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19

魏勇﹕集體主義是專制的基礎，個人主義是民主的前提



在中國，個人主義等於自私自利，集體主義等於高尚無私。從小到大，我們就被灌輸這樣的信條，並在一些有意識組織的集體活動中感受到了崇高，從而在實踐上和感性上鞏固了這一認識。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母、我的所有中小學老師、絕大部分大學老師，基本上都重複著相同的話，於是，這種信念逐漸化成了我們的血液，融進了我們的靈魂。

除非不遇到合適的機會，一旦遇到，一顆集體主義的火星就會點燃我們內心潛伏著崇高，讓我們在一個集體、一個目標、一種步伐所造成的強大力量中眩暈和快感。前幾天，我看了一部納粹紀錄片《意志的勝利》，瞬間我就被裏面的情景點燃了。在紐倫堡希特勒青年團的露營地，所有的青年人過著一種健康、純潔、充滿朝氣的集體生活。成千上萬的帳篷象棋盤一樣整齊的排列，清晨，在號聲和鼓聲中他們一起起床，成千上萬的青年赤裸著上身走出各自的帳篷，在一望無際的水龍頭前，使用集體發的洗漱用品，然後擦皮鞋、刮鬍子。有的象兄弟一般互相擦洗、互相梳頭，髮型整齊得象同一個理髮師的作品。在歡聲笑語中，青年人們互相用冷水刺激對方。洗漱完畢後，他們穿上統一的制服開始勞動，每個人臉上都充滿了自信，仿佛他們正從事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崇高的事業，他們因自己置身於一個偉大的集體中而驕傲。在勞動的間隙，有的給親人寫信敍述自己的感受，有的圍成圈摔跤、有的把隊友當成馬騎與對方進行著騎士的較量……在這裏，青春和熱情氾濫得一塌糊塗。

在柏林街頭，當穿著黑色制服的武裝黨衛軍第一裝甲師方陣，在納粹軍樂聲出現在數十萬夾道歡迎的德國群眾面前時，征服了所有目睹這一切的人，婦女的尖叫、兒童的追逐、男人們熱痊梐答熔晰A構成了一副名叫《意志的力量》的畫面。閃亮皮靴、黨衛軍特有的骷髒郅x、一張張年輕而冷酷的面孔，機械一般精確整齊的步伐，把集體主義鑄就成了一粒粒子彈，瞬間擊中了我們的心臟，使我們麻痹，繼而大腦停止了工作。只剩下一種感覺－－沉醉，只產生一個衝動－－加入，只追求一個目標－－強大。

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傑出的集體主義的宣傳片。它比那些抽象的道德說教更具體，比那些具體的文字更直觀，比所有類似的影視作品更宏大、更真實。這部片子最成左漱@點就是，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了集體主義的魅力，讓我們體會到集體主義之所以被人接受，不僅僅是利他主義的道德自律，更是因為集體主義本身具有麻醉品一般的誘惑力，人一旦嘗試，欲罷不能。這部電影徹底喚醒了我作為少先隊中隊長參加國慶遊行時自豪而偉大的感覺。

我今年37歲，經歷了一些生活中的沉浮，不再輕易地衝動，不再相信名詞，但依然被一部充滿了集體主義思想的片子所打動，因此，我知道做這個講座有多麼艱難，要避免那些與我有著類似感受的人們的反詰有多麼不現實。首先，我要說的是，我尊重大家在感情上對我這個講座的排斥，因為對集體主義的眷戀之情源於我們過去對烏托邦理想的一種高尚追求；其次，我要說，情感排斥不等於我們可以置事實與理性不顧。

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集體主義是極權和專制的前提，個人主義則是民主的基礎。集體主義認為：人的本性是由社會決定的，個人隸屬於集體，集體高於個人之上，個人的需求和目標應該服從集體的需要，並且個人應隨時準備為集體犧牲個人的需要和目標。集體主義的以上內涵，在我們看來天經地義，那為什麼我們要說集體主義和專制有血緣關係呢？

對任何一個專制社會來說，控制與服從是他們鞏固政權共同的法寶。一個人或者少數人怎樣才能控制住數量比他們大千百倍的民眾呢？僅僅靠軍隊、法庭、監獄這些國家機器是不夠的，或者說國家機器是迫不得已時控制民眾的方式，代價最小的方式是，讓民眾自覺服從，自覺奉獻。怎樣才能讓民眾自覺接受控制呢？

灌輸集體主義思想，比如，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它可以讓每個人為一個抽象的、淩駕於所有人之上目標而自覺犧牲。在專制社會，“國家”是神聖高尚的代名詞，它不是由具體的、充滿各種錯誤的人組成，或者說，在專制社會，“國家”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神，它獨一無二，它永遠正確，它值得所有的人都為之犧牲。似乎所有人都犧牲了，“國家”依然存在。在專制社會裏，“國家”就是這樣一個不依賴於個體而獨立存在的怪物。

“國家”這個怪物是要喝血的，它必須把所有的血肉之軀吸幹才能生存。吸幹後，人變成了工具、變成了螺絲釘，變成了永垂不朽。這樣做的道理很簡單，既然，集體高於一切，國家高於一切，那麼作為個體的人，只能服從於它，為它而生、為它而死。在納粹德國，他們的國歌名叫《德意志高於一切》，他們的婦女是為德國生產優良後代的工具，科學被“看作是增進國家榮譽的一種工具”（《我的奮鬥》），教育的目的“是把青年鍛煉成一副有用的工具”（《我的奮鬥》）。而在另外一些專制國家不把人說成工具，而說成“螺絲釘”，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有用之才”，這個“才”，其實就是一個通假字，它通鋼材、木材的“材”。在專制國家，教育從沒被看作公民個體自我發育、自我發展的需要，總是被看作“某某偉大事業的需要”，曾經流行的一句話，很好的詮釋了這種工具性的“偉大需要”：革命同志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專制國家可以培養火箭專家、導彈專家等，但永遠不會培養具有獨立情操和自由思想的人，這與他們國家的性質不相容。

工具是沒有個體意志的，它最大的特點是可以被任意操縱和控制，所以，自古以來所有的專制主義者都熱衷與把人變成工具，而把人變成工具最順手的工具是集體主義。在集體主義情景下，產生了一個特定的道德體系，在這個體系下，它不讓個人的良心自由地運用它自己的規則，甚至也沒有個人在任何環境中都必須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規則，即道德底線，換句話說，在集體主義道德體系下，人沒有道德底線，有的只是國家利益和組織原則。納粹可以一邊彈鋼琴一邊屠殺猶太人，恐怖分子可以一邊放輕音樂，一邊把人質的頭顱割下來，之所以他們內心不衝突，是因為他們堅信，國家利益或者集體利益需要他們這樣去做。

“講不講組織原則”，是這個體系下最重要的道德標準，所以，原則壓倒良心、壓倒人性是符合集體主義道德規範的。對於原則壓倒良心或者扭曲人性的選擇，他們往往給予的評價是“組織性強”或者“識大局、顧大體”。文化大革命時期，那麼多丈夫揭發妻子、妻子背叛丈夫、朋友互相出賣的人，之所以沒有道德上的恥辱感，是因為他們心中有一種更大的道德－－組織至上、集體至上。

集體主義對社會的消極影響，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於是，專制統治有了堂而皇之的思想基礎。這個基礎之可怕，並不僅僅在於相信的人多，而在於信念堅定者往往是那些執著而富於犧牲精神的人，這些正直的人們把集體主義等同於大公無私，以為自己做出犧牲，把自己的部分權利讓度出來，是在增進集體的利益。果真如此嗎？

事實上，集體主義是少數人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我們從小就習慣了被教育，要求我們“個人服從集體”，或者要有“集體意識”。這種教育隱含著如下內容：即使個人利益是合理的，如果與集體利益發生了衝突，也應該放棄，否則，就是個人主義或者本位主義。這就意味著集體權利優先於個人權利，這種優先地位的是怎樣奠定的呢？

有個小故事，講的是一家四個小孩一起看電視，其中一個小孩想看足球，其他三個小孩想看動畫片，於是爭執起來，最後，媽媽從廚房裏出來評理，媽媽批評了想看足球的小孩，“你太自私了。你一個人想看足球，而他們三個想看動畫片，你應該遷就大家”。小孩很委屈，問他媽媽“為什麼我一個人的自私叫自私，他們三個的自私就不是自私呢？”

小孩言外之意就是，既然大家都是自私，三個人的自私為什麼要優先於我一個人的自私？這一反問，問到了集體主義的要害上：集體的正當權利憑什麼一定要優先於個人的正當權利？這種不平等的依據在哪里？

顯然，集體優先的合法性不是源於集體權利比個人更加正當、合理，而是源於人數的多寡。這種不平等的優先權一旦被認定，就常常出現，以集體名義侵害個人正當權利的事情，比如，強制拆遷往往以整個城市規劃的需要為名，迫使個人放棄合法權利，這是集體主義轉化為專制思維的具體表現。而西方國家在拆遷時，之所以尊重個人產權，“風可進，雨可進，就是國家不能進”，其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即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平等，集體或者國家無權要求個人犧牲其合法權利以滿足集體需要。

當我們被要求放棄自己的權利滿足集體的需要時，除了要問，集體和個體不平等的依據是什麼外，我們還要問，我們讓度出來的利益都到哪里去了？這是經不起追問的。

姑且不說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先說言論思想。作為普通公民，我們每個人都放棄了一部分言論和思想的權利，在批評方面，有些話只能點到為止，有些話根本不能說。那麼，我們讓度出去的這些權利到哪里去了？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現象，權力越大的人，越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到了毛澤東這個級別，他幾乎可以表達任何觀點，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他是全中國，不，乃至於全世界最自由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可見，我們讓度出去的自由造就出了少數人極大的自由。這就是集體主義最大的真相－－集體主義是少數人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

所以波普得出結論：“封閉社會是一個集體主義社會，是人治的社會，烏托邦的社會……而開放社會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其變化和進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體的、全盤的。”（《開放的社會極其敵人》）。儘管有波普的言論為個人主義助威，但並不能說服人們放棄以下的看法：一、個人主義缺乏凝聚力。二、個人主義形態下公民責任意識淡薄，缺乏自我犧牲的精神。

關於凝聚力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在一定歷史階段，集體主義造成的凝聚力非常強大，以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為例，與個人主義的美國相比，其凝聚力有如下特點：形成迅速、影響範圍廣（在國內各階層），能量大。其凝聚力的極端表現是納粹的戰爭獲得了90%以上民眾支持，甚至連哲學家海德格爾也支持納粹，而日本則以神風特攻隊和“一億玉碎”的犧牲精神表現出來。

但這種凝聚力最大的缺陷是，把人當零件，隨意差譴，人一旦覺醒，凝聚力容易變成受騙後的絕望和沉淪。遠的不說，文化大革命時，我們的凝聚力是多麼強大，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聲音，然而，人一旦清醒，人們不但躲避偽崇高，甚至也躲避崇高，世俗主義、尼Q主義迅速佔據了人的心靈空間。

個人主義社會所造成的凝聚力，往往是漸進的，是走兩步退一步的，因為，個人主義不是不要個體為群體服務和作出貢獻，而是認為，為群體服務和作出貢獻時的身份不應該是"部件"、奴僕甚至奴隸，而應當是具有獨立身份、權利和價值的個人，所以，個體處於獨立思考狀態，於是，凝聚力的來勢比較溫和，但是持久而堅韌。這或閉O美國是個人主義最盛行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凝聚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的原因。

關於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的問題。必須承認，集體主義潛含著責任和犧牲的可能性，反之，個人主義潛含走向自我中心，不顧責任和義務的極端化的可能性。從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已經表現出這兩種可能性。就個人主義而言，從14世紀，人們在簡瑹坅堹姥蘄ㄘM追求個人幸福的同時，自私自利追求個人享樂成了文藝復興的副產品。18、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對此進行了無情的鞭撻，一系列吝嗇鬼形象凸現了個人主義對人類美德的衝擊。

真正的個人主義主張權利與義務、自由與責任的對等，在對自己負責的同時，對他人、社會也負起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從這裏我們看出，在個人主義的實踐層面，存在溫和的個人主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哈耶克稱之為“真個人主義”（英美）和“假個人主義（法德）兩者的區別在於，溫和的個人主義把個人權利和社會責任結合在一起，兩者處於平等地位，在美國，甘迺迪也曾號召美國人“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極端的個人主義則只考慮個人利益，完全不顧他人利益，就象托克維爾所說，“個人主義首先使公德的源泉乾涸。但是，久而久之，個人主義也會打擊和破壞其他一切美德，最後淪為利己主義” （《論美國的民主》）。事實上，極端的個人主義已經不是個人主義，是反個人主義的專制思想，盧梭所宣導的法式個人主義最終導致了暴政，就正如極端民主不是民主而是專制一樣。民主不是完美的制度，個人主義也不是完美的，只不過，從人類目前已有經驗來看，個人主義的弊病比集體主義少而已。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洛克、孟德維爾、哈耶克等用學術語言做了闡述，比如，哈耶克總結說，“真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理解社會生活的理論，同時也是一套社會行為規範”。我沒有那麼高的水準，只能對此作一點通俗的闡釋：

一、個人主義首先是秩序和限制。個人主義鼓勵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以不損害他人或者集體利益為前提。不僅如此，個人主義恰恰十分尊重別人的權利，比如在公共場小聲講話不妨礙他人，不隨意破壞環境衛生等等。個人主義肯定強制力量存在的必要性，但強調要把國家權力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強調社會中應有約束它們的其他力量，並希望把它的權力減少到最低程度。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小政府”思想。凡認為個人主義就是為所欲為者，都是對個人主義的栽贓。

二、 人主義允野D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是否承認人有主觀上追求自己利益的權利，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一大區別。個人主義充分考慮了人性惡的存在，個人主義容忍人性惡，但不等於讚賞人性惡，而是主張通過某種途徑，譬如，市場、選舉等，將私惡轉化為公益。

三、 人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人類理性和利益固有的局限性。正因為意識到了人類的局限，所以，個人主義要求限制國家的權力而尊重、提倡自願協作。集體主義則對人類的知識和理性充滿了自負，聲稱自己的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聲稱自己已經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人們剩下的事情就是服從領袖，服從安排，因為領袖就是掌握了社會規律的人。

可見，前者把生活習慣當成可以批判地思考的物件；而後者的生活習慣是一種自負的、非理性的態度，反對變化，充滿了禁忌；前者的的成員在整體中的地位是變化和可交換的，它們之間存在競爭的關係。而後者成員象一個有機體的器官或細胞，每個單元的位置和弁酮O不變的，有的是可以思考、發號施令的大腦，有的只是聽從命令、辛勤勞作的手或腳。

如果我們把個人主義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考慮，我們會發現這樣一條路徑：個人主義－－意識到人類的局限－－主張“零星社會工程”－－自發秩序的擴展－－憲政民主；反之，集體主義走下去則產生另一條道路：集體主義－－理性自負－－主張設計完美社會（如共產主義）－－主張“整體社會工程”－－計畫和控制的發展－－專制獨裁。

所以，我們說集體主義是專制的基礎，個人主義是民主的前提。《獨立宣言》譯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強調人有自由的權利、生命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都是指個人，而不是指國家或政府。但要獲得這些自由權利，需要我們付出和犧牲，尤其需要勇氣，就象古希臘偉大的政治家、民主主義者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禮演說中所說：“幸福是自由的果實，而自由則是勇氣的果實”。

——轉自網絡，作者為中國教師

200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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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
[自由時報]
[2008-05-17 23:56:27]
李筱峰專欄／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 看司法拍馬、媒體造神 馬英九就要上任總統了，環顧其周遭，奉屁的奉屁，拍馬的拍馬，諂媚的諂媚，大有「全民擁戴，萬眾一心」之態。不過我一位藍營朋友卻很知趣地告訴我：「接下來就要看馬和本黨開始出醜了！」我說不會。所謂「不會」，不是馬（及其集團）不會有出醜言行，而是一旦有出醜的言行或弊端，自然有媒體替他粉飾太平，也自然有司法替他網開一面。從此「天縱英明」的領袖又要誕生矣！其實馬英九的「英明」絕對不是「天縱」的，而是「司法」與「媒體」縱的。談起司法，先從中國古代的「法治」說起。中國學者費孝通在《皇權與紳權》書中有這樣一段敘述中國傳統法治的話：「一切人都得在法律之內。商鞅實驗著這理論而且有了成效。可是他有一小點疏忽，有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那就是天子。…如果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的拘束，整個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可能成為無可抵禦的老虎了。」其實這個「沒有收入法律之內」的天子，是以法律做為統治的工具，即所謂Rule by law，自然不受法律約束。費孝通又說：「天縱神明是不可能錯的，官僚成了替罪羊。」天子既然不能有錯，萬一真的有錯，只好下臣頂罪，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台灣的法治，理論上應是民主國家的法治（Rule of law），可是我們的司法卻讓「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所以馬英九把屬於公款的特支費存入私人帳戶竟然可以沒事，連愛犬馬小九都可以分享特支費，卻讓屬下余文頂罪，而自己依然可以逍遙法外，這不是古代「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現代版嗎？中國古代司法還有一套妙招用來控制官僚，即所謂Control by corruption：平常縱容官場發展出一套陋規，行之多年而不追究（此即所謂「歷史共業」），平常官員乖乖聽話（或同流合污），就任其在陋規中得利苟存，一旦發現此人不中意（或不再同流合污），就以其先前犯的陋規進行整肅。最近，「法院是國民黨開的」的司法界，選擇在綠色執政即將結束之前，拿綠營多位行政首長的特支費來開刀，又是古今輝映的例子。而且這種Control by corruption的手法，必定是選擇性辦案。所以馬英九的特支費問題，情節不比人輕，可以無罪；對付綠營的人卻窮追猛打到底。古人說「刑不上大夫」，今天的司法則是「刑不上馬公」，甚至出現「刑不上藍營政客」。說到媒體對馬英九的愛戴，大家有目共睹，舉一範例：扁政府剛上台時不幸發生八掌溪救難失敗情事，這個原屬地方救難的事，媒體竟然無限上綱扯到阿扁總統救難無能「草菅人命」，三餐兼消夜不斷播放醜化，經年不停；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發生納莉颱風，淹死的人數更多，媒體僅播數天即消音，地方首長的馬市長一點責任都沒有。現在馬英九當上總統了，媒體的拍馬更見其功了。連小馬哥幼稚園的「聰明睿智」的相片也出現了。乾脆我幫你再編個故事吧：話說馬總統從小就到河邊去看魚，不，魚給蔣公看去了，我們改看螞蟻好了。話說小馬哥看到一群螞蟻正在合力搬運東西，他領悟到我們全體同胞（不知有無包括蒙古、西藏）都應該團結一致，發憤圖強。偉人自小就這麼厲害，真是「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乾脆讓我們再歌頌個夠吧─聖之時者！與天地參！聖神天縱！聖集大成！德齊幬載！奉天承運！萬歲萬歲！萬萬歲！（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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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18

中共腐敗政府是「震中」——比較唐山和四川地震和救援

曹長青

四川汶川5. 12大地震，幾萬人死亡，震動中外。中國在七十年代曾發生唐山大地震，24萬人喪生。32年間這兩場大地震，有很多相同性，通過比較，人們可以看出中國的進步和落後。

首先，兩次地震都是7.8級，當於400個投到廣島的原子彈破壞力，屬於強級地震。但對這兩次地震，中國地震局都沒有事先做出警報，完全在狀況外。雖說地震是天災，準確預報很不易，但在發生過邢台、唐山等大地震，中國又處於地震帶的情況下，有關部門更應致力地震研究和預測。但對這兩次大地震，「吃地震飯」的中國專家和官員顯然全都「失職」。

第二，震前都發生自然界反常現象，但都沒被重視。在第一時間到唐山地震現場採訪的《解放軍報》記者錢鋼在其所著《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描述，在地震前夕，自然界出現很多「異常現象」﹕唐山附近的沿海漁場，魚兒像是瘋了，紛紛上浮、翻白，極易捕捉；大白天，蝙蝠滿院子飛；蜻蜓像蝗蟲般以百米的寬度飛行；棉花地老鼠成片倉皇奔竄；黃鼠狼結隊向村內大轉移……

在這次四川大地震前夕，也有類似現象﹕震前兩天，綿竹市出現數十萬蟾蜍爬上馬路大遷徙（綿竹離震中汶川只有幾十公里）。不僅四川，江蘇的江都、泰州、常熟等地，都出現過數萬蟾蜍群移的反常現象。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後來也說，唐山「地震前已出現異常現象也是事實」。但既然已有「前唐之鑒」，中國地震局的官僚們卻對四川的「異常」習以為常，根本沒予重視。

第三，震前都有報警，但都被忽視。唐山人張慶洲經過長期調查，於2000年寫出20萬字《唐山大地震漏報真相》專著（後改名《唐山警世錄》，目前仍被中宣部列為禁書，因擔心民衆知道內情）。該書引用中國地震局資料證實，在唐山地震前22天之內，地震專家汪成民等做出過多達9次（！）的預警報告，但由於中國當時正處於批鄧反孔運動（當年初周恩來去世，鄧小平被打倒），「國家地震局沒人敢向中央彙報震情預報」；所有預警報告都被壓住沒上報（唐山地震六週後毛去世）。甚至在震前14天，唐山當地的地震科研小組成員田金武還當著來自全國參加地震考察會議的百名官員和專家「鄭重發出地震警報：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區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有可能達到8級。」但這一切都是「說了白說」，那是一個政治壓倒一切的時代。

而距唐山一百多公里的青龍縣，當年雖震倒18萬間房屋，但全縣47萬人無一死亡，就因當地縣領導得到汪成民等地震專家的警示，做出了防震準備。

2005年底，在距唐山大地震近30週年之際，中國國家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在回答媒體提問時公開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但這輕描淡寫的九個字背後，是24萬人死亡，70萬人受傷，7千個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絕戶，7千多個丈夫失去妻子、8千多個妻子失去了丈夫！

這次四川大地震，之前也有警訊。在震前9天，四川民間就有將發生地震的傳言，民眾打電話給當地防震局要求採取措施，可能是由於很多自然界的異常現象令人想起唐山大地震。但四川的地震部門不去深入研究和採證，卻馬上指這是「謠言」，並要追查謠源，還在四川省政府網上發佈「避謠」公告。但在地震真的發生之後，省政府的網上「避謠」公告卻馬上被刪除了。

另一個反常現象是，汶川大地震發生12分鐘之後，英國路透社就引用美國地震報告說，四川發生了7.9級地震。而中國新華社在地震發生28分鐘、即近半小時後才公佈說，四川發生了7.6級地震（後來修訂為7.8級）。如果說對地震不能事先預報，但地震發生之後，中國政府為什麼在第一時間隱而不報？而且連地震級別都「弄不清楚」、還再改動？這裡面到底是什麼原因，是不是也像唐山大地震一樣有政治因素？這無法不令人質疑。唐山地震的漏報，是在事件發生十年後、錢鋼的採訪錄《唐山大地震》問世（1986年）才有所披露；直到事件發生29年後、張慶洲的調查性專著《唐山警示錄》問世（2005年）才揭出真相。而今天的四川大地震，不知還要等多少年，世人才能知道真正的內幕。

第四，兩次大地震後的政府救援都是低效、無能。錢鋼在《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感嘆說，早在公元132年，中國東漢時期的張衡就研製出人類第一台地震儀，能測出地震方向。可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時，中國的地震官員們卻無法知道「震中」在哪裡，只得用最原始方式，派人出去尋找。最後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幾個倖存者正開車向北京報警，再加上北京電信局說，往唐山的電話全都打不通，才確定「震中」是唐山。這時距唐山地震已有二個半小時之久。也就是說，至少在唐山地震後的150分鐘之內，這個災難城市，沒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和信息。

確定唐山是震中後，北京高層馬上派軍隊去唐山救援。可是趕去的部隊完全沒有地震救災經驗，沒有帶起重機、電焊、切割機等必要的大型救援設備。直到地震發生十天（！）之後，才調進去吊車等。在地震後長達200多個小時之內，無數被夾在石板或重物之下的倖存者，都眼睜睜地死了。錢鋼在採訪時發現，一個營有三分之二的戰士指甲全部剝落，雙手血肉模糊。因很多時候都是用手扒廢墟救人。當時的悲哀、緊急氣氛可想而知，但當官的沒有專業知識導致的決策錯誤，多少雙手致殘，也扒不回來那些生命了！

而這次四川地震，中國政府派去的救援軍隊，從媒體畫面可以看到，仍是缺乏大型機器，大部份救災人員仍是徒手救人，和當年一樣完全沒有地震救災經驗。中國有過邢台、唐山等多次大地震，救災部隊需要帶吊車、電鋸、電焊切割機等大型機械，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識，但北京當局顯然沒有認真做救援操練和準備。溫家寶指揮的「救災」，仍和當年四人幫一個水平！

但和當年不同的是，據錢鋼書中的描述，在唐山地震的第一時間，北京高層就要求負責國防的副總理陳錫聯報出「一連串野戰軍的番號和駐地」，調動了十萬軍隊去救災。什麼「摩托化軍」、裝甲師、尖刀連等都用上了，十萬野戰軍從四面八方「火速」向唐山進軍，儼然像打一場大戰。

而這次四川大地震，最初只派出五千軍隊。而當時已經清楚地知道是7.8級的強震、死亡人數上萬，還有幾萬人下落不明，才派五千人去救援！中共中央難道是豬腦袋在指揮？！後來當局雖然說救災人員已達11萬，但唐山是一個城市，而這次四川地震則波及很多分散的山區鄉鎮，還是顯得救援人數不足。

當年雖是四人幫時代，但在主持地震救災的中共高層中，有曾在唐山做過市委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吳德。當他得知當年英國人盖的牆有一米厚、最堅固的大樓也塌了，就知道「唐山不存在了」，更刺激了救援決心和急迫感。當時設在北京的救災總部，據錢鋼的書，有總參、空軍、鐵道部、衛生部、商業部、煤炭部、國家物資總局等負責人參加，幾乎是全國動員。

而這次中國總理溫家寶不在北京這個電訊中心進行統籌指揮，卻帶著媒體的記者們，乘好幾個小時的飛機跑到四川，拿著麥克風講話「做秀」，然後通過政府控制的媒體，製造「國家領導人」關心災民的神話。簡直比四人幫時的吳德要「無德」多了。每當中國遇到災難，借機張揚政府和領導人永遠比救命救人更重要；這是中共歷來的傳統。

唐山地震時，中國的空軍全部動員。錢鋼的書說，在知道地震的第一時間，空軍司令攤開地圖，標出全國各個機場的位置，擬訂救護登機方案。當天下午就有五架飛機分載大同、陽泉、峰峰、撫順、淄博、淮南礦山救護隊趕到唐山。

可是在唐山地震發生30年之後，中國在經濟能力、科技水平都遠非當年可比的情況下，四川大地震發生幾個小時之後，有報導說，成都軍區派兩架直升機飛往「震中」的汶川。飛行員哭著報告：慘不忍睹，95%的建築倒塌，看到躺著的人多，會動的人很少。既然直升飛機可以開進去，為什麼只是2架，而不是20架、200架，馬上空降部隊、空投急需物質？

錢鋼的書說，唐山地震後，全國有二百個醫療隊、一萬多醫護人員，在唐山廢墟上設立救護點，瓦礫上插著一塊塊木牌和旗幟﹕空軍總院、海軍總院、上海六院等等，進行緊急救援；並調動大批飛機和列車，開始了歷史上罕見的全國範圍內的傷患大轉移；僅用飛機運到遼寧的傷患就有18591名（骨折傷占58%）。

可在今天的四川救災活動中，至今還看不到這樣的畫面，只是看到溫家寶在攝像機前，以他那「賬房先生」的模樣，大講什麼「同胞們，同志們，在災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鎮定、信心、勇氣和強有力的指揮。」不要說這全是官話、套話、廢話，就等溫家寶拖著長腔講完這一句話，好幾條人命就沒了。難怪中國網民憤怒地說，官方千篇一律地重複什麼「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可地震都幾個小時了，人都死得差不多了，還要你們來裝腔作勢幹什麼？

第五，地震後都是控制媒體，不讓人民知道真相。根據錢鋼的調查，唐山地震時，「如果有人帶一部照相機，立刻會被警察抓起來，相機會被沒收。」地震消息和死亡人數等都是「秘密」（唐山死亡人數是地震三年後才公開的）。很多唐山地震照片，「不是由當時的記者拍的，是科學工作者在日後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類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築物破壞』。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傷的人的照片呢？幾乎是找不到。」在唐山後來建的「抗震紀念館」中，九個展廳竟有八個展示「新唐山建設成就」。只有一個展廳和地震有關。而關於地震預報情況，只有角落裡的四幅小圖畫，畫的是雞不上窩、黃鼠狼搬家等圖案。共產黨的草菅人命、視政治宣傳如命，在這個展覽中可謂一覽無余。

這次四川大地震，雖然可以拍照、也有記者進去採訪，但共產黨仍是通過控制的媒體來左右輿論。有報社編輯透露說，總編室傳達中央領導指示：關於四川等省區5.12地震傷亡情況，任何媒體不得擅自發佈，待國務院授權後才能發佈，各媒體一律不得到地震災區採訪。中國民眾從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看到的救災消息和畫面，都是經當局審查過的有利於政府的宣傳。

正由於政府控制新聞，所以，在地震中倒塌了很多學校教學樓，近二千學生遇難，而政府大樓卻安然無恙這種消息卻不被重點報導。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日發表題為「中國地震更暴露出正擴大的貧富差距」（China Earthquake Exposes A Widening Wealth Gap）的報導指出﹕相當於德國、有8200萬人口的四川，鄉村地區的人均收入去年才590美元；這場地震對窮人來說是雪上加霜，今後生活更艱難。這些真情也很難上到官方報紙版面。

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正在成都機場進關、辦理返台手續的台灣紅葉旅行團的成員表示，地震時，「正在機場查驗護照的官員拔腿就跑，接著一片混亂，機場官員各跑各的。」這些「拔腿就跑」、放棄職守的行為，中國官方媒體則不予報導。中國開放了三十年，但控制新聞，尤其遇到大災難時操縱媒體，則沒有任何本質變化。

第六，都是事後拒絕國際援助。唐山地震時，美國，英國，日本，以及聯合國等，都明確表示要向中國提供緊急援助。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經驗的日本，當時的外相宮澤喜一在內閣會議提出緊急援助中國方案獲通過後，立即準備了藥物，衣物，帳篷等。但所有這些外國援助，一律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中共中央慰問災區團到唐山，中共領導人說，「我們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不著別人插手，用不著別人支援我們！」那些聽眾們熱烈鼓掌，歡呼，流泪……今天，連當年的官員也承認這是做了一件蠢事。

但不可原諒的是，今天的中國政府居然一如既「蠢」。在四川地震發生後，國際社會，尤其是對地震救災很有經驗的日本、台灣，還有澳大利亞等，都提出派搜索隊參加營救，但在對保住人命最關鍵的震後72小時之內，這些要求均遭中國政府拒絕。日本救難協會理事長伊藤裕成很感嘆地說，「受災情況已擴大成這個樣子，還不接受外界的支援，實在令人感到很遺憾。」他們的救難人員將攜帶碎石機、起重器等工具，可協助搜救被壓在倒塌建築物底下的人。中共政府這種可惡的拒絕外援的舉動，和目前遭到強烈風災、幾十萬人死亡卻長時間拒絕外援的緬甸軍人政府完全一樣，那就是意識形態遠比生命重要！每到關鍵時刻，獨裁政府的本色一定要顯露一下。

第七，政府都是利用地震進行「愛民」宣傳，將錯誤變成政績。錢鋼說，唐山地震後，我們都佩帶一個徽章，上有四個字：人定勝天。當時中國報紙上，幾乎都是這種報導﹕「一位倖存者從廢墟中鑽出來，首先搶救生產隊的牲口。」「一位老大娘被救出時，捧出了她保護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她問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著沒有？聽說沒有，激動得欲跪下磕頭。」發生了那麼大的災難，政府既無事先預警，事後也因政策失誤（救援部隊不帶大型機械等搶救設備等），導致很多人等死，但由於政府控制媒體和輿論，結果中國老百姓，包括唐山民眾還要對共產黨「感激涕零」。

今天，雖然上述唐山地震時人們那種政治瘋勁不見了，也不再先搶救牲口、跪拜胡錦濤了，但是，在政府操縱媒體的新聞制度下，官方電視畫面，仍幾乎全是政府如何調動各方力量，怎麼努力救援。一場中共政府領導下的國家地震局沒有預警的大災難，反倒通過宣傳變成了黨和政府的「成績」。這和唐山地震時的情況本質是一樣的，雖然前後相差了32年，整整一代人！

但畢竟今天的中國已非四人幫時代，人民也不再那麼愚昧。雖然官方控制媒體，但民眾自發用手機等拍了很多現場照片。更有人敢在網絡上痛斥國家地震局無能、溫家寶「做秀」、共產黨政府腐敗。

這場大地震，像當年唐山地震一樣，暴露出中國的制度問題。在發生多次強震的中國，政府卻沒有給予更多的地震研究資金，以達事先預報，挽救更多生命。1976年時的中國，處於政治運動狂熱之中。今天的中國，則處於民族主義瘋癲。中國雖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存底，卻用來辦好大喜gong、炫耀國家強大的奧運會（實則通過煽動民族主義，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北京奧運最初預算三百億人民幣，現已增至四千億，相當650億美元，不僅是2004年雅典奧運會的五倍，而且超過人類以前歷屆全部奧運會開支的總和！這個人均收入才一千多美元、仍很貧窮落後的國家，真是瘋了！

即使中共拿出奧運投資的百分之一，今天四川的救災也不會是這樣的局面。共產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不僅是天災時無法有效救援，更是所有政治「人禍」的源頭。因為本質上，共產黨才是導致所有災難的「震中」！

——寫於2008年5月15日（原載「大紀元」）

200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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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專論》﹕地震掀起民族主義狂暴

曹長青

中國四川地震，死亡人數已愈五萬，世人悲痛、哀悼。但北京當局卻一如既往，利用其全面控制的媒體，借大災難宣揚黨和政府的救災gong績，煽動民族主義狂熱，以此強化其統治。遺憾的是，台灣的某些媒體和政黨，也以什麼「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口號，情不自禁地迎合北京的宣傳。

自地震以來，中國媒體每天都有密集的救災報導，但其主旋律和毛時代的驚人相似，足令人嘆為觀止。觀眾在電視螢幕反復看到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和及時救援，什麼溫總理到災區講話，胡主席奔赴四川，胡溫災區匯合，儼然一副當年「朱毛」井岡山會師般「偉大」。

在電視直播的大型救災晚會上，那些所謂的文人藝術家們，用拍賣場的方式，現場唱名捐款，當眾表白他們「熱愛中國」「振興中華」的滿腔熱血。晚會以全體高唱幾十年來被灌到每個中國人血液裏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這支革命歌曲結束。最後把觀眾的情緒調動到近乎文革時代的亢奮。全部的不同是把當年對「黨和毛主席」的熱血，變成了今天的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沸騰。一場帶來巨大生命損失的災難，就如此自然而然地再一次變成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契機。

強迫捐款，「愛國」恐怖

步奧運火炬傳遞後塵，這次煽動更是gong效卓著。例如，對事先已有地震徵兆，但為何沒有預警一事，不僅在中國媒體不能被質疑，更不能公開批評，即使在自由的美國，有人對四川地震沒預報提出質問，竟遭到親共華人毆打（打人者已遭拘捕）。而對捐款更是不容分說成為「必須」之舉，少捐就是不愛國，遭到譴責、辱罵。中國有些單位還「定額、定指標」，要求人們必須捐多少。有企業家憤怒這種「強迫」方式，只捐一元錢，近乎被網上暴民強暴。中國的「憤青」們甚至去圍攻他們認為捐的不夠多的「麥當勞」等外國連鎖店。一股巨大、狂暴的民族主義、群體主義之風，借災難再次席捲中國。

在群體主義、國家至上，甚至多數暴政的氣氛中，個人權利（捐和不捐的權利）、個體價值，自由主義精神等等，完全沒有立足之地。在把「捐」變成「強迫」的同時，沒有任何人提出，在中國那個層層官僚貪污的腐敗制度中，怎樣監督捐款真正送到災民手中。

在這樣一種全民瘋狂的精神狀態（mentality）下，即使沒有政府的嚴密控制，對這場地震沒有預警的質疑和討論恐怕都沒法進行。1976年唐山大地震導致24萬人喪生，現已證實，其中具有巨大的人為責任。因震前22天內，地震專家提出過九次預警報告，但由於怕影響正在進行的政治運動，這些警報均被壓住，官方沒有向社會「預報」。現任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曾對媒體公開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但這個造成二十多萬人死亡的「漏報」責任，至今都沒被追究，更沒有一個官員遭處分。

對地震事先並非不知情

今天的四川地震，已有很多跡象證實，很可能像唐山地震一樣，也是因政治原因而「漏報」。據報導，至少有兩名中國地震專家發出過預警報告，但也是被壓住不報或無視。但四川當地的軍工部門和煤礦等，事前都接到地震警報；煤礦以「地質不穩定」為由，震前已停工，說明相關政府部門並非完全不知情。連中共甘肅省委書記陸浩也在震後講話透露，省地震局「在震前就對這次地震的趨勢做過預測，並向省委、省政府做過報告」。但該講話報導在中共新華社網站刊登不久，就被刪除，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中國地震局官員強調，「為了不影響奧運火炬的正常傳遞和不引起社會的恐慌」。

在震後的中國地震局新聞發佈會上，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他們曾接到四川地震局七名職工投訴，說在震前幾天就察覺到地震跡象，但局裏說為保證奧運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這個消息。

「人命關天」在中國早已被意識形態和「民族大業」而取代。在民主國家，無論政府怎麼做，媒體和民眾都首先要檢查和譴責政府失職的錯誤。但在專制國家，正好相反；連災難都成為抬高獨裁者、膨脹民主主義的發酵劑。在這種狀態下，中國民眾就要沿著當年軍國統治下的日本、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民眾的路子往前走。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5月25日「星期專論」

2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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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17

東吳大學的恥辱 / 曹長青
[自由時報]
[2008-05-07 13:39:07]
曹長青專欄﹕東吳大學的恥辱 雖然東吳大學在台灣是知名學府，但在國際上，即使海外華人中，都可能沒多少人知曉。我對東吳大學這個名字的熟悉，是通過台灣的電視政論節目，因為好幾位相當優秀的評論者都來自東吳大學，像徐永明、林建隆、羅致政、謝志偉等。今天台灣的電視節目基本都走市場路線，這些教授所以常被邀請，主要因為他們口才好，有深入分析和臨場反應能力等，受到觀眾歡迎，給電視台帶來收視率。一個大學有多位教授能經常上全國性電視政論節目，等於給東吳大學打免費廣告，不僅增加其全國知名度，還能幫助名揚海外（很多節目被海外網絡轉載，甚至上了YouTube）。這樣的事如發生在美國，校長會表揚這些教授「為校爭光」，甚至提高薪水以示鼓勵。例如，我曾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和夏威夷「東西方中心」作過訪問學者，東亞所所長黎安友教授是知名的台海問題專家，他一年能上一、兩次全國電視，都屬罕見了，校方和師生都引以為榮。東西方中心當時的主任奧森伯格也是知名的中國通，他不僅鼓勵大家上電視節目，並作為考核成績之一，因這可使「東西方中心」揚名。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大學也是一種文化產品，也有品牌競爭；哪所大學有「名」，才能獲得更好的學生、更多的捐款、更高的地位。這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都是常識。但在台灣，東吳校長劉兆玄卻反其道而行之，要限制教授上節目，簡直愚蠻至極。這四位教授明顯立場親綠，而這位校長已被藍營內定行政院長。在這樣的敏感時刻，劉兆玄連「嫌」都不「避」，似乎就是要通過這種公開壓制親綠教授上電視的機會，給「批馬者」一個下馬威，給馬英九一個「見馬禮」。真如網民所說「馬上，就封嘴」。東吳大學所謂只是限制上電視次數，而非內容，完全說不通。因為沒有上電視這種形式，哪還有內容可言？在民主國家，任何崇尚言論自由的大學，都不會限制教授課餘活動。東吳校方強調說，有教授一百四十多天有超過百天上晚間電視節目。如果這就成為限制次數的理由，那麼如果有教授一百個晚上都是寫政論文章、寫小說，甚至看王建民打球，是不是東吳大學也要求事先「呈報」？如果教授們全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晚上都去釣魚、都在看電視（不是上電視），大學是不是也要管？大學要管教授校外時間怎麼使用和活動方式，就等於是要實行歐威爾《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式的監控，這是對自由價值的挑戰！台灣所有教授都應該譴責東吳校方的企圖，因為劉兆玄們做法，是損害所有大學教師的獨立地位和人格尊嚴，也損害台灣學界在國際上的自由形象！（作者曹長青為獨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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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中國留學生為什麼如此瘋狂？
[開放雜誌]
[2008-05-08 15:01:41]
曹長青﹕中國留學生為什麼如此瘋狂？海內外的中國人由於奧運火炬傳遞遭到西方人權組織抗議而掀起的民族主義狂熱，成為華文媒體上熱鬧的一景。奧運還沒開，暴運先開始了。反日、反美、反西方，這種民族主義狂熱行動，在專制中國發生，不足為奇。但在海外自由世界，中國留學生聚眾抗議西方，或許是第一次。西方媒體對此顯著報導，海外中國學人更激烈爭論﹕為什麼被視為精英、又是千方百計拿到西方簽證的中國留學生會有如此的舉動？深究起來，至少有表層和內在兩個原因﹕從表層來看，這些留學生大多二十來歲，這個年齡段的學生，很可能既不瞭解中國真實，也不瞭解西方現實。因為他們沒時間去瞭解，更缺乏人生閱歷。中國的「七七級」大學生可能是最有閱歷的學生群體。文革十年，他們多生活在社會底層，七七年入學時很多已是「高齡學生」。這種人生閱歷和經驗使他們對中國現實有相當的瞭解，因而那一代大學生，不僅關心國事、傾向獨立思考，對中國政府和政治制度也多持批判態度，更對西方民主自由充滿渴望。●既不懂中國，也不懂美國相比之下，今天中國的大學生，基本是「直昇飛機」型。作為一胎化政策的產物，從小就如「小皇帝」般在父母呵護下長大，一路衣食無憂地考試、升學，最後托福過關，再幸運拿到簽證，來到西方留學。在當今中國高考要「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他們根本沒時間精力去瞭解社會底層，只能從課本到書本。匆匆從報紙電視上「瞭解」到的中國現況，又全部都是官方選擇性的報導和宣傳。久之，他們腦子裡的「中國」，就是官方塑造的形象。因此一旦來到海外，看到西方媒體報導的中國和他們「知道」的中國有反差時，他們就以自己是中國人、當然就更瞭解自己國家的想當然，認定那些西方媒體「不公正」，對中國「懷有惡意」。這次他們「有約而同」出來抗議西方，可能就有這種潛在心理共識。他們之所以一口咬定西方媒體「不公」，還因為他們在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同時，更不瞭解西方的真實。任何來美留學的中國人都知道，即使通過了托福、GRE考試，但坐到美國課堂上，那些從書本學到的英文完全不夠用，有時連美國教授講什麼都聽不懂。再加上美國大學繁多的必讀書、還有大小考試，以及有的還有經濟壓力等，導致他們根本沒有時間精力去瞭解自己所在國的文化和政治經濟制度，有的只是從中國帶出來的對西方的先入之見。●住在西方不等於瞭解西方例如在中國留學生示威抗議的四月，美國至少有三件較大的國內新聞﹕一是伊戰五週年，國會舉辦了為時兩天的聽證會。不知道有幾個中國留學生，在電視上收看了美國議員、駐伊美軍指揮官和大使的各方說辭，從而更全面瞭解這場戰爭；而不是跟著《人民日報》和西方左派喊「反戰」。另一件是羅馬教皇本篤十六世首次訪美，美國有線電視幾乎全天追蹤報導。更不知有幾個中國學生，關注這個和美國、和整個西方文化都密切相關的事件，通過媒體瞭解了美國正副總統各自在歡迎和歡送會上的講話，羅馬教皇在曼哈頓聖派翠克大教堂、在六萬人參加的紐約洋基棒球場主持的兩場彌撒，還有憑吊九一一遺址儀式禱告等，從而更進一步地瞭解這個國家和複雜的宗教問題。另一件就是競爭民主黨總統提名人的喜萊莉和歐巴瑪為爭奪賓州選票而進行的初選辯論和報導，通過這個來瞭解民主政治是怎樣進行的。這些只是主要新聞，還有每天美國各大報的專欄作家評論，電視政論節目上的辯論等，都是瞭解美國和西方的最基本一步，可有幾個中國留美學生能真的去關注呢？別說這些二十來歲的留學生，即使在美國讀了十年八年書的博士，如果不是努力去瞭解和學習美國的話，仍基本上不瞭解美國。我見過好幾個拿到美國博士的中國人，還是學文科的，在美國住了多年，對美國兩黨理念不同在哪裡都分不太清楚，也不知道美國媒體的左右派分野，更不知道國會兩黨領袖的名字。住在西方絕不等於瞭解西方。過去一百年來，鮮有幾個真正明白西方精髓的中國人能夠、或者有機會給中國人介紹一個真正的西方。中國人是既可悲又可憐的。●群體主義下的「螞蟻」但是，學業壓力、沒時間去瞭解中國和西方，導致反西方暴動只是個表層因素。其更深層的原因，是中國文化中沒有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價值。沒有個體主義價值的中國群體主義文化，和同樣高昂集體主義的共產文化一脈相承，千百年來，一代一代地把中國人變成群體、種族和國家的奴隸。在沒有個人和個體主義思想資源的中國傳統文化下，中國人自然就非常看重國家的榮耀、群體的光環，而不是個體的力量和價值。因此，當國家和群體有任何豐功偉績或虛假的榮耀，他們都不去探究真假和是非，而是習慣性地把它作為給自己壯膽，使自己顯得高大而自豪的精神來源。換句話說，他們個人的自尊、榮譽、自信等等，都要依賴群體和國家、建立在民族和集體榮譽之上。沒有了那個國家、種族、群體，他覺得自己就像螞蟻一樣渺小。當一種文化中個體的價值、個性的思考、獨立和尊嚴的價值從不被重視，還經常成為批判的目標、清算的對象，那麼在這種文化中成長的人，自然會爭著、搶著加入到任何群體主義的大合唱中，並以成為千篇一律中的一個音符而沾沾自喜，因為他和多數站在一起，而全部的教導都告訴他，多數就是正確，群體就意味著強大。本來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是兩千年還是五千年，都被群體主義和國家至上的價值主導。而共產黨建政後，更把集體主義推到頂峰。而只要集體主義盛行，就一定伴隨民族主義高漲；只要有群體狂熱，所謂代表國家的專制政府就有了倖存可能。因此有人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而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只要群體主義文化盛行，無論是中國內部的義和團，還是海外留學生的紅衛兵（保衛八千萬無辜生命的鮮血染紅的五星旗），就不令人奇怪了。●靠國家撐腰，靠群體壯膽在種族、國家的概念越來越強化、激化的情況下，任何不順從、或者想擺脫這個群體的個體和較小的群體（如西藏、台灣）都成為那個大群體絕對不饒恕的對象。可憐又可恨的中國人，自己甘願做奴隸，做隨時可以被碾碎的螞蟻，做專制機器的螺絲釘，還硬要拉著、逼著別人跟他一起做。中國人更是實在可悲，在東歐和俄國都已成為民主國家近二十年的今天，十三億中國人仍被完全剝奪了政治選擇權，仍處於每天被洗腦卻渾然不知，反而洋洋得意、俯視天下，沉浸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種昏庸夢幻中。他們不知道A在獨裁專制下，國家越強大，個體越渺小。無論中國經濟發展到何種地步，只要個體仍是螞蟻、是螺絲釘，就哪個世紀也不會是中國人的。連「人」都沒有，還會有他的世紀嗎？而對在個體主義文化主導下成長起來的美國人來說，面對他人、他國批評美國的任何舉動，就是對大規模地丑化、詛咒整個美國的「反美」聲浪，也從不會群體發狂，因為他們健康、強壯。只有那些最病態、最虛弱的人們，才會稍微被碰一下，就歇斯底里。個體心靈不強大，就要靠國家撐腰，靠群體壯膽，靠民族榮耀。因此才會對國家主辦的一場體育比賽狂到近乎全國瘋癲。而這正是共產黨的目的，通過主辦北京奧運，強化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強化國家的概念，以此維護和鞏固那個以暴力和欺騙為核心的專制統治。於是奧運還沒開始，「暴運」的序幕已經拉開。2008年4月22日於美國——轉自《開放》2008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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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16

李筱峰專欄／《超級大國民》閱兵
[自由時報]
[2008-04-19 18:20:26]
李筱峰專欄／《超級大國民》閱兵 從萬仁電影看總督府、總統府在名導演萬仁先生所導演的電影《超級大國民》片中，穿插有兩段珍貴的歷史紀錄片，至今讓我印象深刻：第一段是二戰末期日本駐台的最後一任總督安藤利吉，站在總督府（今總統府）前面校閱軍隊的情形。包括許多台灣青年子弟在內的「台灣軍」，魚貫經過總督府前面廣場，接受安藤利吉的校閱；第二段是一九五○年代初，蔣介石總統站在總統府（原總督府）前面，也在校閱軍隊，包括大部分是台灣子弟的充員軍，踢著正步經過總統府前面廣場，接受蔣介石的校閱。這兩個場景的時間相距大約七年左右，完全相同的地點，卻出現兩個完全不同的外來統治者。台灣人的角色則毫無改變，依然是被統治者、被宰制者。我看了這兩個鏡頭時，眼淚忍不住潸然而下。這幢落成於一九一九年的日本總督府，自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進入辦公起，歷經十三任日本總督。戰後蔣介石政權敗退來台，將它改為總統府，又經過兩蔣卅八年的軍事戒嚴統治。從總督府到總統府，這幢文藝復興式的雄偉建築，代表著前後兩個外來政權的威權象徵。直到李登輝總統的末期，隨著台灣的民主化，總統府開始開放讓民眾接近，陳水扁總統更將它開放每週讓民眾參觀，並派志工解說員替參觀民眾解說，它神秘的威權面紗才逐漸褪卻。諷刺的是，第一位在這幢建築物辦公的日本總督明石元二郎，遺言將自己安葬在台灣（地點在今十四號公園內），而後來的兩蔣，至今卻還未入土為安。這幢過去外來政權的象徵建築，今後將扮演何等角色？日前總統當選人馬英九拜訪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時，經陳所長的建議，同意將來要將總統府搬離現址，以追求轉型正義。馬表示新總統府可能規劃搬到關渡。陳所長並建議將現在的總統府建築改為歷史博物館。我很樂意看到這則消息，但不免也有些疑惑。樂意的是，十幾年前我就曾經主張，這幢見證兩個時代的總統府現址，有一天能改為台灣歷史博物館。如今芳明兄也有相同的看法，真希望有一天能真正促成。但是我感到疑惑的是，要把總統府遷離現址，與轉型正義何干？細敲之下，才透悉馬英九的內心情結。原來馬英九在意的是，總統府現址原是日本殖民時代的總督府，他要「轉型」的「正義」，即在此。陳芳明向馬表示，「過去講轉型正義，只有民進黨算國民黨的帳，其實日據殖民地時代留下的歷史，也應釐清」，這席話對馬英九而言，正中下懷。國民黨長期以來給人有「仇日」的深刻印象，馬英九不喜歡在日本人留下來的總督府辦公，其心情當可理解。但不要忘了，這幢建築也曾經是馬英九所效忠的蔣政權厲行「白色恐怖」統治的權力中心之所在。日本時代的歷史，早就被國民黨的仇日教育清算（兼扭曲）得極其徹底，但是國民黨過去一黨專政的歷史，造成多少傷害，至今還來不及讓全體台灣人民（尤其是青年學子）清楚明白，而一黨獨大的幽靈又已赫然復辟。這段歷史如果沒有結算清楚，則總統府遷離現址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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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馬英九應該拜訪的15個人
[自由時報]
[2008-04-26 17:10:40]
李筱峰專欄／馬英九應該拜訪的15個人 馬英九當選總統後，陸續展開一些拜訪行動。觀察他所拜訪的人士，除了陳總統之外，其對象不是一些以自己商業利害為考量的企業家，就是一些妥協性極高、立場搖擺，似綠似藍的人物。拜會這些人物，只是迎合藍營口味，對於馬的施政並無太大的參考價值。馬英九如果真要做全民總統，真要實踐他們在立委與總統勝選之後所宣稱的要「謙卑」的話，應該去拜訪以下五種類型人士，共計十五人：第一類人物是獨派大老，包括彭明敏、黃昭堂、陳隆志、史明、辜寬敏等先生。數十年來他們不為名利，堅定提倡台灣獨立建國。他們之中多屬國際知名大學的博士，且屬國際法領域專家。彭、黃合著的《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陳隆志所著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台灣憲法文化的建立與發展》等，絕對值得「一中」思維的馬英九虛心研讀；至於史明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探討台灣人意識形成的過程，也絕對值得總統選舉期間宣稱「燒成灰也是台灣人」的馬英九虛心討教；辜寬敏老驥伏櫪，至今仍出錢出力，所為何來？蔣經國主政時，就屢次約見辜先生詢問國政，馬英九豈肯置之不理？第二類型人物是來自中國的反共自由人士，如阮銘、林保華、曹長青等先生。以前國民黨高喊反共，人民稍有懷疑就用子彈或監獄伺候；以前不論阿貓阿狗只要從「匪區」出來，國民黨就奉為「反共義士」。現在國民黨開始親共，對於逃出中國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卻避之唯恐不及。阮銘、林保華等人為民主自由離開中國來台灣，他們在台生活艱困，卻仍願做台灣人，此乃真正反共義士，值得馬英九拜訪，聽聽他們敘述中共政權本質的經驗談。第三類型人士是在台成長而完全認同台灣的所謂「外省人」，如敏洪奎、陳師孟、金恆煒等先生。敏洪奎曾經是馬英九的同志，但現在對馬頗有意見，馬英九應該去拜訪他，看看到底是誰變了？至於拜會陳師孟、金恆煒等人，看看為何同樣在台灣長大，他們會認同台灣為祖國，而馬卻只會在選舉時才想到愛台灣，選後又是「一個中國沒問題」。拜會了他們，馬英九應該把所謂「台獨是在搞族群對立」的話收回。第四類型是仁民愛物、認同台灣的宗教家，如高俊明牧師、釋昭慧法師。高牧師長期投注人權與台灣獨立運動，曾因義受難而無悔；昭慧法師不僅認同台灣，對於人權、環保、保護動物、支持弱勢等行動更是身體力行，對於支持受難的西藏、聲援抗暴的緬甸僧侶，更發揮了「願同弱少鬥強權」的菩薩精神。馬英九不妨去拜會他們，順便體察一下「和你們同在一起」的星雲、惟覺為何與他們不同。第五類型是提出台灣主體文化論述的知識份子，如莊萬壽、李喬等先生。 著有《台灣文化論─主體性之建構》、《台灣論》、《中國論》的莊萬壽教授，值得標榜「先連結台灣歷史，才有中國」的馬英九，前去請益。莊教授對中國古學的深厚學養，也保證讓馬英九陣營不敢再用「去中國化」來曲解台獨主張；至於著有多部長河小說與文化論述的李喬，可以說是台灣精神史的指標人物，發誓「不會賣台」的馬英九，盍興乎來？以上人物，都不是藍營用來挑撥族群與階級的所謂「一高二低」的人，無損藍營的優越身段，馬英九何不趕緊安排訪問行程？（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李筱峰專欄／馬英九應該拜訪的15個人
[自由時報]
[2008-04-26 17:10:40]
李筱峰專欄／馬英九應該拜訪的15個人 馬英九當選總統後，陸續展開一些拜訪行動。觀察他所拜訪的人士，除了陳總統之外，其對象不是一些以自己商業利害為考量的企業家，就是一些妥協性極高、立場搖擺，似綠似藍的人物。拜會這些人物，只是迎合藍營口味，對於馬的施政並無太大的參考價值。馬英九如果真要做全民總統，真要實踐他們在立委與總統勝選之後所宣稱的要「謙卑」的話，應該去拜訪以下五種類型人士，共計十五人：第一類人物是獨派大老，包括彭明敏、黃昭堂、陳隆志、史明、辜寬敏等先生。數十年來他們不為名利，堅定提倡台灣獨立建國。他們之中多屬國際知名大學的博士，且屬國際法領域專家。彭、黃合著的《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陳隆志所著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台灣憲法文化的建立與發展》等，絕對值得「一中」思維的馬英九虛心研讀；至於史明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探討台灣人意識形成的過程，也絕對值得總統選舉期間宣稱「燒成灰也是台灣人」的馬英九虛心討教；辜寬敏老驥伏櫪，至今仍出錢出力，所為何來？蔣經國主政時，就屢次約見辜先生詢問國政，馬英九豈肯置之不理？第二類型人物是來自中國的反共自由人士，如阮銘、林保華、曹長青等先生。以前國民黨高喊反共，人民稍有懷疑就用子彈或監獄伺候；以前不論阿貓阿狗只要從「匪區」出來，國民黨就奉為「反共義士」。現在國民黨開始親共，對於逃出中國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卻避之唯恐不及。阮銘、林保華等人為民主自由離開中國來台灣，他們在台生活艱困，卻仍願做台灣人，此乃真正反共義士，值得馬英九拜訪，聽聽他們敘述中共政權本質的經驗談。第三類型人士是在台成長而完全認同台灣的所謂「外省人」，如敏洪奎、陳師孟、金恆煒等先生。敏洪奎曾經是馬英九的同志，但現在對馬頗有意見，馬英九應該去拜訪他，看看到底是誰變了？至於拜會陳師孟、金恆煒等人，看看為何同樣在台灣長大，他們會認同台灣為祖國，而馬卻只會在選舉時才想到愛台灣，選後又是「一個中國沒問題」。拜會了他們，馬英九應該把所謂「台獨是在搞族群對立」的話收回。第四類型是仁民愛物、認同台灣的宗教家，如高俊明牧師、釋昭慧法師。高牧師長期投注人權與台灣獨立運動，曾因義受難而無悔；昭慧法師不僅認同台灣，對於人權、環保、保護動物、支持弱勢等行動更是身體力行，對於支持受難的西藏、聲援抗暴的緬甸僧侶，更發揮了「願同弱少鬥強權」的菩薩精神。馬英九不妨去拜會他們，順便體察一下「和你們同在一起」的星雲、惟覺為何與他們不同。第五類型是提出台灣主體文化論述的知識份子，如莊萬壽、李喬等先生。 著有《台灣文化論─主體性之建構》、《台灣論》、《中國論》的莊萬壽教授，值得標榜「先連結台灣歷史，才有中國」的馬英九，前去請益。莊教授對中國古學的深厚學養，也保證讓馬英九陣營不敢再用「去中國化」來曲解台獨主張；至於著有多部長河小說與文化論述的李喬，可以說是台灣精神史的指標人物，發誓「不會賣台」的馬英九，盍興乎來？以上人物，都不是藍營用來挑撥族群與階級的所謂「一高二低」的人，無損藍營的優越身段，馬英九何不趕緊安排訪問行程？（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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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峰專欄／從卓別林說到林志玲
[自由時報]
[2008-05-03 16:16:23]
李筱峰專欄／從卓別林說到林志玲 「吾衰矣，久矣！吾不復夢見卓別林。」最近看到台灣的「藝人」爭先恐後地去尬上北京奧運舞台的一角，使我想起久未夢見的卓別林。卓別林是一位我頗欣賞的藝術家，我欣賞他，不只是因為他集編導、表演、作曲於一身，也不只因他詼諧的演技，而是因為他有深邃的哲學內涵與社會正義。卓別林說：「我信仰自由，這是我的全部政治見解。」為此，他不理會納粹德國外交人員與美國法西斯團體的施壓，毅然編攝《大獨裁者》，不惜得罪政治勢力，向好萊塢宣戰。我又想起了樂聖貝多芬。有一次貝多芬在公園散步，遇到一位伯爵，伯爵藉機邀請貝多芬到官邸去演奏。貝多芬謝絕說：「對不起，像你們這樣的伯爵很多，但貝多芬只有一個，不能隨便演奏！」貝多芬有這樣的志氣，怪不得他原先寫好要送給拿破崙的第三號交響曲，最後在聽到拿破崙稱帝的消息之後，一氣之下扔進了垃圾桶！我又想起了蕭邦。這位拒絕為外來統治者演奏的波蘭音樂家，帶著一把波蘭的泥土出國。在聞知波蘭正爆發反抗帝俄統治的革命時，內心掙扎著是否要回國參加革命，最後雖因父親的勸阻沒有回國，但蕭邦為多難的祖國哭泣、禱告，終於化悲憤為音符，寫下了不朽名作─Ｃ小調革命練習曲。藝術家不僅擅長創造，最重要的是要有人類遠大的價值與正義感，諸如：人道、慈悲、人權、自由、民主…。這樣的內涵與精神，才是藝術的極致。真正的藝術家是不會隨波逐流，更不會趨炎附勢的。當然更不會取悅觀眾，趕集上市，把藝術當商品賣。名演員李察吉爾關心西藏問題，對他有何好處？大導演史蒂芬史匹柏為了中國助長蘇丹暴行，拒絕再當北京奧運的海外藝術顧問，對他有何好處？冰島歌后碧玉（Bjork Gudmundsdottir）在上海演唱〈宣佈獨立〉一曲，公開支持西藏獨立，對她有何好處？這些藝術工作者為何不迷信「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而勇於替被壓迫者呼號？也許可以藉史匹柏的這句話回答：「我的良知不允許我繼續像平常那樣工作。」然而台灣藝人的良知是什麼？當北京奧運的聖火到處受到抵制而顏面盡失之時、當西藏人遭受北京政權屠殺而血流不止時、當中國的一千多顆飛彈繼續威脅台灣時，你們趕著替北京奧運唱歌表演是為了什麼？「藝人」的「藝」，不就是「藝術」的「藝」嗎？你們的藝術內涵又是什麼？總統大選期間，有位張姓女藝人恬不知恥的說：「我們才不在乎馬英九有沒有拿美國綠卡，只要能把經濟拚好，火星人來當總統都可以。」原來這般「藝人」的「藝術觀」是「向錢看」的。怪不得有那麼多的「藝人」汲汲營營挺「藍」又挺「紅」。挺「藍」是因為藍色政黨長期擁有媒體影視的龐大資源；挺「紅」是因為紅色政權統治下的「祖國」擁有廣大的聽眾市場，這確實夠讓他們「拚經濟」了！為了「拚經濟」，台灣的「藝人」患了骨質疏鬆症！想起去年西藏小姐次仁瓊達拒絕接受「中國西藏」的名義，憤而退出國際旅遊小姐選美，而台灣的小姐卻麻木無知地披著「Chinese Taipei」名條走秀；想起崇尚人權、支持台灣獨立的中國青年組成的「盤谷樂團」，寧可批判中共政權而被迫流亡國外，而台灣的「藝人」卻為了趕中國市場，寧可自貶台灣國格去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內地」。走筆至此，看到電視上又播放著林志玲在北京故宮大廟歌唱作秀的鏡頭，我忽然覺得，這位稱呼中國叫「內地」的台灣名模，外表清純，但要她了解卓別林、貝多芬、蕭邦的精神，恐怕有點強人所難吧！（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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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15

《金恆煒專欄》蕭萬長舔胡錦濤的靴子
[自由時報]
[2008-04-11 21:46:47]
《金恆煒專欄》蕭萬長舔胡錦濤的靴子 民主國家新當選的副總統即使尚未就任，就儼然副總統了；副總統本人不會迴避此尊銜，國內國外媒體以及他人也不會故意不用；奇的是蕭萬長明明是副總統了，到中國去參加「博鰲論壇」卻刻意隱慝，反打出名不見經傳的所謂「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的名義，其中不是有詐，而是政治立場與姿勢的表態。蕭萬長是用行動向北京屈膝，表達奉行「一個中國原則」而不逾的妾婦之道；這是蕭萬長身體力行馬英九「終極統一」路線的明證。馬英九在當選次日即透過國際記者會向中共宣示遵從「一個中國原則」，蕭萬長到海南島磕頭，不敢用副總統名號，可見中國國民黨只接受「一個中國」毫無「各表」可能；真要「各表」，蕭萬長訪中不是應當堂堂正正亮出「中華民國副總統」的旗幟？或最少也應該有「副總統」稱號！這才有「各」可言，也才有「表」可言。馬英九選後到總統府面見陳總統，在「扁馬會」中，馬英九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必要，而且強調「兩岸即使不互相承認，至少可以不互相否認」。換句話說，馬英九訛詐使用的「一中各表」，在蕭萬長踏上中國之前就已破功。蕭萬長不敢、不能、不行亮出「副總統」，正是用行動否決了「一中」的「各表」。馬英九選上總統與中國打的第一個交道，對中共而言非同小可，絕對會利用此一時機為「兩岸」定調。蕭萬長到中國持的是「台胞證」，「台胞」云何，就是承認「一中原則」，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哪有「一中各表」？又哪有「互不否認」？更且，蕭萬長在「博鰲論壇」的地位，不列在「政要／前政要」類別，而在「商界領袖」中；中國視台灣的副總統如無物，也就不言可喻了。中國沒有用國家領導人的身分迎接蕭萬長，連蕭萬長「致謝辭」的公開記者會都一併取消；這個「下馬威」可是一點也不含糊。馬蕭這樣低聲下氣，這樣俯首帖耳，看在國際人士的眼中或許只能用「下賤」兩個字形容，當然，反對馬蕭「一中市場」的台灣人民，也只能用「他，馬的」回應。更嚴肅一點來看，「他，馬的」還不只一端。現在全世界都在聲援Tibet、抵制中國舉辦奧運的聖火，德國總理、法國總統甚至美國總統在國會壓力下都可能杯葛奧運，偏偏在千顆飛彈威脅下的台灣新當選的馬蕭公然不畏人言，到海南島去舔胡錦濤的軍靴（按，胡是軍委主席）。更值得觀察的是，胡錦濤沒有單獨會見蕭萬長的打算，而且只撥出二十分鐘與台灣訪問團共十四位團員閉門會議，其以上凌下的輕忽，絕對是有意造作下的結果。老實說，中共對待新當選的蕭副總統比下台的前副總統連戰不堪；馬蕭可能納悶，為什麼卸任的比新任的吃香？為什麼選輸的比選贏的風光？原因很簡單，中國國民黨已經全面掌控台灣，殺馬蕭威風就是給台灣人民看，而舖紅毯迎連戰是忌憚民進黨，符合「統一戰線」的策略。台灣派失勢、中國派當紅，中國對台政策當然會改弦更張；對馬蕭如此，對台商何嘗不然！苦的是台灣、台灣人民！（作者為當代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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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未來，「馬胡」不得 / 曹長青
[自由時報]
[2008-04-30 08:16:25]
對台灣未來，「馬胡」不得 曹長青「自由時報」《星期專論》台北的紅衫軍示威，最後以鬧劇走入歷史。今天，中國又出現類似「紅衫軍」的示威：由於奧運火炬在巴黎被人權組織杯葛抗議，結果引起中國憤青們的強烈不滿。連續多天，他們圍攻法資商店「家樂福」和法使館；海外中國留學生也在多個國家高舉五星旗遊行抗議。象徵暴力的中國國旗構成的紅海洋，令人想起清末的義和團和文革的紅衛兵。別說「家樂福」作為一家外商連鎖店，根本無法對巴黎的幾位人權人士的舉動負責，就是法國政府或總統，也不能控制和限制人權組織的行動，這是基本邏輯和常識。中國外交部的官員們對此不會不清楚，但他們為什麼不出來講點公道話，制止暴民？奧秘就在這裡，中國政府默許憤青們硬把這筆帳賴到一個投資商頭上，就是要以此逼迫外商表態，反對藏獨，支持北京奧運。有多少台商能挺住，令人質疑「家樂福」等外商到中國投資，主要想賺錢，不會熱中政治，更不會對什麼奧運、奧步有多大興趣。在中國暴民攻擊後，「家樂福」表態說，他們公司永遠不會做損害中國人民的事情，並表示尊重中國人的抗議權利，希望中國人民永遠擁有此權利。其弦外之音很明顯，希望中國人也對自己國家的醜陋和不公有抗議的勇氣，使用這種權利。但在中國暴民的持續圍攻下，「家樂福」公司終於再次表態，反對藏獨，支持北京奧運。中國商務部官員隨即發表講話說：家樂福等一些外資企業表態反對「藏獨」、支持北京奧運，我們對此表示歡迎。而這才是中國政府所要的。看到法商的這種表態，讓人不期然想到台商。如果這次奧運火炬到台北，像巴黎那樣，被關注人權的台灣人抗議的話，中國的憤青們不知會做出怎樣激烈的反台、圍攻台商的示威，更可能會要求台商表態，支持北京奧運，反對台獨。到時候，有多少台商能挺住，拒絕這種政治勒索和圍攻，相當令人質疑。因為當年中國通過反分裂法時，被視為綠色商人的許文龍，也在壓力下低頭，發表聲明附和中國政府。而台灣知名的綠色歌星、模特兒，在中國政權和網路暴民的威逼下屈服，更是司空見慣。即使「家樂福」做出這種表態，中國暴民還不罷休，他們揚言五月一日（中國假日）聚眾大鬧，在網上呼籲說：大家到家樂福去購物，先選一堆冰淇淋，再拿一些魚和海鮮壓在上面，然後往上面放一袋百斤裝的大米，推著在商場裡轉一個小時，然後扔在一旁，悄悄走人……如此陰損、刻毒的想法（做法），足以表現當今中國人被「毒化」到何種地步。在一個自稱要「和平崛起」的國家，竟縱容這種暴民，最根本原因，它本身就是暴政。中國反日、反美、反台、反西方的任何一次示威，背後都有「這種暴政」的影子。在專制中國，暴民、暴政配合「墨漆」、相得「異髒」。中國雖然經濟發展了二十年，但這種暴政和暴民「墨漆」的本質，並沒有改變，而且隨著實力增長，更刺激了暴民的狂妄、瘋癲。而只有煽動起民族主義狂熱，暴政才可能倖存，胡錦濤的位子才能坐穩。對台灣來說，令人擔憂的是，對中國這樣的現狀和本質，將在五月執政的馬英九政府根本不清楚，甚至抱有浪漫幻想。馬確定其兩岸政策是建立共同市場，全面三通開放。其結果只能導致更多台灣資金西進中國，讓將來對岸的憤青們有更多的勒索和敲詐對象，從而把台灣「通」到一國兩制的繩索中。別讓紅衛兵「打砸搶」台灣最近喧囂一時的中國「富豪炒房團」訪台，就預示這種危機。因為中國市場模式是「盜竊經濟」，即權力者乘機瓜分國庫，腐敗是制度性、全民性的。而房地產是中國最腐敗的領域之一。據去年的數字，中國的富豪絕大多數是炒房地產和股票。有這樣背景的中國富豪團要到台灣炒地皮和房產，以及更多的中國盜竊經濟模式進入台灣，等於是讓紅衛兵的打（亂台灣市場）、砸（毀台灣秩序）、搶（奪台灣資金）的盜竊之風進入台灣，最後可能「盜」走整個台灣。蔣介石一生反共，因他深知共產黨是邪惡的。即便如此，仍有西安事變後的幻想，對共軍網開一面，結果全盤皆輸。蔣經國堅定反共，因他曾是共產黨員，從內部瞭解了邪惡。今天國民黨的後人馬英九則公開說，希望國民黨青年團出個胡錦濤，這話不僅反映了馬對什麼是獨裁者，對中國的暴政和暴民政治根本不清晰，而且還要全面向敵國開放。這種「馬胡」情懷，對台灣可能構成的傷害，才是台灣人民應該警惕，絕對不可馬虎的。（作者曹長青為旅美作家）2008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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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14

曹長青專欄／台灣沒有敵人？
[自由時報]
[2008-04-27 21:28:35]
曹長青專欄／台灣沒有敵人？ 在迄今為止民進黨的敗選檢討中，一個很強的聲音是，這次總統敗選，是因「深綠」綁架了民進黨，因而強調民進黨今後更應走「中間路線」。什麼叫「中間路線」？今天台灣的政治現實明顯是，「藍」代表中國，「綠」代表台灣，在這兩種國家定位的價值方向選擇上，要求綠營走中間，其實就是要求民進黨向藍營所代表的（中國）國家觀靠攏。不要說這完全背離民進黨建黨的初衷和理想精神，而且從操作上已被證明行不通。這次謝長廷無論在黨內初選，還是總統大選，都刻意呈現要走中間道路的妥協姿態，包括強調和解共生，甚至為憲法一中辯護，但結果怎麼樣呢？大輸了二百萬票！輸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輸者完全不明白自己輸在哪裡。而如果硬要推卸輸的責任的話，則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了。「中間路線」的強調者甚至提出，不能把台灣和中國、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關係「視為敵我矛盾」。但中國是不是台灣的敵國，不是哪個人隨意認定的，而是明擺著的事實：中國用千枚飛彈瞄準台灣；用立法（反分裂法）明確要吞併台灣；外交全面封殺台灣。如果這還不叫敵人，那還要多少枚飛彈瞄準才算？還要在多少方面打壓台灣才算？國民黨當然是民進黨的政敵，而且從嚴格意義上說，國民黨還不是真正的民主政黨。因為如果國民黨真心要民主，首先就要退還黨國時代侵吞的人民財產；而繼續霸佔國家財產，這才是台灣最大的腐敗。其次要主動「去蔣化」，清算蔣家專制歷史，實現轉型正義；另外更要真心認同台灣，拿掉「中國」兩字，正名為台灣國民黨。但國民黨不僅完全拒絕這樣做，馬英九們還去朝拜獨裁者蔣介石的墓地，維護專制的歷史和價值；蕭萬長、連戰還相繼去北京，諂媚那個指揮用飛彈瞄準台灣的中共軍委主席胡錦濤。國民黨這些做法，不僅出賣台灣的尊嚴和利益，把大中國意識更多引入台灣，更幫助強化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因此台灣的藍綠之爭，完全與西方國家的兩黨制不同。而國民黨公開把民進黨視為「主要矛盾」，並要「聯共制台獨」，不僅阻止台灣成為正常國家，而且視民進黨為比共產黨更敵對的對手。對民進黨內那些自作多情的中間妥協路線，不僅對方從來不買帳，更被選舉結果一次次證明行不通。任何一個民主政黨，沒有核心價值，不堅守核心價值，最後都會被選民淘汰。而如果民進黨不選出一個沒有派系背景，能堅持原則理念的黨主席，其前景很難看好。正如近日趕回台灣力挺辜寬敏的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所直言，如果民進黨內現在還強調走中間路線，「不要說找不回民進黨，我們可能應該思考放棄民進黨」。（作者曹長青為獨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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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恆煒專欄》「找回」或是「放棄」民進黨?!
[自由時報]
[2008-04-25 14:16:59]
《金恆煒專欄》「找回」或是「放棄」民進黨?! 已然參選民進黨黨主席的「台獨大老」辜寬敏日前召開登記後首度記者會，揭示的主要訴求是：「找回民進黨」，特別遠從美國東岸兼程飛回台灣力挺辜寬敏的前總統府秘書長陳師孟在記者會中加上註腳，慨乎其言的說，如果民進黨內現在還有人主張中間路線、接近中間選民，「不要說找不回民進黨，我們可能應該思考放棄民進黨」。選完之後有些派系頭頭不反躬自省，還怪民進黨被「基本教義派」綁架，要積極擺脫忠心耿耿的死硬深綠，向中國靠攏。讓人不舒服的是，言下不啻認為支持他的選民是敗選的來源。民進黨不只是沒有完成綠色選民的託付，老實說是對不起支持他的五百四十多萬選民。天下之可惡有過於此!?再老實說，中不中間就算有辯論空間，但是「親中」與「保台」則是台灣生死存亡的關鍵課題，沒有閃躲的空間。新系敗選的前立委李文忠沒有向選民道歉，卻把罪責放在「排藍條款」上，他公然說：「排藍條款頂多影響三席立委，真正影響不在選舉，而是把中國、國民黨視為敵我矛盾，破壞民進黨大鳴大放……」夠白了罷，原來祭出〈反分裂國家法〉的中國，不是「敵人」，（難怪李文忠〈反分裂法〉嚇台後到中國去表態）原來祭出一千多枚飛彈對準台灣的中國，不是敵人，原來強調「一中原則」的中國，不是「敵人」，同樣的，原來主張「終極統一」的中國國民黨不是敵人，原來「聯共制台」的中國國民黨不是「敵人」，原來視中國為「次要矛盾」、視民進黨為「主要矛盾」的中國國民黨不是「敵人」，那麼「敵人」是誰？那些堅持民進黨核心價值、那些主張台灣主體性、那些視兩個中國黨為敵的五百四十多萬選民，在李文忠眼中反而是「敵我矛盾」？更重要的是，既然中國、中國國民黨不是「敵我矛盾」，那麼民進黨不是應當接受「一中原則」，接受「終極統一」？即使不接受也應當逆來順受？李文忠到底站在哪一邊？到底為誰解套？隔一日馬上傳出也是新潮流系的洪奇昌要進入馬英九政府出任海基會副董事長！這其中沒有「前人種樹，後人遮蔭」的把戲？而且只有民進黨與兩個中國黨不再處在「敵我」格局中，洪奇昌當馬官才有正當性；新系的厲害夠瞧！民進黨的問題不在能不能「大鳴大放」，而是敵我不分，甚至寧願向中國黨屈膝。藍色的鬥爭手法李文忠一體接受，藍色價值全然內化。李文忠批判民進黨的用語，諸如「貪腐政黨」、「沒有能力執政」、「粗暴」「基本教義派」（按：這是帶著價值批判的貶辭，只有「敵方」才會使用）、「對貪腐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與藍調完全一致，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敵我之判」下藍調／統派的鬥爭手法。唯一可證實的是，李文忠與中國國民黨果然不是「敵我矛盾」，甚至也不是「內部矛盾」，對民進黨與綠色選民而言，「有這樣的同志，還需要敵人」？陳師孟不繳黨費，不正是抗議李文忠之流的新系？辜寬敏也好、陳師孟也好，都公開批判過扁，但是辜陳兩人都肯定陳水扁的歷史地位；「找回」民進黨或者「放棄」民進黨？陳師孟提出來的哈姆雷特式的命題，正是五百四十多萬支持者要回答的問題；要支持李文忠的新系或是放棄？恐怕是民進黨黨員在選黨主席時非得思考而且面對的核心問題。（作者為當代雜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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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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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華專欄／憤青黑手
[自由時報]
[2008-04-22 22:36:42]
林保華專欄／憤青黑手 中國的「民族主義」，每隔一陣就要歇斯底里大發作一次。最近借西藏（圖博）與奧運問題又大發作。至於甚麼時候需要發作，全由共產黨根據需要決定。因為中國集會遊行必須黨批准；網絡憤青言論也由黨控制。這次的民族主義大發作，圍繞在ＣＮＮ、王千源、家樂福三個主體，源頭則是西藏。胡錦濤的親信、西藏黨書記張慶黎侮辱達賴喇嘛是「人面獸心」、「披著袈裟的豺狼」；憑著這種敵對態度，就可斷定不可能使西藏人民服氣。但是北京沒有料到，這次對自由與人權普世價值的踐踏，引起國際社會，尤其是民間的強烈反應。在北京從西藏趕走所有境外媒體後，ＣＮＮ就多次報導不是來自中國官方的資訊，於是中國憤青在網絡上大事辱罵ＣＮＮ。問題是中國有多少憤青可以看到ＣＮＮ？可知這個源頭來自官方。後來又發生ＣＮＮ主持人指CHINA是「暴民」與「惡棍」，中國硬指這是侮辱中國人，由外交部三次點名，ＣＮＮ澄清指的是政府，向「人民」道歉，把矛頭指向政府，中國當然更不會接受。王千源是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留學生，在「反藏」與「支藏」兩個集會中勸說中國留學生了解一些西藏，卻被當「漢奸」聲討與圍剿，憤青恐嚇要從肉體上消滅她，她的私人資料在網上被公開，青島的父母被批鬥，家裡被潑糞，東西被搶，母校青島二中上演開除她的學籍鬧劇。目前ＦＢＩ已介入調查。因為奧運火把在巴黎被滅火，有憤青聲稱家樂福某大股東支持達賴喇嘛而號召抵制，該老闆再否認也擋不住中國的愛國憤潮。四月十九日中國六城市憤青包圍家樂福，其中合肥還發生搶、砸事件。也是這一天，一些西方城市的中國留學生與僑民舉行愛國大集會，紅旗一片，中間還出現青天白日！中國政府走在既要鼓動民族主義，又害怕失控的鋼繩上；如果不趕緊煞車，勢必影響八月奧運。所以官方媒體降溫，聲稱「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是當前最大的愛國」。他們沒有報導圍堵家樂福事件，以免擴大事態，但是英文稿則加以報導，借以恐嚇西方國家。這如同布希與胡錦濤的熱線電話，中國官方中文媒體說「一中原則」，英文稿則是「一中各表」，以「內外有別」這種流氓黑道伎倆分別欺騙中國民眾與國際社會。四月十八日中國派前駐法國大使趙進軍與法國總統薩科茲會面，法國遂決定派特使到中國，中國媒體高調宣傳法國「主動」解決危機，還報導法國大使向中國火炬手金晶道歉的消息，以示法國向「天朝」求和。然而這個金晶因為不贊成抵制家樂福，被憤青痛罵為「漢奸」，法國對她有一份歉意。國際社會不應被中國民族主義所嚇倒而助長其氣焰，才能迫使中國改革。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林保華專論》結緣高雄﹐穿講南北
[自由時報]
[2008-04-28 18:56:02]
來台灣定居後﹐雖然住在台北市﹐但是還有一些機會往南部跑﹐去得最多地方是高雄（市縣）。其中一個重要工作是去中學裡演講﹐講我的特殊經歷﹐以及從經歷與研究中對共產黨的認識。前年﹑去年去雄中﹑雄女﹐最近到高雄縣兩天﹐在鳳山﹑林園﹑文山﹑仁武﹑路竹的五間學校演講。如果加上三月應楊秋興縣長的邀請在縣政府演講後﹐朋友帶我去錫安山旅遊參觀﹐這次回來查地圖﹐我在高雄﹐可說從南穿到北了。在這裡要感謝有關部門的安排。第一次到高雄﹐是一九九六年從香港來台灣參觀選舉。那次是我多次來台灣參訪中最有意義的。不但那是台灣第一次一人一票選舉總統﹐而且因為中國在“福建前線”舉行軍事演習﹐封鎖台灣海峽的若干空域﹐並且向台灣發射飛彈﹐使訪問帶有若干悲壯色彩。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在訪問團解散後﹐臨時決定多留兩天﹐到高雄去。因為那次中國的飛彈有一枚就是射向高雄西子灣的海面。我特地過去“憑吊”﹐表達對共產黨的憤慨與抗議。第二天我又去了鵝鑾鼻。因為我去過基隆﹐再到鵝鑾鼻﹐可說是跑遍台灣南北﹐表達我對台灣的一片心意。我很羨慕台灣的年輕人﹐生活在自由的世界﹐不像當年我和他們同樣的年紀﹐卻是不同的命運﹐雖然在印尼﹐就已經在共產黨的控制下﹐被中共洗腦而吸收單一的資訊。這條彎路一走就是將近三十年﹐人的一生有幾個三十年因此我也很擔心台灣的年輕人﹐因為太單純而不知社會的險惡﹐尤其與共產黨打交道﹐甚至與共產黨教育出來的“憤青”打交道﹐因為缺少警覺心而容易上當受騙。所以總想多講一些﹐希望增加他們一些“抵抗力”。講到共產黨﹐許多人會說﹐共產黨現在已經變了。在中國準備收回香港時﹐有香港人那樣說﹐包括民主派人士﹐到六四屠殺他們才清醒。台灣自然也有許多人那樣說﹐不知道西藏屠殺會不會使他們清醒﹖最擔心是他們相信共產黨的宣傳﹐所以我最要講的是他們的騙術與我受騙的經歷。南部的中學生很可愛﹑很單純﹑也很熱情。本來我以為﹐這次正好有西藏問題出現﹐對他們是最好的“教材”﹐還有博鰲論壇中“一個中國”的騙術﹐但是我發現他們似乎沒有怎麼看這些新聞﹐所以沒有太大的反應。而在談到我與高雄“結緣”﹐是因為一九九六年那顆飛彈時﹐有一個同學在散會後問我﹐難道中國真的向台灣發射過飛彈﹖的確﹐那時他們大概才四﹑五歲﹐不會有甚麼印象﹐但是社會上親中言論滿溢﹐而我們的老師與家長也不提的話﹐久而久之﹐共產黨就會成為“正面”的形象﹐我們的心防就會失守。去年演講中﹐有一位同學問我﹕“甚麼是共產黨﹖”我自己也嚇了一跳﹐不知該怎麼回答﹐不過也的確反映了目前需要向學生填補這方面的空白。這次有學生要我講講共產黨的黑幕﹐我很高興﹐因為他至少知道共產黨是“黑”的﹐而且想知道的更多。跑了這些學校﹐見到學校的校長與老師﹐他們都在默默耕耘。我感慨的說﹐我也當過老師﹐只是文革一陣狂風﹐老師成了革命對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此與“老師”絕緣。所以做老師那種“桃李滿天下”的滿足感﹐我沒有享受到。的確﹐我到了香港﹐與以前的學生完全斷了音訊﹔更難言的是﹐我過去教的是中共黨史﹐教出來的是怎樣的“桃李”﹖不過我到紐約後有一位學生找過我﹐也是我離開學校後唯一見到的學生。他本來是馬來西亞的僑生﹐與我一樣﹐離開中國到香港﹐再到美國﹐還來和我相認。有一年中秋﹐他還送來一盒月餅﹔感謝他沒有計較我當年的“為匪張目”。如果說當年我教的中共黨史是“誤人子弟”的話﹐我的餘生當然必須做出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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