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寒夜三部曲>>後

讀《寒夜三部曲》後
書名：寒夜三部曲
作者：李喬
出版社：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1年2月
本書摘述:
作家李喬先生的<寒夜三部曲>，是由<寒夜>、<荒村>以及<孤燈>三部故事情節具有連續性的長篇小說所組成的作品。

第一部<寒夜>故事時間為1890年至1897年，地點是在台灣中部山區。大意是：「隘寮腳」（公館）楊善慶的長工彭阿強，因主人家二十多甲水田被水災奪為河床，為了活命，攜帶一家七男五女十二口，加上持火器護衛的黃阿陵、劉阿漢兩名隘勇，由石圍牆向大湖庄出發，其目的地是大湖庄東邊山區，與原住民接界的「蕃仔林」，要在那裡開山拓土、安頓家小。這裡隨時有原住民進行獵首的「出草」儀式，但為了生活，這家人只得挺身面對。彭家長子人傑是傳統農夫，次子人華聰明卻不能吃苦，三子人興是憨厚、粗壯的純情男子，後被山村許石輝之女阿枝仔招贅為婿。四子人秀稚弱多病，在與童養媳燈妹成婚前夕，急症而亡，彭家為了勞力之需招劉阿漢為婿，與燈妹成親。劉阿漢早年失怙，生母改嫁，由祖母扶養長大，是一個心思深沈、意志堅強的人。燈妹原是一位棄嬰，後被人收養，彭家是以一塊銀外加十斤赤糖買下她作為「花囤女」亦即童養媳，是一位孤苦人。女兒尾妹美麗但智力有些限制。

彭家經開山整田之苦，蕃仔林人經土地被奪之難，大湖人經「出草」的洗禮，到了1895年，「東洋蕃」入侵，於大湖「馬拉邦」山上，演出原住民與漢人合力抵抗外來入侵者的悲壯聖戰，而阿漢之母就死於日軍在銅鑼屠村之夜。日人據台後，依然保護地主的不義掠奪，彭家多年的血汗拓殖將毀棄於一旦。全村的人一再懇求合理解決，地主葉某仗恃財力勢力，分寸不讓，蕃仔林人忍無可忍，終而走上武力抗暴之途。彭阿強在憤怒與飢餓中，恍惚裡，將眼前葉姓地主「誤認」為「大蕃薯」，竟在狂亂之下，一口咬在葉某的頸項上，結果把敵人咬殺。阿強事後「自然地」死於「吊頸樹」下，據說許多開山失敗者，在此結束其生命。寒夜漫漫，一個苦難時代結束，另一苦難時代於焉開始！

第二部<荒村>引用的史料較浩瀚繁複。故事時間從1925年6月17日「始政紀念日」於苗栗城隍廟前的文化演講會起，至1929年夏，劉阿漢出獄不久死亡為止。主要地點包括：大湖郡、苗栗郡、新竹街、中壢郡、鳳山、二林等地。這部書主要寫的是台灣人民抵抗不義強權的故事。首先以回顧方式，交代「寒夜」之後，即1898年至1925年間，台灣島內種種重要的政經大事紀，以及彭阿強後裔—劉阿漢夫妻的生養、奮鬥情況。劉阿漢生養五子二女，部分不育夭亡。長、次子明青、明成是鄉下農夫性格，為劉家開山造林主力。三子明鼎高等科畢業，是山村唯一知識份子。阿漢因身世與經歷，早已種下反日因子。1921年文化協會成立，提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一訴求，1925年農民組合成立，台灣廣大農民經啟蒙而覺醒，遂匯成反抗殖民的偉大戰鬥。劉家父子一步步涉入，阿漢是純粹「為生活而反抗」，而明鼎則提升為階段與民族意識的鬥爭。

這段「文鬥」時期，主要的農民抗爭有：大湖小作人事件、苗栗事件、中壢事件二次、二林蔗農事件、鳳山小作人與蔗農事件等。劉阿漢和明鼎分別因參加中壢事件，和二林事件之運作而被捕。明鼎的思想深受先覺者-農村幹部郭秋揚影響。郭之姪女芳枝則以志業相同，暗托終身予明鼎，明鼎卻自知處境而不敢消受！一場場、一幕幕艱苦、孤單、悲壯的農民抗爭在全島展開。劉家在母親燈妹支撐下，在窮絕山村逐漸安居、穩定下來。最後，阿漢以涉及「台灣共產黨」、「台灣獨立運動陰謀行動」被兩隻「三腳仔」逮捕。因為不願屈服、牽連他人，受苦刑而內傷，日警在釋放前又施打「補針」，回家後一週便毒傷齊發、魂斷荒村。阿漢自覺已對所愛的土地、地方盡了力，不覺有憾；但對妻子燈妹卻有著無限愧疚，且交代孩子不要抗爭、革命，忘了明鼎。而平日難免對丈夫怨懟的燈妹只能盡全力呼喊「你不要走」而已。荒村寂寂，寂寂荒村，一個苦難的生命結束了，還有無數個生命繼續他苦難的行程！本書於後記中交代：明鼎最後擔任台灣共產黨幹部，昭和七年死於拘留室，時間是判決日期之後，但判決書中並無刑期。

第三部<孤燈>故事時間是為1943年至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數月之間，故事地點包括大湖區、蕃仔林山村、菲律賓呂宋島。情節分別由台灣島內及菲律賓兩地進行。劉家四子明森天資軟鈍，在青年訓練中被折磨成半精神崩潰狀態，屘子明基以技術人員身份被迫「志願」赴戰南洋。另一同行南洋的是彭家人傑長孫-彭永輝。永輝已婚，生一女，與妻阿貞愛深情密。燈妹歷經夫死子亡，年入老境而生命意志已然提升為智慧燈塔，尤其參佛之後，漸及看透之境。蕃仔林的老弱、稚小就在伊領導下，接受生命史上最嚴酷的試煉。那生存極境的種種慘絕景象便一一展開：夫與子「回鄉」時以是骨灰，婦人瘋了、智障與癩狗爭奪病死豬肉、居民開始吃食野生植物，另一方面，又得對抗日政府苛吏的刁難、爭奪，燈妹的神態、佛誦遂成為山村唯一安定力量。赴戰南洋方面，明基與永輝躲過船難、空襲，但聯軍已經登陸呂宋島，在無止境的逃亡長途上，永輝終於喪生強大火網之下！明基在戰爭末期，遇到來自故鄉的少年兵秀志，他將被當成「人身炸彈」。秀志告訴他：情人阿華的種種悲運，以及伊來南洋的傳說。明基在漫漫逃亡之旅中，看盡人性的各面貌、看透「切腹」的荒謬而解脫精神面的魔咒、看出台灣人性格上的缺失、自己的意志得到鍛鍊，且由於親情招呼的深入感受，而萌生故鄉大地之戀的超人意志！明基想起鱒魚忍死回歸創生地的古老傳說，恍然間領悟自己是一尾台灣的「高山鱒」，非回台灣不可。至此，「意志」凝而為有形可觸的存在，於是他走過死亡之谷，脫出遊擊隊槍口火網，往北方，即故鄉台灣直奔。母親的體香突然湧來，他驚覺慈母已逝，他崩潰了，但他此時以完全了悟：「母親」即是故鄉大地，故鄉大地不死，母親亦不死。於是他又站起來，朝北方「有光的正確位置」緩緩地，卻是絕對堅定地走去！半昏迷中，他瞥見槍口，他聽到槍聲，他倒下，但他被扶起來：他得救了！



心得評論:
李喬先生在寫作<寒夜三部曲>之前，已經創作過許多以「蕃仔林」，以及大湖、南湖等地區之居民為核心題材的短篇小說，如<阿妹伯>、<山女>、<呵呵，好嘛！>、<我沒搖頭>、<蕃仔林的故事>、<哭聲>、<鹹菜婆>、<如夢令>等。其中，<阿妹伯>和<如夢令>裡主人翁所經歷的歷史事件、時代變遷和心境轉折；<蕃仔林的故事>當中，因失去丈夫而精神錯亂的婦人福興嫂，以及與禿尾狗爭食的傻子安仔；<呵呵，好嘛！>當中那位逆來順受的老好人阿火仙：他原為「漢書先生」，後來因日巡察不准其教書，而一邊種黃麻一邊當風水先生和地理先生，但居民的生活越來越窮困，人人忙著找蕃薯填肚子，住的永遠是那些破茅屋，更沒人有雅興給死人建房子，因而風水、地理也沒了生意，只得再轉變行業，給死人作法事，念經超渡；<鹹菜婆>當中的主人翁，為了和大家一起把僅有的一點米糧藏到隱密山洞（以避免甲長和巡察發現），而不慎從梯子上摔落，一夜後就去世的鹹菜婆。這些小人物的生命、辛酸故事，以及與這塊土地發展歷史的連結，都成為醞釀<寒夜三部曲>的基礎和素材。

讀了此長篇小說之後，我深深的感到：一切的痛苦來自生命，而生命離不開土地。台灣人在土地的獲得與拓殖方面至為艱辛，因而生活在此的各族群皆有屬於自己的辛酸與甘苦。首先，來台的漢人不斷往山區進迫，原住民只得為了衛土而戰；其次，漢人用生命開拓的土地，卻因清帝國政府的「墾戶制度」不斷被憑著特權取得所有權者掠奪，於是形成了「現耕作人」、「佃戶」、「地主」三階級的不合理剝削制度。而日人據台之後，則以清理官有地，「無斷墾地」為名，大量豪奪民地。李喬筆下的蕃仔林居民，就在這層層不義之網下艱辛求生、繁衍子孫。也許這樣的苦難和艱辛，在他們身上內化成一種獨到的生命哲學。<寒夜>當中，燈妹試圖揉拭腳底的污垢時，引發的一段有意思的內心獨白，或許能夠呈現作者對於此種生命哲學的思維、辯證和體悟，「這樣揉擦下去，也許全身都會變成污垢脫落掉光。……有點心疼，有點不安。但是也有點朦朧的愉悅；這也就是生命吧？生命來自泥土，但生命不是泥土，而生命畢竟還是泥土。不是泥土，所以能自由活潑，但也多麼孤單；是泥土，所以最是卑下，但也多麼穩實安詳……」這雖只是一段簡單、樸實的文字，然卻內含著如此根本、深沈的人生哲理！

但是當這些自覺卑下的居民，被不義強權加上特權者逼得走投無路時，又會如何反應呢？讓我們看看這段震撼力不亞於「馬拉邦」戰役的描寫：「啊！幾乎被葉某的刀鋒掃中肚皮。不好，頭暈得越來越厲害了。唔，肚子酸酸的。難道被刀鋒掃中了嗎？不，沒有。只是肚子空空的。對了，早上一直還未吃什麼呢？現在吃一條蕃薯就最好了。他想。嗯，蕃薯落肚就不會空蕩蕩的啦，有蕃薯吃真好。可是蕃薯園就要被眼前這個強盜搶走了。唔，眼前這個強盜好白好瘦哩。喲！不好，又劈過來一刀。真他媽的大蕃薯。這個強盜就是一條最好的大蕃薯……真是奇妙的聯想與譬喻。一種荒誕的聯想。他在眼前刀光閃閃中，看到一條刨了皮白白嫩嫩的大蕃薯；軟軟的，煮熟了的大蕃薯。他，上下兩排牙齒露了出來。因為整座牙床都癢癢地，一種難以忍受的蝕骨奇癢，強烈地想要啃什麼，咬什麼，唯有盡情地咬啃才能止癢；而眼前正有一條大蕃薯……『劈死你這土匪！嘿！劈……』大蕃薯在叫嚷，叫嚷中向他送上來。『不能躲了，吃吧！』心裡有一個聲音告訴他。『阿強！阿強啊！』誰？好熟悉的嗓音……他，阿強伯最後一次躲閃撲刀的劈擊。他在那刀勢衰竭的瞬間，身子化成一隻飢餓的臺灣山豹，化成一團恨火怒火，撲進握刀的人—那條刨了皮的大蕃薯—以他強而有力的雙臂攫住那瘦削而虛弱的肩膀…
…他把大蕃薯摟入懷裡。他不能忍受吶牙根的奇癢。他張嘴朝蕃薯的細長部位—脖子咬下去……『哎唷……』懷中的大蕃薯倒了下來。他跟著倒下。他感到著地後蕃薯開始滾動，他也跟著滾動。然後他抱著大蕃薯跌落近丈的坎下__乾涸的水田裡。『哇……』大蕃薯從他嘴裡滑脫了。一陣濃烈的腥味湧上來，嘴裡是甜甜的、鹹鹹的。他又張嘴，找到那細長的部位再咬下去……『殺掉他！殺掉他呀！』『危！危險！別刺傷阿添舍呀！』他，抱著大蕃薯，不斷滾動著。他始終咬緊大蕃薯不讓它脫落。他的後腦，手臂，臀腿上，不斷傳來巨痛。不過，他沒有因而躲開……懷抱裡的大蕃薯越來越軟了。不再掙扎了，而且重得無法抱著滾動；只是他滿臉滿懷全給黏黏膩膩的東西包罩著，沒有誰再攻擊他。四周靜極了，像午夜的山谷裡，聽不到一點聲息。他緩緩抬起頭來，然後站起來……」。阿強伯和蕃仔林的居民雖是由於活不下去，為了求生而非反抗不可，阿強伯的勇猛甚至是出於一種本能的衝動、驅使，但如此驚心動魄的行徑，不也體現出生命的尊嚴和力量嗎？彭阿強雖然在那次的抵抗中喪生，但他的精神卻成為日後劉阿漢等人反抗不義強權的基石。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政府為安頓退休的日本官僚，以「公地下拂」之名，佔奪民地，引起「小作人」的抗爭。此外，還強制種蔗，並以官價收購民蔗，引發全島稻農與蔗農的全面反抗。另外，拓殖會社、製糖會社等利用特權強奪人民的土地、財產和勞力，也是造成不滿的因素。而當時台灣文化協會透過辦報、演講、授課等方式，使人民的思想得到啟蒙，對於文化、民族、自由、權力等問題有更加深入的認識、瞭解、思考與判斷，而提升了反抗運動的思想層次及理想性。然而，所遇到的阻力卻遠大於助力！除了殖民政府的施壓、逮捕外，還有本地的官府爪牙，也就是所謂的「三腳仔」，或者現在較常聽到的「抓扒仔」之刻意陷害，以及同胞因各自手段、目的與利益不同而造成的分裂，讓此社會運動無法達到理想的成果。但故事中的阿漢，或許不像他的三子明鼎那樣，懂得這麼些個高深的道理和遠大的目標，他反抗的理由與彭阿強基本上是一樣的，就是為了最原始的目的：生存！有人讓他活不下去了，他不得不挺身抵抗使他無法生存的人。他的想法或許是這樣的：抵抗雖有可能喪命，然保持沈默也只有坐以待斃，那何不拚拚看呢？而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想到，身為人妻、人母的燈妹，因著對丈夫、子女甚至全家人的愛，不得不憂心忡忡的勸阻他們可能參與、可能招致危險的活動，那樣同時負擔操持家務之繁忙，以及擔心親人安危的惶恐所造成的身心雙重壓力，又有多少人真正體會和同情呢？

至於戰爭的爆發，則又是另一種痛苦的開始，生離、死別的情景，總是有著說不盡、終至說不出的哀傷與悲痛！想像著那徘徊、糾纏、縈繞、迴旋，內內外外、滿屋滿堂、滿山滿野的哭聲，想像著被來自四面八方、無所不在的哭聲層層包圍，那會是怎樣的一種感覺呢？人生，究竟為何要不斷的受這麼多的苦難呢？這實在是一個很難參透的問題！或許阿漢婆燈妹在這個議題上，有了較他人更深一層的體悟，故能在對每個他所在乎的人付出最大之慈悲和關懷，並同時盡可能的讓自己保持平靜，每天規律的唸誦佛經，以作為安定大家心情的力量，且在自身的生命即將結束時，完全安然自在！另一方面，身處南洋的劉明基，在發覺到戰爭似乎結束時，努力尋找回家的路，對於這段過程，作者寫到「他正要掙扎的爬起來。突然，他那虛腫半闔的眼皮又霍地睜了開來。因為…嗯。香……他又嗅到一縷幽幽細細的香氣。這不是第一次嗅到。這不是陌生的香氣。」「『香啊……香……這親愛的體香……』他向來祇讓意念轉到『體香』為止便不再細想下去；他怕細想下去會破壞什麼，或趕走什麼，或失去什麼。香氣是完完全全消失了。但是他相信，下一刻，不知哪一個下一刻，那親愛的香氣又會悄冥冥地飄來的。」「看清楚了：那圓圓鼓鼓的左手小手指，像一截烏黑發脹的死蚯蚓；死蚯蚓上面少了那件東西：灰黑色小環圈—那隻阿媽在他臨走的早上給他的銀戒指。『戒指！阿媽的戒指丟了！』他像全身著火似的，心裡，身體，肌膚，毛髮全都震顫抖慄不已。他爬在地上尋找；前面，左右，後面，然後轉過身體，趴在地上往經過的草叢爬去，尋找過去。」「嗯，嗯。原來阿媽還在。阿媽的軀體就是死了，阿媽仍舊還在；阿媽，和死不死沒有關係，阿媽是永恆的。阿媽就是那個光、那個燈啊，百年燈作一燈光，亮在蕃仔林，亮在太平洋的上空、也亮在自己的巍峨靈台之上。」。到此，明基已完全將母親與故鄉大地合而為一，並領悟到：來自大地回歸大地，來自台灣回歸台灣，蕃仔林來的就得回到蕃仔林。於是，他毫不遲疑的隨著那光的方向挪動，不斷前進。

〈寒夜三部曲〉讓我對先民的胼手胝足、篳路藍縷之艱苦，還得面對內憂外患—三腳仔、四腳仔的迫害感到不忍卒睹；對於先民的堅毅則有無限的感佩！這一長篇小說，不只是呈現獨特的台灣文學，也是苦難多舛的台灣歷史的縮影！



結語:
李喬先生的<寒夜三部曲>，絕對是部值得一讀的長篇小說。第一部<寒夜>，探討的世人和土地的關係。人離不開土地，但是為了獲得與拓殖，卻又必須經歷這麼多辛酸、苦楚及磨難！第二部<荒村>，陳述的是人民對於欺壓他們的強權，不得不進行反擊以試圖求生的情形。這些反抗不論是出於最原始的本能，或者有著階級、民族、自由、權利等意識與思想所支撐，最終由於種種不利的因素、條件而失敗，於是苦難便繼續存在。第三部<孤燈>，呈現的是戰亂所造成的家破人亡、生離死別之痛，以及人與大地合一的最終境界。生命的脆弱、世事的無常、命運的不可抗拒，固然常讓我們感到最深沈的苦痛與悲哀；但仔細想想，人不就只是這個大自然的一部份？那麼，在這三千大千世界當中，又有什麼是永恆的、可掌握的呢？
　　葉石濤先生曾如此評論李喬：「以李喬的觀點而言，這世界是一個廣大的大苦網；這大苦網是各種痛苦所織成的，這些痛苦有的來自內心世界，有的來自外在世界，人一生下來就注定被這大苦網捕獲，不管你用什麼方法也脫不了這大苦網的桎梏。」因此，在李喬的作品當中，我們可以明顯察覺到他對於有著各式各樣、形形色色之痛苦的人們，有著一份深深的同情和悲憫。而<寒夜三部曲>，不但含有這種深刻的佛教意識，更結合了半個多世紀台灣人民為土地、為生存承擔苦難、奮勇爭鬥的歷史，這裡有他們的生命情懷，也交揉了他們的生活情調，譜成了一首悲喜交集、愛恨交織的動人樂章！

中共殺人紀錄

血腥中國六十年——共產黨殺人記錄

曹長青








中共慶祝建政六十周年，舉行盛大阅兵式。但眾所周知，正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共開始了以大規模殺害平民進行暴力統治的專制制度。無數中國人的鮮血，染紅了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殘忍的一頁。下面這些數字和資料，是平常讀書阅報中隨手摘錄，它只是共產邪惡的冰山一角：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初，中共就發起“土改、鎮反”、“三反五反”運動，導致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有2,000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現華盛頓自由亞洲電臺副台長）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到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從1949年初到1952年初分兩階段進行的“鎮反”，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在“反右”中，共有55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余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字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000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700萬人死於饑餓。”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六十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000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300萬到4,600萬之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六十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文件，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河南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在當時3,300萬人口的安徽省，“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100人餓死，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0,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說，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人餓死。在當時有1,600萬人口的貴州，“約有100萬人死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貝克爾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死亡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140萬人死亡。

2008年，中國資深記者楊繼繩花了15年調查採訪寫成的長篇報告《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在香港出版。這本長達1100頁、80萬字的專著，被專家評為迄今對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發生原因，最詳盡、深入的調查報告。楊繼繩的結論是，中國當時有3,600萬人餓死。

該書提供很多第一手資料：河南信陽地區，因饑荒而發生嚴重的人吃人現象。在餓死人最多的三個縣（光山、淮濱，商城），楊繼繩採訪到的很多人都說，當年要麼自己家吃過人，要麼被人吃了，要麼見過別人吃人的場景。安徽毫縣，全縣超過20萬人餓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後，還發生了搶人肉吃的場面。”

該書提供了一個以往這方面專著都沒有的資訊：在當時中國發生大饑荒，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裏，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887億斤。即使到饑荒最嚴重時，中國仍有403億斤庫存糧，照當時標準，相當於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有評論說，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那樣餓死人。這些資料更證明，這完全是一場人為政策造成的大眾死亡。

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學學者金輝，他在該校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專文中說：“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040萬至4,3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319萬，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從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各種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國那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起碼在3,000萬左右，而且是人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場“人禍”！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400人被批鬥，其中2,9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7,500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多個家庭整個被毀。”

中國學者中，對文革深入研究的是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她于2003年寫出50萬字的《文革受難者》專著，收集研究了659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個案。據該書列表，紅衛兵最殘暴的1966年“紅八月”時，每天打死人數高達三位數；僅八月在北京，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

綜合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000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裏的醫生說，太平間裏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2009年，在“六四”20周年前夕，前中共新華社記者（六四期間擔任該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在香港出版了《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該書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說，“六四事件死亡人數有727人，其中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軍隊死亡14人。”這個數字顯然比當時中國紅十字會記錄的2,700人少很多。

從1989年天安門屠殺至今20年，中國一直是全球處決死刑犯最多的國家。由中國留學生主辦的《中國死刑觀察》說，“中國每年處決的犯人人數，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處決犯人的總和。”有時甚至達到全球處決人數的百分之九十。據義大利反對死刑的民間團體Hands Off Cain的報告，2006年全球處決5,628人，其中5,000例發生在中國。

這些被處決的人，包括法輪gong學員，以及基督徒等。根據海外法輪gong團體的報告，從1999年至今10年，超過1,000名法輪gong練習者被強行關進精神病院，兩萬多人未經法律程式被送進勞改營，一萬多人被非法逮捕和監禁； 3,242名法輪gong學員被迫害致死。

對基督徒的鎮壓也相當嚴厲。據美國德州“對華援助協會”的年度報告，僅2007年，家庭教會遭當局迫害的案例就波及中國18個省，有788人受害，693人被捕；受到拷打、折磨的基督徒人數，被上年增多325%，被虐待人數上升400%。

六，中共在內蒙、西藏、新疆的屠殺

在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也數量驚人。據1980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在文革中，因內人党冤案，內蒙有34萬人遭迫害，16,222人被打死。在圖克公社，2 ,961人中，926人被打成內人党（占成人的71%），409人被活活打死，嚴重傷殘270人。據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文革中，內蒙有5萬人被迫害致死。

西藏的情況更嚴重，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遭鎮壓，據西藏軍區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7,000人。”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藏人起義被鎮壓後，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人口中有15%的人被逮捕，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

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六十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研究：“藏人在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關押的17,000名藏人，14,000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餓鬼》引述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數字指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降至250萬，下降率10%。達賴喇嘛九十年代初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在中共統治下，西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新疆，1961年伊犁地區全民暴動，起因是饑餓。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接受我採訪時說，“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當幾千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幾百人被打死。隨後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初，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報告，有三千到五千維族人被逮捕，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幾小時；“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

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有上萬名維族人等上街遊行請願，結果遭當局鎮壓。海外維族人組織說，有幾百人死亡，幾千維族人被逮捕。

七，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60年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000萬。”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500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000萬或更多。”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無數人成為終生殘廢；數不清的精神失常者；更有整整幾代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無論現在中國在經濟方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今天的中共都仍是那個殺人政黨的延續。而只要這個政黨繼續統治中國，屠殺就不會停止。

——原載《縱覽中國》2009年10月1日

200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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