小敘述，但這樣的分類又是建構於何種理論，作者並未說明。且從另一方面說，在文中所謂「小」、「大」之間，似乎存在一種對立性，作者並認為大多數台灣人對「大敘述」比較反感，而相對能夠接受「小敘述」，然事實上，作者用來說明這兩種相對概念的例子，其中所隱涵的觀念卻未必是對立的呀！例如，我可以認同個人利益、自由、尊嚴，大於國家利益、民族光榮，但我同時能夠對自己的國家表示認同，也就是認同我所生長、居住的國家是「台灣」。並且，台灣、中國的認同選擇，恰是對於個人自由、尊嚴，或國家大於自由、民族大於尊嚴的選擇，由此看來，所謂「大」、「小」既然對立，卻未必衝突，這似乎不通，因此我對這二個概念，沒有隨著讀畢此文而更清楚，反而越發糊塗哩！
另一個更嚴重的概念不清，表現在對「民主」的認知方面。作者在文章當中，提出一個明確的觀點：民主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基於這樣的認知，作者舉了許多無關緊要的生活當中，非常瑣碎的事件，作為對民主現象的說明，這其實是完全不著邊際、完全不切中核心的解釋方式。「民主」不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種政治體制。這樣的體制以憲法為基本，且確實的執行之，這部憲法是保障每個個人的自由、平等的，政府透過權力制衡確保此政體的正常運行，避免獨斷獨行，以多黨制讓人民得以對各政黨作檢驗和裁決。這些最主要、最核心的觀念和價值，在龍女士的筆下，卻成為瑣碎、零散、沒有重點的生活描述，且不說作者未根本上質疑獨裁者和專制政府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以如此對「民主」的論述，恐怕是不足以說服、吸引中國讀者的。正因為龍女士對民主的論述，完全無損於中國政府的利益，中國的主要媒體才願意刊登此文，他們一定是在有著100%的把握，認定這篇文章對統治者和統治集團不具殺傷力，才沒有限制其在主要報紙上發表的！正因為龍女士對民主的核心價值認識不清，因而會有：經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看來，作者認為二二八事件，是由於台灣人對祖國人不夠同情、不夠包容而造成的，國民黨雖然有問題，但卻因中國近代悲慘、坎坷的歷史，而要負的責任比較小，縱使作者沒這麼說，文字所透露的訊息卻是如此。如果說，面對專制、獨裁、實行差別待遇、認定台灣為次等領土、台灣人是二等國民的政權，面對貪污腐敗、外行領導內行、放任官員和士兵到處偷竊、搶劫、賒帳、玷污女性、有違抗便開槍等野蠻行為的政府，卻要求台灣人同情、包容他們，那麼台灣人的基本權益、尊嚴、財產甚至生命，誰來保障？龍女士這種說法，簡直到了荒唐、不可原諒的地步！龍女士還認為，有人刻意將國民黨的問題，理解成「中國人」的問題，「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在此，作者似乎很肯定，凡是將「中國人」和「台灣人」分開的人，首先，都是台灣人，其次，都是由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請問龍女士怎麼能確定這點？再說，當時來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以及在中國建政的中國共產黨，成員不都是中國人嗎？他們行徑的殘酷、野蠻，為何不能說是中國人的問題？我們說這是中國人的問題，並不是說這是中國文化完全出問題，得全然否認中國文明和中國的一切，但中國人確實有問題，這個問題除了某黨某派的問題，難道和整個文化系統與專制體制，完全沒有任何關連嗎？另一方面，作者談到他「野火」之前努力爭取自由和人權者，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他沒有提從事早期民主運動，爭取台灣自治的林獻堂、蔣渭水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國民政府統治之後，所提及的人有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等人，似乎刻意忽略台灣本地的菁英，且所提到的這些人，也不全然是為了民主自由的價值而奮鬥的，他們間有著一些本質上的差異。雷震、殷海光的努力，是基於清晰、強烈的自由主義概念和理想，柏楊的奮鬥，是為了爭取基本人權，陳映真則是因持大一統思想而與蔣介石基本立場不符，至於李敖則是沒有任何是非標準的為反抗而反抗。龍女士卻迴避談論他們的區別，之所以忽略這種本質性差異，就因為作者對於民主憲政、自由主義的概念不夠清楚所致。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假設兩種可能性：一為龍女士對民主、自由沒有清楚、明確的論述，一為他其實很瞭解，只是為了某些原因而刻意做模糊的解釋。不論是哪一種，從其不堅決肯定台灣的民主成就，將台灣人的國家認同當作台灣獨立的大敘述來看，對連、宋在中國演講的推崇，也就很自然了！
中國時報 A13/龍應台專文 2005/05/25
【龍應台】
編者按： 著名作家龍應台頃應北京中國青年報之邀，撰寫「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一文。龍氏以其濃烈而極富感情的筆調，縱論當前兩岸的異同，從歷史的滄桑到現實生活的體驗，都有極為細膩的描述。文中並對台灣如何從單一價值的威權體系，走到今天的多元繽紛，做了深刻的剖析。對大陸的讀者而言，這應是繼連宋訪中行兩次公開演講之後，再一次的「台灣經驗震撼」。 鑑於本文的歷史意義，本報特徵得作者同意，與北京中國青年報同步，在今天完整刊出。
◎「紅燈記」在台北 二○○一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裡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二月八日在國父紀念館舞台點燃紅燈。這齣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台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任都已經練好了新台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台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文革樣板戲意外引起共鳴掌聲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台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裡，來這樣一齣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台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裡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的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台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台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台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裡，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相信絕對化只信統治者價值觀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裡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裡，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游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徑。另一方面，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中國、日本，島內民眾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裡，台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遺。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台灣習慣情況再壞用選票扭轉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下愈況，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 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連宋演講在對的時地說對的話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四八二美金成長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長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一直維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 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西元二○○五年／五月廿四日／香港
國際邊緣 ＞ 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5/lonentai/let01.htm
之前所介紹的，都是我個人認為值得推薦的好文章，然而，我想我們不應該只有看自己喜歡的觀點，也要同時讀讀自己不認同的想法，並加以檢視、辯證，才能夠逐步釐清一些概念，而更逼近真理一些！上面所轉貼的，是龍應台女士在三年前，也就是2005年在北京青年報和中國時報發表的文章，內容似乎是要讓中國人認識、瞭解台灣，但他是否真的做到了這點呢？讓我們透過對此文的檢視，以更深入認識、瞭解一下龍女士的思維吧！
首先，我覺得龍文的最大問題，在於概念及對概念的定義，十分不清晰、不明確。舉一個最明顯不過的例子，龍文裡經常出現「大敘述」和「小敘述」那麼，我便產生了疑問：所謂「大敘述」、「小敘述」如何定義，此二個概念的內涵是什麼？外延到什麼程度？所謂「大」、「小」怎樣界定？由誰來界定？而這種將敘述分「大」、「小」的理論，是以那個人、那個學派、哪部專著作為力論基礎？這些個問題，龍女士似乎都沒有很清楚、明白的交代。或許作者認為能閱讀其聞的人，應該都是有學問的，只要提出這兩個詞，讀者便馬上能瞭解。但是，我認為只要為文，就要著重可讀性，要為每個人著想，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此文的讀者。再說，即便是學者、專家，也有不同領域，同領域也有不同派別，要是甲派的人不使用乙派的名詞，怎麼辦呢？雖然，作者在此文有提出例子，認為國家、民族等是大敘述，個人自由、個人利益是小敘述，但這樣的分類又是建構於何種理論，作者並未說明。且從另一方面說，在文中所謂「小」、「大」之間，似乎存在一種對立性，作者並認為大多數台灣人對「大敘述」比較反感，而相對能夠接受「小敘述」，然事實上，作者用來說明這兩種相對概念的例子，其中所隱涵的觀念卻未必是對立的呀！例如，我可以認同個人利益、自由、尊嚴，大於國家利益、民族光榮，但我同時能夠對自己的國家表示認同，也就是認同我所生長、居住的國家是「台灣」。並且，台灣、中國的認同選擇，恰是對於個人自由、尊嚴，或國家大於自由、民族大於尊嚴的選擇，由此看來，所謂「大」、「小」既然對立，卻未必衝突，這似乎不通，因此我對這二個概念，沒有隨著讀畢此文而更清楚，反而越發糊塗哩！
另一個更嚴重的概念不清，表現在對「民主」的認知方面。作者在文章當中，提出一個明確的觀點：民主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基於這樣的認知，作者舉了許多無關緊要的生活當中，非常瑣碎的事件，作為對民主現象的說明，這其實是完全不著邊際、完全不切中核心的解釋方式。「民主」不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種政治體制。這樣的體制以憲法為基本，且確實的執行之，這部憲法是保障每個個人的自由、平等的，政府透過權力制衡確保此政體的正常運行，避免獨斷獨行，以多黨制讓人民得以對各政黨作檢驗和裁決。這些最主要、最核心的觀念和價值，在龍女士的筆下，卻成為瑣碎、零散、沒有重點的生活描述，且不說作者未根本上質疑獨裁者和專制政府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以如此對「民主」的論述，恐怕是不足以說服、吸引中國讀者的。正因為龍女士對民主的論述，完全無損於中國政府的利益，中國的主要媒體才願意刊登此文，他們一定是在有著100%的把握，認定這篇文章對統治者和統治集團不具殺傷力，才沒有限制其在主要報紙上發表的！正因為龍女士對民主的核心價值認識不清，因而會有：經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看來，作者認為二二八事件，是由於台灣人對祖國人不夠同情、不夠包容而造成的，國民黨雖然有問題，但卻因中國近代悲慘、坎坷的歷史，而要負的責任比較小，縱使作者沒這麼說，文字所透露的訊息卻是如此。如果說，面對專制、獨裁、實行差別待遇、認定台灣為次等領土、台灣人是二等國民的政權，面對貪污腐敗、外行領導內行、放任官員和士兵到處偷竊、搶劫、賒帳、玷污女性、有違抗便開槍等野蠻行為的政府，卻要求台灣人同情、包容他們，那麼台灣人的基本權益、尊嚴、財產甚至生命，誰來保障？龍女士這種說法，簡直到了荒唐、不可原諒的地步！龍女士還認為，有人刻意將國民黨的問題，理解成「中國人」的問題，「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在此，作者似乎很肯定，凡是將「中國人」和「台灣人」分開的人，首先，都是台灣人，其次，都是由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請問龍女士怎麼能確定這點？再說，當時來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以及在中國建政的中國共產黨，成員不都是中國人嗎？他們行徑的殘酷、野蠻，為何不能說是中國人的問題？我們說這是中國人的問題，並不是說這是中國文化完全出問題，得全然否認中國文明和中國的一切，但中國人確實有問題，這個問題除了某黨某派的問題，難道和整個文化系統與專制體制，完全沒有任何關連嗎？另一方面，作者談到他「野火」之前努力爭取自由和人權者，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他沒有提從事早期民主運動，爭取台灣自治的林獻堂、蔣渭水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國民政府統治之後，所提及的人有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等人，似乎刻意忽略台灣本地的菁英，且所提到的這些人，也不全然是為了民主自由的價值而奮鬥的，他們間有著一些本質上的差異。雷震、殷海光的努力，是基於清晰、強烈的自由主義概念和理想，柏楊的奮鬥，是為了爭取基本人權，陳映真則是因持大一統思想而與蔣介石基本立場不符，至於李敖則是沒有任何是非標準的為反抗而反抗。龍女士卻迴避談論他們的區別，之所以忽略這種本質性差異，就因為作者對於民主憲政、自由主義的概念不夠清楚所致。
由此觀之，我們可以假設兩種可能性：一為龍女士對民主、自由沒有清楚、明確的論述，一為他其實很瞭解，只是為了某些原因而刻意做模糊的解釋。不論是哪一種，從其不堅決肯定台灣的民主成就，將台灣人的國家認同當作台灣獨立的大敘述來看，對連、宋在中國演講的推崇，也就很自然了！
2008年2月15日 星期五
觀點-9
今天，我在網上讀到一篇挺不錯的文章，內容是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比較。尤其對於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亦之間的共同之處，著墨甚多，且分析的很仔細、深入，
且見解頗為精闢，是一偏頗值得閱讀的文章。雖然，文中有許多處令我不太瞭解的文字錯誤，或許是由於上傳時發生問題，或者是因為原文為簡體中文，在轉成正體時發生失誤，然而這並沒有影響文章的主要內容，因此仍是值得向大家介紹的！希望大家讀過之後，能夠和我一樣，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更深一層、更清晰明確的認識，並更堅定的追求、捍衛民主、自由、尊嚴、人權的價值！
第九期首頁
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陳 禮 銘
一、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社會主義思想起源於十六世紀初英國作家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一書，經過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造成的艱難時世，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歐文等人的發展而成氣候，直到現在仍然很有市場。社會主義有多種流派。一般說來，各流派的社會主義都有如下主張：
一、工礦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一切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集體所有；
二、生產的目的是為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為賺取利潤；
三、企業乃至國家管理人員通過民主選舉而產生。
社會主義描繪了一個令人神往的理想世界，可惜至今沒有人知道究竟如何才能到達那個無限美好的彼岸。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並不主張暴力革命。他們或者在世界各國小範圍內作一些定點實驗，或者通過競選參加議會試圖影響政府決策。但是，正如美國社會主義工黨在其網頁上所宣稱：「社會主義從來沒有存在過。它既未曾存在於過去的蘇聯，也不存在於今天的中國。」
法西斯主義產生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意大利，其創始人是曾經擔任意大利首相的貝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也有各種形態，其主要特徵有以下這些：
一、鼓吹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以民族團結、復興、強大和擴張為追求目標；
二、崇尚暴力與戰爭，強調紀律與秩序，反對民主，反對議會，反對自由化；
三、認為國家利益至高無上，個人利益須服從集體利益；
四、領袖意志決定一切，對任何反抗與不服從行為實行嚴厲鎮壓。
五、國家控制經濟命脈，反對自由經濟。
法西斯主義與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背道而馳，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因此為所有熱愛和平與自由的人們所詬病與不齒。
表面看來，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針鋒相對、格格不入，然而，一個看似奇怪的現象卻是許多著名的法西斯主義分子都曾經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
以墨索里尼為例，他在童年時代就受到他信奉社會主義的鐵匠兼業餘記者的父親熏陶。青年時代的墨索里尼聰明好學、博覽群書，對下層民衆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他曾經為當時的許多社會主義小報撰稿。一九一二年，年僅二十九歲的墨索里尼被聘為全意大利發行量最大的社會主義刊物《前進報》（Avanti）的主編。他為該刊撰寫了大量政論文章，在極短時間內使其發行量又翻了一番。
另一公認的法西斯頭子希特勒年輕時也相信社會主義。一九一九年，三十歲的他在慕尼黑參加的德國工人黨是一個反資、反猶並以下層民衆特別是城市工人為主要訴求對象的社會主義黨派。似乎是因為該黨名稱中的社會主義味道還不夠濃厚，次年負責宣傳工作的希特勒把它改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為「納粹」。希特勒對大工業時代德國工人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一九二四年，他因在慕尼黑參與領導了一場試圖推翻巴伐利亞地方政府的流產政變而被捕入獄，後在監獄中發表《我的奮鬥》一書，其中寫道：
「巨大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階層的變化。小手工業者逐漸消亡，工人獨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漸渺茫；作為結果工人明顯地無產階級化，出現了一個產業工人的階層。其最基本特徵就是工人永遠無法找到屬於自己的生計。他是貨真價實地一無所有。他的晚景淒涼，生不如死。」
如果不看出處，這段話實在像極了《資本論》的語言。
二、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共產主義的產生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於一九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為標誌。共產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無產階級的貧困來自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榨；人類通往幸福之路是以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以此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取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消滅私有制。
共產主義脫胎於社會主義，卻把後者貶為「反動的」、「保守的」或是「空想的」（見《共產黨宣言》），並自封為「科學的」社會主義。
表面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法西斯主義者反對共產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反對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發展唯一的動力，並且以反共作為其行動綱領之一；而共產主義者則在口頭上反對法西斯主義鼓吹的種族歧視及其對工人權利的忽視，並且標榜自己是反法西斯戰士。
然而，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所有以「解放全人類」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為己任的共產黨人，最後往往都變成了信奉專制崇尚暴力的法西斯分子。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法西斯主義思想還祇是停留在紙面上，那麽從列寧開始的一代又一代共產主義君主則無一不是嗜血成性殺人無數的魔王。
一九九七年，四位法國歷史學家根據對前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新近解密的原共黨秘密文件研究的結果發表《共產主義黑皮書》，揭露共產主義者在世界各地的罪行、恐怖與鎮壓。根據書中資料，從一九一七年蘇聯十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長達四分之三個世紀的共產主義試驗在世界範圍內奪走八千萬到一億條人命，其中蘇聯二千萬，中國六千五百萬，越南一百萬，北韓二百萬，柬埔寨二百萬，東歐一百萬，拉美十五萬，非洲一百七十萬，阿富汗一百五十萬。這場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殺人比賽使人類歷史上包括德國法西斯虐殺六百萬猶太平民在內的任何慘劇都相形失色。直到今天，北京、平壤、河內和哈瓦那的法西斯政權還在繼續這場屠殺。在中國大陸，那數千被虐殺的法輪功學員中有誰犯了死罪？每年被公開處決的數千犯人中有多少是無辜的冤魂？在腐敗的吏治下死於自殺或者惡性事故的幾百萬生命又有哪一條不值得珍惜？
面對那空前的慘劇，面對那累累的白骨，我們有責任思考為什麽這一切會發生在被自稱為人間天堂的共產黨國家。
三、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異同
關於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異同的問題已經有很多人注意到。寫作《共產主義黑皮書》的四位法國歷史學家就曾經將共產主義跟納粹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進行對比，認為共產主義模式以階級劃分為基礎，而納粹模式以種族劃分為基礎；共產主義是階級極權主義，而納粹主義是種族極權主義；希特勒早已被歷史唾棄，但斯大林等共產黨魁則尚未得到清算；所以他們希望正視共產主義的罪行，確認兩者都是對人類的彌天大罪。
一九九九年，旅居美國的中國大陸學者辛灝年根據多年潛心研究歷史資料的結果發表《誰是新中國》一書。辛灝年列舉大量史實證明從十六世紀黎德蘭革命至今的近現代世界歷史就是一個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反復較量的過程。這一觀點為我們解讀紛紜複雜的世界各國政經歷史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其歷史意義非同凡響。辛灝年並著重指出：
「至於近現代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雖因革命而推翻了舊君主、舊王朝和舊專制制度，其間，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勢、隨大流地建政黨、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義建立所謂『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祇要他們在掌權後重新建構專制制度，再造專制等級，厲行專制統治，則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與形式上為自己裝潢了怎樣的現代色彩，在實際上都無非是對於專制制度的復辟而已。列寧斯大林的共產專制俄國，希特勒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的第三帝國，東歐、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及地區，假共產革命旗號而建立的現代專制極權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專制統治取代王權專制統治的事實，無不是鮮明的歷史例證。如是，復辟雖有其不同的層次——君王復位，王朝複歸和制度還原等，但說到底，專制復辟就是專制制度的複歸，並且不論是在何人、何黨以及何種旗號之下。這，才是專制復辟的本意所在。」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號《中國研究》雜誌發表的「從歷史事實反思馬克思的學說」一文作者以猛總結道：「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列寧和希特勒宣揚的是同一思想，都主張對社會實施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控制，都把自己說成是真理的仲裁人，都讓社會、人民服從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祇不過列寧是階級優越論者，希特勒是種族優越論者），都認為為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採用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倆人都建立青年團體、培植告密者，都對媒體實行全面集中的檢查，都建立軍事化的先鋒黨，都把國家建立在恐怖、暴力鎮壓的基礎上，都用秘密警察、司法中的株連法和事先安排好的公審來完善國家機器。可以說，希特勒是列寧最細心的學生。」
以上幾位作者都對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共性作出了十分準確的概括性描述。下面我們再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用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自己的言行來揭示這兩個主義之間的共同特點。
一、製造仇恨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一個共同特點是割裂人類社會，並且在不同的人群之間挑撥離間，製造仇恨。
共產黨人跟法西斯分子一樣，永遠需要製造一個敵人。正如毛澤東所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對於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個敵人就是資產階級。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業革命使得「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認為無產階級的貧困是因為「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是因為資產階級「奴役他人勞動」。
法西斯頭子希特勒一面承認資本家剝削工人，一面指出猶太人既是瘋狂剝削德國工人的資本家又是僞裝同情德國工人的共產黨，他們才是全體雅利安人的共同敵人。德國法西斯的敵人還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殘疾人、天主教徒等。
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他們的敵人經過了土豪劣紳、國民黨反動派、托派、ＡＢ團、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地主富農、不法奸商、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蘇聯修正主義、高饒反黨集團、胡風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五一六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林彪反黨集團、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三種人、四人幫、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革命暴徒、法輪功邪教、腐敗分子、民運分子、台獨分子、西方反華勢力……，直到現在乾脆簡化為「敵對勢力」四個字。
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就叫做「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而且「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二、擡高自己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二個共同特點便是他們的自命不凡。任何人挑撥離間製造仇恨的目的都是為了把水攪渾以便從中漁利。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自然也不例外。他們一面把人群分為「我們」和「他們」，並且把「我們」的所有問題和苦難統統歸罪於「他們」，一面又恬不知恥地以「我們」的代表、導師和領袖自居。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他們接著寫道：「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的無產階級群衆的地方在於他們瞭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並且「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儘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和對立，以便……」顯然，共產黨人不是凡人：他們不但「勝過」被稱為「無產階級群衆」的蕓蕓衆生，而且「勝過」「各國工人政黨」，宏偉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應由共產黨人來「起推動作用」。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所以今天我相信，我的行為遵從全能造物主的意志。我對猶太人嚴加防範是為了保衛上帝的傑作（指雅利安人）」他又寫道：「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不應該是民意的奴僕而應該是民意的主人。她必須主宰民衆而不是服侍民衆。」他的「人民啓蒙宣傳部長」戈培爾則說：「我們來自人民，我們是人民一分子，我們把自己看作人民意志的執行者。」他又諄諄告誡道：「在我們為奪取政權而鬥爭時，［納粹］黨就是我們的家園，因此我們必須服從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看作是工農利益的總代表。中共黨魁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在欺騙工農群衆跟隨其造反打天下並且殘酷壓榨工農幾十年以後的今天，這個用民脂民膏把自己灌得腦滿腸肥、把中國人民的倫理道德和生活環境毀壞到無以復加地步、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法西斯黨，居然還在厚顔無恥地宣稱它「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無論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還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還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都不過是這些法西斯分子、共產黨人自說自話而已。事實是從來沒有人委託他們代表任何人的利益，他們從來沒有也從來不敢徵求他們自以為所代表的人民的意見。他們的說辭祇不過是為了他們出人頭地、進而奪取政權、或是為了長久霸佔他們已經奪得的政權的一種騙術。
三、迷信專制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三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迷信專制獨裁，同樣憎恨議會民主。
馬克思把民主國家的議會斥為「畜圈」，並嘲諷議會民主制度是「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裏鎮壓人民、壓迫人民」。他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叫做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他曾經在《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和個人通信中多次談到這個概念。例如他在一八五二年寫給魏德邁的信中說到他證明了「（１）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２）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３）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列寧在發表於一九一七年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祇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進一步說：「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祇是擴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為了使人類從雇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在重復了馬克思對議會民主的不屑與嘲諷後，列寧提出必須廢除議會制。為了替他的「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集權尋找依據，列寧不惜把兩個針鋒相對的概念湊在一起，炮製出一個子虛烏有的「民主集中制」來，為後來各共產國家的專制集權打下了理論基礎。
墨索里尼於一九三二年為《意大利百科全書》中的法西斯主義詞條作定義時寫道：「法西斯主義的根基是有關國家的概念，亦即有關國家特質、責任與目標的概念。法西斯主義認為國家是絕對的，而相比之下，所有的個人和團體都是跟國家相對的概念。」他又寫道：「然而帝國要求紀律，亦即對各種勢力及其責任感與獻身精神的協調。這一事實可以闡釋政權實際運作的諸多方面，如國內各種勢力的特徵以及對某些人所必須採取的嚴厲措施。這些人反對二十世紀意大利的這場自發的無可避免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他們所信奉的十九世紀的過時意識形態（指民主主義）在任何勇於從事巨大社會政治變革的地方都已被唾棄。這是因為今天這個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權威、方向與秩序。」在談到民主政治時墨索里尼寫道：「法西斯主義反對並唾棄民主主義的整個複雜體系，包括其理論前提和實際應用。法西斯主義不承認多數人僅僅因為是多數就可以主導人類社會，不承認僅僅通過定期投票表決而產生的數字就可以進行統治，並且確認人與人之間有不可變更且有益無害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決不可能通過普選之類的機械過程得以中和。」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文化不是由多數人創造的。它們僅僅是個人才能和個人效率的產物。根據這一原理，我們的運動必須反對議會制。即使我們加入議會，那也祇是為了從內部摧毀議會。換言之，我們要消滅我們必須認為是人類墮落最嚴重症狀之一的議會。」希特勒又說：「新運動（指納粹主義）的性質與內部組織決定了它必須反對議會制。也就是說無論在一般情況下還是在自身結構中都必須擯棄一切民主原理，根據這些原理所有決議需由多數人投票作出，而領導人祇是別人意見的執行者。新運動的原則是無論大小問題，祇能由一個人享有絕對權威並且承擔全部責任。」
中國共產黨人對專制獨裁也特別偏好。早在一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寫道：「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夕，他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寫道：「『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祇讓人民有發言權。」他接著寫道：「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祇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祇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這裏有三個問題。首先，誰是反動派，誰是人民，事實上祇能由共產黨決定。既然任何跟共產黨意見相左的人都有可能被歸入反動派的範疇而被剝奪發言權，那麽所謂的對反動派專政其實是對所有的人專政。其次，即使在所謂的人民內部，要「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也必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樣的民主是槍口頂在腦門上的民主，這樣的自由是腳鐐手銬伺候下的自由，祇能用來裝裝門面。再次，大半個世紀的歷史表明，就連這樣一點裝門面的自由權和選舉權，中國共產黨也吝嗇到不僅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反動派，甚至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人民。
四、崇尚暴力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第四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對暴力和流血手段的無比尊崇。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號召「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又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談到戰爭，他說：「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捨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墨索里尼寫道：「法西斯主義者認為生命的意義就是責任、鬥爭和徵服。」他又寫道：「唯有戰爭才能把人的所有能量推到最高極限，並且在所有勇於面對戰爭的人身上打上高貴的印記。」
希特勒一九三七年在為納粹黨徒的暴行辯解時指出，第三帝國以前的德國政治制度有種種弊端，必須通過革命才能去除，即便這場革命需要以生命和鮮血為代價。
一九一七年列寧策動的俄國十月革命不但把馬克思關於暴力革命的理論付諸實施，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這一理論的內涵。他說：「我們從未放棄過使用恐怖手段。」「專政的科學涵義是不受法律約束的直接以暴力為基礎的政權。」並認為「用槍桿子來討論比寫反對文章討論強得多」。列寧的專政不僅是用來對付資產階級。對於他自認為代表的工人和農民，列寧說過這樣的話：「在每十個犯有怠工罪的人當中就地槍決一個。」「必須在農民中抓一些人質，如果不把積雪清除乾淨，就把他們槍斃掉！」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蘇俄內務部長捷爾仁斯基接受《新生活報》採訪時說：「應該坦承，我們支持有組織的恐怖。在革命時期，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和新生活秩序的敵人作鬥爭。我們判案是迅速的。有些案件從逮捕到宣判祇有一天時間。幾乎在所有案件中祇要我們出示證據犯人就會招供。還有什麽樣的辯護比犯人自己的招供更重要呢？」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布爾什維克報紙《紅色報》這樣寫道：「我們的心腸將變成鋼鐵，並將在苦難的火焰與自由戰士的鮮血之中得到淬煉。我們的心腸要變得殘忍、堅強、冷漠，從而不再容得憐憫，從而不會在敵人的血海面前戰慄。我們將打開那片血海的閘門。沒有憐憫，沒有寬容，我們將成百上千地殺死我們的敵人。讓他們成千上萬地死去，讓他們淹死在自己的血泊當中。為了列寧和烏裏茨基、季諾維也夫和伏羅達爾斯基的鮮血，我們要讓資產階級血流成河泛濫成災，我們要讓他們流更多的血，越多越好。」
除了共產黨和法西斯以及精神變態的殺人狂以外，很少有人在人類的文明時代如此赤裸裸地宣揚暴力和恐怖行為。
五、鎮壓異己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五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熱衷於控制社會、鎮壓異己、剝奪人民的自由。
墨索里尼說：「不憚自稱為反動派的法西斯主義者毫不遲疑地宣稱自己是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他又說：「法西斯國家將一個民族組織起來，但也給個人留有足夠的自由空間；個人可以保留基本的自由，但所有無用的和可能有害的自由都將［由國家］予以剝奪；而什麽自由可以保留、什麽自由必須剝奪則不能由個人而必須由國家來決定。」
德國法西斯為建立一個純種的雅利安人國家用暴力鎮壓自由派知識分子、消滅殘疾人，並製造了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人間慘劇。
俄國共黨領袖列寧用暴力奪取政權後，不僅殘忍地殺害了已經淪為平民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婦及其子女，還消滅了幾十萬反對派人士、資產階級出身人士以及「懶惰的」工人和農民。接踵而至的內戰和新經濟政策造成的饑荒又奪走幾百萬俄國人的性命。他的繼承人斯大林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殺人魔王，僅僅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的肅反運動中就殺害了七十萬俄國人，甚至連他們未成年的子女也不放過。
由俄共豢養起家的中國共產黨對暴力與殺戮的癡迷更不在其馬列主義、法西斯主義兄弟黨之下。根據各方面估計，被中共害死的中國人在三千五百萬到八千萬之間。從一開始的殺「土豪劣紳」、殺「ＡＢ團」，到抗戰期間在敵佔區用恐怖手段對付效忠國民政府的抗戰人士，再到抗戰勝利後發動內戰，把未曾得到片刻休養生息的全國軍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熱之中，僅長春包圍戰一役就活活餓死平民二十萬。一九四九年中共篡奪大陸政權後，暴力殺人更加肆無忌憚。在一九五零年的一個電報中毛澤東說：「頃接中南局轉來湘西四十七軍關於鎮壓反革命情況的報告，在湘西一個縣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有必要的。」一九五一年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在談到鎮壓反革命的數字時寫道：「北京兩百萬人口，已殺六百多人，準備再殺三百多，共殺一千人左右也就夠了。……有些城市鎮壓得還很不夠，群衆要求繼續鎮壓，因此仍需大殺幾批，並爭取在七月底以前，殺掉預計數字的三分之二。」這股嗜血濫殺的暴戾之氣到文革時便發展為全國各地的殺人狂潮和廣西等地的吃人慘劇，到現在便有了中共頭子江澤民「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抓一批，關一批，殺一批」的說法，便有了中國大陸每年處死人數超過世界其他各國處死人數總和幾倍甚至幾十倍、人體器官連年「豐收」的光輝業績。
毛澤東的黨羽林彪說過：「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換言之，撒謊和殺人是共產黨和法西斯奪權與弄權的兩件如意法寶。
六、擴張勢力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六個共同特點是他們為擴張勢力範圍而樂於輸出革命甚至侵略別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從來不否認他們的目標是要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產主義暴力革命。
墨索里尼說：「對於法西斯主義來說，帝國的成長亦即民族的擴張是生命力強大的表現，而其反面則是墮落的象徵。」
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法西斯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出兵希臘、法蘭西；法西斯德國侵佔大半個歐洲，兵臨莫斯科城下；共產俄國先與法西斯德國狼狽為奸瓜分波蘭，繼而吞併波羅的海諸國，輸出共產革命，強佔別國領土或在別國培植共產勢力進而將其變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起一個橫跨歐亞大陸奴役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產帝國。後來從這個帝國中分裂出去的共產中國也是窮兵黷武，好戰成性，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全不顧人民生靈塗炭。中共用人民的血汗出錢出槍出顧問，幫助東南亞等地的共產勢力武裝叛亂謀取政權。中共豢養的紅色高棉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不到四年中消滅了六百萬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創下按人口比例殺人的世界紀錄。在以蘇共為首的共產帝國已經覆亡的今天，中共邪惡政權仍然一面對民主臺灣虎視眈眈必欲除之而後快，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民主陣營竭盡詆毀謾罵造謠誣衊挑撥離間之能事；一面跟北韓、伊拉克之類的流氓國家暗通款曲沆瀣一氣提供援助輸出武器，並糾集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抗拒文明民主潮流，妄圖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野蠻專制的中華帝國。
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而事實上那些極力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法西斯分子和共產主義分子都是真正的帝國主義分子。二十世紀幾次大的戰爭，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都是由他們發動的。
七、鉗制輿論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七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嚴厲控制輿論工具，鎮壓言論自由。
一九二一年，一個叫米雅斯尼科夫的俄共幹部給列寧寫了一封信，提議應該允許出版自由，因為「在我們這裏有許多胡作非為和營私舞弊的現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們揭發出來」。列寧讀完此信後大作文章，斥責米雅斯尼科夫「滾進了溫情主義的深淵」、「誤入了迷途」。他強詞奪理地說：「出版自由會助長世界資產階級的力量。這是事實。『出版自由』不會用來祛除俄國共產黨的許多弱點、錯誤、偏差、毛病(毫無疑問，毛病有的是)，因為這是世界資產階級所不願意的。出版自由會成為這個世界資產階級手中的武器。」他進而把出版自由上綱上線成一個「不合乎黨性的、反無產階級的口號」。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用大量篇幅談論宣傳工作和言論管制的重要性。他寫道：「當一種有關世界和人類生存的革命思想已經被灌輸給全體人民或在必要時強加給全體人民、而代表這一運動的中央機構則是掌握在為組成未來國家的神經中樞所不可或缺的少數幾個人手中的時候，這一新的世界觀就必然會取得決定性的成功。」他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起草的二十五條黨綱的第二十三條這樣寫道：「我們要求從法律上向媒體中有意識的政治謊言及其傳播宣戰。為便於創建德意志民族媒體我們要求：（甲）所有德文報紙的編輯及員工必須是德意志民族成員；（乙）非德文報紙付印以前必須得到國家的特別許可；（丙）立法禁止非德意志人資助或影響德文報紙，違禁報紙應予鎮壓，涉案非德意志人應立即驅逐出境。必須禁止出版損害民族利益的報紙。我們要求依法追究藝術文化領域中所有對我們民族的生活起破壞性作用的傾向，並查封違犯上述要求的所有機構。」
師承蘇俄的中國共產黨早在延安時期（按﹕早在江西「蘇區」）就在其統治範圍內鉗制輿論，甚至不惜殺害突破管制批評中共黨內弊端的文人王實味。在他們統治的地方，人們永遠祇能聽到一個聲音：國民黨腐敗，共產黨清廉；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壞；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外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國人畝產萬斤糧，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二十年前，中共黨內有人醞釀制定出版法，遭到黨棍陳雲阻止。他說：「不要搞什麽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鬥，就是利用了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來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直到現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在中共的高壓下仍然是一片「萬馬齊喑實可哀」的肅殺景象。中共對輿論的控制甚至一直延伸到海外，對互聯網的控制更是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害怕言論自由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是靠謊言和暴力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他們害怕人民利用言論自由來揭穿他們的謊言反抗他們的暴力；他們是黑暗中的動物，手中沒有真理，而言論自由正是剝除他們僞裝還其本來面目的燦爛陽光。
八、壟斷經濟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八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反對自由經濟而主張用國家機器來壟斷經濟命脈。
共產主義的精髓就是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由共產黨來組織生產活動。自列寧政權以降的各國共產政權都熱衷於國有企業、計劃經濟，其災難性後果有目共睹，毋庸贅述。有趣的是共產黨的這一套恰恰也是法西斯黨人所讚同的。
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稱為 『企業主義』（corporatism，又譯各階級合作主義）更恰當，因為它主張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corporate，指工會、商會與黨組共同體）權力。」由於在墨索里尼看來國家權力是絕對的、高於一切的，因此他所謂的「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權力」其實就是黨國控制經濟的另一種說法。
至於德國法西斯則更是共產主義經濟思想的忠實信徒。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提出「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採取」的「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的十條措施。除了其中要求建立農工聯合企業的第九條以外，其餘九條不是在字面上就是在精神上統統包含在納粹黨的二十五條黨綱之中。
蘇俄共黨發明的計劃經濟其實是用奴隸主的思維方法來管理現代的經濟，自然是一敗塗地。中共效法俄共折騰幾十年，直到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才不得不放棄破了產的計劃經濟，改弦更張。過去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中共雖然在策略上有所改變但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改變。他們所謂的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不過是在專制制度下借用境外資本以苟延殘喘，是三十年代德國法西斯實行的獨裁政治加壟斷經濟的蹩腳翻版，是列寧所謂的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或曰法西斯主義經濟的絕妙例證。這種極權控制下的經濟在短期內的確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的短短五年中，法西斯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生產資料翻了一翻，失業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這就是所謂第三帝國的經濟奇迹，比中共這些年的所謂一枝獨秀的經濟發展壯麗多了。然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專制腐朽的政治制度必將扼殺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特點是製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專制、崇尚暴力、鎮壓異己、擴張勢力、鉗制輿論、壟斷經濟。而正是在這樣一些實質問題上，它們是同林之鳥一丘之貉。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法西斯主義者公然反對民主，因而是明火執仗的強盜；而共產主義者則扯一塊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著羊皮的豺狼。它們都是法西斯分子，都是人類最兇惡的敵人。
四、為什麽社會主義者墮落為法西斯分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是人類的一個雖然美好但是不切實際的夢幻，而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則是由此而演繹出來的一個雖然現實但是極其恐怖的夢魘。如果說天堂和地獄祇有一步之遙，那麽夢幻與夢魘應該也是近在咫尺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大亨們從憂國憂民的天使變成殺人無數的魔鬼這一現象就不難理解。其中既有他們個人及其信奉的理論所蘊含的內在原因，也有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人類社會所固有的外在原因。
公平地說，所有那些為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獨裁者們都不是碌碌無為的平庸之輩，也未必是生性惡劣的奸佞之徒。相反他們在年輕時往往都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敏銳的觀察力。他們對社會的不公充滿義憤，對他人的苦難滿懷同情。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消除社會的弊病以造福於他人。他們通過閱讀文獻、觀察社會而找到自認為正確的濟世良方。然後他們會毅然決然地、鍥而不捨地向別人宣傳他們的見解並鼓動別人追隨他們一起投入他們發起的旨在推翻現有秩序改造人類社會的運動。
社會主義者毛澤東在江西造反時攝
然而，如同英國諺語所說，通往地獄之路是用好心鋪成的。
社會運動不同於物理運動，它的軌迹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預測。因此，一個關於社會變革的理論正確與否也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證明。即使由於人們對於某種社會變革理論直覺地認同，在其具體的實施方法上也難免有不同的見解，而這種認識上的分歧也是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的。在這種情況下，就難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要平息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使革命運動不至於中途而廢，祇能由獨裁者以理論權威和革命領袖的雙重身份作出決斷。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個人品格的另一面，即他們的好為人師、剛愎自用、固執己見，也就凸顯了出來。
馬克思的朋友巴枯甯談到馬克思時曾經說過：「馬克思是個非常自私、好忌妒、愛動氣和好報復的人，他儼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別的什麽人是上帝」，「他不僅仇恨資產階級，而且仇恨一切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為了打擊不同的思想，他認為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允許的」。這段評語用在上文提到的每一個獨裁者身上都十分恰當。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領袖們所擁有的絕對的、不容置辯的權威使他們的自我極度膨脹。而當一個人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代表、真理的化身的時候，即使他還沒有著手進行跟自己拯救人類的初衷截然相反的鎮壓人民的勾當，他跟魔鬼撒旦之間也已經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了。
另一方面，獨裁者之所以能夠得逞，除了他們自身的問題以外，他們所處的社會也要負很大的責任。必須承認，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是有許多先天性缺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兩個。
人類的第一個主要缺陷是輕信和盲從。作為群體的人與人之間是以相互信任作為紐帶而聯結起來的。大多數人，特別是青少年，對於別人的說辭，特別是對他們認為是有學問的人的說辭，總是傾向於相信的。這是因為普通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而青少年的生活經歷不足，無法對別人的說辭進行深入的推敲，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如果這種說辭既有誘惑力又有煽動性，說話的人又比較具有個人魅力，那麽它就很容易在人群中引起共鳴，變成一種富於感召性的力量，足以鼓動人們盲目追隨他們的領袖做出任何驚世駭俗的事情來。這就是所謂的群衆運動。蘇維埃政權的誕生、第三帝國的崛起、中共僞政權的建立、文化大革命的推行等等靠的都是這種對革命的理論堅信不移、對革命的領袖忠貞不渝的群衆運動。
人類的第二個主要缺陷是自私和膽怯。作為個體的每一個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如果質疑獨裁者的謊言意味著失去自由，那麽人們寧可選擇沈默；如果反抗獨裁者的暴政需要以生命為代價，那麽人們寧可選擇順從。殊不知沈默與順從的結果是獨裁者自以為得計的獰笑，是變本加厲的迫害和榨取，是更加可怕的悲劇和災難。等到人們忍無可忍作垂死掙扎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已經失去的生命永遠地失去了，已經錯過的機會永遠地錯過了。
人們的輕信和盲從使得獨裁者們信心大增，以為自己從事的正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偉大事業；人們的自私和膽怯又縱容了獨裁者，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地用暴力消滅一切不同的聲音或潛在的威脅而不受懲罰，從而變本加厲，一發而不可收拾。
除了輕信盲從和自私膽怯這兩個人類共同的缺陷以外，獨裁者能夠得逞的另一個外部因素是貪婪無恥的奸佞小人的存在。這種人既不輕信也不盲從但卻工於心計；雖然自私卻不膽怯而且心狠手辣。他們如同蒼蠅逐臭一般地趨炎附勢，如同餓虎撲食一般地陷害忠良。為了在獨裁者的人肉筵席上分得一杯羹，他們既不要良心也不要人格，既可以出賣靈魂也可以出賣親友。他們為獨裁者出謀劃策、歌功頌德、魚肉百姓、殘害無辜。越是在專制主義橫行的國度裏，這種人就越是興旺發達、繁衍不息。正是由於這種人的教唆與幫助，獨裁者們才漸漸背離了他們拯救人類的初衷而走向其反面，踩著億萬人民的屍骨爬上專制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禽獸們最後往往還是死在他們所效忠的的主子手裏，正所謂飛鳥盡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從亞戈達到葉若夫到貝利亞，從劉少奇到林彪和四人幫，這些曾經權傾一時威風八面的共產主義打手們曾經為他們各自的主子殘害無辜生命消滅競爭對手登上權力頂峰立下無比輝煌的功勳，可是他們無一例外全都在他們親手建造的共產主義絞肉機中結束他們可恥的一生。即使能得善終，如康生郭沫若錢學森之流，其生前之醜惡行徑也足以將他們永遠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千秋萬世遭人唾罵。
馬克思早年也曾經痛恨專制制度，崇尚民主自由。他曾經幻想過「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他大概沒有想到所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恰恰是在他所非議的美英法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實現，而並沒有在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實現過。他還說過「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他大概也沒有想到按照他的設想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同樣是一個「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專制制度，更沒有想到「不成其為人」的既包括被別人專政的人，也包括專別人政的人。是他所宣傳的那種思想和他所主張的那種制度把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人變成了鬼。從利人利己的動機出發，以害人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就是馬克思和其他所有從社會主義活動家演變而來的法西斯主義分子的最大悲劇。
五、必須在全世界杜絕專制主義餘毒
經過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血雨腥風，人類進入了科學昌明的二十一世紀。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人權憲政這些普世價值已經漸漸植根於世界人民心中。世界民主陣營自四十年代經過浴血奮戰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之後，又經過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於九十年代粉碎了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邪惡帝國。至此，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擺脫了專制主義的桎梏而走上民主憲政的康莊大道。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以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某些極端教權主義為代表的現代專制主義勢力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在俄國，在日本，在歐洲，在美洲，到處都有代表這股勢力的人物及其組織在活動。在中國，在北韓，在越南，在古巴，共產黨人仍然控制著那裏的政權，迫害著那裏的人民。他們對內實施國家恐怖主義，控制人民思想，剝奪人民自由；對外奉行國際恐怖主義，鼓吹超限戰，與世界各地的各種恐怖主義勢力相勾結，提供金錢，提供訓練，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窮兵黷武，喪盡天良，以核子武器和生化武器為後盾，以億萬人民的身家性命為賭注，要挾恐嚇國際社會，為保住手中權力不惜與國際民主勢力決一死戰。他們是對當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歷史證明，對專制的沈默就是對邪惡的縱容。為了制止正在中國和其他專制國家進行的迫害和虐殺，為了保衛世界人民的和平生活、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不再遭受我們和我們的父兄親身經歷的苦難，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站在世界民主陣營一邊，堅決果敢、不屈不撓地向以中國共產黨、朝鮮勞動黨和本拉登的基地組織（Al Qaeda）為代表的國際專制恐怖主義勢力作戰，直到在全世界徹底肅清一切形態的專制主義餘毒。
必須看到，由於共產主義的理論具有嚴重的欺騙性，而共產主義的罪惡又多半是在共產黨國家內部進行，因此世界民主勢力對共產主義邪惡本質的認識遠遠不及對法西斯主義的認識，儘管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禍害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烈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非但如此，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在西方左翼人士和左翼媒體中還有一定的市場。
正因為如此，批判共產主義之荒謬並清算共產主義之罪惡的歷史責任就義不容辭地落在我們這些曾經身受其害的知識分子肩上。祇要共產黨一天不放棄專制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俯首認罪，自動解散，我們就要以十倍百倍的勇氣和熱情來揭露它，反對它，打擊它，直到把它永遠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應當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絕不輕信任何理論，絕不盲從任何個人。我們能夠支持和愛戴的祇能是像美國國父華盛頓那樣一心創立民主制度而絕不迷戀個人權力或者是像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那樣決意埋葬專制制度而毫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優秀政治家。
我們必須記住戈爾巴喬夫的至理名言：「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我們必須反過來牢記《國際歌》中的千古絕響：「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記住《獨立宣言》中的不朽篇章：「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由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變得會損害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而新政府奠基於其上的原則和據以組織權力機關的方式必須是就人民看來是最能夠保障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的。」
祇有當我們全體人民瞭解並且珍惜自己的權利，懂得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選擇並且監督政府官員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而不再期待賢君明主的出現；才能識破貌似合理的專制主義思想，防止專制主義制度把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變成禍國殃民的獨夫民賊，防止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勢力死灰復燃；才能保證人類永遠擺脫戰亂災荒與自相殘殺的威脅，讓我們生活於其上的這顆小小星球真正成為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充滿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幸福家園。
公元二零零二年於洛杉磯
第九期首頁
http://www.huanghuagang.org/issue09/big5/38.htm
且見解頗為精闢，是一偏頗值得閱讀的文章。雖然，文中有許多處令我不太瞭解的文字錯誤，或許是由於上傳時發生問題，或者是因為原文為簡體中文，在轉成正體時發生失誤，然而這並沒有影響文章的主要內容，因此仍是值得向大家介紹的！希望大家讀過之後，能夠和我一樣，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有更深一層、更清晰明確的認識，並更堅定的追求、捍衛民主、自由、尊嚴、人權的價值！
第九期首頁
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陳 禮 銘
一、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社會主義思想起源於十六世紀初英國作家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一書，經過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造成的艱難時世，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歐文等人的發展而成氣候，直到現在仍然很有市場。社會主義有多種流派。一般說來，各流派的社會主義都有如下主張：
一、工礦企業、金融機構和其他一切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集體所有；
二、生產的目的是為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為賺取利潤；
三、企業乃至國家管理人員通過民主選舉而產生。
社會主義描繪了一個令人神往的理想世界，可惜至今沒有人知道究竟如何才能到達那個無限美好的彼岸。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並不主張暴力革命。他們或者在世界各國小範圍內作一些定點實驗，或者通過競選參加議會試圖影響政府決策。但是，正如美國社會主義工黨在其網頁上所宣稱：「社會主義從來沒有存在過。它既未曾存在於過去的蘇聯，也不存在於今天的中國。」
法西斯主義產生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意大利，其創始人是曾經擔任意大利首相的貝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也有各種形態，其主要特徵有以下這些：
一、鼓吹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以民族團結、復興、強大和擴張為追求目標；
二、崇尚暴力與戰爭，強調紀律與秩序，反對民主，反對議會，反對自由化；
三、認為國家利益至高無上，個人利益須服從集體利益；
四、領袖意志決定一切，對任何反抗與不服從行為實行嚴厲鎮壓。
五、國家控制經濟命脈，反對自由經濟。
法西斯主義與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背道而馳，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因此為所有熱愛和平與自由的人們所詬病與不齒。
表面看來，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針鋒相對、格格不入，然而，一個看似奇怪的現象卻是許多著名的法西斯主義分子都曾經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
以墨索里尼為例，他在童年時代就受到他信奉社會主義的鐵匠兼業餘記者的父親熏陶。青年時代的墨索里尼聰明好學、博覽群書，對下層民衆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他曾經為當時的許多社會主義小報撰稿。一九一二年，年僅二十九歲的墨索里尼被聘為全意大利發行量最大的社會主義刊物《前進報》（Avanti）的主編。他為該刊撰寫了大量政論文章，在極短時間內使其發行量又翻了一番。
另一公認的法西斯頭子希特勒年輕時也相信社會主義。一九一九年，三十歲的他在慕尼黑參加的德國工人黨是一個反資、反猶並以下層民衆特別是城市工人為主要訴求對象的社會主義黨派。似乎是因為該黨名稱中的社會主義味道還不夠濃厚，次年負責宣傳工作的希特勒把它改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為「納粹」。希特勒對大工業時代德國工人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一九二四年，他因在慕尼黑參與領導了一場試圖推翻巴伐利亞地方政府的流產政變而被捕入獄，後在監獄中發表《我的奮鬥》一書，其中寫道：
「巨大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階層的變化。小手工業者逐漸消亡，工人獨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漸渺茫；作為結果工人明顯地無產階級化，出現了一個產業工人的階層。其最基本特徵就是工人永遠無法找到屬於自己的生計。他是貨真價實地一無所有。他的晚景淒涼，生不如死。」
如果不看出處，這段話實在像極了《資本論》的語言。
二、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共產主義的產生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於一九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為標誌。共產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無產階級的貧困來自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榨；人類通往幸福之路是以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以此從資產階級手裏奪取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消滅私有制。
共產主義脫胎於社會主義，卻把後者貶為「反動的」、「保守的」或是「空想的」（見《共產黨宣言》），並自封為「科學的」社會主義。
表面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法西斯主義者反對共產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反對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發展唯一的動力，並且以反共作為其行動綱領之一；而共產主義者則在口頭上反對法西斯主義鼓吹的種族歧視及其對工人權利的忽視，並且標榜自己是反法西斯戰士。
然而，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是，所有以「解放全人類」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為己任的共產黨人，最後往往都變成了信奉專制崇尚暴力的法西斯分子。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法西斯主義思想還祇是停留在紙面上，那麽從列寧開始的一代又一代共產主義君主則無一不是嗜血成性殺人無數的魔王。
一九九七年，四位法國歷史學家根據對前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新近解密的原共黨秘密文件研究的結果發表《共產主義黑皮書》，揭露共產主義者在世界各地的罪行、恐怖與鎮壓。根據書中資料，從一九一七年蘇聯十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長達四分之三個世紀的共產主義試驗在世界範圍內奪走八千萬到一億條人命，其中蘇聯二千萬，中國六千五百萬，越南一百萬，北韓二百萬，柬埔寨二百萬，東歐一百萬，拉美十五萬，非洲一百七十萬，阿富汗一百五十萬。這場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殺人比賽使人類歷史上包括德國法西斯虐殺六百萬猶太平民在內的任何慘劇都相形失色。直到今天，北京、平壤、河內和哈瓦那的法西斯政權還在繼續這場屠殺。在中國大陸，那數千被虐殺的法輪功學員中有誰犯了死罪？每年被公開處決的數千犯人中有多少是無辜的冤魂？在腐敗的吏治下死於自殺或者惡性事故的幾百萬生命又有哪一條不值得珍惜？
面對那空前的慘劇，面對那累累的白骨，我們有責任思考為什麽這一切會發生在被自稱為人間天堂的共產黨國家。
三、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異同
關於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異同的問題已經有很多人注意到。寫作《共產主義黑皮書》的四位法國歷史學家就曾經將共產主義跟納粹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進行對比，認為共產主義模式以階級劃分為基礎，而納粹模式以種族劃分為基礎；共產主義是階級極權主義，而納粹主義是種族極權主義；希特勒早已被歷史唾棄，但斯大林等共產黨魁則尚未得到清算；所以他們希望正視共產主義的罪行，確認兩者都是對人類的彌天大罪。
一九九九年，旅居美國的中國大陸學者辛灝年根據多年潛心研究歷史資料的結果發表《誰是新中國》一書。辛灝年列舉大量史實證明從十六世紀黎德蘭革命至今的近現代世界歷史就是一個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反復較量的過程。這一觀點為我們解讀紛紜複雜的世界各國政經歷史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其歷史意義非同凡響。辛灝年並著重指出：
「至於近現代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雖因革命而推翻了舊君主、舊王朝和舊專制制度，其間，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勢、隨大流地建政黨、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義建立所謂『民主共和』的國家，但是，祇要他們在掌權後重新建構專制制度，再造專制等級，厲行專制統治，則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與形式上為自己裝潢了怎樣的現代色彩，在實際上都無非是對於專制制度的復辟而已。列寧斯大林的共產專制俄國，希特勒掛著國家社會主義招牌的第三帝國，東歐、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及地區，假共產革命旗號而建立的現代專制極權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權專制統治取代王權專制統治的事實，無不是鮮明的歷史例證。如是，復辟雖有其不同的層次——君王復位，王朝複歸和制度還原等，但說到底，專制復辟就是專制制度的複歸，並且不論是在何人、何黨以及何種旗號之下。這，才是專制復辟的本意所在。」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號《中國研究》雜誌發表的「從歷史事實反思馬克思的學說」一文作者以猛總結道：「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列寧和希特勒宣揚的是同一思想，都主張對社會實施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控制，都把自己說成是真理的仲裁人，都讓社會、人民服從於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祇不過列寧是階級優越論者，希特勒是種族優越論者），都認為為了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採用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倆人都建立青年團體、培植告密者，都對媒體實行全面集中的檢查，都建立軍事化的先鋒黨，都把國家建立在恐怖、暴力鎮壓的基礎上，都用秘密警察、司法中的株連法和事先安排好的公審來完善國家機器。可以說，希特勒是列寧最細心的學生。」
以上幾位作者都對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共性作出了十分準確的概括性描述。下面我們再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用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自己的言行來揭示這兩個主義之間的共同特點。
一、製造仇恨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一個共同特點是割裂人類社會，並且在不同的人群之間挑撥離間，製造仇恨。
共產黨人跟法西斯分子一樣，永遠需要製造一個敵人。正如毛澤東所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對於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個敵人就是資產階級。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業革命使得「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認為無產階級的貧困是因為「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是因為資產階級「奴役他人勞動」。
法西斯頭子希特勒一面承認資本家剝削工人，一面指出猶太人既是瘋狂剝削德國工人的資本家又是僞裝同情德國工人的共產黨，他們才是全體雅利安人的共同敵人。德國法西斯的敵人還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殘疾人、天主教徒等。
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他們的敵人經過了土豪劣紳、國民黨反動派、托派、ＡＢ團、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地主富農、不法奸商、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蘇聯修正主義、高饒反黨集團、胡風反黨集團、彭德懷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五一六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林彪反黨集團、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三種人、四人幫、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革命暴徒、法輪功邪教、腐敗分子、民運分子、台獨分子、西方反華勢力……，直到現在乾脆簡化為「敵對勢力」四個字。
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就叫做「與人奮鬥其樂無窮」，而且「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二、擡高自己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二個共同特點便是他們的自命不凡。任何人挑撥離間製造仇恨的目的都是為了把水攪渾以便從中漁利。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自然也不例外。他們一面把人群分為「我們」和「他們」，並且把「我們」的所有問題和苦難統統歸罪於「他們」，一面又恬不知恥地以「我們」的代表、導師和領袖自居。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他們接著寫道：「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的無產階級群衆的地方在於他們瞭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並且「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儘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和對立，以便……」顯然，共產黨人不是凡人：他們不但「勝過」被稱為「無產階級群衆」的蕓蕓衆生，而且「勝過」「各國工人政黨」，宏偉的共產主義革命理應由共產黨人來「起推動作用」。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所以今天我相信，我的行為遵從全能造物主的意志。我對猶太人嚴加防範是為了保衛上帝的傑作（指雅利安人）」他又寫道：「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不應該是民意的奴僕而應該是民意的主人。她必須主宰民衆而不是服侍民衆。」他的「人民啓蒙宣傳部長」戈培爾則說：「我們來自人民，我們是人民一分子，我們把自己看作人民意志的執行者。」他又諄諄告誡道：「在我們為奪取政權而鬥爭時，［納粹］黨就是我們的家園，因此我們必須服從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看作是工農利益的總代表。中共黨魁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在欺騙工農群衆跟隨其造反打天下並且殘酷壓榨工農幾十年以後的今天，這個用民脂民膏把自己灌得腦滿腸肥、把中國人民的倫理道德和生活環境毀壞到無以復加地步、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法西斯黨，居然還在厚顔無恥地宣稱它「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無論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還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還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都不過是這些法西斯分子、共產黨人自說自話而已。事實是從來沒有人委託他們代表任何人的利益，他們從來沒有也從來不敢徵求他們自以為所代表的人民的意見。他們的說辭祇不過是為了他們出人頭地、進而奪取政權、或是為了長久霸佔他們已經奪得的政權的一種騙術。
三、迷信專制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三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迷信專制獨裁，同樣憎恨議會民主。
馬克思把民主國家的議會斥為「畜圈」，並嘲諷議會民主制度是「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麽人在議會裏鎮壓人民、壓迫人民」。他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叫做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他曾經在《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和個人通信中多次談到這個概念。例如他在一八五二年寫給魏德邁的信中說到他證明了「（１）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２）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３）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列寧在發表於一九一七年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祇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進一步說：「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祇是擴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為了使人類從雇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在重復了馬克思對議會民主的不屑與嘲諷後，列寧提出必須廢除議會制。為了替他的「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集權尋找依據，列寧不惜把兩個針鋒相對的概念湊在一起，炮製出一個子虛烏有的「民主集中制」來，為後來各共產國家的專制集權打下了理論基礎。
墨索里尼於一九三二年為《意大利百科全書》中的法西斯主義詞條作定義時寫道：「法西斯主義的根基是有關國家的概念，亦即有關國家特質、責任與目標的概念。法西斯主義認為國家是絕對的，而相比之下，所有的個人和團體都是跟國家相對的概念。」他又寫道：「然而帝國要求紀律，亦即對各種勢力及其責任感與獻身精神的協調。這一事實可以闡釋政權實際運作的諸多方面，如國內各種勢力的特徵以及對某些人所必須採取的嚴厲措施。這些人反對二十世紀意大利的這場自發的無可避免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他們所信奉的十九世紀的過時意識形態（指民主主義）在任何勇於從事巨大社會政治變革的地方都已被唾棄。這是因為今天這個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權威、方向與秩序。」在談到民主政治時墨索里尼寫道：「法西斯主義反對並唾棄民主主義的整個複雜體系，包括其理論前提和實際應用。法西斯主義不承認多數人僅僅因為是多數就可以主導人類社會，不承認僅僅通過定期投票表決而產生的數字就可以進行統治，並且確認人與人之間有不可變更且有益無害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決不可能通過普選之類的機械過程得以中和。」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人類的進步和人類的文化不是由多數人創造的。它們僅僅是個人才能和個人效率的產物。根據這一原理，我們的運動必須反對議會制。即使我們加入議會，那也祇是為了從內部摧毀議會。換言之，我們要消滅我們必須認為是人類墮落最嚴重症狀之一的議會。」希特勒又說：「新運動（指納粹主義）的性質與內部組織決定了它必須反對議會制。也就是說無論在一般情況下還是在自身結構中都必須擯棄一切民主原理，根據這些原理所有決議需由多數人投票作出，而領導人祇是別人意見的執行者。新運動的原則是無論大小問題，祇能由一個人享有絕對權威並且承擔全部責任。」
中國共產黨人對專制獨裁也特別偏好。早在一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寫道：「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夕，他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寫道：「『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祇讓人民有發言權。」他接著寫道：「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祇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祇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這裏有三個問題。首先，誰是反動派，誰是人民，事實上祇能由共產黨決定。既然任何跟共產黨意見相左的人都有可能被歸入反動派的範疇而被剝奪發言權，那麽所謂的對反動派專政其實是對所有的人專政。其次，即使在所謂的人民內部，要「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也必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樣的民主是槍口頂在腦門上的民主，這樣的自由是腳鐐手銬伺候下的自由，祇能用來裝裝門面。再次，大半個世紀的歷史表明，就連這樣一點裝門面的自由權和選舉權，中國共產黨也吝嗇到不僅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反動派，甚至從來沒有給予他們所謂的人民。
四、崇尚暴力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第四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對暴力和流血手段的無比尊崇。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號召「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又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談到戰爭，他說：「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捨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墨索里尼寫道：「法西斯主義者認為生命的意義就是責任、鬥爭和徵服。」他又寫道：「唯有戰爭才能把人的所有能量推到最高極限，並且在所有勇於面對戰爭的人身上打上高貴的印記。」
希特勒一九三七年在為納粹黨徒的暴行辯解時指出，第三帝國以前的德國政治制度有種種弊端，必須通過革命才能去除，即便這場革命需要以生命和鮮血為代價。
一九一七年列寧策動的俄國十月革命不但把馬克思關於暴力革命的理論付諸實施，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這一理論的內涵。他說：「我們從未放棄過使用恐怖手段。」「專政的科學涵義是不受法律約束的直接以暴力為基礎的政權。」並認為「用槍桿子來討論比寫反對文章討論強得多」。列寧的專政不僅是用來對付資產階級。對於他自認為代表的工人和農民，列寧說過這樣的話：「在每十個犯有怠工罪的人當中就地槍決一個。」「必須在農民中抓一些人質，如果不把積雪清除乾淨，就把他們槍斃掉！」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蘇俄內務部長捷爾仁斯基接受《新生活報》採訪時說：「應該坦承，我們支持有組織的恐怖。在革命時期，恐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的目標是與蘇維埃政府和新生活秩序的敵人作鬥爭。我們判案是迅速的。有些案件從逮捕到宣判祇有一天時間。幾乎在所有案件中祇要我們出示證據犯人就會招供。還有什麽樣的辯護比犯人自己的招供更重要呢？」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布爾什維克報紙《紅色報》這樣寫道：「我們的心腸將變成鋼鐵，並將在苦難的火焰與自由戰士的鮮血之中得到淬煉。我們的心腸要變得殘忍、堅強、冷漠，從而不再容得憐憫，從而不會在敵人的血海面前戰慄。我們將打開那片血海的閘門。沒有憐憫，沒有寬容，我們將成百上千地殺死我們的敵人。讓他們成千上萬地死去，讓他們淹死在自己的血泊當中。為了列寧和烏裏茨基、季諾維也夫和伏羅達爾斯基的鮮血，我們要讓資產階級血流成河泛濫成災，我們要讓他們流更多的血，越多越好。」
除了共產黨和法西斯以及精神變態的殺人狂以外，很少有人在人類的文明時代如此赤裸裸地宣揚暴力和恐怖行為。
五、鎮壓異己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五個共同特點是他們同樣熱衷於控制社會、鎮壓異己、剝奪人民的自由。
墨索里尼說：「不憚自稱為反動派的法西斯主義者毫不遲疑地宣稱自己是非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他又說：「法西斯國家將一個民族組織起來，但也給個人留有足夠的自由空間；個人可以保留基本的自由，但所有無用的和可能有害的自由都將［由國家］予以剝奪；而什麽自由可以保留、什麽自由必須剝奪則不能由個人而必須由國家來決定。」
德國法西斯為建立一個純種的雅利安人國家用暴力鎮壓自由派知識分子、消滅殘疾人，並製造了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人間慘劇。
俄國共黨領袖列寧用暴力奪取政權後，不僅殘忍地殺害了已經淪為平民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婦及其子女，還消滅了幾十萬反對派人士、資產階級出身人士以及「懶惰的」工人和農民。接踵而至的內戰和新經濟政策造成的饑荒又奪走幾百萬俄國人的性命。他的繼承人斯大林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殺人魔王，僅僅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的肅反運動中就殺害了七十萬俄國人，甚至連他們未成年的子女也不放過。
由俄共豢養起家的中國共產黨對暴力與殺戮的癡迷更不在其馬列主義、法西斯主義兄弟黨之下。根據各方面估計，被中共害死的中國人在三千五百萬到八千萬之間。從一開始的殺「土豪劣紳」、殺「ＡＢ團」，到抗戰期間在敵佔區用恐怖手段對付效忠國民政府的抗戰人士，再到抗戰勝利後發動內戰，把未曾得到片刻休養生息的全國軍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熱之中，僅長春包圍戰一役就活活餓死平民二十萬。一九四九年中共篡奪大陸政權後，暴力殺人更加肆無忌憚。在一九五零年的一個電報中毛澤東說：「頃接中南局轉來湘西四十七軍關於鎮壓反革命情況的報告，在湘西一個縣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有必要的。」一九五一年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毛澤東在談到鎮壓反革命的數字時寫道：「北京兩百萬人口，已殺六百多人，準備再殺三百多，共殺一千人左右也就夠了。……有些城市鎮壓得還很不夠，群衆要求繼續鎮壓，因此仍需大殺幾批，並爭取在七月底以前，殺掉預計數字的三分之二。」這股嗜血濫殺的暴戾之氣到文革時便發展為全國各地的殺人狂潮和廣西等地的吃人慘劇，到現在便有了中共頭子江澤民「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抓一批，關一批，殺一批」的說法，便有了中國大陸每年處死人數超過世界其他各國處死人數總和幾倍甚至幾十倍、人體器官連年「豐收」的光輝業績。
毛澤東的黨羽林彪說過：「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換言之，撒謊和殺人是共產黨和法西斯奪權與弄權的兩件如意法寶。
六、擴張勢力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的第六個共同特點是他們為擴張勢力範圍而樂於輸出革命甚至侵略別國。
馬克思和恩格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從來不否認他們的目標是要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產主義暴力革命。
墨索里尼說：「對於法西斯主義來說，帝國的成長亦即民族的擴張是生命力強大的表現，而其反面則是墮落的象徵。」
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法西斯意大利侵佔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出兵希臘、法蘭西；法西斯德國侵佔大半個歐洲，兵臨莫斯科城下；共產俄國先與法西斯德國狼狽為奸瓜分波蘭，繼而吞併波羅的海諸國，輸出共產革命，強佔別國領土或在別國培植共產勢力進而將其變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起一個橫跨歐亞大陸奴役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產帝國。後來從這個帝國中分裂出去的共產中國也是窮兵黷武，好戰成性，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全不顧人民生靈塗炭。中共用人民的血汗出錢出槍出顧問，幫助東南亞等地的共產勢力武裝叛亂謀取政權。中共豢養的紅色高棉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不到四年中消滅了六百萬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創下按人口比例殺人的世界紀錄。在以蘇共為首的共產帝國已經覆亡的今天，中共邪惡政權仍然一面對民主臺灣虎視眈眈必欲除之而後快，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民主陣營竭盡詆毀謾罵造謠誣衊挑撥離間之能事；一面跟北韓、伊拉克之類的流氓國家暗通款曲沆瀣一氣提供援助輸出武器，並糾集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抗拒文明民主潮流，妄圖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野蠻專制的中華帝國。
列寧曾經指出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而事實上那些極力擴大自己勢力範圍的法西斯分子和共產主義分子都是真正的帝國主義分子。二十世紀幾次大的戰爭，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都是由他們發動的。
七、鉗制輿論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七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嚴厲控制輿論工具，鎮壓言論自由。
一九二一年，一個叫米雅斯尼科夫的俄共幹部給列寧寫了一封信，提議應該允許出版自由，因為「在我們這裏有許多胡作非為和營私舞弊的現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們揭發出來」。列寧讀完此信後大作文章，斥責米雅斯尼科夫「滾進了溫情主義的深淵」、「誤入了迷途」。他強詞奪理地說：「出版自由會助長世界資產階級的力量。這是事實。『出版自由』不會用來祛除俄國共產黨的許多弱點、錯誤、偏差、毛病(毫無疑問，毛病有的是)，因為這是世界資產階級所不願意的。出版自由會成為這個世界資產階級手中的武器。」他進而把出版自由上綱上線成一個「不合乎黨性的、反無產階級的口號」。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用大量篇幅談論宣傳工作和言論管制的重要性。他寫道：「當一種有關世界和人類生存的革命思想已經被灌輸給全體人民或在必要時強加給全體人民、而代表這一運動的中央機構則是掌握在為組成未來國家的神經中樞所不可或缺的少數幾個人手中的時候，這一新的世界觀就必然會取得決定性的成功。」他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起草的二十五條黨綱的第二十三條這樣寫道：「我們要求從法律上向媒體中有意識的政治謊言及其傳播宣戰。為便於創建德意志民族媒體我們要求：（甲）所有德文報紙的編輯及員工必須是德意志民族成員；（乙）非德文報紙付印以前必須得到國家的特別許可；（丙）立法禁止非德意志人資助或影響德文報紙，違禁報紙應予鎮壓，涉案非德意志人應立即驅逐出境。必須禁止出版損害民族利益的報紙。我們要求依法追究藝術文化領域中所有對我們民族的生活起破壞性作用的傾向，並查封違犯上述要求的所有機構。」
師承蘇俄的中國共產黨早在延安時期（按﹕早在江西「蘇區」）就在其統治範圍內鉗制輿論，甚至不惜殺害突破管制批評中共黨內弊端的文人王實味。在他們統治的地方，人們永遠祇能聽到一個聲音：國民黨腐敗，共產黨清廉；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壞；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外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去解放，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國人畝產萬斤糧，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二十年前，中共黨內有人醞釀制定出版法，遭到黨棍陳雲阻止。他說：「不要搞什麽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鬥，就是利用了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來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直到現在，中國大陸的媒體在中共的高壓下仍然是一片「萬馬齊喑實可哀」的肅殺景象。中共對輿論的控制甚至一直延伸到海外，對互聯網的控制更是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共產黨人和法西斯黨人害怕言論自由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是靠謊言和暴力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他們害怕人民利用言論自由來揭穿他們的謊言反抗他們的暴力；他們是黑暗中的動物，手中沒有真理，而言論自由正是剝除他們僞裝還其本來面目的燦爛陽光。
八、壟斷經濟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第八個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反對自由經濟而主張用國家機器來壟斷經濟命脈。
共產主義的精髓就是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由共產黨來組織生產活動。自列寧政權以降的各國共產政權都熱衷於國有企業、計劃經濟，其災難性後果有目共睹，毋庸贅述。有趣的是共產黨的這一套恰恰也是法西斯黨人所讚同的。
墨索里尼說：「法西斯主義稱為 『企業主義』（corporatism，又譯各階級合作主義）更恰當，因為它主張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corporate，指工會、商會與黨組共同體）權力。」由於在墨索里尼看來國家權力是絕對的、高於一切的，因此他所謂的「融合國家權力和企業權力」其實就是黨國控制經濟的另一種說法。
至於德國法西斯則更是共產主義經濟思想的忠實信徒。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提出「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採取」的「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的十條措施。除了其中要求建立農工聯合企業的第九條以外，其餘九條不是在字面上就是在精神上統統包含在納粹黨的二十五條黨綱之中。
蘇俄共黨發明的計劃經濟其實是用奴隸主的思維方法來管理現代的經濟，自然是一敗塗地。中共效法俄共折騰幾十年，直到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才不得不放棄破了產的計劃經濟，改弦更張。過去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中共雖然在策略上有所改變但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改變。他們所謂的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不過是在專制制度下借用境外資本以苟延殘喘，是三十年代德國法西斯實行的獨裁政治加壟斷經濟的蹩腳翻版，是列寧所謂的壟斷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帝國主義或曰法西斯主義經濟的絕妙例證。這種極權控制下的經濟在短期內的確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的短短五年中，法西斯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生產資料翻了一翻，失業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這就是所謂第三帝國的經濟奇迹，比中共這些年的所謂一枝獨秀的經濟發展壯麗多了。然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專制腐朽的政治制度必將扼殺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特點是製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專制、崇尚暴力、鎮壓異己、擴張勢力、鉗制輿論、壟斷經濟。而正是在這樣一些實質問題上，它們是同林之鳥一丘之貉。它們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法西斯主義者公然反對民主，因而是明火執仗的強盜；而共產主義者則扯一塊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著羊皮的豺狼。它們都是法西斯分子，都是人類最兇惡的敵人。
四、為什麽社會主義者墮落為法西斯分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是人類的一個雖然美好但是不切實際的夢幻，而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則是由此而演繹出來的一個雖然現實但是極其恐怖的夢魘。如果說天堂和地獄祇有一步之遙，那麽夢幻與夢魘應該也是近在咫尺的。從這個角度來看，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大亨們從憂國憂民的天使變成殺人無數的魔鬼這一現象就不難理解。其中既有他們個人及其信奉的理論所蘊含的內在原因，也有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人類社會所固有的外在原因。
公平地說，所有那些為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獨裁者們都不是碌碌無為的平庸之輩，也未必是生性惡劣的奸佞之徒。相反他們在年輕時往往都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敏銳的觀察力。他們對社會的不公充滿義憤，對他人的苦難滿懷同情。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消除社會的弊病以造福於他人。他們通過閱讀文獻、觀察社會而找到自認為正確的濟世良方。然後他們會毅然決然地、鍥而不捨地向別人宣傳他們的見解並鼓動別人追隨他們一起投入他們發起的旨在推翻現有秩序改造人類社會的運動。
社會主義者毛澤東在江西造反時攝
然而，如同英國諺語所說，通往地獄之路是用好心鋪成的。
社會運動不同於物理運動，它的軌迹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預測。因此，一個關於社會變革的理論正確與否也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證明。即使由於人們對於某種社會變革理論直覺地認同，在其具體的實施方法上也難免有不同的見解，而這種認識上的分歧也是很難用實證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的。在這種情況下，就難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要平息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使革命運動不至於中途而廢，祇能由獨裁者以理論權威和革命領袖的雙重身份作出決斷。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個人品格的另一面，即他們的好為人師、剛愎自用、固執己見，也就凸顯了出來。
馬克思的朋友巴枯甯談到馬克思時曾經說過：「馬克思是個非常自私、好忌妒、愛動氣和好報復的人，他儼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別的什麽人是上帝」，「他不僅仇恨資產階級，而且仇恨一切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為了打擊不同的思想，他認為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允許的」。這段評語用在上文提到的每一個獨裁者身上都十分恰當。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領袖們所擁有的絕對的、不容置辯的權威使他們的自我極度膨脹。而當一個人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代表、真理的化身的時候，即使他還沒有著手進行跟自己拯救人類的初衷截然相反的鎮壓人民的勾當，他跟魔鬼撒旦之間也已經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了。
另一方面，獨裁者之所以能夠得逞，除了他們自身的問題以外，他們所處的社會也要負很大的責任。必須承認，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是有許多先天性缺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兩個。
人類的第一個主要缺陷是輕信和盲從。作為群體的人與人之間是以相互信任作為紐帶而聯結起來的。大多數人，特別是青少年，對於別人的說辭，特別是對他們認為是有學問的人的說辭，總是傾向於相信的。這是因為普通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而青少年的生活經歷不足，無法對別人的說辭進行深入的推敲，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如果這種說辭既有誘惑力又有煽動性，說話的人又比較具有個人魅力，那麽它就很容易在人群中引起共鳴，變成一種富於感召性的力量，足以鼓動人們盲目追隨他們的領袖做出任何驚世駭俗的事情來。這就是所謂的群衆運動。蘇維埃政權的誕生、第三帝國的崛起、中共僞政權的建立、文化大革命的推行等等靠的都是這種對革命的理論堅信不移、對革命的領袖忠貞不渝的群衆運動。
人類的第二個主要缺陷是自私和膽怯。作為個體的每一個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本能。如果質疑獨裁者的謊言意味著失去自由，那麽人們寧可選擇沈默；如果反抗獨裁者的暴政需要以生命為代價，那麽人們寧可選擇順從。殊不知沈默與順從的結果是獨裁者自以為得計的獰笑，是變本加厲的迫害和榨取，是更加可怕的悲劇和災難。等到人們忍無可忍作垂死掙扎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已經失去的生命永遠地失去了，已經錯過的機會永遠地錯過了。
人們的輕信和盲從使得獨裁者們信心大增，以為自己從事的正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偉大事業；人們的自私和膽怯又縱容了獨裁者，以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地用暴力消滅一切不同的聲音或潛在的威脅而不受懲罰，從而變本加厲，一發而不可收拾。
除了輕信盲從和自私膽怯這兩個人類共同的缺陷以外，獨裁者能夠得逞的另一個外部因素是貪婪無恥的奸佞小人的存在。這種人既不輕信也不盲從但卻工於心計；雖然自私卻不膽怯而且心狠手辣。他們如同蒼蠅逐臭一般地趨炎附勢，如同餓虎撲食一般地陷害忠良。為了在獨裁者的人肉筵席上分得一杯羹，他們既不要良心也不要人格，既可以出賣靈魂也可以出賣親友。他們為獨裁者出謀劃策、歌功頌德、魚肉百姓、殘害無辜。越是在專制主義橫行的國度裏，這種人就越是興旺發達、繁衍不息。正是由於這種人的教唆與幫助，獨裁者們才漸漸背離了他們拯救人類的初衷而走向其反面，踩著億萬人民的屍骨爬上專制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禽獸們最後往往還是死在他們所效忠的的主子手裏，正所謂飛鳥盡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從亞戈達到葉若夫到貝利亞，從劉少奇到林彪和四人幫，這些曾經權傾一時威風八面的共產主義打手們曾經為他們各自的主子殘害無辜生命消滅競爭對手登上權力頂峰立下無比輝煌的功勳，可是他們無一例外全都在他們親手建造的共產主義絞肉機中結束他們可恥的一生。即使能得善終，如康生郭沫若錢學森之流，其生前之醜惡行徑也足以將他們永遠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千秋萬世遭人唾罵。
馬克思早年也曾經痛恨專制制度，崇尚民主自由。他曾經幻想過「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他大概沒有想到所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恰恰是在他所非議的美英法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實現，而並沒有在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實現過。他還說過「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他大概也沒有想到按照他的設想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同樣是一個「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專制制度，更沒有想到「不成其為人」的既包括被別人專政的人，也包括專別人政的人。是他所宣傳的那種思想和他所主張的那種制度把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人變成了鬼。從利人利己的動機出發，以害人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就是馬克思和其他所有從社會主義活動家演變而來的法西斯主義分子的最大悲劇。
五、必須在全世界杜絕專制主義餘毒
經過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血雨腥風，人類進入了科學昌明的二十一世紀。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人權憲政這些普世價值已經漸漸植根於世界人民心中。世界民主陣營自四十年代經過浴血奮戰打敗德意日法西斯之後，又經過數十年的不懈努力於九十年代粉碎了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邪惡帝國。至此，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擺脫了專制主義的桎梏而走上民主憲政的康莊大道。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以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某些極端教權主義為代表的現代專制主義勢力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在俄國，在日本，在歐洲，在美洲，到處都有代表這股勢力的人物及其組織在活動。在中國，在北韓，在越南，在古巴，共產黨人仍然控制著那裏的政權，迫害著那裏的人民。他們對內實施國家恐怖主義，控制人民思想，剝奪人民自由；對外奉行國際恐怖主義，鼓吹超限戰，與世界各地的各種恐怖主義勢力相勾結，提供金錢，提供訓練，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們窮兵黷武，喪盡天良，以核子武器和生化武器為後盾，以億萬人民的身家性命為賭注，要挾恐嚇國際社會，為保住手中權力不惜與國際民主勢力決一死戰。他們是對當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歷史證明，對專制的沈默就是對邪惡的縱容。為了制止正在中國和其他專制國家進行的迫害和虐殺，為了保衛世界人民的和平生活、防止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不再遭受我們和我們的父兄親身經歷的苦難，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站在世界民主陣營一邊，堅決果敢、不屈不撓地向以中國共產黨、朝鮮勞動黨和本拉登的基地組織（Al Qaeda）為代表的國際專制恐怖主義勢力作戰，直到在全世界徹底肅清一切形態的專制主義餘毒。
必須看到，由於共產主義的理論具有嚴重的欺騙性，而共產主義的罪惡又多半是在共產黨國家內部進行，因此世界民主勢力對共產主義邪惡本質的認識遠遠不及對法西斯主義的認識，儘管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禍害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烈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非但如此，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在西方左翼人士和左翼媒體中還有一定的市場。
正因為如此，批判共產主義之荒謬並清算共產主義之罪惡的歷史責任就義不容辭地落在我們這些曾經身受其害的知識分子肩上。祇要共產黨一天不放棄專制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俯首認罪，自動解散，我們就要以十倍百倍的勇氣和熱情來揭露它，反對它，打擊它，直到把它永遠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應當永遠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絕不輕信任何理論，絕不盲從任何個人。我們能夠支持和愛戴的祇能是像美國國父華盛頓那樣一心創立民主制度而絕不迷戀個人權力或者是像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那樣決意埋葬專制制度而毫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優秀政治家。
我們必須記住戈爾巴喬夫的至理名言：「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
我們必須反過來牢記《國際歌》中的千古絕響：「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必須記住《獨立宣言》中的不朽篇章：「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由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變得會損害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而新政府奠基於其上的原則和據以組織權力機關的方式必須是就人民看來是最能夠保障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的。」
祇有當我們全體人民瞭解並且珍惜自己的權利，懂得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選擇並且監督政府官員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而不再期待賢君明主的出現；才能識破貌似合理的專制主義思想，防止專制主義制度把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變成禍國殃民的獨夫民賊，防止任何形式的專制主義勢力死灰復燃；才能保證人類永遠擺脫戰亂災荒與自相殘殺的威脅，讓我們生活於其上的這顆小小星球真正成為全人類共同擁有的充滿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幸福家園。
公元二零零二年於洛杉磯
第九期首頁
http://www.huanghuagang.org/issue09/big5/38.htm
觀點-8
佚名﹕中國的紅眼病、狗眼病；從美國回去的成了「傻瓜」
佚名
這幾年往中國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以我個人的經歷所總結出來的這個社會的狀況讓我實在不敢恭維。這個社會缺少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與人之間的起碼的信任，更缺少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平等相處的觀念。古人曾說：倉廩實而知禮節。看著如今的中國社會，我只能說，我們的古人太天真善良了。 面對兒子提問的尷尬到中國旅遊，本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帶著兒子，讓他們從小能夠切身體會一下中國的風土人情，到各個歷史景點感受一下中國的文化傳承，真是勝過書本上一萬個對長城，故宮，兵馬傭介紹的文字與圖片。 只是，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在讓兒子去感受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薰陶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會讓他們目睹著當今中國社會各式各樣的醜行，弄得兒子常常向我提一些令我尷尬不知如何回答的問題。譬如，為什麼街上的汽車從來不讓行人？為什麼到處都那麼髒，大家隨便往地上扔東西？為什麼人們那麼粗魯沒有禮貌？為什麼又髒又臭的廁所門口總會有人收錢？為什麼人們講話那麼大聲好象在吵架？為什麼那麼多的人不分場合在哪里都抽煙？為什麼每到一個地方總有那麼多的人撲過來非要賣東西給你而且纏著不走？其實答案不是沒有，只是我不想說，因為我不願意讓他們在心中種下太多對中國負面的印象，儘管我知道我的努力最終可能仍會是徒勞。 孩子很小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帶他們往中國跑了，目的是趁他們年紀還小，還能夠對我們的安排沒有提出異議時，讓他們儘早地習慣中國的狀況。因為我們看到周圍很多的朋友，等到孩子十幾歲了，認為懂事了，有理解能力，能夠吸收一路的所見所聞了，於是帶著去中國，滿懷期望地想讓孩子去感受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去瞭解自己作為中國人的根，而結果卻往往是趁興而去，掃興而歸。最典型的效果就是，回來後孩子們做總結一般地對父母說：那就是你們出生長大的地方啊！語氣中帶著明顯的失望與不屑，並拒絕以後再去。這個時候，弄得做父母的一隻手伸了起來，不知道是應該抽孩子的嘴巴，還是往自己臉上煽。 這個社會裡人們沒有平等中國這幾十年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譬如說上海，幾個月不去，就會展現出一片嶄新的市容。記得1995年去上海，當空中小姐宣佈我們已經飛臨上海的天空時，我從飛機上向下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當我的兄弟接上我， 穿過無燈的黑暗，驅車行駛在上海市區那坑坑凹凹高低不平，恨不得能把腸子都顛騰出來的的街道上時，夜色之中，我看到的上海完全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建築工地， 道路兩旁以至綿延到天邊的全是高聳入雲的腳手架印在空中的影子;幾年後再去上海，夜幕之下，我發現它已經完全成了燈火通明，高樓成群的花花世界了，比紐約還要氣勢！當我一次從上海繞道香港回到美國，向太太描繪這這個嶄新的世界時，太太憑著她八十年代的記憶，完全沒有能力接受，這個在她嘴裏一直是個“破上海”的地方都快比她的香港還要繁華了。當然，如果我要是告訴她，上海外灘旁邊的停車場裏幫司機尋找車位的老頭，身上的西服與領帶比微軟總裁比爾。蓋茲穿得還要正式氣派，那還不如告訴她，我從上海到香港其實是腳踏著阿拉伯人的地毯而不是買票坐的飛機，所以我沒有提起。 遺憾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並沒有相應地帶來社會道德的提升。和諧社會的口號之所以如此響亮地提出，也同樣響亮地說明，這個社會多麼缺少和諧。 在中國，我每每看到公司裏的主管面對下屬，如何以在美國完全可以被視為人身攻擊的方式進行訓斥和辱駡，而同一個下屬當他/她點頭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駡之後，轉過身去便將同樣的待遇拋給他/她的下屬；而在街頭上，則更不用說了。我在北京中關村，曾目擊過一個警察如何象流氓一樣欺辱訛詐一個騎板車的民工，而這個民工卻自始至終滿臉讒笑不敢回一句話;也在浙江義烏的火車站，看到另一個騎板車的民工如何凶蠻地當著眾人的面，狠狠地抽一個應該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剛進城的鄉下人耳光。 我有時與朋友開玩笑道：中國是一個從上往下煽耳光，從下往上磕頭的社會，這個社會裏人們沒有平等，據說已經消滅了階級，但卻充滿了無數等級森嚴貴賤分明的階層。這個社會充斥著種種的荒誕為了不用磕頭而可以堅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這個社會充斥著種種的荒誕： 這個社會造就了每個人出門時，無論時間場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貴重的衣服，以在公眾場合顯示自己很有身份，從而獲取別人的尊重；這個社會造就了即便上班騎車也不過十分鐘，開車卻要堵半個小時，而仍然前仆後繼爭相購買私家車的人群，以顯示自己富有與高人一等；這個社會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謹慎，永遠帶著懷疑的眼光審視著周圍的人群，害怕被騙，也常常被騙，有了機會也毫不遲疑地去騙別的傻瓜以顯示自己的機警與聰明; 這個社會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與別人的初次接觸時， 每個人都隔著大腦中的門縫細心揣摩對方的身價與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檔位，然後逐一劃歸屬於要向他/她磕頭的一族，或是將來有機會可以煽耳光的一類；這個社會造就出與人交往時，如果你客氣禮貌地對人說話，人家定會以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於人，於是對你橫眉豎眼，不屑正視;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樣子高聲吆喝，別人卻會立即對你點頭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著什麼背景的何方神聖。 這個社會造就了另一個嚴重的被稱之為紅眼病的流行病，每個人都覺得別人比自己掙到了更多的錢，於是每個人都削尖了腦袋挖盡心思要比別人撈更多的錢， 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錢還是錢。商人為了錢，可以黑著心賣沒有營養的嬰兒奶粉，讓無數喝了它的嬰兒終生殘疾;農民為了錢，可以用各種化學原料施於水果之中讓它們顯得鮮嫩可口，讓吃過的人中毒至癌；醫生為了錢，可以見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夠了紅包；老師為了錢，可以在課堂上只講一半，另一半得交錢上他們自己家裡開的課後補習班……；而男人們為了所謂的事業，可以理直氣壯地把老婆孩子丟在家裡，沒天沒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應酬！家裏紅旗不倒，家外彩旗飄飄，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條件與象徵。這個社會中的男男女女都極其好面子，愛炫耀，並且善於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機會向別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現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別，地位崇高，如何與眾不同。你可以隨便在一家咖啡館裏聽到臨座的兩個人高聲地談論自己如何正在做著上千萬，上億萬元的某個項目，一邊用眼角的餘輝探視是否引來了周圍敬慕的眼神；便是坐公車，你也可以聽到身後兩個人點名道姓地大聲議論著自己公司裡某某如何愚蠢之極，幸虧自己英明能幹才替公司做下了幾百萬的單子;那說話的音量，其實是有意要當做稿子拿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世界廣播的。 一次乘飛機從杭州到北京，身後坐著一位不知道何等來歷的中國人，想必自己以為應是有點錢， 或是有些權的。從登上飛機的一刻到最後下了飛機的一秒，一路上全機艙裡就聽他大著嗓門哇啦哇啦地不停，把空中小姐呼來喚去地指揮得團團轉，仿佛是在使喚他自己的私家女傭，神氣活現地，覺得自己特有身份，有臉面。其實讓人看著十足地缺乏教養，淺薄可笑。我就忍不住想，如果他真是那麼大牌，何不買個頭等艙的位子，坐到前面讓空中小姐好生伺候著，也般配他有錢有地位的身份，卻要擠在普通艙裏拿腔做勢，真是讓人看著莫名其妙。可以想像這樣的人，平時走在外面是如何自以為是，邁起步子來，一定會以為屁股下面至少抬著八乘的大轎。 這樣的情景在各地我都時常碰到，尤其是在餐館裏，更是經常看到一些人，穿著人模人樣，可一張嘴招呼服務員，那架式就像是奴隸主在吆喝自己的家奴，聲音比那舊時為官老爺在前面開道的衙役還兇猛。可周圍的人們似乎並不以為奇，估計是司空見慣了。據說這樣才特別能章顯出自己是個大爺的身份，請客時在客人面前也顯得面子十足。 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可怕的心理鴻溝而下面的這次的經歷，則讓我深切地體會到，在中國，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多麼可怕的心理鴻溝。 一次去杭州辦事，有半天的空閒，便獨自拿了相機到西湖邊散步，隨手拍拍西湖的風景。這時，看到前面一對年輕男女，互相輪流著在一個景點前面拍照，從言談舉止看，應該是一對新婚夫婦出來度蜜月。心想，一對新人出來一趟，這樣互相照相竟不能留個合影，多可惜。便走上前去，指著那男人手中的相機問道：要不要我幫你們拍個合影？這樣的事情在美國是非常平常的。無論你到哪里遊玩，如果你是幾個人在互相照相留影，總會有人從旁邊經過時友善地問，需不需要幫你們一起拍個合影。常常有人這樣幫我，我也常常這樣幫助別人。可令我萬分尷尬的是，那兩人聽了我的問話之後，立即驚鄂地圓睜了眼睛看著我，滿臉的疑慮，將我從頭到腳很戒備地打量了一番之後，一步一回頭，將手中的相機緊緊地抱在懷裏匆匆地走了。我楞了半晌，才突然明白了發生了什麼，不由地苦笑了。看看自己手中的相機，怎麼著也得比他們的要貴好幾倍的吧! 這件事時常讓我想起，讓我感歎，是什麼讓他們對別人的友善帶著仿佛已經成為第二天性的懷疑，戒備甚至恐懼呢？二十年後終於成了“美國大傻瓜”這個問題，在另一次足以表現我是如何成了不可救藥的“美國大傻瓜”的事件之後，讓我多少獲得了一些答案。事情是這樣的，還是在杭州。一次去那裏辦事，住在世貿大廈酒店，早上到樓下吃早餐，剛坐下， 臨桌便有兩個和尚熱情地招呼我與我聊天。我正一個人怪無聊的，便與他們攀談起來。這兩個和尚自稱是從五臺山來的。五臺山我聽過，那裏的和尚很有名，至少歷史上如此，於是我便對他們生了些好感。這樣聊著聊著，兩人便講起了他們如何來到了杭州，一路如何辛苦，然後便講他們的大師傅如何得了病，治病把身上的錢全花光了，使他們不得不滯留此地回不了家，只好四處向人化緣籌集回去的路費。最後就說到我了，說能碰到我並和我這樣開心地聊天，可見我很有佛緣，並說一看就知道我心地善良，然後便請求我發發善心幫幫他們。我雖然對各式宗教向來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但對佛教多少還是有些偏愛的。尤其是兩位長老話說得如此誠懇，又一臉真誠坦然地看著我的眼睛誇我，讓我的虛榮心十分受用的同時，便覺得如果不有所幫助的表示，就真是說不過去了。適逢身上已經沒有多少人民幣， 沒多想，便從錢包裏拿了一張一百元的美鈔給了他們，問可不可以？兩人不動聲色地接了，向我的錢包裏瞥了一眼，說，能不能再多給一張。這一問，反讓我覺得有些蹊蹺了，心裏瞬間閃過一念：出家之人不知道感謝怎麼可以這麼貪？便和顏拒絕了，沒再多想。 兩人匆匆又吃了幾口飯，便起身告辭。我也吃完了，跟在他們身後出去。 這時餐廳的領班走了過來與我搭話，問那兩個和尚是不是向我要錢了，當知道我給了他們一百美元後，立即讓門口的服務員通知樓下的警衛追了出去。我正一頭霧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領班告訴我，這兩個人其實是騙子，已經在這裏多日了。因為他們正正當當地買了餐捲進來吃飯，又看我與他們聊得很開心，便不好過來打撓提醒我。 既然我是酒店的房客，現在知道“和尚”拿了我的錢，就要為我追回損失。果然，等領班帶著我走到樓下時，那兩個“和尚”已在正要上計程車前被追了回來，領班把我的一百美元拿回來給我，讓我趕緊離開。至於後來那兩個“和尚”如何處置，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後向杭州當地的朋友提起，他差一點兒笑得背過了氣，道：就你們這些美國回來的大傻瓜才會上這樣的當!讓我覺得，這人世間的幾十年真是白活了。 記得當年剛到美國時，常與幾個朋友嘲笑美國人如何大腦簡單，呆笨無比，一點都不知道轉彎。想不到二十多年下來，我自己反到成了中國人眼裏的美國大傻瓜，笨得不可理喻。 在美國的生活，其實真是很單純，平日從來不會想到有人會成心地騙你，大家說話辦事也都直來直去，就事論事，用不著天天花時間精力說半截話，或是揣摩別人一句話後面是否還有其他的更深的含意，更不用說走到外面還要時時刻刻提心吊膽地防著別人費盡心思設了圈套來坑你。這樣的生活，能不讓人變笨嗎! 只是，我現在不再嘲笑美國人如何笨了，而更是覺得，生活在中國當今的社會之中，中國人聰明得可怕而且可悲。可怕可悲的中國式聰明而美國式的呆笨碰到中國式的聰明，有時候所產生的效果卻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這是我西雅圖的朋友在北京的一次經歷。 一次去中國出差，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的這位朋友突然看到前面一個人掉了一個錢包。秉持著美國式的實在，我的朋友馬上過去撿了起來，一邊喊著前面的人就追了上去，而那掉了錢包的人卻似乎沒有聽見，反而腳步越來越快，於是我的朋友也加快了腳步匆匆往前趕。這時，從路旁一條偏街裏就沖出一個人來，做著手勢把他攔下，叫他不要聲張，指著他手中的錢包說，看有多少錢，兩人分了得了;我的朋友一聽這話，哪里同意，義正詞嚴地批評他怎麼可以如此沒有道德良心，貪別人的便宜，甩下他繼續追趕那丟了錢包的人。那人終於被追上了，收回了錢包，卻並沒有任何感激的表現，反到有些不耐煩的樣子，讓我的朋友十分詫異不解；後來將這件事向當地公司的人說了，經過點醒，才明白，那兩個人原來是同夥，專門在街上做套坑人的。譬如，那錢包裏也許只有兩百塊錢，如果你貪便宜同意和後面那人分了，一人拿了一百，你這裏正分著呢，那丟錢包的人這時就會非常適時地折了回來，把你們兩人抓個正著。那與你分錢的人就會順勢一副改邪歸正息事寧人的樣子，從口袋裏掏出幾白或幾千元來(要看你有多少的油水可揩)，聲稱這是他分到的一半，如數歸換，而你之前分到的一半，現在卻要變成了幾百或幾千才能還清了，否則人證物證俱在，只好叫警察來解決。 這種中國式的聰明機關得以成功的關鍵在於人們對不義之財的貪婪，據說這樣的套子成功率極高，不想碰到了我這位在外面生活了十幾年的美國大傻瓜，卻竟然讓那兩個騙子徒勞無功。那兩人看著我朋友遠去的背影，估計一定會哭笑不得，恨得牙根發癢以為出門看錯了黃曆的。 仔細想一想，之所以中國會有這樣的坑騙招數，其實不也正說明了社會上有太多貪圖不義之財的人，才使他們的伎倆有實施的市場嗎？不是自己的東西，不可以拿，這難道不應該是從小父母對孩子們最起碼的做人的教育嗎？怎麼竟會有那麼多的成年人能夠忘記這個基本教育而使騙子們得以成功呢？ 我知道寫這篇文章是會被國內的中國人罵的。其實這本身也是如今中國讓我感到歎息的另一方面：中國人不能容忍別人批評。你要是說中國一點的不好，那你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假洋鬼子。至於是不是真的不好，則不在考慮之列。即便真的不好，他也一定會列出無數別人也如何不好來為自己辯護。也有人會說：你以為你在外面時間長了，就自己覺得了不起了，中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算個什麼東西!其實，我算什麼東西不重要，也不是這裡談論的焦點。重要的是就事論事。誰能講我說的不是事實嗎？如果不是心裡還有著中國，我完全可以象個局外人一樣，對中國的一切缺陷， 幸災樂禍地當熱鬧看，何必費這麼多的口舌。 一個民族，不能正視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與奴顏婢膝，妄自菲薄都同樣可悲。——轉自網絡，作者不祥。2007年8月17日2007-08-17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584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譚若思（Ross Terrll）﹕奧威爾來到北京奧運
《紐約時報》2007年8月22日
編者按﹕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費正清中心資深研究員譚若思（Ross Terrll）8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談他在北京的觀感﹕共產黨為了奧運，採取了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那些手段，更加鎮壓人權，露出黨國的本相。該文為台灣懸鉤子翻譯。在中國，語言一直都是政治正確的試金石。毛澤東時代，把邪惡的「資產階級」與道德的「無產階級」搞混的話，下場就是坐牢。錯寫了毛主席名字，就是階級敵人。現在，就在北京準備2008奧運的最後一年，把英文弄錯了，也成為一大禁忌。有些小錯是無害的。例如，旅館房間上要求隱私的告示：「Don’t Bother」（別麻煩了） ，或者餐廳菜單上的「Chop the Strange Fish」（剁沒人要的魚）。有些可能會造成小麻煩，如渡假旅館的手冊上寫著：「Please take advantage of the chambermaids」 （請吃女傭豆腐）。對於「Chinglish」（中式英文） 的懲罰通常是羞辱，而不是囚禁。然而市民還是被要求以毛時代方式，密告那些用破英文讓中國丟臉的人。一個叫做「北京說外國語計畫」的團體，散發一些事先擬好的英文字句給一句話外語都不會講的工人。奧運已經變成威權國家魔術盒外的一個工具。是的，阻止「Chinglish」，跟最近的消除吐痰、亂丟垃圾、推擠上公車或火車一樣，顯示的是威權主義比較好的那一面。乾淨的街道當然是人人喜愛的，而北京現在也許比紐約還乾淨。這個城市的「精神文明辦公室」開始推動一個月一次的「排隊推動日」，當然對那些曾經在要上公車時被推擠踐踏的人是一大福音。這也提醒了我，中國有可能得到一個比現在更糟糕的政府。 然而在對中式英文的攻擊後面，是一種奧威爾（譯者注﹕《一九八四》作者）式的重塑真相的衝動。為了奧運而被北京趕出來的，不只是破英文，還是殘障人士，修練法輪功的人，最近才來到北京的黑皮膚農民，艾滋病運動人士，與其他污染社會主義和諧畫面的「麻煩製造者」。今年夏天，天安門事件的第十八週年，政府把軟禁修練成順利消除異議份子的完美措施。胡佳與曾金燕，這一對常常為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而發聲的年輕夫妻，已經身歷百次的軟禁，就在他們飛去歐洲展示他們所拍的紀錄片《自由城市的囚犯》（一部描寫北京政治現實和虛構之間反差的片子）之前幾分鐘，他們又再度被軟禁起來。2008年8月將會充滿各種虛構。在各個層面，黨國將會從有吵雜抗議聲的帽子中，魔術出「和諧的兔子」——「你指的異議人士的意思是什麼？」科學家被告知，要製造一定比例的「藍色日」，天空要維持無雲狀態，貫徹中國共產黨改造自然、克服人類局限、達成自己所設的天命的傳統。毛澤東曾經誓言要在乾燥的北方種植跟富饒南方一樣的稻米，以證明社會主義力量的偉大。他大叫：我們要「敢教日月換新天」。沒有一項預言真的實現。相同的，在2001年，北京申奧委員會在世界各國面前說：「讓北京主辦，你們會幫助人權的發展。」然而完全相反的危險卻出現了：奧運的準備工作使政府更鎮壓人權。每一天，政府的檢查單位會給新聞機構一連串禁忌題目的名單，還有如何報導可接受話題的指導方針。如果忽略這個指示：編緝被解雇，報紙雜誌被關門。今年春天，政府的監督單位甚至指示「快樂男聲」（American Idol的中國版）的電視製作人要消除「古怪、粗俗、沒有品味」的候選人。難怪曾經在1989天安門事件後被囚禁的記者戴晴說，中國媒體上唯一相信的只有天氣預報。真理和權力都被攬入中共黨國的總部（社會主義金光閃閃，人民心向黨），不只是被黨國強化，還被黨國炮製。掃除Chinglish，嚴禁「不健康的思想」；讓畫面好看－－不然，就等著瞧。一些美國人忽略了北京的操弄手段，因為我們的文化與政治彼此無涉。1960年代的風雲把美國文化拉到左翼，然而尼克松卻在1968年入主白宮。今日，許多由共和黨所主控政治的州的大學教授們都在傾向左翼。美國人顯示的是一種超有活力的不一致性，遠遠超過中國人的想像，不管是其共產黨員，或異議份子。唉，明年八月造訪北京的美國人，幾乎沒有人會瞭解到他們所住的五星級飯店的水龍頭流出來的可飲用水，對於北京城99%的居民是不可得到的夢想。事實上，北京的水是不可以直接飲用的；給運動員和觀光客的水是從河北省特別拉管線送來的。明年的奧運對中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對美國，或者2000年的雪梨奧運對澳洲。整個政權的存廢或許端賴於此。馬克思主義大部份都已經蒸發，列寧主義在邊緣破裂，中國共產黨的命運維繫於每年10%的經濟成長率，以及國家榮耀的美夢。數年來，共產黨希望，它能夠有辦法展示西藏農民對獲得金牌的中國乒乓球選手歡呼的照片，新疆穆斯林對中國女子跳高選手比日本選手高出半英吋、高興得昏倒的錄影帶，還有北京計程車司機可以對紐約來的觀光客講完美英文的紀錄片。明年的奧運很有可能會進行得很順利很成功，而這一點不應該讓西方人感到失望。以任何形式把奧運政治化都是短視的。為了達佛而抵制2008的奧運會，不會讓中國的對非洲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加人道。為了中國的奧威爾式謊言而阻斷比賽，也不會讓它釋放政治犯。中國政府，不管好壞，明確地知道它自己在幹嘛，不管是在非洲還是在自己國內。一個順利成功的奧林匹克比賽，也不會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未來如何的指標，就好像1936年讓人嘆為觀止的柏林奧運不是納粹主義長壽的指標一樣。正確的英語，就好像金牌一樣，是應該努力的目標。然而這兩者都不會保證為了政治目的而追求這兩者的政府就會得到光榮（問問蘇聯就知道了）。運動只是運動。民主國家應該堅持這一點，並且把政治操弄留給獨裁國家。——譚若思為哈佛費正清中心資深研究員，著有《中國新帝國﹕對美國意味是什麼》In Beijing, Orwell Goes to the Olympics By ROSS TERRILLBeijing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07IN China, language has long been a test of political orthodoxy. In Mao Zedong’s era, to confuse evil “bourgeois” with virtuous “proletarian” was to face a prison cell. Write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a leader’s name at a wrong angle and you were a class enemy. Now, as Beijing begins the final year of its preparations for the 2008 Olympic Games, a mistake with an English word is taboo.Some lapses are harmless. “Don’t Bother” as a privacy request on a hotel door, for example, or “Chop the Strange Fish” on a restaurant menu. Others could lead to minor trouble. “Please take advantage of the chambermaids,” says a resort brochure.The penalty for “Chinglish” is usually humiliation, not incarceration. Still, citizens are asked to snitch, Mao-era style, on people who shame China with their shaky English. An outfit called the Beijing Speaks Foreign Languages Program issues prefabricated foreign phrases to workers who cannot converse in any foreign tongue. The Olympics have become one more tool in the authoritarian state’s box of tricks.Yes, curbing Chinglish — along with current efforts to eliminate spitting, littering and pushing to enter a bus or train — shows the better side of authoritarianism. Clean streets are agreeable, and Beijing’s may now be better than New York’s. The city’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fice has begun a monthly “Learn to Queue Day,” surely welcome to all who have been victims of the scramble to board a Chinese bus. It reminds one that China could have a government far worse than it has now.Yet behind the attack on Chinglish lies an Orwellian impulse to remake the truth. Banished from Beijing for the Olympics will be not only fractured English, but disabled peopl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dark-skinned villagers newly arrived in the city, AIDS activists and other “troublemakers” who smudge the canvas of socialist harmony. This summer, around the time of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oned house arrest as a device to smoothly eliminate dissidents. Hu Jia and Zeng Jinyan, a young couple who often speak up for rights granted in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who were already veterans of hundreds of days of house arrest, were again locked up just minutes before they were to fly to Europe to show their documentary film “Prisoner of Freedom City,” which depicts the gap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Beijing.Fictions will abound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2008. On all fronts the party-state will pull the rabbit of harmony from the hat of cacophony — “What do you mean by dissidents?” Scientists have been told to produce a quota of “blue days” with a clear sky, perpetuating a Chinese Communist tradition of defying natural as well as human barriers to its self-appointed destiny. Mao vowed to plant rice in the dry north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lush south, to prove the power of socialism. “We shall make the sun and moon change places,” he cried. None of this occurred.Likewise, in 2001, arguing before the world to get the Olympic Games, the vice president of Beijing’s bid committee said, “By allowing Beijing to host the Games, you will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Yet the opposite danger looms: Games preparation has spurred repression. Every day, government censors send news organizations a list of forbidden topics and guidelines for covering acceptable ones. The price for ignoring the list: dismissal of an editor or closure of the publication. Last spring, government supervisors even instructed the TV producers of “Happy Boys Voice,” a Chinese version of “American Idol,” to eliminate “weirdness, vulgarity and low taste.” No wonder Dai Qing, a journalist who was imprisoned after Tiananmen in 1989, says the only thing she believes in China’s press is the weather report.Truth and power are both headquartered in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 “Truth” (socialism sparkles, people adore the party) is not only enforced by the party-state but created by it. Stamp out Chinglish; ban “unhealthy thinking”; just keep the picture pretty — or else. Some Americans overlook Beijing’s manipulations because our culture and politics go their separate ways. The upheavals of the 1960s pulled American culture to the left, yet Richard Nixon took the White House in 1968. Today, university faculties are on the left in many states where Republicans dominate politics. Americans display an invigorating inconsistency that is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hinese, both Communists and dissidents. Alas, few Americans visiting Beijing next August will realize that the drinking water from the faucets of their five-star hotels is unavailable to 99 percent of the city’s residents. In fact, this city’s water is not safe to drink; the water for the athletes and tourists will be piped in from neighboring Hebei Province. Next year’s Olympics are far more important for China than the Los Angeles Games of 1984 wer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r Sydney’s 2000 Games were for Australia. A regime may be at stake. With Marxism largely evaporated and Leninism fraying at the edg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ate hinges on 10 percent annual economic growth and visions of national glory. For years, the party hopes, it will be able to flaunt photographs of Tibetan farmers cheering at a Chinese gold medal in table tennis, videos of Muslims in Xinjiang Province fainting with joy as the women’s high jump goes to China by half an inch over Japan, and documentaries in which Beijing taxi drivers speak in perfect English to tourists from New York.The Games will likely be well run and successful, and that should not disappoint Westerners. Politicizing the Olympics in any fashion is shortsighted. Boycotting Beijing’s 2008 show over Darfur would not usher in a human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 Africa. Disrupting it because of China’s Orwellian fictions would not free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Chinese state,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knows exactly what it’s doing, in Africa and at home. Still, a brilliant Olympic Games will be no more of a clue to the fu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rule than the spectacular 1936 Berlin Games were a sign of Nazism’s longevity. Correct language, like a gold medal, is desirable in itself. But neither guarantees glory for a state that pursues them for political ends (ask the Soviet Union). Sport should just be sport. The democracies should insist on that and leave political manipulation to the dictatorships.Ross Terrill, an associate in research at Harvard’s Fairbank Center, is the author of “The New Chinese Empi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2007-08-23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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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以上這兩篇文章，我們應該能夠對於中國，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我覺得，加強、穩固我們對於台灣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更認同台灣，必得更認清中國。現在的中國，絕對不是台灣一些媒體所美化的中國，也不是一些知識人、文化人聲稱的「文化上的中國」現在的中國，保留了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當中，劣質的部分，加上中國共產黨近六十年的統治，已經成為一個沒有文化、沒有思想、沒有自由、沒有平等、沒有尊嚴、沒有尊重、沒有信任、沒有人性的國度了呀！因此，如果台灣人民要讓民主體制更成熟、更健全，並且拓展我們的國際社會生存空間、提升我們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讓更多國家尊重、認同我們，那便必須要確保台灣，不要被中國共產黨併吞，才可能時限我們的目標啊！因此我覺得，大家應團結合作，共同守護我們所生長的，美麗、自由的國度，一起為守護台灣、打響「台灣」這塊招牌、將台灣轉型程一正常國家而近一奮力，如此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啊！只要台灣一直存在，便是對岸中國最好的樣版，讓她們的人民可以有更深刻、更徹底的反省，最終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至於中國的整體國民素質，有待慢慢提升，然若專制體制還在，人們就不容易接受到外部的訊息，就算接觸了，也是經過剪接、扭曲、造假後的消息，如此一來，要提升國民素質，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唯有一個自由的環境，讓訊息自由流通，讓中國人看到真實的世界，人民素質才有可能向上提升！
佚名
這幾年往中國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以我個人的經歷所總結出來的這個社會的狀況讓我實在不敢恭維。這個社會缺少人與人之間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與人之間的起碼的信任，更缺少人與人之間最根本的平等相處的觀念。古人曾說：倉廩實而知禮節。看著如今的中國社會，我只能說，我們的古人太天真善良了。 面對兒子提問的尷尬到中國旅遊，本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帶著兒子，讓他們從小能夠切身體會一下中國的風土人情，到各個歷史景點感受一下中國的文化傳承，真是勝過書本上一萬個對長城，故宮，兵馬傭介紹的文字與圖片。 只是，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在讓兒子去感受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薰陶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會讓他們目睹著當今中國社會各式各樣的醜行，弄得兒子常常向我提一些令我尷尬不知如何回答的問題。譬如，為什麼街上的汽車從來不讓行人？為什麼到處都那麼髒，大家隨便往地上扔東西？為什麼人們那麼粗魯沒有禮貌？為什麼又髒又臭的廁所門口總會有人收錢？為什麼人們講話那麼大聲好象在吵架？為什麼那麼多的人不分場合在哪里都抽煙？為什麼每到一個地方總有那麼多的人撲過來非要賣東西給你而且纏著不走？其實答案不是沒有，只是我不想說，因為我不願意讓他們在心中種下太多對中國負面的印象，儘管我知道我的努力最終可能仍會是徒勞。 孩子很小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帶他們往中國跑了，目的是趁他們年紀還小，還能夠對我們的安排沒有提出異議時，讓他們儘早地習慣中國的狀況。因為我們看到周圍很多的朋友，等到孩子十幾歲了，認為懂事了，有理解能力，能夠吸收一路的所見所聞了，於是帶著去中國，滿懷期望地想讓孩子去感受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去瞭解自己作為中國人的根，而結果卻往往是趁興而去，掃興而歸。最典型的效果就是，回來後孩子們做總結一般地對父母說：那就是你們出生長大的地方啊！語氣中帶著明顯的失望與不屑，並拒絕以後再去。這個時候，弄得做父母的一隻手伸了起來，不知道是應該抽孩子的嘴巴，還是往自己臉上煽。 這個社會裡人們沒有平等中國這幾十年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譬如說上海，幾個月不去，就會展現出一片嶄新的市容。記得1995年去上海，當空中小姐宣佈我們已經飛臨上海的天空時，我從飛機上向下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當我的兄弟接上我， 穿過無燈的黑暗，驅車行駛在上海市區那坑坑凹凹高低不平，恨不得能把腸子都顛騰出來的的街道上時，夜色之中，我看到的上海完全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建築工地， 道路兩旁以至綿延到天邊的全是高聳入雲的腳手架印在空中的影子;幾年後再去上海，夜幕之下，我發現它已經完全成了燈火通明，高樓成群的花花世界了，比紐約還要氣勢！當我一次從上海繞道香港回到美國，向太太描繪這這個嶄新的世界時，太太憑著她八十年代的記憶，完全沒有能力接受，這個在她嘴裏一直是個“破上海”的地方都快比她的香港還要繁華了。當然，如果我要是告訴她，上海外灘旁邊的停車場裏幫司機尋找車位的老頭，身上的西服與領帶比微軟總裁比爾。蓋茲穿得還要正式氣派，那還不如告訴她，我從上海到香港其實是腳踏著阿拉伯人的地毯而不是買票坐的飛機，所以我沒有提起。 遺憾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並沒有相應地帶來社會道德的提升。和諧社會的口號之所以如此響亮地提出，也同樣響亮地說明，這個社會多麼缺少和諧。 在中國，我每每看到公司裏的主管面對下屬，如何以在美國完全可以被視為人身攻擊的方式進行訓斥和辱駡，而同一個下屬當他/她點頭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駡之後，轉過身去便將同樣的待遇拋給他/她的下屬；而在街頭上，則更不用說了。我在北京中關村，曾目擊過一個警察如何象流氓一樣欺辱訛詐一個騎板車的民工，而這個民工卻自始至終滿臉讒笑不敢回一句話;也在浙江義烏的火車站，看到另一個騎板車的民工如何凶蠻地當著眾人的面，狠狠地抽一個應該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剛進城的鄉下人耳光。 我有時與朋友開玩笑道：中國是一個從上往下煽耳光，從下往上磕頭的社會，這個社會裏人們沒有平等，據說已經消滅了階級，但卻充滿了無數等級森嚴貴賤分明的階層。這個社會充斥著種種的荒誕為了不用磕頭而可以堅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這個社會充斥著種種的荒誕： 這個社會造就了每個人出門時，無論時間場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貴重的衣服，以在公眾場合顯示自己很有身份，從而獲取別人的尊重；這個社會造就了即便上班騎車也不過十分鐘，開車卻要堵半個小時，而仍然前仆後繼爭相購買私家車的人群，以顯示自己富有與高人一等；這個社會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謹慎，永遠帶著懷疑的眼光審視著周圍的人群，害怕被騙，也常常被騙，有了機會也毫不遲疑地去騙別的傻瓜以顯示自己的機警與聰明; 這個社會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與別人的初次接觸時， 每個人都隔著大腦中的門縫細心揣摩對方的身價與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檔位，然後逐一劃歸屬於要向他/她磕頭的一族，或是將來有機會可以煽耳光的一類；這個社會造就出與人交往時，如果你客氣禮貌地對人說話，人家定會以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於人，於是對你橫眉豎眼，不屑正視;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樣子高聲吆喝，別人卻會立即對你點頭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著什麼背景的何方神聖。 這個社會造就了另一個嚴重的被稱之為紅眼病的流行病，每個人都覺得別人比自己掙到了更多的錢，於是每個人都削尖了腦袋挖盡心思要比別人撈更多的錢， 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錢還是錢。商人為了錢，可以黑著心賣沒有營養的嬰兒奶粉，讓無數喝了它的嬰兒終生殘疾;農民為了錢，可以用各種化學原料施於水果之中讓它們顯得鮮嫩可口，讓吃過的人中毒至癌；醫生為了錢，可以見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夠了紅包；老師為了錢，可以在課堂上只講一半，另一半得交錢上他們自己家裡開的課後補習班……；而男人們為了所謂的事業，可以理直氣壯地把老婆孩子丟在家裡，沒天沒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應酬！家裏紅旗不倒，家外彩旗飄飄，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條件與象徵。這個社會中的男男女女都極其好面子，愛炫耀，並且善於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機會向別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現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別，地位崇高，如何與眾不同。你可以隨便在一家咖啡館裏聽到臨座的兩個人高聲地談論自己如何正在做著上千萬，上億萬元的某個項目，一邊用眼角的餘輝探視是否引來了周圍敬慕的眼神；便是坐公車，你也可以聽到身後兩個人點名道姓地大聲議論著自己公司裡某某如何愚蠢之極，幸虧自己英明能幹才替公司做下了幾百萬的單子;那說話的音量，其實是有意要當做稿子拿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世界廣播的。 一次乘飛機從杭州到北京，身後坐著一位不知道何等來歷的中國人，想必自己以為應是有點錢， 或是有些權的。從登上飛機的一刻到最後下了飛機的一秒，一路上全機艙裡就聽他大著嗓門哇啦哇啦地不停，把空中小姐呼來喚去地指揮得團團轉，仿佛是在使喚他自己的私家女傭，神氣活現地，覺得自己特有身份，有臉面。其實讓人看著十足地缺乏教養，淺薄可笑。我就忍不住想，如果他真是那麼大牌，何不買個頭等艙的位子，坐到前面讓空中小姐好生伺候著，也般配他有錢有地位的身份，卻要擠在普通艙裏拿腔做勢，真是讓人看著莫名其妙。可以想像這樣的人，平時走在外面是如何自以為是，邁起步子來，一定會以為屁股下面至少抬著八乘的大轎。 這樣的情景在各地我都時常碰到，尤其是在餐館裏，更是經常看到一些人，穿著人模人樣，可一張嘴招呼服務員，那架式就像是奴隸主在吆喝自己的家奴，聲音比那舊時為官老爺在前面開道的衙役還兇猛。可周圍的人們似乎並不以為奇，估計是司空見慣了。據說這樣才特別能章顯出自己是個大爺的身份，請客時在客人面前也顯得面子十足。 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可怕的心理鴻溝而下面的這次的經歷，則讓我深切地體會到，在中國，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多麼可怕的心理鴻溝。 一次去杭州辦事，有半天的空閒，便獨自拿了相機到西湖邊散步，隨手拍拍西湖的風景。這時，看到前面一對年輕男女，互相輪流著在一個景點前面拍照，從言談舉止看，應該是一對新婚夫婦出來度蜜月。心想，一對新人出來一趟，這樣互相照相竟不能留個合影，多可惜。便走上前去，指著那男人手中的相機問道：要不要我幫你們拍個合影？這樣的事情在美國是非常平常的。無論你到哪里遊玩，如果你是幾個人在互相照相留影，總會有人從旁邊經過時友善地問，需不需要幫你們一起拍個合影。常常有人這樣幫我，我也常常這樣幫助別人。可令我萬分尷尬的是，那兩人聽了我的問話之後，立即驚鄂地圓睜了眼睛看著我，滿臉的疑慮，將我從頭到腳很戒備地打量了一番之後，一步一回頭，將手中的相機緊緊地抱在懷裏匆匆地走了。我楞了半晌，才突然明白了發生了什麼，不由地苦笑了。看看自己手中的相機，怎麼著也得比他們的要貴好幾倍的吧! 這件事時常讓我想起，讓我感歎，是什麼讓他們對別人的友善帶著仿佛已經成為第二天性的懷疑，戒備甚至恐懼呢？二十年後終於成了“美國大傻瓜”這個問題，在另一次足以表現我是如何成了不可救藥的“美國大傻瓜”的事件之後，讓我多少獲得了一些答案。事情是這樣的，還是在杭州。一次去那裏辦事，住在世貿大廈酒店，早上到樓下吃早餐，剛坐下， 臨桌便有兩個和尚熱情地招呼我與我聊天。我正一個人怪無聊的，便與他們攀談起來。這兩個和尚自稱是從五臺山來的。五臺山我聽過，那裏的和尚很有名，至少歷史上如此，於是我便對他們生了些好感。這樣聊著聊著，兩人便講起了他們如何來到了杭州，一路如何辛苦，然後便講他們的大師傅如何得了病，治病把身上的錢全花光了，使他們不得不滯留此地回不了家，只好四處向人化緣籌集回去的路費。最後就說到我了，說能碰到我並和我這樣開心地聊天，可見我很有佛緣，並說一看就知道我心地善良，然後便請求我發發善心幫幫他們。我雖然對各式宗教向來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但對佛教多少還是有些偏愛的。尤其是兩位長老話說得如此誠懇，又一臉真誠坦然地看著我的眼睛誇我，讓我的虛榮心十分受用的同時，便覺得如果不有所幫助的表示，就真是說不過去了。適逢身上已經沒有多少人民幣， 沒多想，便從錢包裏拿了一張一百元的美鈔給了他們，問可不可以？兩人不動聲色地接了，向我的錢包裏瞥了一眼，說，能不能再多給一張。這一問，反讓我覺得有些蹊蹺了，心裏瞬間閃過一念：出家之人不知道感謝怎麼可以這麼貪？便和顏拒絕了，沒再多想。 兩人匆匆又吃了幾口飯，便起身告辭。我也吃完了，跟在他們身後出去。 這時餐廳的領班走了過來與我搭話，問那兩個和尚是不是向我要錢了，當知道我給了他們一百美元後，立即讓門口的服務員通知樓下的警衛追了出去。我正一頭霧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領班告訴我，這兩個人其實是騙子，已經在這裏多日了。因為他們正正當當地買了餐捲進來吃飯，又看我與他們聊得很開心，便不好過來打撓提醒我。 既然我是酒店的房客，現在知道“和尚”拿了我的錢，就要為我追回損失。果然，等領班帶著我走到樓下時，那兩個“和尚”已在正要上計程車前被追了回來，領班把我的一百美元拿回來給我，讓我趕緊離開。至於後來那兩個“和尚”如何處置，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後向杭州當地的朋友提起，他差一點兒笑得背過了氣，道：就你們這些美國回來的大傻瓜才會上這樣的當!讓我覺得，這人世間的幾十年真是白活了。 記得當年剛到美國時，常與幾個朋友嘲笑美國人如何大腦簡單，呆笨無比，一點都不知道轉彎。想不到二十多年下來，我自己反到成了中國人眼裏的美國大傻瓜，笨得不可理喻。 在美國的生活，其實真是很單純，平日從來不會想到有人會成心地騙你，大家說話辦事也都直來直去，就事論事，用不著天天花時間精力說半截話，或是揣摩別人一句話後面是否還有其他的更深的含意，更不用說走到外面還要時時刻刻提心吊膽地防著別人費盡心思設了圈套來坑你。這樣的生活，能不讓人變笨嗎! 只是，我現在不再嘲笑美國人如何笨了，而更是覺得，生活在中國當今的社會之中，中國人聰明得可怕而且可悲。可怕可悲的中國式聰明而美國式的呆笨碰到中國式的聰明，有時候所產生的效果卻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這是我西雅圖的朋友在北京的一次經歷。 一次去中國出差，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的這位朋友突然看到前面一個人掉了一個錢包。秉持著美國式的實在，我的朋友馬上過去撿了起來，一邊喊著前面的人就追了上去，而那掉了錢包的人卻似乎沒有聽見，反而腳步越來越快，於是我的朋友也加快了腳步匆匆往前趕。這時，從路旁一條偏街裏就沖出一個人來，做著手勢把他攔下，叫他不要聲張，指著他手中的錢包說，看有多少錢，兩人分了得了;我的朋友一聽這話，哪里同意，義正詞嚴地批評他怎麼可以如此沒有道德良心，貪別人的便宜，甩下他繼續追趕那丟了錢包的人。那人終於被追上了，收回了錢包，卻並沒有任何感激的表現，反到有些不耐煩的樣子，讓我的朋友十分詫異不解；後來將這件事向當地公司的人說了，經過點醒，才明白，那兩個人原來是同夥，專門在街上做套坑人的。譬如，那錢包裏也許只有兩百塊錢，如果你貪便宜同意和後面那人分了，一人拿了一百，你這裏正分著呢，那丟錢包的人這時就會非常適時地折了回來，把你們兩人抓個正著。那與你分錢的人就會順勢一副改邪歸正息事寧人的樣子，從口袋裏掏出幾白或幾千元來(要看你有多少的油水可揩)，聲稱這是他分到的一半，如數歸換，而你之前分到的一半，現在卻要變成了幾百或幾千才能還清了，否則人證物證俱在，只好叫警察來解決。 這種中國式的聰明機關得以成功的關鍵在於人們對不義之財的貪婪，據說這樣的套子成功率極高，不想碰到了我這位在外面生活了十幾年的美國大傻瓜，卻竟然讓那兩個騙子徒勞無功。那兩人看著我朋友遠去的背影，估計一定會哭笑不得，恨得牙根發癢以為出門看錯了黃曆的。 仔細想一想，之所以中國會有這樣的坑騙招數，其實不也正說明了社會上有太多貪圖不義之財的人，才使他們的伎倆有實施的市場嗎？不是自己的東西，不可以拿，這難道不應該是從小父母對孩子們最起碼的做人的教育嗎？怎麼竟會有那麼多的成年人能夠忘記這個基本教育而使騙子們得以成功呢？ 我知道寫這篇文章是會被國內的中國人罵的。其實這本身也是如今中國讓我感到歎息的另一方面：中國人不能容忍別人批評。你要是說中國一點的不好，那你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假洋鬼子。至於是不是真的不好，則不在考慮之列。即便真的不好，他也一定會列出無數別人也如何不好來為自己辯護。也有人會說：你以為你在外面時間長了，就自己覺得了不起了，中國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算個什麼東西!其實，我算什麼東西不重要，也不是這裡談論的焦點。重要的是就事論事。誰能講我說的不是事實嗎？如果不是心裡還有著中國，我完全可以象個局外人一樣，對中國的一切缺陷， 幸災樂禍地當熱鬧看，何必費這麼多的口舌。 一個民族，不能正視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與奴顏婢膝，妄自菲薄都同樣可悲。——轉自網絡，作者不祥。2007年8月17日2007-08-17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584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譚若思（Ross Terrll）﹕奧威爾來到北京奧運
《紐約時報》2007年8月22日
編者按﹕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費正清中心資深研究員譚若思（Ross Terrll）8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談他在北京的觀感﹕共產黨為了奧運，採取了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那些手段，更加鎮壓人權，露出黨國的本相。該文為台灣懸鉤子翻譯。在中國，語言一直都是政治正確的試金石。毛澤東時代，把邪惡的「資產階級」與道德的「無產階級」搞混的話，下場就是坐牢。錯寫了毛主席名字，就是階級敵人。現在，就在北京準備2008奧運的最後一年，把英文弄錯了，也成為一大禁忌。有些小錯是無害的。例如，旅館房間上要求隱私的告示：「Don’t Bother」（別麻煩了） ，或者餐廳菜單上的「Chop the Strange Fish」（剁沒人要的魚）。有些可能會造成小麻煩，如渡假旅館的手冊上寫著：「Please take advantage of the chambermaids」 （請吃女傭豆腐）。對於「Chinglish」（中式英文） 的懲罰通常是羞辱，而不是囚禁。然而市民還是被要求以毛時代方式，密告那些用破英文讓中國丟臉的人。一個叫做「北京說外國語計畫」的團體，散發一些事先擬好的英文字句給一句話外語都不會講的工人。奧運已經變成威權國家魔術盒外的一個工具。是的，阻止「Chinglish」，跟最近的消除吐痰、亂丟垃圾、推擠上公車或火車一樣，顯示的是威權主義比較好的那一面。乾淨的街道當然是人人喜愛的，而北京現在也許比紐約還乾淨。這個城市的「精神文明辦公室」開始推動一個月一次的「排隊推動日」，當然對那些曾經在要上公車時被推擠踐踏的人是一大福音。這也提醒了我，中國有可能得到一個比現在更糟糕的政府。 然而在對中式英文的攻擊後面，是一種奧威爾（譯者注﹕《一九八四》作者）式的重塑真相的衝動。為了奧運而被北京趕出來的，不只是破英文，還是殘障人士，修練法輪功的人，最近才來到北京的黑皮膚農民，艾滋病運動人士，與其他污染社會主義和諧畫面的「麻煩製造者」。今年夏天，天安門事件的第十八週年，政府把軟禁修練成順利消除異議份子的完美措施。胡佳與曾金燕，這一對常常為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而發聲的年輕夫妻，已經身歷百次的軟禁，就在他們飛去歐洲展示他們所拍的紀錄片《自由城市的囚犯》（一部描寫北京政治現實和虛構之間反差的片子）之前幾分鐘，他們又再度被軟禁起來。2008年8月將會充滿各種虛構。在各個層面，黨國將會從有吵雜抗議聲的帽子中，魔術出「和諧的兔子」——「你指的異議人士的意思是什麼？」科學家被告知，要製造一定比例的「藍色日」，天空要維持無雲狀態，貫徹中國共產黨改造自然、克服人類局限、達成自己所設的天命的傳統。毛澤東曾經誓言要在乾燥的北方種植跟富饒南方一樣的稻米，以證明社會主義力量的偉大。他大叫：我們要「敢教日月換新天」。沒有一項預言真的實現。相同的，在2001年，北京申奧委員會在世界各國面前說：「讓北京主辦，你們會幫助人權的發展。」然而完全相反的危險卻出現了：奧運的準備工作使政府更鎮壓人權。每一天，政府的檢查單位會給新聞機構一連串禁忌題目的名單，還有如何報導可接受話題的指導方針。如果忽略這個指示：編緝被解雇，報紙雜誌被關門。今年春天，政府的監督單位甚至指示「快樂男聲」（American Idol的中國版）的電視製作人要消除「古怪、粗俗、沒有品味」的候選人。難怪曾經在1989天安門事件後被囚禁的記者戴晴說，中國媒體上唯一相信的只有天氣預報。真理和權力都被攬入中共黨國的總部（社會主義金光閃閃，人民心向黨），不只是被黨國強化，還被黨國炮製。掃除Chinglish，嚴禁「不健康的思想」；讓畫面好看－－不然，就等著瞧。一些美國人忽略了北京的操弄手段，因為我們的文化與政治彼此無涉。1960年代的風雲把美國文化拉到左翼，然而尼克松卻在1968年入主白宮。今日，許多由共和黨所主控政治的州的大學教授們都在傾向左翼。美國人顯示的是一種超有活力的不一致性，遠遠超過中國人的想像，不管是其共產黨員，或異議份子。唉，明年八月造訪北京的美國人，幾乎沒有人會瞭解到他們所住的五星級飯店的水龍頭流出來的可飲用水，對於北京城99%的居民是不可得到的夢想。事實上，北京的水是不可以直接飲用的；給運動員和觀光客的水是從河北省特別拉管線送來的。明年的奧運對中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對美國，或者2000年的雪梨奧運對澳洲。整個政權的存廢或許端賴於此。馬克思主義大部份都已經蒸發，列寧主義在邊緣破裂，中國共產黨的命運維繫於每年10%的經濟成長率，以及國家榮耀的美夢。數年來，共產黨希望，它能夠有辦法展示西藏農民對獲得金牌的中國乒乓球選手歡呼的照片，新疆穆斯林對中國女子跳高選手比日本選手高出半英吋、高興得昏倒的錄影帶，還有北京計程車司機可以對紐約來的觀光客講完美英文的紀錄片。明年的奧運很有可能會進行得很順利很成功，而這一點不應該讓西方人感到失望。以任何形式把奧運政治化都是短視的。為了達佛而抵制2008的奧運會，不會讓中國的對非洲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加人道。為了中國的奧威爾式謊言而阻斷比賽，也不會讓它釋放政治犯。中國政府，不管好壞，明確地知道它自己在幹嘛，不管是在非洲還是在自己國內。一個順利成功的奧林匹克比賽，也不會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未來如何的指標，就好像1936年讓人嘆為觀止的柏林奧運不是納粹主義長壽的指標一樣。正確的英語，就好像金牌一樣，是應該努力的目標。然而這兩者都不會保證為了政治目的而追求這兩者的政府就會得到光榮（問問蘇聯就知道了）。運動只是運動。民主國家應該堅持這一點，並且把政治操弄留給獨裁國家。——譚若思為哈佛費正清中心資深研究員，著有《中國新帝國﹕對美國意味是什麼》In Beijing, Orwell Goes to the Olympics By ROSS TERRILLBeijing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07IN China, language has long been a test of political orthodoxy. In Mao Zedong’s era, to confuse evil “bourgeois” with virtuous “proletarian” was to face a prison cell. Write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a leader’s name at a wrong angle and you were a class enemy. Now, as Beijing begins the final year of its preparations for the 2008 Olympic Games, a mistake with an English word is taboo.Some lapses are harmless. “Don’t Bother” as a privacy request on a hotel door, for example, or “Chop the Strange Fish” on a restaurant menu. Others could lead to minor trouble. “Please take advantage of the chambermaids,” says a resort brochure.The penalty for “Chinglish” is usually humiliation, not incarceration. Still, citizens are asked to snitch, Mao-era style, on people who shame China with their shaky English. An outfit called the Beijing Speaks Foreign Languages Program issues prefabricated foreign phrases to workers who cannot converse in any foreign tongue. The Olympics have become one more tool in the authoritarian state’s box of tricks.Yes, curbing Chinglish — along with current efforts to eliminate spitting, littering and pushing to enter a bus or train — shows the better side of authoritarianism. Clean streets are agreeable, and Beijing’s may now be better than New York’s. The city’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fice has begun a monthly “Learn to Queue Day,” surely welcome to all who have been victims of the scramble to board a Chinese bus. It reminds one that China could have a government far worse than it has now.Yet behind the attack on Chinglish lies an Orwellian impulse to remake the truth. Banished from Beijing for the Olympics will be not only fractured English, but disabled peopl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dark-skinned villagers newly arrived in the city, AIDS activists and other “troublemakers” who smudge the canvas of socialist harmony. This summer, around the time of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oned house arrest as a device to smoothly eliminate dissidents. Hu Jia and Zeng Jinyan, a young couple who often speak up for rights granted in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who were already veterans of hundreds of days of house arrest, were again locked up just minutes before they were to fly to Europe to show their documentary film “Prisoner of Freedom City,” which depicts the gap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Beijing.Fictions will abound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2008. On all fronts the party-state will pull the rabbit of harmony from the hat of cacophony — “What do you mean by dissidents?” Scientists have been told to produce a quota of “blue days” with a clear sky, perpetuating a Chinese Communist tradition of defying natural as well as human barriers to its self-appointed destiny. Mao vowed to plant rice in the dry north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lush south, to prove the power of socialism. “We shall make the sun and moon change places,” he cried. None of this occurred.Likewise, in 2001, arguing before the world to get the Olympic Games, the vice president of Beijing’s bid committee said, “By allowing Beijing to host the Games, you will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Yet the opposite danger looms: Games preparation has spurred repression. Every day, government censors send news organizations a list of forbidden topics and guidelines for covering acceptable ones. The price for ignoring the list: dismissal of an editor or closure of the publication. Last spring, government supervisors even instructed the TV producers of “Happy Boys Voice,” a Chinese version of “American Idol,” to eliminate “weirdness, vulgarity and low taste.” No wonder Dai Qing, a journalist who was imprisoned after Tiananmen in 1989, says the only thing she believes in China’s press is the weather report.Truth and power are both headquartered in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 “Truth” (socialism sparkles, people adore the party) is not only enforced by the party-state but created by it. Stamp out Chinglish; ban “unhealthy thinking”; just keep the picture pretty — or else. Some Americans overlook Beijing’s manipulations because our culture and politics go their separate ways. The upheavals of the 1960s pulled American culture to the left, yet Richard Nixon took the White House in 1968. Today, university faculties are on the left in many states where Republicans dominate politics. Americans display an invigorating inconsistency that is beyo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hinese, both Communists and dissidents. Alas, few Americans visiting Beijing next August will realize that the drinking water from the faucets of their five-star hotels is unavailable to 99 percent of the city’s residents. In fact, this city’s water is not safe to drink; the water for the athletes and tourists will be piped in from neighboring Hebei Province. Next year’s Olympics are far more important for China than the Los Angeles Games of 1984 wer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r Sydney’s 2000 Games were for Australia. A regime may be at stake. With Marxism largely evaporated and Leninism fraying at the edg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ate hinges on 10 percent annual economic growth and visions of national glory. For years, the party hopes, it will be able to flaunt photographs of Tibetan farmers cheering at a Chinese gold medal in table tennis, videos of Muslims in Xinjiang Province fainting with joy as the women’s high jump goes to China by half an inch over Japan, and documentaries in which Beijing taxi drivers speak in perfect English to tourists from New York.The Games will likely be well run and successful, and that should not disappoint Westerners. Politicizing the Olympics in any fashion is shortsighted. Boycotting Beijing’s 2008 show over Darfur would not usher in a human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ward Africa. Disrupting it because of China’s Orwellian fictions would not free the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Chinese state,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knows exactly what it’s doing, in Africa and at home. Still, a brilliant Olympic Games will be no more of a clue to the fu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rule than the spectacular 1936 Berlin Games were a sign of Nazism’s longevity. Correct language, like a gold medal, is desirable in itself. But neither guarantees glory for a state that pursues them for political ends (ask the Soviet Union). Sport should just be sport. The democracies should insist on that and leave political manipulation to the dictatorships.Ross Terrill, an associate in research at Harvard’s Fairbank Center, is the author of “The New Chinese Empi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2007-08-23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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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以上這兩篇文章，我們應該能夠對於中國，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我覺得，加強、穩固我們對於台灣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更認同台灣，必得更認清中國。現在的中國，絕對不是台灣一些媒體所美化的中國，也不是一些知識人、文化人聲稱的「文化上的中國」現在的中國，保留了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當中，劣質的部分，加上中國共產黨近六十年的統治，已經成為一個沒有文化、沒有思想、沒有自由、沒有平等、沒有尊嚴、沒有尊重、沒有信任、沒有人性的國度了呀！因此，如果台灣人民要讓民主體制更成熟、更健全，並且拓展我們的國際社會生存空間、提升我們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讓更多國家尊重、認同我們，那便必須要確保台灣，不要被中國共產黨併吞，才可能時限我們的目標啊！因此我覺得，大家應團結合作，共同守護我們所生長的，美麗、自由的國度，一起為守護台灣、打響「台灣」這塊招牌、將台灣轉型程一正常國家而近一奮力，如此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啊！只要台灣一直存在，便是對岸中國最好的樣版，讓她們的人民可以有更深刻、更徹底的反省，最終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至於中國的整體國民素質，有待慢慢提升，然若專制體制還在，人們就不容易接受到外部的訊息，就算接觸了，也是經過剪接、扭曲、造假後的消息，如此一來，要提升國民素質，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唯有一個自由的環境，讓訊息自由流通，讓中國人看到真實的世界，人民素質才有可能向上提升！
2008年2月14日 星期四
觀點-7
我經常和我大一的室友說：「獨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雖然我們所生長的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但在可以自由思想的環境禮，許多知識份子們卻不具備獨立思考的精神，這是有些令人遺憾的地方！舉個例子來說，我聽一位學校朋友說，他收到一些教授寫的電子信件，信中一直在發揚大部分媒體所提供的觀念：中正紀念堂正名=政治操作。難道，他們沒有趣瞭解一下，到底那個成熟民主國家，建廟來紀念獨裁者？是德國存在「希特勒紀念館」還是義大利有著「墨索里尼紀念堂」？而蔣介石不但反共，更反對與他不同意見的自由主義者，難道不是法西斯主義的代表之一嗎？另外，之事人、文化人還會借用自由的環境，散播一些錯誤的概念。例如有個名叫龍應台的女士，在前年2006年，有些人發起倒扁活動的時候，寫文章告訴大家道德對於一個領導人的重要，似乎道德是無上的價值，還說我們的領導人在這個方面，是近乎災難性的不及格。然而，當馬英九先生的特別費遭質疑時，龍女士卻又撰文要馬先生不要那麼看重自己的清廉，不要為了顧全糕道德標準而放棄參選總統，似乎又回到民主憲政的正確概念，即選舉並非選賢予能，道德聖人只有在專制國家才存在，龍女士何以那麼不加掩飾的成限期雙重標準？獨立思考，自由言論，除了是可以隨意說出自己的意見外，對一個知識份子而言，也代表了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因為這些人的言論，對於社會是有指標性意義的！在台灣，我們能有機會看到各種多元的思想、論述，那麼專制的中國呢？在那樣的國家，知識份子能扮演什麼角色呢？現在讓我們來讀讀一篇，由一位目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民運人是所寫的，關於六四和知識份子的文章吧！這篇文章非常精彩、深刻，絕對值得推薦！同時，也讓我再次推薦曹長青先生的網站吧！
李劼﹕獨立知識份子群體的缺席
李（吉力）jie
1989年“六四”學潮的一個最大致命傷，在於獨立知識份子群體的缺席。不能想像九十年代初蘇東巨變中的那場捷克天鵝絨革命，沒有以哈威爾為首的獨立知識份子主導，可以獲得成功。雖然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深入人心，尤其深入莘莘學子之心，但並沒能因此在中國形成一個不依附於權力體制而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八十年代，西方自由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是拜體制內的改革需求所賜。無論是西方思想的譯介還是出版，還是一次次思想文化的研討，幾乎都是出自官方機構的組織。甚至連知識精英的聲望，也來自最高權力者亂點鴛鴦譜式的成全：通過官方的中央文件，使三個被點名的知識份子成為社會良心和公共良知的象徵。那部幾乎家喻戶曉的電視片《河殤》，與其說是“六四”學潮的一個引子，不如說是體制內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準備擁立新主趙紫陽的宣言。倘若說，“六四”是一幕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歷史悲劇，那麼這場悲劇後面的喜劇性卻恰好在於，其實根本不存在所謂的黑手。一方面是權力高層的爭鬥導致其中的一方乘機向學潮出示了認同的立場，一方面是學潮發展到絕食的緊要關頭，知識精英們依然隔岸觀火。於是有了老教授到廣場上抱住學生痛哭流涕的可笑場面，有了各色人等在學生和權力高層之間努力斡旋的滑稽內幕。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中國知識份子群體，假如還真有這個群體的話，不僅絲毫沒有站出去擔當的勇氣，就連知識份子理應具有的獨立意識，都不曾有過覺醒。更談不上在這個歷史關頭，中國知識份子有過什麼獨立的思考。八十年代，有不少人在扮演精神導師，知識精英，京城裡甚至一度號稱已經出了四大導師、四大領袖，然而這些個導師、領袖們，沒有一個願意挺身而出，站到學生前面，而不是躲在學潮背後。即便是躲在背後，除了企圖助趙倒鄧而很不負責任地提出過打倒現代慈禧之類口號，他們也並沒做出什麼事情。因為他們的眼睛，一直在盯著高層的權力鬥爭；他們的心思，始終聚焦於高層爭鬥的行情。倘若要說他們十分可憐，他們的自我感覺卻好得很，一個比一個自以為是。倘若要說他們極其聰明，他們的政治智商又實在令人懷疑。凡是學生不懂的事情，他們也全都茫然無知。學生不知道在談判桌上，要緊的並不是扮演英雄，而是取得富有成效的談判成果。他們也不懂得如何抓住政府願意跟學生公開談判的時機，把已經席捲全國、引起全世界矚目的學潮，引向和平的結局，開創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政治格局。相反，他們懷著一種由官場權爭所慣有的古怪心理，等著形勢走向不可調和不可收拾，走向開槍，走向流血。比起捷克的哈威爾們，這類中國知識份子缺少的是獨立和因為獨立而產生的智慧。比起中國歷史上的漢末黨錮英豪，這類知識份子顯然已經在權力面前做慣了附庸，做定了奴才，喪失了應有的脊樑骨。那些個所謂的黑手，真是冤枉透頂。他們假如稍許插手一點學潮，即可令人肅然起敬。可是事實上，他們是真的什麼都沒有做。在學潮面前，他們純潔得就像處女一樣。他們時刻準備著的，並不是把自己交付自由，而是如何把自己獻給權力。他們的眼睛死死地盯著趙紫陽和鄧小平的較量。他們當時非常明白的是，趙紫陽很可能不是鄧小平的對手。假如當時的局勢是鄧小平堅決站在學生一邊，趙紫陽站在學生對立面的話，他們也許早就全身挺入了。他們本來是竭力要跟學潮劃清界線的，是在努力向黨表示自己的純潔和忠貞的。只是人家不領情。當局把他們打成黑手的邏輯是，這麼好的機會，你們怎麼會不沾邊？如此的陰差陽錯，就像鄧小平當時認定自己輸定了，認定自己又要落到當年文革中被打倒的地步了，結果卻意想不到地勝出了。鄧小平沒想到趙紫陽根本沒有他那樣的魄力，沒想到趙紫陽竟然比他鄧小平怕民眾還要怕他鄧小平。借用所謂圈內人的行話來說，趙紫陽見了鄧小平，好像天生有一怕。而歷史的遊戲規則卻向來都是：狹路相逢勇者勝。於是，鄧小平勝了。鄧小平也沒想到他所害怕的知識份子根本沒有自由化，骨子裏不過是一幫權力的附庸，專制政治的奴才。比起歷史上的陳蕃李膺，他們是卑怯的。比起蘇聯和東歐的知識份子，他們更是平庸的。鄧小平因此喜出望外地成了大贏家。鄧小平一面擦去心中的冷汗，一面向屠殺學生平民的暴徒們表示感謝。雖然贏得很不光彩，贏成了一個被馬克思當年在《法蘭西內戰》中痛斥過的梯也爾，贏成了一個陽性的慈禧太后。事過境遷，權力的附庸者們非但沒有絲毫的懺悔，非但沒有因此走向獨立，而且還一個個競相標榜自己在1989年是如何的重要，一個個比賽自己當年與權力中心的距離有多麼貼近。假如把這些人稱作知識份子，那麼得小心他們身上依附權力而散發出來的腥臭。假如按照當年他們的自我標榜，將他們稱之為新權威主義者，那麼他們那點狐假虎威式的權威，早就隨著主子的失勢而煙消雲散了。從他們“六四”以後的言行，可以判斷出，他們非但不是什麼民主鬥士，而且是專制政治的寄生蟲。他們習慣了專制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他們即便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都不懂得什麼叫做民主。他們既不學習自立和獨立，也不認同自由以及因為自由而獲得的思想。在文化心理上，他們與斷然開槍的鄧小平，一樣的專制成性，一樣的無可救藥。在一個要麼做奴才、要麼做流氓的極其封閉的專制傳統裏，知識份子通常選擇做奴才。趙紫陽的成不了中國的葉利欽，是因為這樣的奴性，用他們的術語可能叫做黨性。就像當年的光緒皇帝，無法反抗慈禧太后。趙紫陽寧可向學生說再見，也不敢向鄧小平說不。這樣的奴性具體到中國知識份子身上，則是寧可慌慌張張地一頭鑽進美國大使館，也不願坦然直面魯迅所說的那種“慘澹的人生”和“淋漓的鮮血”。1989年，是多麼需要領袖的時刻，即便政治人物不肯扮演，知識精英也可以補缺。哪里知道，趙紫陽會當眾甩手而去。而那些導師和領袖們，則是千呼萬喚不出來，哪怕猶抱瑟琶半遮面也不肯。他們寧可被人當作黑手冤枉，也不願意真的做一把黑手，更不願意大大方方地站到廣場上，與千百萬學生同甘共苦，同進共退。1989年的中國，有兩個中國人是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一個是趙紫陽，一個是方勵之。然而，那年的和平獎最後頒發給了達賴喇嘛。1989年，全世界最大的事件、最廣為人知的事件，就是中國發生的“六四”學潮。然而，偌大的一場學潮，竟然沒有一個精神上的領袖，甚至沒有一個領袖為此像當年的譚嗣同等六君子那樣拋了頭顱，灑了獻血。比起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學生和無辜平民，中國的政治領袖、知識精英乃至學生領袖，上上下下，通通心照不宣地把存活的僥倖留給了自己，把犧牲的機會讓給了他人。倘若說是卑怯的奴性，使他們沒有一個肯挺身而出，那麼因為奴性造成的驚人世故，使子彈全部被擋到了那塊叫做世故的盾牌面前，轉而飛向可憐的平頭百姓。更令人驚訝的是，事過之後，從領袖到精英，沒有一個對此有所懺悔。仿佛平民的生命理當那樣獻出，學生的鮮血理當那麼流淌。趙紫陽的晚年談話，說的都是自己如何有想法，如何壯志未酬。至於脫身的精英，面對“六四”亡靈，連一聲對不起都不曾說過。更令人吃驚的是，最著名的精英在屠殺面前戰戰兢兢，驚慌失措，害怕受連累害怕坐牢，有道是，共產黨的牢不好坐，從而在專制高壓底下能妥協儘量妥協。然而一個轉身，卻朝不顧一切地救他脫險的美國政府擺出一付民族英雄的大義凜然，又是抱怨，又是指責。仿佛不是專制者的屠刀太殘酷，而是美國人的救援讓他感覺不稱心。於是，一場血案過後，屠夫贏得了差點喪失的專制權力，精英和領袖獲得了空前的聲譽。這是一場既可笑又可憎的雙贏，以學生和平民的生命為代價，拿無數中國人喪失本來就小得可憐的生存空間作抵押。在1989年的中國歷史上，作為獨立的中國知識份子群體，是缺席的。那些政治學者、歷史學者們，那些曾經到處演講，四處亮相的精英和明星們，始終在雲霧裏飛翔，神龍見首不見尾。其深刻和神秘，幾近若有若無境界。一直等到“六四”血案過了，甚至等到趙紫陽也撒手人寰了，他們才高調出場，高舉著趙紫陽，前進，前進，前進，進！“六四”之際沒有作出擔當的歷史人物，被誇張成了“六四”的象徵。中國的知識份子，非但沒能在這樣的誇張中尋找獨立，而且在這樣的誇張中準備著再度重複成為權力附庸的歷史。談及“六四”當然避不開談論趙紫陽，但必須指出的是：趙紫陽雖然是一個正直而忠貞的共產黨人，並且在軟禁中至死堅持自己的人道立場，但他並不意味著“六四”所蘊含的自由精神。在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歷史上，自老莊以降，自由思想意義上的獨立知識份子，不斷被邊緣化，直至消聲匿跡。嵇康可能是最後的絕響，陶淵明如同一個微弱的歷史回聲。曾國藩的改革，只能仰仗朝廷的恩准。及至鄧小平，改革開放竟然與挽救一個垂死的朝廷緊密相連。由於權力的重重擠壓，獨立知識份子的存在空間被壓縮到難以生存的地步。不要說嵇康那樣的高傲不屈，即便是陳蕃李膺那樣的坦然擔當，也成為一種被遺忘了的文化品質。知識份子一說起高層權爭，如同談論房中術或者色情故事一般興奮。跟哪個權力者有什麼關係，宛如跟哪個絕色美女睡過一覺似的，將知識份子的虛榮心刺激得膨脹不已。趙紫陽由此成了李香君、柳如是那樣的傳奇。一些中國知識精英，則成了大大小小的康有為或者有為康，不斷向人出示光緒皇帝的衣帶詔，沉緬在對先帝的無限懷念裡。事實上，光緒皇帝的血詔也罷，趙紫陽的晚年談話也罷，都只能讓人一掬同情之淚而已。不必誇張成精神的標高，更不具備歷史的未來指向。未來在於知識份子的真正獨立，未來在於思維方式的徹底改變，未來在於不再把追求僅僅停留在謀生和生存的層面，而應該具有心靈的維度和精神的標高。當中國知識份子能夠像東歐的哈威爾們那樣，獨立思考，自由思想，那麼中國的未來就已經出現了。當中國人能夠像9.11以後的美國民眾那樣，在屠殺面前顯示自信和自尊，慈悲和關愛；能夠像維州校園槍擊案發生後的美國大學裡的師生那樣，將兇手和死難者同樣視作受害者，建造包括兇手在內的三十三個墓碑，升空三十三個氣球，那麼中國的未來，也就已經到來了。假如中國民眾能夠組織一個像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倒臺後、由圖圖大主教主持的調查委員會，讓各種犯過罪、作過孽、有過錯的人們，坦承自己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所做所為，從四九年以後的大屠殺，到五十年代的反右，再後來的大饑荒，再後來的十年浩劫，以及“六四”血案，等等罪案。然後該審判的審判，該寬釋的寬釋。或者乾脆就像圖圖大主教那樣，淚流滿面地聽完之後，揮揮手，開釋他們，讓他們當庭走出。假如中國知識份子和中國民眾能夠把歷史的冤孽上升到靈魂的清洗，那麼中國的未來已經曙光初露了。不是GDP的能否繼續增長，而是能否產生獨立知識份子群體，將成為衡量中國能否走進未來文明社會的基本指標。中國人失去了太多的歷史機會。那樣的機會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維新就贏得了。那樣的機會又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前蘇聯和東歐諸國抓住了。但願在又一個類似於“六四”那樣的歷史關頭到來時，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把目光緊盯著高層的權爭，不再把希望寄託在權爭雙方最終是由誰勝出上，而是把目光投向具有歷史創造熱情的學生和民眾，投向由自由引導的未來。當人們問出趙紫陽何以沒能像葉利欽那樣登高一呼那樣的問題時，中國知識份子也不再以趙紫陽沒有實力加以搪塞，而是直截了當地回答：那是因為趙紫陽沒有看到民眾的力量，沒有看到自由思想之於歷史創造的巨大潛能。葉利欽看到了，所以葉利欽改變了俄國的歷史。東歐的知識份子看到了，所以他們改變了東歐的歷史。中國的知識份子因為把眼光全都集中在高層的權爭上，所以他們錯過了創造歷史的機遇。不知將來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否還會重蹈這樣的覆轍。不知將來的中國知識份子，能否借助商業文明的力量，從專制權力的封閉空間裡，完全徹底地獨立出來。不知將來的知識份子，能否具有圖圖大主教那樣的心胸，能否具有美國民眾面對9.11和校園槍擊案那樣的寬容。不知將來的中國知識份子，能否獲得真正的獨立。因為唯有獨立的思考，才會有自由的思想。唯有獨立思考和自由思想，才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動力。至於奴才，不管什麼意義上的奴才，不管什麼層面上的奴才，都不可能擔當起歷史的創造。這也許就是“六四”死難者的生命和鮮血，換得的歷史教訓。謹以此文，紀念“六四”十八周年。2007年6月1日寫於紐約——原載《開放》雜誌七月號2007-07-11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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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獨立知識份子群體的缺席
李（吉力）jie
1989年“六四”學潮的一個最大致命傷，在於獨立知識份子群體的缺席。不能想像九十年代初蘇東巨變中的那場捷克天鵝絨革命，沒有以哈威爾為首的獨立知識份子主導，可以獲得成功。雖然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深入人心，尤其深入莘莘學子之心，但並沒能因此在中國形成一個不依附於權力體制而獨立的知識份子群體。八十年代，西方自由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是拜體制內的改革需求所賜。無論是西方思想的譯介還是出版，還是一次次思想文化的研討，幾乎都是出自官方機構的組織。甚至連知識精英的聲望，也來自最高權力者亂點鴛鴦譜式的成全：通過官方的中央文件，使三個被點名的知識份子成為社會良心和公共良知的象徵。那部幾乎家喻戶曉的電視片《河殤》，與其說是“六四”學潮的一個引子，不如說是體制內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準備擁立新主趙紫陽的宣言。倘若說，“六四”是一幕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歷史悲劇，那麼這場悲劇後面的喜劇性卻恰好在於，其實根本不存在所謂的黑手。一方面是權力高層的爭鬥導致其中的一方乘機向學潮出示了認同的立場，一方面是學潮發展到絕食的緊要關頭，知識精英們依然隔岸觀火。於是有了老教授到廣場上抱住學生痛哭流涕的可笑場面，有了各色人等在學生和權力高層之間努力斡旋的滑稽內幕。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中國知識份子群體，假如還真有這個群體的話，不僅絲毫沒有站出去擔當的勇氣，就連知識份子理應具有的獨立意識，都不曾有過覺醒。更談不上在這個歷史關頭，中國知識份子有過什麼獨立的思考。八十年代，有不少人在扮演精神導師，知識精英，京城裡甚至一度號稱已經出了四大導師、四大領袖，然而這些個導師、領袖們，沒有一個願意挺身而出，站到學生前面，而不是躲在學潮背後。即便是躲在背後，除了企圖助趙倒鄧而很不負責任地提出過打倒現代慈禧之類口號，他們也並沒做出什麼事情。因為他們的眼睛，一直在盯著高層的權力鬥爭；他們的心思，始終聚焦於高層爭鬥的行情。倘若要說他們十分可憐，他們的自我感覺卻好得很，一個比一個自以為是。倘若要說他們極其聰明，他們的政治智商又實在令人懷疑。凡是學生不懂的事情，他們也全都茫然無知。學生不知道在談判桌上，要緊的並不是扮演英雄，而是取得富有成效的談判成果。他們也不懂得如何抓住政府願意跟學生公開談判的時機，把已經席捲全國、引起全世界矚目的學潮，引向和平的結局，開創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政治格局。相反，他們懷著一種由官場權爭所慣有的古怪心理，等著形勢走向不可調和不可收拾，走向開槍，走向流血。比起捷克的哈威爾們，這類中國知識份子缺少的是獨立和因為獨立而產生的智慧。比起中國歷史上的漢末黨錮英豪，這類知識份子顯然已經在權力面前做慣了附庸，做定了奴才，喪失了應有的脊樑骨。那些個所謂的黑手，真是冤枉透頂。他們假如稍許插手一點學潮，即可令人肅然起敬。可是事實上，他們是真的什麼都沒有做。在學潮面前，他們純潔得就像處女一樣。他們時刻準備著的，並不是把自己交付自由，而是如何把自己獻給權力。他們的眼睛死死地盯著趙紫陽和鄧小平的較量。他們當時非常明白的是，趙紫陽很可能不是鄧小平的對手。假如當時的局勢是鄧小平堅決站在學生一邊，趙紫陽站在學生對立面的話，他們也許早就全身挺入了。他們本來是竭力要跟學潮劃清界線的，是在努力向黨表示自己的純潔和忠貞的。只是人家不領情。當局把他們打成黑手的邏輯是，這麼好的機會，你們怎麼會不沾邊？如此的陰差陽錯，就像鄧小平當時認定自己輸定了，認定自己又要落到當年文革中被打倒的地步了，結果卻意想不到地勝出了。鄧小平沒想到趙紫陽根本沒有他那樣的魄力，沒想到趙紫陽竟然比他鄧小平怕民眾還要怕他鄧小平。借用所謂圈內人的行話來說，趙紫陽見了鄧小平，好像天生有一怕。而歷史的遊戲規則卻向來都是：狹路相逢勇者勝。於是，鄧小平勝了。鄧小平也沒想到他所害怕的知識份子根本沒有自由化，骨子裏不過是一幫權力的附庸，專制政治的奴才。比起歷史上的陳蕃李膺，他們是卑怯的。比起蘇聯和東歐的知識份子，他們更是平庸的。鄧小平因此喜出望外地成了大贏家。鄧小平一面擦去心中的冷汗，一面向屠殺學生平民的暴徒們表示感謝。雖然贏得很不光彩，贏成了一個被馬克思當年在《法蘭西內戰》中痛斥過的梯也爾，贏成了一個陽性的慈禧太后。事過境遷，權力的附庸者們非但沒有絲毫的懺悔，非但沒有因此走向獨立，而且還一個個競相標榜自己在1989年是如何的重要，一個個比賽自己當年與權力中心的距離有多麼貼近。假如把這些人稱作知識份子，那麼得小心他們身上依附權力而散發出來的腥臭。假如按照當年他們的自我標榜，將他們稱之為新權威主義者，那麼他們那點狐假虎威式的權威，早就隨著主子的失勢而煙消雲散了。從他們“六四”以後的言行，可以判斷出，他們非但不是什麼民主鬥士，而且是專制政治的寄生蟲。他們習慣了專制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他們即便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都不懂得什麼叫做民主。他們既不學習自立和獨立，也不認同自由以及因為自由而獲得的思想。在文化心理上，他們與斷然開槍的鄧小平，一樣的專制成性，一樣的無可救藥。在一個要麼做奴才、要麼做流氓的極其封閉的專制傳統裏，知識份子通常選擇做奴才。趙紫陽的成不了中國的葉利欽，是因為這樣的奴性，用他們的術語可能叫做黨性。就像當年的光緒皇帝，無法反抗慈禧太后。趙紫陽寧可向學生說再見，也不敢向鄧小平說不。這樣的奴性具體到中國知識份子身上，則是寧可慌慌張張地一頭鑽進美國大使館，也不願坦然直面魯迅所說的那種“慘澹的人生”和“淋漓的鮮血”。1989年，是多麼需要領袖的時刻，即便政治人物不肯扮演，知識精英也可以補缺。哪里知道，趙紫陽會當眾甩手而去。而那些導師和領袖們，則是千呼萬喚不出來，哪怕猶抱瑟琶半遮面也不肯。他們寧可被人當作黑手冤枉，也不願意真的做一把黑手，更不願意大大方方地站到廣場上，與千百萬學生同甘共苦，同進共退。1989年的中國，有兩個中國人是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一個是趙紫陽，一個是方勵之。然而，那年的和平獎最後頒發給了達賴喇嘛。1989年，全世界最大的事件、最廣為人知的事件，就是中國發生的“六四”學潮。然而，偌大的一場學潮，竟然沒有一個精神上的領袖，甚至沒有一個領袖為此像當年的譚嗣同等六君子那樣拋了頭顱，灑了獻血。比起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學生和無辜平民，中國的政治領袖、知識精英乃至學生領袖，上上下下，通通心照不宣地把存活的僥倖留給了自己，把犧牲的機會讓給了他人。倘若說是卑怯的奴性，使他們沒有一個肯挺身而出，那麼因為奴性造成的驚人世故，使子彈全部被擋到了那塊叫做世故的盾牌面前，轉而飛向可憐的平頭百姓。更令人驚訝的是，事過之後，從領袖到精英，沒有一個對此有所懺悔。仿佛平民的生命理當那樣獻出，學生的鮮血理當那麼流淌。趙紫陽的晚年談話，說的都是自己如何有想法，如何壯志未酬。至於脫身的精英，面對“六四”亡靈，連一聲對不起都不曾說過。更令人吃驚的是，最著名的精英在屠殺面前戰戰兢兢，驚慌失措，害怕受連累害怕坐牢，有道是，共產黨的牢不好坐，從而在專制高壓底下能妥協儘量妥協。然而一個轉身，卻朝不顧一切地救他脫險的美國政府擺出一付民族英雄的大義凜然，又是抱怨，又是指責。仿佛不是專制者的屠刀太殘酷，而是美國人的救援讓他感覺不稱心。於是，一場血案過後，屠夫贏得了差點喪失的專制權力，精英和領袖獲得了空前的聲譽。這是一場既可笑又可憎的雙贏，以學生和平民的生命為代價，拿無數中國人喪失本來就小得可憐的生存空間作抵押。在1989年的中國歷史上，作為獨立的中國知識份子群體，是缺席的。那些政治學者、歷史學者們，那些曾經到處演講，四處亮相的精英和明星們，始終在雲霧裏飛翔，神龍見首不見尾。其深刻和神秘，幾近若有若無境界。一直等到“六四”血案過了，甚至等到趙紫陽也撒手人寰了，他們才高調出場，高舉著趙紫陽，前進，前進，前進，進！“六四”之際沒有作出擔當的歷史人物，被誇張成了“六四”的象徵。中國的知識份子，非但沒能在這樣的誇張中尋找獨立，而且在這樣的誇張中準備著再度重複成為權力附庸的歷史。談及“六四”當然避不開談論趙紫陽，但必須指出的是：趙紫陽雖然是一個正直而忠貞的共產黨人，並且在軟禁中至死堅持自己的人道立場，但他並不意味著“六四”所蘊含的自由精神。在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歷史上，自老莊以降，自由思想意義上的獨立知識份子，不斷被邊緣化，直至消聲匿跡。嵇康可能是最後的絕響，陶淵明如同一個微弱的歷史回聲。曾國藩的改革，只能仰仗朝廷的恩准。及至鄧小平，改革開放竟然與挽救一個垂死的朝廷緊密相連。由於權力的重重擠壓，獨立知識份子的存在空間被壓縮到難以生存的地步。不要說嵇康那樣的高傲不屈，即便是陳蕃李膺那樣的坦然擔當，也成為一種被遺忘了的文化品質。知識份子一說起高層權爭，如同談論房中術或者色情故事一般興奮。跟哪個權力者有什麼關係，宛如跟哪個絕色美女睡過一覺似的，將知識份子的虛榮心刺激得膨脹不已。趙紫陽由此成了李香君、柳如是那樣的傳奇。一些中國知識精英，則成了大大小小的康有為或者有為康，不斷向人出示光緒皇帝的衣帶詔，沉緬在對先帝的無限懷念裡。事實上，光緒皇帝的血詔也罷，趙紫陽的晚年談話也罷，都只能讓人一掬同情之淚而已。不必誇張成精神的標高，更不具備歷史的未來指向。未來在於知識份子的真正獨立，未來在於思維方式的徹底改變，未來在於不再把追求僅僅停留在謀生和生存的層面，而應該具有心靈的維度和精神的標高。當中國知識份子能夠像東歐的哈威爾們那樣，獨立思考，自由思想，那麼中國的未來就已經出現了。當中國人能夠像9.11以後的美國民眾那樣，在屠殺面前顯示自信和自尊，慈悲和關愛；能夠像維州校園槍擊案發生後的美國大學裡的師生那樣，將兇手和死難者同樣視作受害者，建造包括兇手在內的三十三個墓碑，升空三十三個氣球，那麼中國的未來，也就已經到來了。假如中國民眾能夠組織一個像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倒臺後、由圖圖大主教主持的調查委員會，讓各種犯過罪、作過孽、有過錯的人們，坦承自己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所做所為，從四九年以後的大屠殺，到五十年代的反右，再後來的大饑荒，再後來的十年浩劫，以及“六四”血案，等等罪案。然後該審判的審判，該寬釋的寬釋。或者乾脆就像圖圖大主教那樣，淚流滿面地聽完之後，揮揮手，開釋他們，讓他們當庭走出。假如中國知識份子和中國民眾能夠把歷史的冤孽上升到靈魂的清洗，那麼中國的未來已經曙光初露了。不是GDP的能否繼續增長，而是能否產生獨立知識份子群體，將成為衡量中國能否走進未來文明社會的基本指標。中國人失去了太多的歷史機會。那樣的機會日本人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維新就贏得了。那樣的機會又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由前蘇聯和東歐諸國抓住了。但願在又一個類似於“六四”那樣的歷史關頭到來時，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把目光緊盯著高層的權爭，不再把希望寄託在權爭雙方最終是由誰勝出上，而是把目光投向具有歷史創造熱情的學生和民眾，投向由自由引導的未來。當人們問出趙紫陽何以沒能像葉利欽那樣登高一呼那樣的問題時，中國知識份子也不再以趙紫陽沒有實力加以搪塞，而是直截了當地回答：那是因為趙紫陽沒有看到民眾的力量，沒有看到自由思想之於歷史創造的巨大潛能。葉利欽看到了，所以葉利欽改變了俄國的歷史。東歐的知識份子看到了，所以他們改變了東歐的歷史。中國的知識份子因為把眼光全都集中在高層的權爭上，所以他們錯過了創造歷史的機遇。不知將來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否還會重蹈這樣的覆轍。不知將來的中國知識份子，能否借助商業文明的力量，從專制權力的封閉空間裡，完全徹底地獨立出來。不知將來的知識份子，能否具有圖圖大主教那樣的心胸，能否具有美國民眾面對9.11和校園槍擊案那樣的寬容。不知將來的中國知識份子，能否獲得真正的獨立。因為唯有獨立的思考，才會有自由的思想。唯有獨立思考和自由思想，才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動力。至於奴才，不管什麼意義上的奴才，不管什麼層面上的奴才，都不可能擔當起歷史的創造。這也許就是“六四”死難者的生命和鮮血，換得的歷史教訓。謹以此文，紀念“六四”十八周年。2007年6月1日寫於紐約——原載《開放》雜誌七月號2007-07-11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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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6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說過，並不是所有外省人都是擁護獨裁者的，許多外省籍的知識份子，因為理念與獨裁者不同，而遭到迫害、清算。然而確實還是有很多外省人，至今有著一份優越感，這是不可否認的。這些具有優越感的人們，一方面瞧不起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認為他們沒水準、土氣，一方面將台灣走向正常化的道路斥為「司毀族群」。現在，讓我介紹一篇文章，作者是之前介紹過的中國旅美評論員曹長青先生，透過一個徹底覺醒的中國人，從一位對台灣而言是局外人，在前年所寫的文章，來作為一種反思。另外，我也要在此鄭重推薦曹長青的網站，裡面有許多曹先生對於台灣、中國及國際議題的觀點，都非常值得一讀！我雖然不見得同意曹長青先聲的所有看法，但他為文的清晰思辨、犀利風格，卻常令人讀來覺得過癮，其有畫直說的態度、一針見血的見解，的確是值得我們去好好感受的！
誰「丟了外省人的臉」？
曹長青
綠營評論家金恆煒在民視節目上被統派人士林正杰毆打的電視畫面，在海外網站上轉載流傳，使更多人看到「在台野蠻人」的霸道。其實，這不是身為外省人的金先生第一次因他支持台灣人民選擇權的立場被打，兩年前，他就在街頭被一些國民黨老兵辱罵圍毆，說他「丟了外省人的臉」。什麼叫「丟了外省人的臉」？這「外省人的臉」到底是一張什麼的臉？這種按省籍「分臉」的思維，不僅煽動族群對立，而且相當荒唐。今天台灣存在的政治紛爭，其實都和這種所謂「外省人的臉」的思維有關。在蔣時代，台灣人不僅被政治專制，還被當作二等公民。不少台灣人因說台語而被罰款，有的還被掛上牌子在操場罰跑，直至他抓到另外一個說台語的為止。美國也曾有族群問題，其解決方式不僅是結束黑奴制度，廢止不許黑人同乘白人共車的歧視規定，還在於白人要向黑人道歉，在心理上族裔平等。今天，蔣家專制已被結束，但以外省人為主的國民黨不僅沒有為他們歧視本地人的劣行道歉，而且仍有不少人仍把自己視為「貴族」而高人一等。這是台灣至今存在族群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在外省人中也有覺醒者，不僅金恆煒為台灣人仗義執言，視自己為台灣人的一份子，最近撰文《剖視「倒扁」連續劇》聲援他的台大兼任教授陳師孟，也是令人矚目的一位。陳師孟是當年蔣介石的文稿撰寫人、被稱為「文膽」的陳布雷的孫子，按連戰的分類，是「純種的中國人」，更是蔣家心腹的後代。如果他追隨國民黨，一定高官厚祿，飛黃騰達。可陳師孟是個有頭腦、有良知的真正知識分子，他沒有追隨國民黨，反而由於認同台灣，支持台灣人民的選擇權而參加了民進黨，曾出任總統府秘書長的重要職務。雖然陳師孟沒有跟著國民黨做「權貴」，而且一直和本地人一起為自由選擇權而打拼，但他卻有道德勇氣承擔外省人的「集體負罪感」，他在文章中說﹕「老實說，身為所謂『外省子弟』，雖然自己在成長中沒有享受『權貴』的滋味，但仍不免為了自己族群過去的集體罪過有連帶的愧疚。」面對那些至今仍有貴族心態的外省人，陳師孟也毫不客氣地指出，當你們為自己的「優秀的家世背景或學養表現而趾高氣揚之時，應該回想當年在二二八時被你們的長輩『人間蒸發』的台灣菁英，你們的優越感或許得來並不怎麼光彩。」台灣的族群問題能否解決，關鍵就看外省人中能不能產生更多視「是非大於血緣，認同高於省藉」的人。外省人中如果沒有幾個金恆煒、陳師孟，才真正是把祖宗的臉都在台灣丟盡了。（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6年9月4日曹長青專欄）2006-09-04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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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丟了外省人的臉」？
曹長青
綠營評論家金恆煒在民視節目上被統派人士林正杰毆打的電視畫面，在海外網站上轉載流傳，使更多人看到「在台野蠻人」的霸道。其實，這不是身為外省人的金先生第一次因他支持台灣人民選擇權的立場被打，兩年前，他就在街頭被一些國民黨老兵辱罵圍毆，說他「丟了外省人的臉」。什麼叫「丟了外省人的臉」？這「外省人的臉」到底是一張什麼的臉？這種按省籍「分臉」的思維，不僅煽動族群對立，而且相當荒唐。今天台灣存在的政治紛爭，其實都和這種所謂「外省人的臉」的思維有關。在蔣時代，台灣人不僅被政治專制，還被當作二等公民。不少台灣人因說台語而被罰款，有的還被掛上牌子在操場罰跑，直至他抓到另外一個說台語的為止。美國也曾有族群問題，其解決方式不僅是結束黑奴制度，廢止不許黑人同乘白人共車的歧視規定，還在於白人要向黑人道歉，在心理上族裔平等。今天，蔣家專制已被結束，但以外省人為主的國民黨不僅沒有為他們歧視本地人的劣行道歉，而且仍有不少人仍把自己視為「貴族」而高人一等。這是台灣至今存在族群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在外省人中也有覺醒者，不僅金恆煒為台灣人仗義執言，視自己為台灣人的一份子，最近撰文《剖視「倒扁」連續劇》聲援他的台大兼任教授陳師孟，也是令人矚目的一位。陳師孟是當年蔣介石的文稿撰寫人、被稱為「文膽」的陳布雷的孫子，按連戰的分類，是「純種的中國人」，更是蔣家心腹的後代。如果他追隨國民黨，一定高官厚祿，飛黃騰達。可陳師孟是個有頭腦、有良知的真正知識分子，他沒有追隨國民黨，反而由於認同台灣，支持台灣人民的選擇權而參加了民進黨，曾出任總統府秘書長的重要職務。雖然陳師孟沒有跟著國民黨做「權貴」，而且一直和本地人一起為自由選擇權而打拼，但他卻有道德勇氣承擔外省人的「集體負罪感」，他在文章中說﹕「老實說，身為所謂『外省子弟』，雖然自己在成長中沒有享受『權貴』的滋味，但仍不免為了自己族群過去的集體罪過有連帶的愧疚。」面對那些至今仍有貴族心態的外省人，陳師孟也毫不客氣地指出，當你們為自己的「優秀的家世背景或學養表現而趾高氣揚之時，應該回想當年在二二八時被你們的長輩『人間蒸發』的台灣菁英，你們的優越感或許得來並不怎麼光彩。」台灣的族群問題能否解決，關鍵就看外省人中能不能產生更多視「是非大於血緣，認同高於省藉」的人。外省人中如果沒有幾個金恆煒、陳師孟，才真正是把祖宗的臉都在台灣丟盡了。（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6年9月4日曹長青專欄）2006-09-04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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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3日 星期三
觀點-5
由於中國經濟崛起，加上台灣許多媒體對中國的大力吹捧，不但許多台商前往中國，不少人也看好中國的未來。因此，人們似乎漸漸失去了對於一個敵對國家該有的防備之心，甚至不認為中國（所謂大陸）是一個敵對國家。然而，這個國家持續增加對準台灣的飛彈、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以各種文攻武嚇，使台灣人恐懼。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該怎麼看待中國，怎樣建立對這個國家的正確認知？就讓我們從關於雪哉的報到，以及資深實事評論員，同時是中國問題專家的林保華先生的一篇文章看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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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加人禍 一場雪下出中國危機--(經濟崛起在漠視民生及民主
[轉載自:CNA]
[CINDY]於2008-02-12 00:52:36上傳[634]
第1節
-----------------------------------------廣州春運災難既是天災 也有人為因素 2008/2/2 中國雪災侵襲，廣州火車站的混亂情況依舊，一日晚上估計有二、三十萬名外省民工在候車，情況極度混亂。（中央社記者張謙廣州傳真） （中央社記者張謙廣州特稿）一場五十年一遇的風雪令中國廣州火車站出現歷史性的嚴重春運災難。一些身受其害的民工認為，這場災難既是天災，也有人為成份。 這兩天在火車站候車的一些民工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不少人道出了以上心聲。 一日晚上，在車站廣場外圍候車的湖南民工唐中秋說，他在廣東打工已有二十年，從來沒有遇上這麼混亂的情況。 他說：「這固然是天災，但也有人為安排不妥，令秩序大亂。」例如，民工從四方八面湧向位於人民北路和環市西路交叉點的火車站，期間沒有任何一個指示方向，令所有民工盲目地一齊湧向車站大樓，導致車站大樓外的廣場亂作一團。 他說，其實當局除派人隔離人群外，大可以在外圍按照民工前往不同的目的地把他們分隔開，有秩序地疏散人群。 的確，當晚在現場所見，儘管當局派遣大批武警和警員從外圍起就攔住民工，讓他們分批進入廣場，但一些民工覺得這種作法還是有點粗糙，過程中問題一大堆。 譬如，數萬名已進入廣場外圍的群眾完全沒有任何有關車站大廳及準備搭乘列車的相關資訊。他們不知道何時會獲准進入大堂，又不知道自己搭乘的列車是否會按時抵達或起行。 在完全缺乏資訊的情況下，民工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往前擠，希望早點進入車站大樓，以致愈靠近大樓，情況愈亂。在場所見，有人暈倒，有人打架，有人受不了擁擠而打消返鄉的念頭。 湖南民工謝宏海原先已走進了車站廣場外圍，距離進入廣場只有一線之隔，但由於武警尚未放行，所在地又擠得令他無法喘氣，最終只好退回人群外圍，等候機會。 謝宏海只有二十來歲，連他這樣的小夥子都抵受不住像潮水般的擠壓，更何況是那些老人、小孩和婦孺。 在謝宏海與記者談話時，旁邊就有一名青年背著一名暈倒的少女從前方往後退。到了較空曠的地方後，這名青年讓少女側臥在地，期間曾要求經過的警員協助，但沒人理他。看到這種情況，在場的五、六名來自武漢的民工十分不滿，痛罵「當局無情」。 其實，離這名少女的不遠處就停了一輛救護車，只是看來警員和救護車之間毫無通訊設備，加上警員趕赴「前線」執行任務，又沒有對話機可以把各種情況向上報告，以及對老百姓缺少關懷，最後就是不顧而去。 另一位回安徽的民工許先生說，他已在廣場等了三、四天，一直無法入內。他投訴說：「民工要等好幾天，但一些當兵的就可以攜帶多人快速進入車站候車。」旁邊的幾位民工聽後紛紛點頭。 許先生也許只是道聽塗說，但民工處於絕望和焦慮的情況下，這些傳言往往會加深誤解，增添不安。在場一位民工就插口說，如果當局派人向他們說清楚情況，多加溝通，民工的心也許會稍為安定下來。 確實，在種種傳言下，在廣場外已經等了好幾天的民工的情緒變得更加緊繃。一日晚上，站在廣場外圍的民工曾多次衝擊武警的防線。 當然，也有民工認為這是一場天災，不應該對當局過份苛責；而事實上，當局也盡了一切力量協助疏散民工。 儘管如此，如果當局的安排更加細心和符合現代化管理，也許可以減少民工的苦難。 從上月二十三日起春運開始，外界從媒體上可以看到火車站上一張又一張無望和焦慮的臉，至今這種苦難仍未結束。當局估計，一月三十一至二月五日才是春運的高峰期，估計從二日起至五日，還要一百四十八萬名民工準備搭乘火車返鄉。 換言之，如果當局的安排還不臻完善的話，未來幾天民工還會繼續飽受煎熬。=============================================== 天災加人禍 一場雪下出中國危機 2008/1/31 受風雪影響，中國廣州火車站爆發空前的民工返鄉潮，數以百萬計民工要等候多天才能進入車站。圖為二日成功進入車站廣場的一名民工，臉上仍然顯得焦慮不安。（中央社記者張謙廣州傳真 ） （中央社記者張銘坤台北特稿）中國正遭遇五十年來最嚴重的大雪災害，不僅是下雪持續時間破紀錄，由於下雪地點在缺乏抗寒準備的中國南方，加上碰上巨量的春節返鄉人潮等眾多不利的因素，這場雪搞得中國一團混亂，民眾返鄉之路遙遙，也暴露了中國經濟繁榮表象下的隱患。 這場雪從一月十日開始，從新疆到南方的福建等十七個省區市，至今已造成近八千萬人受災，近四十人死亡。 由北京至珠海高速公路，在雪災最嚴重的湖南省路段，上萬輛車停在路上，動彈不得，滯留人員約四萬人。據報導，有的人因為被困住的時間太長，多日沒有吃東西，不支病倒。 準備搭火車返鄉過年的民眾，也一樣是被困在火車站。外電報導，廣州火車站的人潮擁擠，收入微薄的農民工突然被取消車次，民工們住不起旅館，許多人只能拿著一支傘，在低溫的火車站外繞圈子。 出現這麼嚴重的天災，怪來怪去，第一還是要怪天氣。中國氣象專家認為，導致這次極端災害天氣的原因主要與大氣環流異常，及和「拉尼娜」（反聖嬰）現象有關。 「拉尼娜」（反聖嬰）現象一詞源自西班牙文（La Nina），意為女嬰，是聖嬰 (El Nino )現象之相對詞；在氣象上是指發生在赤道太平洋東部與中部海水大範圍持續異常變冷的現象。 聖嬰現象簡單來說是該冷的地方變熱，反聖嬰剛好倒過來，該熱的地方，卻可能冷死人。 專家指出，這次中國南方多省出現雪災是受反聖嬰現象影響，加上南方缺乏應付雨雪天氣的經驗，因此當中國南方突然遇到五十年才一次的大雪災時，就顯得措手不及。 湖南電網會被大雪壓垮，正是因為這裡的電網設備是一般溫暖地方的設備，根本不是設計要來對付大雪的環境。為了要搶修結冰的電網，湖南省八千多個電力工人，只好用最原始的方式，徒手爬上電線桿，用鎚仔一下下地鑿開結冰。 這種方式不但累死工人，而且進度緩慢，剛清理完又再結冰，完全無濟於事。 中國媒體人李大同認為這就純屬天災。他說，南方下大雪，是很少見、很奇怪的事。五十年沒有出現過的情況，誰也料想不到。「這幾年連北京都很少下雪，下個一兩天就停了，沒想到南方居然一下半個月都停不了。」 他認為，剛好是五十年一次的大雪，又碰上春運，才會這麼嚴重。天災是那一個國家都會有的，即使連先進的國家也會有災情慘重的時候。 不過，一場大雪接連引發高速公路、機場關閉，電網受損，火車沒電停駛，然後惡性循環成火車無法運煤、發電廠缺煤發電、停電情況日趨嚴重，物流受阻、物資短缺，民生用品價格大漲。假如大雪再持續較長時日，問題可能就不止這些。但一股腦全推給天災，受苦的中國老百姓也太冤了。 維權律師浦志強說，中國媒體現在報導的角度，都是集中在各級領導如何抗災，中央領導奔赴災區去關心慰問群眾。對於災害為何會愈演愈烈，變成這麼嚴重的原因，反而輕描淡寫，迴避問題。 他說，如果只是等天氣好轉，問題才能解決。「不要說是在黨的領導下必能戰勝天災，就算是沒有黨的領導，一樣可以解決」。 「光靠領導人慰問、打氣，是不夠的。」浦志強認為，中國應該要檢討應對極端惡劣天氣的機制、效率等各個層面的問題，甚至要去解決公共工程因貪腐造成的隱患，否則在這場大雪過去之後，問題還是依然存在。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php?id=17296
《林保華專欄》通膨胡緊套 破了溫加飽
[自由時報]
[2008-01-30 03:01:13]
《林保華專欄》通膨胡緊套 破了溫加飽 ■ 林保華去年夏天中國蘭州市當局發佈命令，不准當地牛肉麵漲價，引發爭議，當時北京中央政府持不贊同態度。的確，這除了是赤裸裸行政干預，而且行不通（店家只要每碗麵少一兩塊牛肉不就是變相加價嗎？）。然而，最近北京中央當局卻如法炮製，原因是最近中國物價漲勢如脫韁之馬。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一月十四日公布中國去年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幅為四．八％，創下十一年新高。北京在公布數字時還玩弄花樣。原來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布十一月數字時，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同比上漲已經是六．九％。由於十二月情況沒有改善，唯恐引發對通脹的恐慌，所以十二月份的數據就遲遲不公布，到接近月底才公布全年的數據，藉年初的數字拉低整個數據。就是這個數據，大部分網民也認為當局做假，因此有網民調侃：「四．八％？是中間多了一個點？還是前面漏了一位數？」也有網民評選「新四座大山」，是高樓價、高學費、高醫療費及高豬肉價。十一月份的豬肉價就比去年同期上漲五十六．○％，去年十二月與今年一月繼續創新高。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廣州一名中年男子從高樓跳下自殺身亡，跳樓前大叫：「漲價太快，我受不了！」北京中央政府還在宣布數字以前，就採取行政干預手段，以壓低民怨。溫家寶一月九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規定涉及城市公用事業及農業的多項收費，短期內不得加價，其中包括成品油、天然氣、電力價格等。消息公布後，在中國與香港掛牌的中資石油、天然氣與電力股被拋售。一月十六日，國家發改委指令，六種食品及商品，包括糧食製品、豬牛羊肉、牛奶、雞蛋、食用植物油及液化石油氣，必須在加價前申報及備案，否則懲罰；為此中資糧油食品股再被拋售。以中石油為例，在十一月五日Ａ股在上海上市，一開盤創四十八元幾的高價，後一路走跌，在三十元上下喘定，近來再跌，一月二十八日收盤價二十四元幾。有多少權貴因為參與或知悉政策而荷包鼓脹，以致小股民大罵「胡緊套」。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喜歡管制市場的原因。禁令有效嗎？最近老天開了溫家寶大玩笑，規定食品漲價十天前要申報，然而近幾日中國大部分地區暴風雪，廣州蔬菜價格翻了一番，羊肉、牛肉價格創新高；哪要十天前申報加價？溫家寶還不敢限制煤價，所以煤炭股還可以逆勢上漲，因為上海存煤只有四天，「溫加飽」破局，敢懲罰老天爺嗎？香港受中國拖累，食品價格也上漲，消費物價指數九年新高，有專家表示，今年香港通脹率可能會高於中國；也有專家表示，世界工廠的中國，也正在把通脹輸出國外。回頭看台灣，與二十多年前我來台灣時相比，普通的台灣牛肉麵都在一百元上下，這是台灣人的一種福氣。（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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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加人禍 一場雪下出中國危機--(經濟崛起在漠視民生及民主
[轉載自:CNA]
[CINDY]於2008-02-12 00:52:36上傳[634]
第1節
-----------------------------------------廣州春運災難既是天災 也有人為因素 2008/2/2 中國雪災侵襲，廣州火車站的混亂情況依舊，一日晚上估計有二、三十萬名外省民工在候車，情況極度混亂。（中央社記者張謙廣州傳真） （中央社記者張謙廣州特稿）一場五十年一遇的風雪令中國廣州火車站出現歷史性的嚴重春運災難。一些身受其害的民工認為，這場災難既是天災，也有人為成份。 這兩天在火車站候車的一些民工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不少人道出了以上心聲。 一日晚上，在車站廣場外圍候車的湖南民工唐中秋說，他在廣東打工已有二十年，從來沒有遇上這麼混亂的情況。 他說：「這固然是天災，但也有人為安排不妥，令秩序大亂。」例如，民工從四方八面湧向位於人民北路和環市西路交叉點的火車站，期間沒有任何一個指示方向，令所有民工盲目地一齊湧向車站大樓，導致車站大樓外的廣場亂作一團。 他說，其實當局除派人隔離人群外，大可以在外圍按照民工前往不同的目的地把他們分隔開，有秩序地疏散人群。 的確，當晚在現場所見，儘管當局派遣大批武警和警員從外圍起就攔住民工，讓他們分批進入廣場，但一些民工覺得這種作法還是有點粗糙，過程中問題一大堆。 譬如，數萬名已進入廣場外圍的群眾完全沒有任何有關車站大廳及準備搭乘列車的相關資訊。他們不知道何時會獲准進入大堂，又不知道自己搭乘的列車是否會按時抵達或起行。 在完全缺乏資訊的情況下，民工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往前擠，希望早點進入車站大樓，以致愈靠近大樓，情況愈亂。在場所見，有人暈倒，有人打架，有人受不了擁擠而打消返鄉的念頭。 湖南民工謝宏海原先已走進了車站廣場外圍，距離進入廣場只有一線之隔，但由於武警尚未放行，所在地又擠得令他無法喘氣，最終只好退回人群外圍，等候機會。 謝宏海只有二十來歲，連他這樣的小夥子都抵受不住像潮水般的擠壓，更何況是那些老人、小孩和婦孺。 在謝宏海與記者談話時，旁邊就有一名青年背著一名暈倒的少女從前方往後退。到了較空曠的地方後，這名青年讓少女側臥在地，期間曾要求經過的警員協助，但沒人理他。看到這種情況，在場的五、六名來自武漢的民工十分不滿，痛罵「當局無情」。 其實，離這名少女的不遠處就停了一輛救護車，只是看來警員和救護車之間毫無通訊設備，加上警員趕赴「前線」執行任務，又沒有對話機可以把各種情況向上報告，以及對老百姓缺少關懷，最後就是不顧而去。 另一位回安徽的民工許先生說，他已在廣場等了三、四天，一直無法入內。他投訴說：「民工要等好幾天，但一些當兵的就可以攜帶多人快速進入車站候車。」旁邊的幾位民工聽後紛紛點頭。 許先生也許只是道聽塗說，但民工處於絕望和焦慮的情況下，這些傳言往往會加深誤解，增添不安。在場一位民工就插口說，如果當局派人向他們說清楚情況，多加溝通，民工的心也許會稍為安定下來。 確實，在種種傳言下，在廣場外已經等了好幾天的民工的情緒變得更加緊繃。一日晚上，站在廣場外圍的民工曾多次衝擊武警的防線。 當然，也有民工認為這是一場天災，不應該對當局過份苛責；而事實上，當局也盡了一切力量協助疏散民工。 儘管如此，如果當局的安排更加細心和符合現代化管理，也許可以減少民工的苦難。 從上月二十三日起春運開始，外界從媒體上可以看到火車站上一張又一張無望和焦慮的臉，至今這種苦難仍未結束。當局估計，一月三十一至二月五日才是春運的高峰期，估計從二日起至五日，還要一百四十八萬名民工準備搭乘火車返鄉。 換言之，如果當局的安排還不臻完善的話，未來幾天民工還會繼續飽受煎熬。=============================================== 天災加人禍 一場雪下出中國危機 2008/1/31 受風雪影響，中國廣州火車站爆發空前的民工返鄉潮，數以百萬計民工要等候多天才能進入車站。圖為二日成功進入車站廣場的一名民工，臉上仍然顯得焦慮不安。（中央社記者張謙廣州傳真 ） （中央社記者張銘坤台北特稿）中國正遭遇五十年來最嚴重的大雪災害，不僅是下雪持續時間破紀錄，由於下雪地點在缺乏抗寒準備的中國南方，加上碰上巨量的春節返鄉人潮等眾多不利的因素，這場雪搞得中國一團混亂，民眾返鄉之路遙遙，也暴露了中國經濟繁榮表象下的隱患。 這場雪從一月十日開始，從新疆到南方的福建等十七個省區市，至今已造成近八千萬人受災，近四十人死亡。 由北京至珠海高速公路，在雪災最嚴重的湖南省路段，上萬輛車停在路上，動彈不得，滯留人員約四萬人。據報導，有的人因為被困住的時間太長，多日沒有吃東西，不支病倒。 準備搭火車返鄉過年的民眾，也一樣是被困在火車站。外電報導，廣州火車站的人潮擁擠，收入微薄的農民工突然被取消車次，民工們住不起旅館，許多人只能拿著一支傘，在低溫的火車站外繞圈子。 出現這麼嚴重的天災，怪來怪去，第一還是要怪天氣。中國氣象專家認為，導致這次極端災害天氣的原因主要與大氣環流異常，及和「拉尼娜」（反聖嬰）現象有關。 「拉尼娜」（反聖嬰）現象一詞源自西班牙文（La Nina），意為女嬰，是聖嬰 (El Nino )現象之相對詞；在氣象上是指發生在赤道太平洋東部與中部海水大範圍持續異常變冷的現象。 聖嬰現象簡單來說是該冷的地方變熱，反聖嬰剛好倒過來，該熱的地方，卻可能冷死人。 專家指出，這次中國南方多省出現雪災是受反聖嬰現象影響，加上南方缺乏應付雨雪天氣的經驗，因此當中國南方突然遇到五十年才一次的大雪災時，就顯得措手不及。 湖南電網會被大雪壓垮，正是因為這裡的電網設備是一般溫暖地方的設備，根本不是設計要來對付大雪的環境。為了要搶修結冰的電網，湖南省八千多個電力工人，只好用最原始的方式，徒手爬上電線桿，用鎚仔一下下地鑿開結冰。 這種方式不但累死工人，而且進度緩慢，剛清理完又再結冰，完全無濟於事。 中國媒體人李大同認為這就純屬天災。他說，南方下大雪，是很少見、很奇怪的事。五十年沒有出現過的情況，誰也料想不到。「這幾年連北京都很少下雪，下個一兩天就停了，沒想到南方居然一下半個月都停不了。」 他認為，剛好是五十年一次的大雪，又碰上春運，才會這麼嚴重。天災是那一個國家都會有的，即使連先進的國家也會有災情慘重的時候。 不過，一場大雪接連引發高速公路、機場關閉，電網受損，火車沒電停駛，然後惡性循環成火車無法運煤、發電廠缺煤發電、停電情況日趨嚴重，物流受阻、物資短缺，民生用品價格大漲。假如大雪再持續較長時日，問題可能就不止這些。但一股腦全推給天災，受苦的中國老百姓也太冤了。 維權律師浦志強說，中國媒體現在報導的角度，都是集中在各級領導如何抗災，中央領導奔赴災區去關心慰問群眾。對於災害為何會愈演愈烈，變成這麼嚴重的原因，反而輕描淡寫，迴避問題。 他說，如果只是等天氣好轉，問題才能解決。「不要說是在黨的領導下必能戰勝天災，就算是沒有黨的領導，一樣可以解決」。 「光靠領導人慰問、打氣，是不夠的。」浦志強認為，中國應該要檢討應對極端惡劣天氣的機制、效率等各個層面的問題，甚至要去解決公共工程因貪腐造成的隱患，否則在這場大雪過去之後，問題還是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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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專欄》通膨胡緊套 破了溫加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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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專欄》通膨胡緊套 破了溫加飽 ■ 林保華去年夏天中國蘭州市當局發佈命令，不准當地牛肉麵漲價，引發爭議，當時北京中央政府持不贊同態度。的確，這除了是赤裸裸行政干預，而且行不通（店家只要每碗麵少一兩塊牛肉不就是變相加價嗎？）。然而，最近北京中央當局卻如法炮製，原因是最近中國物價漲勢如脫韁之馬。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一月十四日公布中國去年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幅為四．八％，創下十一年新高。北京在公布數字時還玩弄花樣。原來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布十一月數字時，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同比上漲已經是六．九％。由於十二月情況沒有改善，唯恐引發對通脹的恐慌，所以十二月份的數據就遲遲不公布，到接近月底才公布全年的數據，藉年初的數字拉低整個數據。就是這個數據，大部分網民也認為當局做假，因此有網民調侃：「四．八％？是中間多了一個點？還是前面漏了一位數？」也有網民評選「新四座大山」，是高樓價、高學費、高醫療費及高豬肉價。十一月份的豬肉價就比去年同期上漲五十六．○％，去年十二月與今年一月繼續創新高。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廣州一名中年男子從高樓跳下自殺身亡，跳樓前大叫：「漲價太快，我受不了！」北京中央政府還在宣布數字以前，就採取行政干預手段，以壓低民怨。溫家寶一月九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規定涉及城市公用事業及農業的多項收費，短期內不得加價，其中包括成品油、天然氣、電力價格等。消息公布後，在中國與香港掛牌的中資石油、天然氣與電力股被拋售。一月十六日，國家發改委指令，六種食品及商品，包括糧食製品、豬牛羊肉、牛奶、雞蛋、食用植物油及液化石油氣，必須在加價前申報及備案，否則懲罰；為此中資糧油食品股再被拋售。以中石油為例，在十一月五日Ａ股在上海上市，一開盤創四十八元幾的高價，後一路走跌，在三十元上下喘定，近來再跌，一月二十八日收盤價二十四元幾。有多少權貴因為參與或知悉政策而荷包鼓脹，以致小股民大罵「胡緊套」。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喜歡管制市場的原因。禁令有效嗎？最近老天開了溫家寶大玩笑，規定食品漲價十天前要申報，然而近幾日中國大部分地區暴風雪，廣州蔬菜價格翻了一番，羊肉、牛肉價格創新高；哪要十天前申報加價？溫家寶還不敢限制煤價，所以煤炭股還可以逆勢上漲，因為上海存煤只有四天，「溫加飽」破局，敢懲罰老天爺嗎？香港受中國拖累，食品價格也上漲，消費物價指數九年新高，有專家表示，今年香港通脹率可能會高於中國；也有專家表示，世界工廠的中國，也正在把通脹輸出國外。回頭看台灣，與二十多年前我來台灣時相比，普通的台灣牛肉麵都在一百元上下，這是台灣人的一種福氣。（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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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2日 星期二
觀點-4
昨日我看新聞時，聽到一則關於蔣友柏在其blog上的文章中批評國民黨前主席，而引起了一些媒體所要的新聞話題，這促使我去詳細閱讀了蔣先生的blog，原來之前便一直想去瞧瞧，但卻都沒有時間或者忘了，讀過之後覺得有些推薦的價值，因此雖然這個blog已經是超人器，我仍在此推薦一下吧！（http://www.yubou.tw/Content.asp）說道蔣友柏，遍令我布得不想到之前一陣子，引起許多討論的「去蔣」問題，關於中正紀念堂更名、移陵、撤衛兵等，有許多人，包含之勢份子、教授們，說這是所謂「政治操弄」還有人說，這些措施是「撕裂族群」但我一直無法明白，「撕裂族群」是什麼意思，難道說所謂「外省人」都是支持獨裁者和專制政權嗎？反過來說，兩蔣真的對所有外省人都比較友善嗎？讓我們看看以下兩篇文章，或許便能有更清楚的想法和觀點吧！
＜李筱峰專欄＞ 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
[自由時報]
[2007-09-01 18:26:45]
＜李筱峰專欄＞ 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 四十七年前的後天（九月四日），警備總部的「黑頭仔車」開到木柵雷震先生家裡，將雷震逮捕，爆發了「雷震案」。今天下午台北將有一場以「雷震與反共國策」為主題的座談會。談起反共，有兩種人是反共的，一為自由主義者，一為法西斯主義者。雷震屬前者，蔣介石屬後者。雖然同樣反共，但是立足點迥然互異，因此這兩種人最後必然對立，因為自由主義者不僅反對共產政權，也反對獨裁專制的法西斯政權。反之，法西斯政權雖也反共，但也容不下提倡民主自由的自由主義者。一九四九年底，雷震結合了來自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胡適、殷海光等人創刊《自由中國》雜誌，宣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理念，進而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侵占國庫、黨國不分等反民主現象。一九六○年中，更結合台灣本土政治精英如郭雨新、郭國基、李萬居、吳三連等人，準備籌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卻因國民黨製造「雷震案」而功虧一簣。可歎的是，反共的雷震，卻是被扣上「為匪宣傳」（散佈「反攻無望論」）及「知匪不報」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此時期的雷震，不論其主辦的雜誌，或籌備的政黨，都以「中國」為名，足見雷震當時的國家認同，並非以台灣為主體。然而，雷震坐滿十年牢獄之後，正值台灣在國際上風雨飄搖。雷震雖甫出獄，卻仍不死心，一九七二年元月他寫了數萬言《救亡圖存獻議》給蔣介石總統，提出十項政治興革方案。其中首項建議「立即擺脫被世人譏為神話的『法統』觀念，打破不顧現實的面子心理，從速宣佈我們的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of China-Taiwan）』。」雷震主張國號應加上「台灣」的理由是：「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按：當時人口），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雷震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顯然在國家認同的主體上有了改變。然而，他的中心思想其實是沒有改變的，那就是民主自由的追求與維護。在「自由中國」時期，雷震的國家認同雖然是「中國」，但「中國」民族主義並非他的終極且唯一的價值與目標，還有一個更高的價值，那就是民主自由；同樣地，也因為這個自由民主的價值，所以在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而共產專政的中國日漸威逼台灣的生存之際，他選擇了讓台灣以新國家來實現民主自由。雷先生於一九七九年三月病逝，兩個多月後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年底更爆發美麗島事件。雷先生來不及看到台灣的民主化，但雷先生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價值的奮鬥，應該給全體台灣人（不分族群）有所啟發：我們知道，無論古代、今日，或是可預知的未來，中國是自由人權與民主法治相當低落的國家。台灣若被併吞，這一切勢必受到摧折。因此，我們追求台灣的獨立，是在追求自由、民主與尊嚴的生活。質言之，台灣獨立運動，其實也是高層次的民主運動。這其中並不該有族群分化的意涵。即使所謂「外省人」，一樣可以和各族群團結一起在台灣建立新國家，雷震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典型。（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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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第八輯目錄 1
台大教授殷海光被迫害事件
殷海光教授是台灣五○年代到六○年代期間非常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卻因不能見容於國民黨蔣政權，而被以極為卑劣的手段進行圍剿，最後終至將他逼離任教的台灣大學，成為當年最轟動、最受海內外矚目的學術迫害事件。 有關殷海光被逼離台灣大學的時間，一直都有不同的說法，有說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一般普遍的說法），有說是一九六七年七月（李敖的說法），根據殷海光自己的說法則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 第一種說法，是以學期結束後未再任教為準；李敖的說法，是將台大為殷海光排了課而實際已終止上課的一年，計算進去了；因此，比較正確的應該以殷海光自己說的為準。 國民黨蔣政權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召開了一個由教育部、中央黨部及特務機關等單位最高主管參加的祕密會議，正式確定將殷海光趕離台大的方式，教育部在隔天完成內部作業，八月五日發文給台大，殷海光是在八月七日接到口頭通知。 八月七日那天下午，台大哲學系主任先以口頭告訴殷海光：「教育部來了一個公事，要借聘你到教育部去任職。」殷海光當時就很清楚的說：「這是調虎離山，不要我在台灣大學待下去。」到了八月九日，台大才把教育部的公文轉給他。 殷海光遭到國民黨蔣政權高階層所決定的迫害，根據他自己所說的「基本原因」，是他二十年來「不接受共產制度，尤其不接受共產型模的思想」，「顯然，這是藉『反共』和『反攻』來維持殘餘權勢的集團所不能容忍的」。 他在『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以後，即長期為該刊撰稿，發表了數量非常可觀的政論文章，而被譽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臺柱』，他的文字清新、犀利，用字精準而有魅力，七、八○年代不少著名的政論家或政治人物都在青年時代深受他的影響。 一九六○年因為英國倫敦出版的『中國季刊』，推崇殷海光為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領袖，蔣政權身邊的御用學者因而開始發動一場圍剿事件；一開始，他就「意識到這是一個學術思想其名而政治其實的事件，於是決心置之不理」。這個階段的圍剿模式，好幾年後也曾使用在當時的監察委員陶百川身上。 圍剿行動不但將他貶為「偽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知識詐欺者」，最後還極為惡劣地祭出紅帽子，指責他「從事煽動顛覆」，他形容這種情形說：「人的名譽毫無保障，甚至人的尊嚴和安全都被逼到剃刀邊緣。」 一九六四年六月，迫害行動危及到他的基本生活，國民黨政權停掉了他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補助金』每月六十美元的補助，這筆補助佔他最低生活費用的一半；接著，又查禁他交由文星書店出版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版稅收入因而中斷。 一九六六年初，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國會聽證會中作證支持中共，蔣政權遂發動台灣的御用學人連署批駁的聲明，臺大的黨務人員親自到殷海光家請他連署，被他拒絕，「於是，多年累積的問題爆發了」。 這次爆發就是蔣政權有關單位高層前述祕密會議所作的決定。臺大將教育部的公文轉給殷海光的時候，卻被他拒絕接受，事隔三天，蔣政權竟然毫不掩飾地動員警備總司令部約談他。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警備總部出動三名高階特務對他進行問話，並且強迫他接受教育部的聘書，但他並未屈服於特務的恫嚇，仍然堅持不接受，特務因為他是知名學者而不敢多加留難。 八月二十五日，警備總部又派了更高層級的官員，帶著教育部聘書到他家，明白地告訴他：「政府要你和台灣大學一刀兩斷。」殷海光照樣沒有屈予接受。隔天，殷海光跟當時的臺大校長錢思亮見面，雙方約定「課表照排，但終止上課」，也就是說，他與臺大的實際關係已經結束，但形式關係則維持到一九六七年七月為止。 事情並沒有因此結束，九月間，蔣政權又派了兩名高級黨務幹部到他家，軟硬兼施的要求他務必接受教育部的聘書，他形容這種情形是：「像惡霸一樣，強暴了女人，又要受害人自己代他們掩飾」。結果，這兩位黨幹被他狠狠地罵出家門。 不久，國際知名學術泰斗海耶克教授來臺訪問，殷海光過去曾與他聚談過一次，他這次也希望能與殷海光再見面，然而，蔣政權竟然派特務警告殷海光，不得參加海耶克的會議和聚會。這種形同軟禁的限制其實從七月間就已開始，特務如影隨形的監視持續達兩年之久。 殷海光不堪如此身心雙重折磨，一九六七年不幸罹患胃癌，兩年後病逝，享年只有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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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1.southnews.com.tw/snews/Myword/08/myword_08_003.htm
＜李筱峰專欄＞ 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
[自由時報]
[2007-09-01 18:26:45]
＜李筱峰專欄＞ 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 四十七年前的後天（九月四日），警備總部的「黑頭仔車」開到木柵雷震先生家裡，將雷震逮捕，爆發了「雷震案」。今天下午台北將有一場以「雷震與反共國策」為主題的座談會。談起反共，有兩種人是反共的，一為自由主義者，一為法西斯主義者。雷震屬前者，蔣介石屬後者。雖然同樣反共，但是立足點迥然互異，因此這兩種人最後必然對立，因為自由主義者不僅反對共產政權，也反對獨裁專制的法西斯政權。反之，法西斯政權雖也反共，但也容不下提倡民主自由的自由主義者。一九四九年底，雷震結合了來自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胡適、殷海光等人創刊《自由中國》雜誌，宣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理念，進而批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侵占國庫、黨國不分等反民主現象。一九六○年中，更結合台灣本土政治精英如郭雨新、郭國基、李萬居、吳三連等人，準備籌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卻因國民黨製造「雷震案」而功虧一簣。可歎的是，反共的雷震，卻是被扣上「為匪宣傳」（散佈「反攻無望論」）及「知匪不報」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此時期的雷震，不論其主辦的雜誌，或籌備的政黨，都以「中國」為名，足見雷震當時的國家認同，並非以台灣為主體。然而，雷震坐滿十年牢獄之後，正值台灣在國際上風雨飄搖。雷震雖甫出獄，卻仍不死心，一九七二年元月他寫了數萬言《救亡圖存獻議》給蔣介石總統，提出十項政治興革方案。其中首項建議「立即擺脫被世人譏為神話的『法統』觀念，打破不顧現實的面子心理，從速宣佈我們的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of China-Taiwan）』。」雷震主張國號應加上「台灣」的理由是：「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按：當時人口），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雷震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顯然在國家認同的主體上有了改變。然而，他的中心思想其實是沒有改變的，那就是民主自由的追求與維護。在「自由中國」時期，雷震的國家認同雖然是「中國」，但「中國」民族主義並非他的終極且唯一的價值與目標，還有一個更高的價值，那就是民主自由；同樣地，也因為這個自由民主的價值，所以在蔣政權被逐出聯合國，而共產專政的中國日漸威逼台灣的生存之際，他選擇了讓台灣以新國家來實現民主自由。雷先生於一九七九年三月病逝，兩個多月後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年底更爆發美麗島事件。雷先生來不及看到台灣的民主化，但雷先生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價值的奮鬥，應該給全體台灣人（不分族群）有所啟發：我們知道，無論古代、今日，或是可預知的未來，中國是自由人權與民主法治相當低落的國家。台灣若被併吞，這一切勢必受到摧折。因此，我們追求台灣的獨立，是在追求自由、民主與尊嚴的生活。質言之，台灣獨立運動，其實也是高層次的民主運動。這其中並不該有族群分化的意涵。即使所謂「外省人」，一樣可以和各族群團結一起在台灣建立新國家，雷震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典型。（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6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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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教授殷海光被迫害事件
殷海光教授是台灣五○年代到六○年代期間非常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卻因不能見容於國民黨蔣政權，而被以極為卑劣的手段進行圍剿，最後終至將他逼離任教的台灣大學，成為當年最轟動、最受海內外矚目的學術迫害事件。 有關殷海光被逼離台灣大學的時間，一直都有不同的說法，有說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一般普遍的說法），有說是一九六七年七月（李敖的說法），根據殷海光自己的說法則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 第一種說法，是以學期結束後未再任教為準；李敖的說法，是將台大為殷海光排了課而實際已終止上課的一年，計算進去了；因此，比較正確的應該以殷海光自己說的為準。 國民黨蔣政權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召開了一個由教育部、中央黨部及特務機關等單位最高主管參加的祕密會議，正式確定將殷海光趕離台大的方式，教育部在隔天完成內部作業，八月五日發文給台大，殷海光是在八月七日接到口頭通知。 八月七日那天下午，台大哲學系主任先以口頭告訴殷海光：「教育部來了一個公事，要借聘你到教育部去任職。」殷海光當時就很清楚的說：「這是調虎離山，不要我在台灣大學待下去。」到了八月九日，台大才把教育部的公文轉給他。 殷海光遭到國民黨蔣政權高階層所決定的迫害，根據他自己所說的「基本原因」，是他二十年來「不接受共產制度，尤其不接受共產型模的思想」，「顯然，這是藉『反共』和『反攻』來維持殘餘權勢的集團所不能容忍的」。 他在『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以後，即長期為該刊撰稿，發表了數量非常可觀的政論文章，而被譽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臺柱』，他的文字清新、犀利，用字精準而有魅力，七、八○年代不少著名的政論家或政治人物都在青年時代深受他的影響。 一九六○年因為英國倫敦出版的『中國季刊』，推崇殷海光為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領袖，蔣政權身邊的御用學者因而開始發動一場圍剿事件；一開始，他就「意識到這是一個學術思想其名而政治其實的事件，於是決心置之不理」。這個階段的圍剿模式，好幾年後也曾使用在當時的監察委員陶百川身上。 圍剿行動不但將他貶為「偽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知識詐欺者」，最後還極為惡劣地祭出紅帽子，指責他「從事煽動顛覆」，他形容這種情形說：「人的名譽毫無保障，甚至人的尊嚴和安全都被逼到剃刀邊緣。」 一九六四年六月，迫害行動危及到他的基本生活，國民黨政權停掉了他的『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補助金』每月六十美元的補助，這筆補助佔他最低生活費用的一半；接著，又查禁他交由文星書店出版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版稅收入因而中斷。 一九六六年初，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國會聽證會中作證支持中共，蔣政權遂發動台灣的御用學人連署批駁的聲明，臺大的黨務人員親自到殷海光家請他連署，被他拒絕，「於是，多年累積的問題爆發了」。 這次爆發就是蔣政權有關單位高層前述祕密會議所作的決定。臺大將教育部的公文轉給殷海光的時候，卻被他拒絕接受，事隔三天，蔣政權竟然毫不掩飾地動員警備總司令部約談他。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警備總部出動三名高階特務對他進行問話，並且強迫他接受教育部的聘書，但他並未屈服於特務的恫嚇，仍然堅持不接受，特務因為他是知名學者而不敢多加留難。 八月二十五日，警備總部又派了更高層級的官員，帶著教育部聘書到他家，明白地告訴他：「政府要你和台灣大學一刀兩斷。」殷海光照樣沒有屈予接受。隔天，殷海光跟當時的臺大校長錢思亮見面，雙方約定「課表照排，但終止上課」，也就是說，他與臺大的實際關係已經結束，但形式關係則維持到一九六七年七月為止。 事情並沒有因此結束，九月間，蔣政權又派了兩名高級黨務幹部到他家，軟硬兼施的要求他務必接受教育部的聘書，他形容這種情形是：「像惡霸一樣，強暴了女人，又要受害人自己代他們掩飾」。結果，這兩位黨幹被他狠狠地罵出家門。 不久，國際知名學術泰斗海耶克教授來臺訪問，殷海光過去曾與他聚談過一次，他這次也希望能與殷海光再見面，然而，蔣政權竟然派特務警告殷海光，不得參加海耶克的會議和聚會。這種形同軟禁的限制其實從七月間就已開始，特務如影隨形的監視持續達兩年之久。 殷海光不堪如此身心雙重折磨，一九六七年不幸罹患胃癌，兩年後病逝，享年只有五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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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日 星期五
觀點-3
這次我要介紹的文章，是由一位我所敬重的台灣歷史學者所寫的。他寫了許多政論文章，由於立場相同，故我很喜歡閱讀其大作。然而，介紹此文並不是為了替特定政治人物或政黨作宣傳，而是讓願意來參觀我部落格的人瞭解，有這樣的觀點，不論你同不同意，我都由衷的希望你能從這篇文章中，讀到一些想法，並對某些問題有更深一層的思考！
《李筱峰專欄》舊政大．舊校長．舊思維
[自由時報]
[2007-12-01 19:30:39]
《李筱峰專欄》舊政大．舊校長．舊思維 文／李筱峰最近玉山社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我的政論選集─《我的覺醒》。基於一種近乎佈道的使命感，我將拙著寄送給許多親友，包括昔日政大教育系的同學。幾天後，一位女同學將我的書退回來，並在我原信封上寫了一句話─「理念不同，以後這種書不要再寄來」。不友善態度倒沒啥大不了，可歎的是，她是一位國中校長，是影響台灣學子的重要角色，這不禁使我感到一陣悲涼！回想我受教育的過程中，周遭不少這類同學（只是這位同學特別不友善罷了）。這類同學，是過去國民黨制式教育下的「乖」學生。當我正在勤讀羅素、殷海光的思想論著、埋首在《自由中國》、《台灣民報》的字裡行間、沉湎於「台灣文化協會」的豪情壯志、追蹤二二八事件消失的台灣精英、疲於奔命去參與黨外民主運動時，這幾位循著「標準本」教科書進入大學的女同學們，正忙著去參加舞會，或趕著去赴理工科系男友的約會（她們許多人的文史素養極差，卻瞧不起讀文史的男生）；當我在痛批「黨化教育」、在大談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解除黨禁報禁等等民主言論時，她們就會替統治者國民黨幫腔，說「我們國情不同，不適合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當年，每次聽到這套國民黨配給她們的「黨義」時，我只能苦笑。原生地在中國長江或西江水系的草魚、鰱魚，都可以在台灣繁殖成功，西方民主政治，豈有不能在海洋文化深厚的台灣實行的道理？但是女同學們聽不進這些。她們不知道，西方除了民主政治，也有專制政治。於是我只好以其句型回應她們：「既然國情不同，我們也不適合實行外國的專制政治。」她們仍一臉茫然，我乾脆就近取譬，以幾位喜歡跳舞的女同學為例，問：「既然國情不同，不能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為何可以開西方式的舞會？」當然她們的回答又是一套「合理化」說詞，什麼舞會和政治不同，不能類比云云。我又問，既然那麼強調國情，為何舞會中的配樂不能用自己的歌曲，非得全部播放西洋音樂不可？你們要跳恰恰、探戈、倫巴，或吉魯巴，台灣歌曲中都有，誰說一定要播西洋歌曲才能跳？在她們心目中，以自己語言唱出的台灣歌曲是不夠水準的。有一次，我聽到兩位同為客家人的女同學盡是以「國語」交談，沒有半句客家話，就問她們為何不講自己的母語，她們竟然以得意的笑容回答我說「不太會講」。我心想，流失自己的母語竟然還笑得那麼自在？這些都已經是卅五年前的往事了。卅五年又是一段可資教訓的歷史。數年前我們政大教育系的同學舉辦同學會，我雖在大三時為文批判教育遭勒令退學，仍受邀參加。會中遇到一位當年經常和我辯論民主政治的女同學，我半開玩笑對她說：「三十多年前我們在學校的辯論，到如今我贏了。」當年我向她們提出的所有民主改革的訴求，無一不被她們反對，如今則一一實現。「國情不同」的話，早已破解。歷史的發展，證明她們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然而，她們之中顯然還有人無法從自己三十幾年來的錯誤歷史得到反省。民主化之後的台灣，進一步要追求自己的主體地位，然而我的舊同窗還在繼續抵擋，繼續在發揮抵禦的心理自衛機制。聽到理念不同的言論，就拒絕面對。從當年的拒絕民主化，到今天的拒絕本土化，其心態毫無改變。可堪憂慮的是，這種閉鎖式心靈的人，卻是負責教育我們下一代的國中校長。教育界仍充斥著這種人，他們不是教育家，而是欠教育的台灣新國家的「阻礙者」。悲夫！（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李筱峰專欄》舊政大．舊校長．舊思維
[自由時報]
[2007-12-01 19:30:39]
《李筱峰專欄》舊政大．舊校長．舊思維 文／李筱峰最近玉山社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我的政論選集─《我的覺醒》。基於一種近乎佈道的使命感，我將拙著寄送給許多親友，包括昔日政大教育系的同學。幾天後，一位女同學將我的書退回來，並在我原信封上寫了一句話─「理念不同，以後這種書不要再寄來」。不友善態度倒沒啥大不了，可歎的是，她是一位國中校長，是影響台灣學子的重要角色，這不禁使我感到一陣悲涼！回想我受教育的過程中，周遭不少這類同學（只是這位同學特別不友善罷了）。這類同學，是過去國民黨制式教育下的「乖」學生。當我正在勤讀羅素、殷海光的思想論著、埋首在《自由中國》、《台灣民報》的字裡行間、沉湎於「台灣文化協會」的豪情壯志、追蹤二二八事件消失的台灣精英、疲於奔命去參與黨外民主運動時，這幾位循著「標準本」教科書進入大學的女同學們，正忙著去參加舞會，或趕著去赴理工科系男友的約會（她們許多人的文史素養極差，卻瞧不起讀文史的男生）；當我在痛批「黨化教育」、在大談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解除黨禁報禁等等民主言論時，她們就會替統治者國民黨幫腔，說「我們國情不同，不適合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當年，每次聽到這套國民黨配給她們的「黨義」時，我只能苦笑。原生地在中國長江或西江水系的草魚、鰱魚，都可以在台灣繁殖成功，西方民主政治，豈有不能在海洋文化深厚的台灣實行的道理？但是女同學們聽不進這些。她們不知道，西方除了民主政治，也有專制政治。於是我只好以其句型回應她們：「既然國情不同，我們也不適合實行外國的專制政治。」她們仍一臉茫然，我乾脆就近取譬，以幾位喜歡跳舞的女同學為例，問：「既然國情不同，不能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為何可以開西方式的舞會？」當然她們的回答又是一套「合理化」說詞，什麼舞會和政治不同，不能類比云云。我又問，既然那麼強調國情，為何舞會中的配樂不能用自己的歌曲，非得全部播放西洋音樂不可？你們要跳恰恰、探戈、倫巴，或吉魯巴，台灣歌曲中都有，誰說一定要播西洋歌曲才能跳？在她們心目中，以自己語言唱出的台灣歌曲是不夠水準的。有一次，我聽到兩位同為客家人的女同學盡是以「國語」交談，沒有半句客家話，就問她們為何不講自己的母語，她們竟然以得意的笑容回答我說「不太會講」。我心想，流失自己的母語竟然還笑得那麼自在？這些都已經是卅五年前的往事了。卅五年又是一段可資教訓的歷史。數年前我們政大教育系的同學舉辦同學會，我雖在大三時為文批判教育遭勒令退學，仍受邀參加。會中遇到一位當年經常和我辯論民主政治的女同學，我半開玩笑對她說：「三十多年前我們在學校的辯論，到如今我贏了。」當年我向她們提出的所有民主改革的訴求，無一不被她們反對，如今則一一實現。「國情不同」的話，早已破解。歷史的發展，證明她們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然而，她們之中顯然還有人無法從自己三十幾年來的錯誤歷史得到反省。民主化之後的台灣，進一步要追求自己的主體地位，然而我的舊同窗還在繼續抵擋，繼續在發揮抵禦的心理自衛機制。聽到理念不同的言論，就拒絕面對。從當年的拒絕民主化，到今天的拒絕本土化，其心態毫無改變。可堪憂慮的是，這種閉鎖式心靈的人，卻是負責教育我們下一代的國中校長。教育界仍充斥著這種人，他們不是教育家，而是欠教育的台灣新國家的「阻礙者」。悲夫！（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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