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新聞網> 中國新聞>深圳市民上街宣揚民主理念促政改
深圳市民上街宣揚民主理念促政改 [美國之音][2008-11-24 11:22:55]
深圳市民上街宣揚民主理念促政改 記者： 海濤 香港2008年11月24日
幾名深圳市民上街宣傳民主理念，並呼籲在中國進行更深入的政治改革。深圳警方只是傳喚了他們並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而參與活動者說，他們要再接再勵。*被警察“請”到派出所*
深圳居民楊勇積極宣傳民主
深圳居民李鐵、楊勇是這次活動的主要參加者和發起人。他們同5、6個志同道合的市民，上週四在深圳特區報社外進行民主宣傳，吸引不少市民圍觀。但是，不久，就被一批公安和“國保”警察“請”到了當地派出所，詢問幾個小時後獲得釋放。李鐵說，警察態度不錯，他們也沒受到虐待。對於這樣的活動，他們還是要繼續進行下去的：“因為我們的活動整體策劃是合法的，所以要繼續做。符合憲法，符合法律。主要目的就是要求國家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有效的改革。”李鐵說，需要有人勇敢站出來，這樣國家都有希望了。他說，中國有13億人口，不能都在那裏害怕，在落後的制度下繼續生存下去。李鐵他們印刷了一批宣傳材料，包括“國家改革建議書”“調查表格”等等，分發給有興趣的圍觀市民。李鐵說，警方說他們有“涉嫌擾亂治安”的活動而帶走了他們，但開始手續並不全，後來補全手續，並退還了沒收的宣傳材料。李鐵說，這樣的活動，他們還會繼續進行下去的：“我們就是會在其他地方進一步來進行隨機抽樣，看市民對下一步改革的看法。”李鐵希望能組織一些更大的活動，不排除到廣州進行活動。如果條件允許，會多印刷一些資料，宣傳影響的面更大一些，就更有說服力。李鐵說，他們這些人都是一些網友，都對政治比較關心。警察曾詢問他們之間的關係。李鐵說：“我們之間很多以前一面之交都談不上，大家都覺得，不需要害怕，都看了法律相關條款，覺得沒問題，就上街了，然後就等著警察抓了。”*通過民間力量推動政治改革*同時參加宣傳活動的楊勇說，他們上街純屬自發行為：“今年改革開放30週年。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取得成果。我們要通過民間的力量來推動我們的政府，在政治改革上加快一些步伐。”楊勇32歲，來到深圳3年了。以前曾有自己的生意，現在專心致志宣傳民主和政治改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民間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工作。他給自己的定位是“民主人士”。楊勇說，今年中國發生的事情特別多。這說明，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內部矛盾充分體現。如果這些矛盾得不到好的疏導，沒有好的渠道讓這些矛盾得到緩解，而政府一直用高壓手段來壓制不同意見和聲音。這樣，對國家、社會，都會起到不好的作用。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感，也就越來越低。李鐵經歷同楊勇差不多，原來也是給自己幹，從事一些研究工作。後來覺得“這樣下去不行”，就開始專職從事民主政治方面的研究和宣傳工作。至於宣傳活動需要經費，李鐵說，他比較熟悉投資市場，雖然沒有收入，但維持正常生存沒有問題，有時間和精力來從事宣傳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活動。
台灣新聞
社區新聞
美國新聞
國際新聞
中國新聞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科技新聞
評論專欄
健康新聞
新聞投稿
首頁 > 新聞網> 中國新聞>中國上訪人員稱酷刑折磨現象普遍
中國上訪人員稱酷刑折磨現象普遍 [美國之音][2008-11-24 11:31:20]
中國上訪人員稱酷刑折磨現象普遍 記者： 葉兵 華盛頓2008年11月23日
中國否認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近日指稱中國存在大規模酷刑現象的說法，強調中國一貫反對酷刑。但是有上訪人士在講述公安人員如何對他們進行體罰和精神虐待時表示，酷刑折磨在中國仍然是普遍現象。*北京否認大規模酷刑現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星期六就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有關中國禁止酷刑情況的報告表示，中國尊重和保護人權，一貫反對酷刑，認真履行《禁止酷刑公約》規定的義務，在反酷刑領域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
上海訪民張翠平
這位發言人沒有對禁止酷刑委員會報告所說的警方對關押人員日常性地廣泛使用酷刑虐待、刑訊逼供和維權人士楊春林、胡佳妻子曾金燕以及西藏僧人尼姑等一些具體案例作進一步回應。他只是說，遺憾的是，個別負責起草審議結論的委員，出於對中國的偏見，引用甚至編造一些未經證實的資訊，蓄意將審議活動政治化，在審議結論中塞入大量誣衊、不實之詞，有悖于公正、客觀的職業操守。秦剛是在回答記者有關提問時這樣表示的。據中國外交部網站發佈的消息，記者在提問中指出，禁止酷刑委員會在近日公佈的審議中國履行《禁止酷刑公約》情況的報告中，肯定中國履約工作取得進展，但對中國存在“大規模”酷刑現象等問題提出批評。據關注中國民間維權情況的維權網報道，禁止酷刑的特特派專員諾瓦克在他最近的報告中指出，在中國酷刑仍然普遍存在，有33%的酷刑案件發生在拘留所，近乎20%發生在派出所。因為自家店舖遭到強行拆遷而堅持上訪多年的上海訪民張翠平對記者表示，她和丈夫田寶成被關在看守所期間都受到了酷刑折磨。張翠平曾于2003年和2006年兩次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名被判勞動教養，分別被關押一年和一年半。她說，她第一次勞教實際上一直關押在閘北看守所，那裏不僅受到關禁閉和不準放風以及管教人員指使吸毒人員毆打等處罰，而且遭到長時間戴手銬和用“小太陽”強光燈照射之類的刑訊逼供，追問是誰指使她到北京上訪。張翠平說：“用燈照著我，24小時手銬銬著站在那裏，不讓我坐下，我吃不消了。我頭昏了，倒在地下的時候，他們就用腳踢我。把我拉起來，叫我站好，還說我在演戲。拉我的頭髮，推我的頭。(記者：這個時候你有沒有反抗？)我沒辦法反抗，這麼多人，這麼多警察。(記者：有沒有對他們講什麼呢？)我對他們講，我在維護我的權利。我沒有違法，沒有人指揮我。”這位在過去5年當中被勞教兩年半的婦女錶示，她在2007年2月26號到6月8號期間曾三次被看守她的女警察姚雪梅等人吊綁在床兩頭的鐵架上，其中第一次被吊到第二天，胳膊已經完全失去知覺。她說，不僅如此，審訊人員還在審問過程中訊問她為什麼結婚多年還不生孩子之類的不相干問題，而且擅自把她的回答從他們夫婦因拆遷上訪生活痛苦篡改成身體有病因而不能生育。張翠平說：“他們就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侮辱我們，讓我們放棄維護自己的權利。”張翠平說，酷刑和精神虐待在中國司法界是普遍現象，當局和警方當事人敢做不敢當，把犯人關起門來隨意處置，事後往往是一口否認。她指出，第二次提審她的閘北分局兩名警察刪去了當時筆錄中有關呼喊陳良宇下臺口號的內容，並且偽造了她不曾說過的記錄。她說，偽造筆錄的一名警官張建平後來被楊佳持刀殺死。張翠平說：“他們怎麼會糾正呢？他們做過的事情從來不會承認的。所以，閘北區警察被楊佳殺掉，這個都是必然的趨勢，必然的結果。”這位在上海市區“圈地式”開發拆遷中失去賴以生存的店面房產的訪民在網上公佈的一份材料中說，她丈夫田寶成的的“兩顆門牙當場被打掉，頭部、胸口、手臂、大腿等處都是血腫和淤痕”。張翠平說：“你說這個國家還有什麼人權？他們口口聲聲講人權，什麼構建和諧社會，建立法治社會。這個國家什麼都沒有的。這些都是虛設的，都是嘴巴講的。”
台灣新聞
社區新聞
美國新聞
國際新聞
中國新聞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科技新聞
評論專欄
健康新聞
新聞投稿
首頁 > 新聞網> 社區新聞>華爾街日報：「中國的民主」攻進中國
華爾街日報：「中國的民主」攻進中國[大紀元][2008-11-24 11:53:33]
華爾街日報：「中國的民主」攻進中國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海寧編譯報導）槍與玫瑰（Guns N' Roses）是美國的一支著名重金屬樂隊。其最新專輯耗時十七年，最終於11月23日在全美上市。這張唱片的名字有些特別，叫做「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在未發行之前，主打單曲「中國的民主」就登上了告示牌音樂榜（Billboard）。僅在美國電台播放了5天後，「中國的民主」就已經登上了各大搖滾音樂榜，點播量扶搖直上。該專輯的製作人宣稱，這張唱片的發行將成為「搖滾史上的歷史性時刻」。事實上，「中國的民主」在商業上的成功已經近在咫尺。能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時代大賣「中國的民主」，實乃奇蹟。 但這張唱片讓中共當局大為光火。 據《華爾街日報》11月22日報導，中共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見尾注）下令唱片經銷商不得銷售槍與玫瑰的專輯。一個官員說，任何包含「民主」的歌曲名稱都不行。槍與玫瑰在80年代在中國大陸吸引了許多追隨者。那時的中國正處於叛逆期，重金屬成了抗議性音樂。1989年天安門屠殺之後，槍與玫瑰在民主人士中暴紅。其1991年的單曲「別哭」（Don't Cry）幾乎成了中國一代吉他手的必練曲目。至今，槍與玫瑰魅力仍然不減。中國的歌迷在討論新專輯時使用暗語以躲避網絡檢查。很多人使用英文單詞「Chinese Democracy」的幾個起始字母，而不是全名。他們說害怕中文譯名會招來中共的注意。但是，在網上關於該專輯的新聞並不難找到。 一些歌迷明白為什麼當局會不舒服。有人說：「作為武器的搖滾樂，是一種無形的炸彈。」民主在這個國家是個燙手山芋。選舉僅限於村官，高官都是由中共秘密指定的。中國人盼望政府能夠體現更多民意。但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個標題很刺耳。居住在北京的中國視覺藝術家陳卓（Chen Zhuo，音譯）創作了一幅畫，把天安門廣場描繪為休閒公園，毛澤東像在過山車旁邊。槍與玫瑰願意出價18000美元，用這幅畫作為「中國的民主」專輯的封面。陳卓看到了該專輯的名稱，然後諮詢了自己的合夥人和律師，然後不得不拒絕。他說：「作為中國藝術家，我們不得不考慮政治風險」。 主打歌「中國的民主」以高聲調的背景音和中文對話聲開場。槍與玫瑰唱道：「把那嫁禍給法輪功/他們已經看到了結局/可是你卻堅持不住了」。這是指被中共打成「邪教」後鎮壓的法輪功精神運動。 中共今年允許一些以前被禁的演出團體訪問大陸。但是他們對硬搖滾還是不放心。滾石樂隊2006年訪問大陸前不得不屈從中共壓力，主動刪除有爭議性的曲目，比如「紅糖」（ Brown Sugar）。槍與玫瑰主唱Axl Rose也曾去過中國。現在他擔心自己是不是還能去。今年3月歌手Bjork在演唱了「宣佈獨立」（ Declare Independence）後大喊「西藏」。當局認為那是挑動西藏反抗中共統治。在隨後發出的禁令中，他們威脅說如果演出者違反法律，「包括危害國家主權的行為」，中國主辦方將會被追究責任。現在，槍與玫瑰準備在中國大陸舉辦的兩場演出已經被取消。 雖然中國文化部禁止進口違反10條禁令（包括宣傳「邪教」和有損社會道德）的音樂，但是許多歌曲已經通過盜版和互聯網進入中國。目前這張唱片的影響有多大還不知道。北京的廣播人士說「中國的民主」聽上去很敏感，不大可能播出。東北學生Nicreve Lee維護一個槍與玫瑰的歌迷網站（www.gnronline.cn）。他說，他聽到「中國的民主」的第一感覺是，這是一首反華的歌。但是，很快他開始理解那首歌要傳達的信息：「也許Axl Rose不太瞭解中國。但是至少他的方向是正確的。」 註：在華爾街日報文章中，記者說China National Publications Import & Export (Group) Corp.隸屬於中共文化部。事實上，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屬中國出版集團，隸屬於中共宣傳部 （見：http://chuban.bokee.com/3646205.html），是由中共直接掌控的。@(http://www.dajiyuan.com)
台灣新聞
社區新聞
美國新聞
國際新聞
中國新聞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科技新聞
評論專欄
健康新聞
新聞投稿
2008年11月20日 星期四
關於中國
首頁 > 新聞網> 社區新聞>聯合國對中共的酷刑審查引國際廣泛關注
聯合國對中共的酷刑審查引國際廣泛關注[大紀元][2008-11-20 07:55:07]
聯合國對中共的酷刑審查引國際廣泛關注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20日訊】自2008年11月3日至11月21日在日內瓦舉行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第41屆會議，審核了多個國家的酷刑問題。其間，11月7日和10日，7年來首次對中共的酷刑問題進行審核，包括「法輪功人權」在內的19個人權團體對中共推行酷刑提出強烈譴責。面對聯合國及「法輪功人權」等團體的指控，中共做出可笑辯解。該審查活動已吸引國際廣泛關注，諸多國際媒體進行了大量報導。 美聯社消息，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多次指責中國不遵守1984年簽訂的反酷刑公約。星期一（11月10日），中共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及其31名代表團成員在日內瓦稱，中國司法部門廣為遵守禁止使用酷刑的規定。 據路透社報導，中共代表李保東稱，中共對酷刑持「零容忍」態度。路透社援引大赦國際的說法指出，「除了一些立法的頒布和行政文檔的『進步』，中國（中共）沒有在禁止酷刑、虐待、非人和侮辱性對待方面做出任何清晰的和可見的進步」。路透社同時援引該國際組織的呼籲稱，「聯合國工作組應給北京施壓，使其回應關於中國（中共）一直在抓捕法輪功學員及其他人士並關押到隱蔽的『黑獄』（black jails）、並僱用流氓襲擊和騷擾人權律師的最新報告」。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特派專員菲麗斯‧加耶女士另據法新社報導，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中國問題特派專員菲麗斯‧加耶（Felice Gaer）在審核會議中指出，當她注意到「北京頻繁使用國家機密法案來控制信息」，她因而「對（中共）將（虐待個案）統計數據公開毫無誠意的憂慮，遠勝過對其統計數據缺失本身的憂慮」。在會程期間的一個聽證會上， 加耶表示，她對中共代表只強調其已頒布的相關反酷刑法律這一回應感到「困惑」，因為該委員會希望獲得「具體實施這些法案的信息」。中共在提交的信息中存在著嚴重的缺失處，其中包括：今年3月西藏騷亂中的大逮捕行動，和對薩哈洛夫人權獎得主胡佳的妻子、女兒的軟禁。另外，中國拘押囚犯的總體條件也受到質疑。該專員說，在36個提出的問題中，中國當局回答了25個，但都是以「現在有了反酷刑法」的籠統說法做為回應。比如說，藏人暴動是今年的大事件，但中國當局沒有提供目前少數民族被關押的統計數字。加耶補充道，「信息的缺乏使得對人權團體（關於中共）虐待和酷刑的指控難以進行嚴肅的和獨立的評估。」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許多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團體代表也參加了週五在日內瓦舉行的反酷刑公開聽證會。其中有19個人權組織對中國的酷刑提出指控。法輪功組織表示，從2000年起，他們開始向聯合國人權專員遞交法輪功學員受害的案例，其中被害死的案例超過一千例，聯合國人權專員就此曾向中共當局發出過數千份質詢。」 英國廣播公司引述一位反酷刑委員會成員的話報導說，人權組織揭發了不少中國執法人員毆打和折磨被關押者的案例，而中國當局未能提供這些有關案例的細節，令反酷刑委員會無法就中國是否遵守聯合國反酷刑公約作出準確判斷。 「美國之音」披露，中共代表宣稱一些公開的虐待個案「是涉案的看守或警察未能履行職責的孤立事件，已嚴懲涉案者」。隨後美國之音較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前政治犯黃燕明的「現身說法」活動，中共的該宣稱不攻自破。黃燕明曾經因為1995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向觀看國旗降旗儀式的人群拋撒要求民主的傳單而被判刑5年，2000年刑滿出獄。他在被關押期間遭到看守人員用鎖頭毒打，被打得視網膜脫落，導致左眼失明。黃指出，「對待政治犯或者法輪功人士，它的酷刑好像還要嚴重一點。對刑事犯罪好像還沒有這麼嚴重。往往就是我們這種異議人士、政治維權人士、民主黨人在裡面受到的酷刑反而要嚴重一點。」 針對聯合國該審核活動，其他各國主流媒體也都在第一時間做了報導。新西蘭電視一台引述他們所採訪的一位總部設在紐約的團體「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成員莎倫‧霍姆（Sharon Hom）的話指出，「因為北京將關於獄中非正常死亡和其它刑事審判信息列為國家機密，這就使外界幾乎不可能獲知其暴力的嚴重程度。」「如果沒有準確的、透明的、可信的數據，我們就不能做準確的、徹底的評估。」霍姆還指出，「但是，現在擺到桌面上來的已經是一份大量重大問題的清單。」 此外，諸如「加拿大新聞」（Canadian Press） 、「德國之聲」中文部等，報導中對中共方面欠合作誠意的披露都頗為直接客觀。 據悉，向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提交「影子報告」（Shadow Report）參與審核的19家國際組織，包括「法輪功人權」、「記者無疆界」、「大赦國際」等。其中，在專門針對對法輪功學員酷刑虐待事實的披露方面，以「法輪功人權」提交的報告最為詳細。該報告在詳細分析中共在人權方面「紙上的進步」並首次指出中共是在利用將「立法」和「違法」溶於一爐這一新的混淆視伎倆的基礎上，明確建議：將中共驅逐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此次酷刑問題審核活動議及的議題有：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問題，監獄內性暴力問題，吸毒者、愛滋病病毒染者以及愛滋病患者待遇和治療問題，強制墮胎問題，維權人士的關押問題，北韓難民問題，以及今年的重大事件——屠殺藏人問題等等；另外，該委員會還就一系列與政府任務有關的虐待案例要求中共方面加以解釋。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將在今年11月21日將此次審核結果匯總成一份正式報告，提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台灣新聞
社區新聞
美國新聞
國際新聞
中國新聞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科技新聞
評論專欄
健康新聞
新聞投稿
首頁 > 新聞網> 社區新聞>澳門團體23日遊行抗議23條惡法
澳門團體23日遊行抗議23條惡法[大紀元][2008-11-20 07:58:14]
澳門團體23日遊行抗議23條惡法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葉穎詩澳門報導）11月19日下午，澳門民間社團「民主起動」的代表利建潤向民政總署遞交遊行通知書，依法通知民政總署「民主起動」將於11月23日（星期日）舉行主題為「反對23惡法」大遊行，集合時間為下午2時，地點為澳門北區黑沙環三角花園。 利建潤指出，2003年7月1日，香港50萬市民上街，成功迫使香港特區政府擱置23條立法，惡法在香港胎死腹中。現在，23惡法在澳門借屍還魂，澳門特區政府快刀斬亂麻，只有40天諮詢期，妄圖以議會的絕大多數優勢在澳門高速立法。 利建潤說，政府推出的23條草案中的「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及「預備行為」條文，存在大量灰色地帶，危機四伏，更容易出現政治審查和以言入罪，嚴重侵害澳門人的基本權利，以「國家安全」為名，壓制不同聲音，打壓人權、言論自由為實。 利建潤呼籲澳門市民在這最後關頭上街，以捍衛自己的人權和澳門人的生活方式。他說：「澳門市民，不要再做順民，任由政府政治閹割，11月23日齊上街，驅惡法，捍衛我們的人權自由。」
台灣新聞
社區新聞
美國新聞
國際新聞
中國新聞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科技新聞
評論專欄
健康新聞
新聞投稿
首頁 > 新聞網> 社區新聞>深圳皮鞋含致癌染料
深圳皮鞋含致癌染料[大紀元][2008-11-20 07:59:23]
深圳皮鞋含致癌染料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19日報導】（中央社記者盧健輝香港19日電）據報導，中國大陸廣東省深圳市質監局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近30%皮鞋質量不合格，不合格內容包括含有致癌染料芳香胺。 香港太陽報今天報導，深圳市質監局前天公布第三季深圳皮鞋品質情況，在抽查的37批樣本，共來自21間皮鞋生產企業。經檢測僅27批次合格，抽樣合格率為73%。 不合格項目主要為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幫底剝離強度、鞋跟接合力、成型底鞋跟硬度、勾心抗彎剛度和硬度、外底耐磨性能等。 質檢專家表示，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是致癌物質，使用此類不合格產品將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有關部門已嚴格按照法例規定，對不合格的企業依法進行處理，限期整改，並進行跟蹤檢查，防止不合格產品流入市場。
台灣新聞
社區新聞
美國新聞
國際新聞
中國新聞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科技新聞
評論專欄
健康新聞
新聞投稿
首頁 > 新聞網> 美國新聞>美專家憂美中產品安全面臨多障礙
美專家憂美中產品安全面臨多障礙 [美國之音][2008-11-20 07:22:59]
美專家憂美中產品安全面臨多障礙 記者： 張蓉湘 華盛頓2008年11月20日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星期三在北京開設在海外的第一個辦事處。有分析說，這為美中未來就產品安全的進一步對話提供了機會。不過，也有專家認為，美國的檢查人員面臨巨大挑戰，他們很難監督全中國的食品工業，治本的方法應該在於加強對食品製造商的教育。
智庫威爾遜中心專家吳嵐
美國華盛頓智庫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的“中國環保論壇”主任吳嵐(Jennifer Turner)星期三在國會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說，中國在產品安全問題上面臨巨大挑戰，包括中央政府很難確保地方政府徹底履行相關法規；中國缺乏獨立的司法體系與新聞媒體對產品安全進行有效監督；此外，中國境內也缺乏倡導食品與產品安全的非政府組織。吳嵐告訴美國之音，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在北京、上海與廣州設立辦事處，雖然可以倡導產品安全，併為美中在這方面的學術交流提供重要橋梁，不過也面臨不少障礙。*打開對話之門*吳嵐說：“的確，這個做法向中國傳達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美國認真看待產品安全的議題。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檢查人員不是警察，8個工作人員無法管理全中國的食品工業。但我認為，這至少為將來進一步對話打開了門。”
前歐盟產品檢測官員楊保羅
前歐盟產品檢測官員楊保羅(Paul Young)告訴美國之音，歐盟已經跟中國簽署加強產品安全監督合作的協議，美中也有關於食品、飼料、藥品和醫療器材安全的協議，不過，解決問題的根本應該是教導製造商以及農民，讓他們掌握在食品生產的過程中使用標識清楚的農藥以及避免那些化學物等知識。他說：“顯然，產品安全的問題不應該從檢測開始，當務之急應該是建立一套全面的系統，教導食品製造商以及農民妥善處理食品的生產。”*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效果?*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專家的話指出，FDA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象徵意義可能大於實質效果。報導說，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沒有辦法檢查所有的產品，所以美國FDA將面臨極大的挑戰。華盛頓郵報還引述中國農業大學一位教授的話說，FDA無法發現所有從中國出口的食品中所含的潛在有毒物質，他也懷疑中國政府會完全授權FDA人員在中國市場裏測試產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FDA在中國設立辦事處之後，中國質檢總局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會在適當時機向美方派出有關官員，以促進兩國在產品品質、醫藥衛生、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每年美國從外國進口將近2萬億美元的產品，其中3千200多億美元的產品從中國進口。
台灣新聞
社區新聞
美國新聞
國際新聞
中國新聞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科技新聞
評論專欄
健康新聞
新聞投稿
聯合國對中共的酷刑審查引國際廣泛關注[大紀元][2008-11-20 07:55:07]
聯合國對中共的酷刑審查引國際廣泛關注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20日訊】自2008年11月3日至11月21日在日內瓦舉行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第41屆會議，審核了多個國家的酷刑問題。其間，11月7日和10日，7年來首次對中共的酷刑問題進行審核，包括「法輪功人權」在內的19個人權團體對中共推行酷刑提出強烈譴責。面對聯合國及「法輪功人權」等團體的指控，中共做出可笑辯解。該審查活動已吸引國際廣泛關注，諸多國際媒體進行了大量報導。 美聯社消息，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多次指責中國不遵守1984年簽訂的反酷刑公約。星期一（11月10日），中共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及其31名代表團成員在日內瓦稱，中國司法部門廣為遵守禁止使用酷刑的規定。 據路透社報導，中共代表李保東稱，中共對酷刑持「零容忍」態度。路透社援引大赦國際的說法指出，「除了一些立法的頒布和行政文檔的『進步』，中國（中共）沒有在禁止酷刑、虐待、非人和侮辱性對待方面做出任何清晰的和可見的進步」。路透社同時援引該國際組織的呼籲稱，「聯合國工作組應給北京施壓，使其回應關於中國（中共）一直在抓捕法輪功學員及其他人士並關押到隱蔽的『黑獄』（black jails）、並僱用流氓襲擊和騷擾人權律師的最新報告」。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特派專員菲麗斯‧加耶女士另據法新社報導，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中國問題特派專員菲麗斯‧加耶（Felice Gaer）在審核會議中指出，當她注意到「北京頻繁使用國家機密法案來控制信息」，她因而「對（中共）將（虐待個案）統計數據公開毫無誠意的憂慮，遠勝過對其統計數據缺失本身的憂慮」。在會程期間的一個聽證會上， 加耶表示，她對中共代表只強調其已頒布的相關反酷刑法律這一回應感到「困惑」，因為該委員會希望獲得「具體實施這些法案的信息」。中共在提交的信息中存在著嚴重的缺失處，其中包括：今年3月西藏騷亂中的大逮捕行動，和對薩哈洛夫人權獎得主胡佳的妻子、女兒的軟禁。另外，中國拘押囚犯的總體條件也受到質疑。該專員說，在36個提出的問題中，中國當局回答了25個，但都是以「現在有了反酷刑法」的籠統說法做為回應。比如說，藏人暴動是今年的大事件，但中國當局沒有提供目前少數民族被關押的統計數字。加耶補充道，「信息的缺乏使得對人權團體（關於中共）虐待和酷刑的指控難以進行嚴肅的和獨立的評估。」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許多非政府組織和人權團體代表也參加了週五在日內瓦舉行的反酷刑公開聽證會。其中有19個人權組織對中國的酷刑提出指控。法輪功組織表示，從2000年起，他們開始向聯合國人權專員遞交法輪功學員受害的案例，其中被害死的案例超過一千例，聯合國人權專員就此曾向中共當局發出過數千份質詢。」 英國廣播公司引述一位反酷刑委員會成員的話報導說，人權組織揭發了不少中國執法人員毆打和折磨被關押者的案例，而中國當局未能提供這些有關案例的細節，令反酷刑委員會無法就中國是否遵守聯合國反酷刑公約作出準確判斷。 「美國之音」披露，中共代表宣稱一些公開的虐待個案「是涉案的看守或警察未能履行職責的孤立事件，已嚴懲涉案者」。隨後美國之音較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前政治犯黃燕明的「現身說法」活動，中共的該宣稱不攻自破。黃燕明曾經因為1995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向觀看國旗降旗儀式的人群拋撒要求民主的傳單而被判刑5年，2000年刑滿出獄。他在被關押期間遭到看守人員用鎖頭毒打，被打得視網膜脫落，導致左眼失明。黃指出，「對待政治犯或者法輪功人士，它的酷刑好像還要嚴重一點。對刑事犯罪好像還沒有這麼嚴重。往往就是我們這種異議人士、政治維權人士、民主黨人在裡面受到的酷刑反而要嚴重一點。」 針對聯合國該審核活動，其他各國主流媒體也都在第一時間做了報導。新西蘭電視一台引述他們所採訪的一位總部設在紐約的團體「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成員莎倫‧霍姆（Sharon Hom）的話指出，「因為北京將關於獄中非正常死亡和其它刑事審判信息列為國家機密，這就使外界幾乎不可能獲知其暴力的嚴重程度。」「如果沒有準確的、透明的、可信的數據，我們就不能做準確的、徹底的評估。」霍姆還指出，「但是，現在擺到桌面上來的已經是一份大量重大問題的清單。」 此外，諸如「加拿大新聞」（Canadian Press） 、「德國之聲」中文部等，報導中對中共方面欠合作誠意的披露都頗為直接客觀。 據悉，向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提交「影子報告」（Shadow Report）參與審核的19家國際組織，包括「法輪功人權」、「記者無疆界」、「大赦國際」等。其中，在專門針對對法輪功學員酷刑虐待事實的披露方面，以「法輪功人權」提交的報告最為詳細。該報告在詳細分析中共在人權方面「紙上的進步」並首次指出中共是在利用將「立法」和「違法」溶於一爐這一新的混淆視伎倆的基礎上，明確建議：將中共驅逐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此次酷刑問題審核活動議及的議題有：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問題，監獄內性暴力問題，吸毒者、愛滋病病毒染者以及愛滋病患者待遇和治療問題，強制墮胎問題，維權人士的關押問題，北韓難民問題，以及今年的重大事件——屠殺藏人問題等等；另外，該委員會還就一系列與政府任務有關的虐待案例要求中共方面加以解釋。 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將在今年11月21日將此次審核結果匯總成一份正式報告，提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台灣新聞
社區新聞
美國新聞
國際新聞
中國新聞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科技新聞
評論專欄
健康新聞
新聞投稿
首頁 > 新聞網> 社區新聞>澳門團體23日遊行抗議23條惡法
澳門團體23日遊行抗議23條惡法[大紀元][2008-11-20 07:58:14]
澳門團體23日遊行抗議23條惡法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葉穎詩澳門報導）11月19日下午，澳門民間社團「民主起動」的代表利建潤向民政總署遞交遊行通知書，依法通知民政總署「民主起動」將於11月23日（星期日）舉行主題為「反對23惡法」大遊行，集合時間為下午2時，地點為澳門北區黑沙環三角花園。 利建潤指出，2003年7月1日，香港50萬市民上街，成功迫使香港特區政府擱置23條立法，惡法在香港胎死腹中。現在，23惡法在澳門借屍還魂，澳門特區政府快刀斬亂麻，只有40天諮詢期，妄圖以議會的絕大多數優勢在澳門高速立法。 利建潤說，政府推出的23條草案中的「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及「預備行為」條文，存在大量灰色地帶，危機四伏，更容易出現政治審查和以言入罪，嚴重侵害澳門人的基本權利，以「國家安全」為名，壓制不同聲音，打壓人權、言論自由為實。 利建潤呼籲澳門市民在這最後關頭上街，以捍衛自己的人權和澳門人的生活方式。他說：「澳門市民，不要再做順民，任由政府政治閹割，11月23日齊上街，驅惡法，捍衛我們的人權自由。」
台灣新聞
社區新聞
美國新聞
國際新聞
中國新聞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科技新聞
評論專欄
健康新聞
新聞投稿
首頁 > 新聞網> 社區新聞>深圳皮鞋含致癌染料
深圳皮鞋含致癌染料[大紀元][2008-11-20 07:59:23]
深圳皮鞋含致癌染料 【簡體版】 【打印機版】 【字號】大 中 小 【大紀元11月19日報導】（中央社記者盧健輝香港19日電）據報導，中國大陸廣東省深圳市質監局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近30%皮鞋質量不合格，不合格內容包括含有致癌染料芳香胺。 香港太陽報今天報導，深圳市質監局前天公布第三季深圳皮鞋品質情況，在抽查的37批樣本，共來自21間皮鞋生產企業。經檢測僅27批次合格，抽樣合格率為73%。 不合格項目主要為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幫底剝離強度、鞋跟接合力、成型底鞋跟硬度、勾心抗彎剛度和硬度、外底耐磨性能等。 質檢專家表示，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是致癌物質，使用此類不合格產品將嚴重影響人體健康，有關部門已嚴格按照法例規定，對不合格的企業依法進行處理，限期整改，並進行跟蹤檢查，防止不合格產品流入市場。
台灣新聞
社區新聞
美國新聞
國際新聞
中國新聞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科技新聞
評論專欄
健康新聞
新聞投稿
首頁 > 新聞網> 美國新聞>美專家憂美中產品安全面臨多障礙
美專家憂美中產品安全面臨多障礙 [美國之音][2008-11-20 07:22:59]
美專家憂美中產品安全面臨多障礙 記者： 張蓉湘 華盛頓2008年11月20日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星期三在北京開設在海外的第一個辦事處。有分析說，這為美中未來就產品安全的進一步對話提供了機會。不過，也有專家認為，美國的檢查人員面臨巨大挑戰，他們很難監督全中國的食品工業，治本的方法應該在於加強對食品製造商的教育。
智庫威爾遜中心專家吳嵐
美國華盛頓智庫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的“中國環保論壇”主任吳嵐(Jennifer Turner)星期三在國會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說，中國在產品安全問題上面臨巨大挑戰，包括中央政府很難確保地方政府徹底履行相關法規；中國缺乏獨立的司法體系與新聞媒體對產品安全進行有效監督；此外，中國境內也缺乏倡導食品與產品安全的非政府組織。吳嵐告訴美國之音，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在北京、上海與廣州設立辦事處，雖然可以倡導產品安全，併為美中在這方面的學術交流提供重要橋梁，不過也面臨不少障礙。*打開對話之門*吳嵐說：“的確，這個做法向中國傳達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美國認真看待產品安全的議題。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檢查人員不是警察，8個工作人員無法管理全中國的食品工業。但我認為，這至少為將來進一步對話打開了門。”
前歐盟產品檢測官員楊保羅
前歐盟產品檢測官員楊保羅(Paul Young)告訴美國之音，歐盟已經跟中國簽署加強產品安全監督合作的協議，美中也有關於食品、飼料、藥品和醫療器材安全的協議，不過，解決問題的根本應該是教導製造商以及農民，讓他們掌握在食品生產的過程中使用標識清楚的農藥以及避免那些化學物等知識。他說：“顯然，產品安全的問題不應該從檢測開始，當務之急應該是建立一套全面的系統，教導食品製造商以及農民妥善處理食品的生產。”*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效果?*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專家的話指出，FDA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象徵意義可能大於實質效果。報導說，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沒有辦法檢查所有的產品，所以美國FDA將面臨極大的挑戰。華盛頓郵報還引述中國農業大學一位教授的話說，FDA無法發現所有從中國出口的食品中所含的潛在有毒物質，他也懷疑中國政府會完全授權FDA人員在中國市場裏測試產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FDA在中國設立辦事處之後，中國質檢總局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會在適當時機向美方派出有關官員，以促進兩國在產品品質、醫藥衛生、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每年美國從外國進口將近2萬億美元的產品，其中3千200多億美元的產品從中國進口。
台灣新聞
社區新聞
美國新聞
國際新聞
中國新聞
財經新聞
體育新聞
科技新聞
評論專欄
健康新聞
新聞投稿
2008年7月3日 星期四
觀點-22
這是每個台灣人都應該閱讀的文章！
「如沒有潘恩，自由的美國將難以想像」——台灣版《常識》譯本「序」
曹長青
每次從美國來到台灣，都能感受到這個國家朝氣蓬勃向前邁進的足音。而每次觀察台灣走向國家正常化的艱難和努力，都讓人想到二百多年前的美國獨立之路。雖然時空不同，但美、台是同樣目標，走著相同的道路。
回顧美國的獨立之路，比今天台灣的奮鬥更艱難。在內部，由各種移民組成的最初十三州， 英國移民佔四分之三。他們在血緣、情感上自視「美洲英國人」，缺乏獨立意識；在外部，有大英帝國的軍事鎮壓。但最後美國人成功了。這其中因素很多，但從個體來說，有三個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一是《獨立宣言》作者，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他在《獨立宣言》中提出人生來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政府的建立是要保護這三種個人權利。一旦政府成為個體追求這三個自由的障礙，那麼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改變、或者拋棄這個政府。這個宣言奠定了美國獨立和自由的理論基礎。
另一位是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這位當時獨立軍統帥，身先士卒，率領美國人和英軍作戰。撰寫這段歷史的暢銷書《一七七六》作者、美國歷史學名家 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說，對美國獨立的貢獻，華盛頓超過傑佛遜，因他直接領導了獨立戰爭，並在最艱難之際，獨撐局面，獨立做出重大決定。
第三個對美國贏得獨立戰爭的最重要貢獻者，是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縱觀美國獨立的歷史，如果說傑佛遜奠定了獨立的理論，華盛頓指揮了獨立之戰，潘恩則是用文字的號角，吹出了獨立戰爭的士氣和激情。三個人像「三角架」，為美國撐出了一個偉大、自由、獨立的天空！
但是和傑佛遜、華盛頓不同的是，潘恩不是美國人，而是一個英國人。本書《常識》是潘恩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所寫的最重要文獻，這位英國人為美國的獨立，以至整個人類邁向自由的歷史，做出了極為特殊的貢獻；其獨特之處，起碼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潘恩有「權利高於國家、是非大於族群」的人權觀。
他完全超越「大英國情結」，視美國人民獨立的「權利」高於他作為英國人和英國的共同「國族」利益。他在《獨立宣言》發表近兩年前才來到北美，然後迅速發表了鮮明而堅定地支持美國獨立的《常識》。他提出，美國獨立是天賦人權，在北美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建議美國制定一部自己的憲法；他說，「從廣義上來說，美國人為之奮鬥的目標，是整個人類的奮鬥目標。」這個宣稱至今仍激勵著美國人領導全球在通往自由、保護個體權利的道路上跋涉。
傑佛遜、華盛頓作為先賢，受到美國人的愛戴。但從族群角度來說，他們是為本國人爭自由。像後來的知名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也是為自己所屬的非洲裔族群爭權利；再比如印度的甘地，也是爭取自己的國家獨立。這些人都為本種族，當然也是為人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能超越本國、本族群的範疇而爭取更高的人權價值則更難能可貴。當時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的知識分子，都和今天台海兩岸知識分子的情形沒有多大差別，都是對大英帝國的忠誠超過對人權價值的追求；而且知識分子的「國族情結」、「民族主義」都遠比普通民眾更強烈。
超越「民族、國家」的艱難還在於，他們不僅會被本族裔知識份子的責難、謾罵，攻擊，甚至遭到本國政府的迫害，要為此付出很大代價。像潘恩的書就被英國政府禁止，他本人在美國獨立十年之後，回到英國，希望為英國做出自己的貢獻，但卻一度要被英國政府逮捕；而且英國還曾通過議案，永遠拒絕他回國。但潘恩完全不考慮這些，他像被世界最多作家推崇的《唐．吉柯德》中的主角一樣，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堅信、並親身實踐「權利高於國界」的人權價值。這使他成為人類二千年歷史以來罕見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潘恩對美國必須獨立的認知，比美國人更清晰，立場更堅定。
當時在美國內部，也存在激烈的統、獨之爭。那些「大英帝國」的維護者，主張尊崇英國的國家體制，保持現狀；而即使那些認為美國應獨立者，也恐懼大英帝國的軍事力量，而不敢支持「美獨」。
在這種背景下，潘恩寫出《常識》這本書，清晰、堅定地指出﹕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是基於一種簡單的事實和「常識」——北美人民沒有必要繼續接受君主政權統治，解決英美危機的最佳途徑是美國獨立。他說，美國獨立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他呼籲人們與英國決裂，拿起武器反抗，獨立建國，把「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後代」。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因而他被稱為「獨立戰爭的號手」。
在《常識》中，潘恩歷數英國對其北美殖民地的霸道和欺壓。他說，如果說英國是我們的母國，那英國對北美人民的欺辱，就是最令人感到羞恥的事，因為「老虎都不食其子」，「野蠻人也不殺其家屬」。因此 我們承認自己是英國人後裔又有什麼意義？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再遭暴力侵害，我們必須反抗，以獲得獨立。他說，不許美國獨立，就如同一個孩子是吃奶長大的，所以他永遠不該吃肉一樣論證荒唐。他預測說，美國之興起，是整個人類的一項極為偉大的策略使然。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符合北美大陸人民的利益。
針對那些主張和英國「和解」的妥協派，潘恩堅定地指出﹕英國既然是我們的公開敵人，那麼我們就應該切斷和它的關係。他批評「和解說」滑稽可笑；甚至批評那些主張「和解者」是「有私心偏見；腦筋遲鈍，無遠見；不願瞭解真相；過於重視歐洲光明面；判斷失當，會給北美帶來更多災難的人」。
《常識》當時也曾被許多忠於英國的保皇派作家所攻擊，但比較著名的，都是用筆名來抨擊潘恩，說明他們自己都底氣不足。
當時亞當斯、富蘭克林，甚至開始時連華盛頓等美國開國元勛，都對美國到底該不該獨立、脫離英國後是否應建立一個和英國君主立憲制完全不同的政體而心存疑惑。當時只有潘恩一個人鮮明、堅定、強烈地指出，「只有公開地、斷然地宣佈獨立，才能很快解決我們的問題。」他甚至說，「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鬥爭中都抱著這種膽怯的思想，後代的子孫一定會以厭惡的心情來想起他們祖先的名字。」
相信自然神的潘恩，甚至從上帝的角度來論述美國獨立的權利。他說，全能的上帝既然把英國安排在遠離北美大陸之處，也是強有力的證明，英國不應有對北美的統治權，這是天意！
潘恩在《常識》中告誡和鼓勵美國人說，「那些想收獲自由所帶來的美好的人，必須像真正的人那樣，要承受支撐自由價值的艱辛。」他說，「我們的偉大力量，來自北美人民的團結一致，而不取決於人數的多寡。」
第三，《常識》產生了巨大作用。
潘恩把古典自由主義的天賦人權思想，用一種常識化、口語化、淺顯易懂的文字來表述，因而很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當時美國才三百萬人口，《常識》在三個月內就賣出十萬冊，最後銷售了約五十到六十萬冊（等於當時每五、六個美國人就有一本），是當時僅次於《聖經》、影響力最大、傳播範圍最廣的一本書。對於《常識》為何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潘恩說，「我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事實、淺白的論點和基本常識。」他的文字非常淺顯、清晰，他表示就是要寫給普通人看。但這本寫給普通人看的書，卻贏得了美國前三位總統華盛頓、亞當斯和傑佛遜等建國之父們的高度讚賞。
美國獨立之路，走得非常艱難。因當時美國沒有任何正規軍隊，而面對的是幾乎征服了世界的大英帝國。當時美英的軍事差距，比今天台海兩岸大很多。華盛頓招募的獨立軍從沒打過仗，更無軍事訓練，用華盛頓的話說，「營地上全是武裝起來的老百姓，而不像是一支軍隊。」所以戰爭之初，華盛頓的獨立軍一敗再敗。最少時，華盛頓手下只剩三千軍隊，而英國僅從德國招募的雇傭軍就有一萬七千，正規軍超過三萬。
在此關鍵時刻，潘恩不僅參加了獨立軍，和美國人並肩作戰，而且在戰地上寫出了振奮北美人民精神的《北美危機》等十三種小冊子。這些充滿激情、膽識、洋溢著必勝精神的戰鬥檄文，極大地鼓舞了爭取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潘恩呼籲，「這是考驗一個人靈魂的時刻，那些堅守的勇士，應得到人們的愛和感激。」
獨立軍統帥華盛頓曾親自向士氣低落的軍隊宣讀《北美危機》以振奮人心。華盛頓在日記中寫道﹕「那成千上萬還沒有出生的美國人的命運，在上帝之下，就取決於這支軍隊的勇氣和行動。」英國甚至有家報紙說，「在一小時前還是一個堅決反對獨立思想的人，讀了潘恩的書之後，也瞬間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常識》所表達的清晰而堅定的立場，不僅強化了無數普通美國人走向獨立的信念，連美國的建國之父華盛頓，也是被潘恩的《常識》說服和打動，而完全放棄了對英國的幻想。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
因而美國第二位總統亞當斯說，「如果沒有《常識》作者這隻筆，華盛頓所舉起的劍，將是徒然無功。……歷史將會把美國的革命歸功於托馬斯．潘恩。」當時率軍助美的法國將領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甚至說：「如果沒有托馬斯．潘恩，自由的美國將難以想像。」
第四，哺育人類自由思想的經典。
回顧人類的自由思想史，人們自然想到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等經典之作。但這些宣言，都從潘恩的《常識》那裡獲得了思想營養。
《獨立宣言》甚至可視為《常識》的「姊妹篇」，因為在《常識》發表半年之後，傑佛遜起草了《獨立宣言》。這個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重要文件，就參考了《常識》（還有英國古典自由主義鼻祖洛克）所提出的基本人權價值；而且在形式上，《獨立宣言》也基本是《常識》的模式﹕先提出天賦人權的理論，然後歷數大英帝國對北美殖民地的欺辱，最後宣佈，獨立是我們的必然選擇。傑佛遜曾表示，他對曾引用《常識》而感到驕傲。
疾呼美國必須獨立的潘恩，並不是把獨立看作終極價值；他更看重的是美國獨立之後，要建立一個和英國的君主制、法國的貴族統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追求的是一個能為全人類樹立樣板的偉大政治體制。他說，「如果美國的獨立不能伴隨一場對政府的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只是從英國獨立出來，那就太渺小了。」他強調美國要通過「新憲章」，成為一個既無任何國王和世襲，也沒有貴族和權貴，真正法治的平等社會。他響亮地喊出「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從而把「建國」和「共和」聯到一起，把美國獨立提升到建立全人類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這是潘恩支持美國獨立的初衷和理想。後來二百多年來美國走的道路，正是在潘恩等鋪設的基石上，或者說是他的夢想成真！
因此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為《常識》再版所寫的序中指出，「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這場美國革命，並不是作為一個美國人，局限在為美國的利益，而是作為一個自由人，一個世界公民，他堅信，他為美國所做的努力，就在為英國、法國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爭自由的努力。」
後來潘恩所以支持法國大革命，是他堅信這是「美國原則移植到歐洲的第一批豐碩成果」。因此當他到巴黎參與起草法國《人權宣言》時，就毫不遲疑地把美國的原則，包括天賦人權、經濟自由、財產權不受限制等思想，寫入法國的人權文件，強調法蘭西應該走「共和主義」的道路；同時反對處決路易十六國王。因此激進的羅伯斯庇爾把他投入監獄，差點上了斷頭台。他後來對法國大革命走向極端而深感失望，更不滿拿破侖的帝國，因而返回美國。
潘恩的小政府，邦（州）權至上等自治思想也影響深遠。他當時就指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擁有權利，只負有義務。」並認知到，限制政府權力的必要性；人有天生缺陷，只能相信制度，「只有制度才能彌補人們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甚至在《常識》中開篇就斷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必要的惡，而在其最壞時，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惡。」這些原則，都體現古典自由主義，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義的精神，並至今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指南和方向。
第五，始終堅持理念，發出獨立的聲音。
潘恩對美國獨立的毫無保留的支持，完全是出於追求天賦人權的理念，而不是任何私利。《常識》當年的銷量，等於今天在美國賣出六千萬冊，在台灣賣出四百萬冊，但潘恩卻把版權捐給了美國，不僅沒有獲得分文利益，而且自己負擔了第一版的印刷費。在美國獨立九年之後，他生活拮據，相當困窘時，美國政府只是給了他一次性三千美元的補助金，以表彰他對美國獨立運動的卓越貢獻；並授予他「美國公民」。
在《常識》中他說，「我不是出於驕傲、黨派或怨恨等動機，來支持美國獨立；我的良知十分清楚且絕對相信，這種做法真正符合北美大陸的利益。」「我一向堅信，美國的獨立遲早會實現。根據目前形勢發展趨勢，獨立將指日可待。」
在晚年他因寫出《理性時代》等書，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會，認為信仰只是個人和上帝的關係，遭到基督徒社會的美國民眾反感。當時美國三百萬人口，99.8％是基督徒。華盛頓領導的獨立軍，除一名上校外（當時還沒有什麼將軍，較大的官就是上校），其他上校都是教會的牧師。
在這樣一種非常濃厚的宗教背景下，潘恩竟敢於發表《理性時代》一書，強調人的理性的重要性，批評基督教義對獨立思考的壓制，對社會發展的阻礙。結果引起教會強烈反彈，指責潘恩是「無神論者」。他還曾發表公開信批評指責華盛頓。即使在今天的美國，「無神論者」也會被教會視為近乎「野蠻人」。而在當時的美國，敢於挑戰被視為立國之本的基督教，以及被尊為建國之父的華盛頓，就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因此遭致美國人的反感、厭惡甚至痛恨。當時潘恩在美國的地位從「號手」變成「眾矢之的」。
在聲望一落千丈、處境十分艱難時，潘恩也從未動搖對獨立而自由的美國的熱愛，更沒有對自己支持「美獨」而有絲毫的後悔，他對美國的未來充滿信心﹕「政府應選自人民，由人民管理，尊重人民的利益。我來美洲是因為對我來說，美洲代表著未來，象徵著，至少我認為，可能象徵著有良知的人心底的追求。」
他熱愛這個充滿朝氣的年輕國家，晚年在第三任美國總統傑佛遜的幫助下回到美國。即使上流社會有人譏笑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墜落如同一根拐杖，他也不為所動。 當他身體衰弱，經濟拮據，孤獨一人，甚至周圍充滿敵意的情況下，仍棲居在紐約的農莊，直到最後的時刻。
潘恩始終沒有妥協，堅持發出獨立思考的聲音，展示了一個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勇氣，以及不靠群體壯膽的強大心靈。哲學家胡克曾說，「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人像潘恩那樣，在他第二次來到美國的時候，遭到他的前戰友們那麼嚴重的、不可原諒的、不存感激之心的不公平對待。」
今天，《常識》已成為人類思想史的經典著作，它對美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2003年美國最大連鎖書商「邦諾書店」統計出的影響美國歷史的二十本書中，《常識》位居榜首。
《常識》問世二百年之後，才有了中譯本。這是台灣第一次有繁體字譯本。譯者陳水源先生的努力，給更多台灣的讀者帶來一個重新認識「獨立價值」的「常識世界」。對於這個「常識」的實現，潘恩在《北美危機》中斬釘截鐵地預言﹕「只要我們堅持不懈，不屈不撓，我們就有希望得到光榮的結果。」
——原載《開放》2007年10月號
2007-10-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610
「如沒有潘恩，自由的美國將難以想像」——台灣版《常識》譯本「序」
曹長青
每次從美國來到台灣，都能感受到這個國家朝氣蓬勃向前邁進的足音。而每次觀察台灣走向國家正常化的艱難和努力，都讓人想到二百多年前的美國獨立之路。雖然時空不同，但美、台是同樣目標，走著相同的道路。
回顧美國的獨立之路，比今天台灣的奮鬥更艱難。在內部，由各種移民組成的最初十三州， 英國移民佔四分之三。他們在血緣、情感上自視「美洲英國人」，缺乏獨立意識；在外部，有大英帝國的軍事鎮壓。但最後美國人成功了。這其中因素很多，但從個體來說，有三個人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一是《獨立宣言》作者，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他在《獨立宣言》中提出人生來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政府的建立是要保護這三種個人權利。一旦政府成為個體追求這三個自由的障礙，那麼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改變、或者拋棄這個政府。這個宣言奠定了美國獨立和自由的理論基礎。
另一位是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這位當時獨立軍統帥，身先士卒，率領美國人和英軍作戰。撰寫這段歷史的暢銷書《一七七六》作者、美國歷史學名家 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說，對美國獨立的貢獻，華盛頓超過傑佛遜，因他直接領導了獨立戰爭，並在最艱難之際，獨撐局面，獨立做出重大決定。
第三個對美國贏得獨立戰爭的最重要貢獻者，是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縱觀美國獨立的歷史，如果說傑佛遜奠定了獨立的理論，華盛頓指揮了獨立之戰，潘恩則是用文字的號角，吹出了獨立戰爭的士氣和激情。三個人像「三角架」，為美國撐出了一個偉大、自由、獨立的天空！
但是和傑佛遜、華盛頓不同的是，潘恩不是美國人，而是一個英國人。本書《常識》是潘恩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所寫的最重要文獻，這位英國人為美國的獨立，以至整個人類邁向自由的歷史，做出了極為特殊的貢獻；其獨特之處，起碼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潘恩有「權利高於國家、是非大於族群」的人權觀。
他完全超越「大英國情結」，視美國人民獨立的「權利」高於他作為英國人和英國的共同「國族」利益。他在《獨立宣言》發表近兩年前才來到北美，然後迅速發表了鮮明而堅定地支持美國獨立的《常識》。他提出，美國獨立是天賦人權，在北美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建議美國制定一部自己的憲法；他說，「從廣義上來說，美國人為之奮鬥的目標，是整個人類的奮鬥目標。」這個宣稱至今仍激勵著美國人領導全球在通往自由、保護個體權利的道路上跋涉。
傑佛遜、華盛頓作為先賢，受到美國人的愛戴。但從族群角度來說，他們是為本國人爭自由。像後來的知名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也是為自己所屬的非洲裔族群爭權利；再比如印度的甘地，也是爭取自己的國家獨立。這些人都為本種族，當然也是為人類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能超越本國、本族群的範疇而爭取更高的人權價值則更難能可貴。當時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的知識分子，都和今天台海兩岸知識分子的情形沒有多大差別，都是對大英帝國的忠誠超過對人權價值的追求；而且知識分子的「國族情結」、「民族主義」都遠比普通民眾更強烈。
超越「民族、國家」的艱難還在於，他們不僅會被本族裔知識份子的責難、謾罵，攻擊，甚至遭到本國政府的迫害，要為此付出很大代價。像潘恩的書就被英國政府禁止，他本人在美國獨立十年之後，回到英國，希望為英國做出自己的貢獻，但卻一度要被英國政府逮捕；而且英國還曾通過議案，永遠拒絕他回國。但潘恩完全不考慮這些，他像被世界最多作家推崇的《唐．吉柯德》中的主角一樣，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堅信、並親身實踐「權利高於國界」的人權價值。這使他成為人類二千年歷史以來罕見的先行者之一。
第二，潘恩對美國必須獨立的認知，比美國人更清晰，立場更堅定。
當時在美國內部，也存在激烈的統、獨之爭。那些「大英帝國」的維護者，主張尊崇英國的國家體制，保持現狀；而即使那些認為美國應獨立者，也恐懼大英帝國的軍事力量，而不敢支持「美獨」。
在這種背景下，潘恩寫出《常識》這本書，清晰、堅定地指出﹕美國從英國「獨立」出來，是基於一種簡單的事實和「常識」——北美人民沒有必要繼續接受君主政權統治，解決英美危機的最佳途徑是美國獨立。他說，美國獨立是「遲早要發生的必然趨勢」。他呼籲人們與英國決裂，拿起武器反抗，獨立建國，把「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國家留給後代」。連「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字，也是潘恩最早喊出來的，因而他被稱為「獨立戰爭的號手」。
在《常識》中，潘恩歷數英國對其北美殖民地的霸道和欺壓。他說，如果說英國是我們的母國，那英國對北美人民的欺辱，就是最令人感到羞恥的事，因為「老虎都不食其子」，「野蠻人也不殺其家屬」。因此 我們承認自己是英國人後裔又有什麼意義？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再遭暴力侵害，我們必須反抗，以獲得獨立。他說，不許美國獨立，就如同一個孩子是吃奶長大的，所以他永遠不該吃肉一樣論證荒唐。他預測說，美國之興起，是整個人類的一項極為偉大的策略使然。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符合北美大陸人民的利益。
針對那些主張和英國「和解」的妥協派，潘恩堅定地指出﹕英國既然是我們的公開敵人，那麼我們就應該切斷和它的關係。他批評「和解說」滑稽可笑；甚至批評那些主張「和解者」是「有私心偏見；腦筋遲鈍，無遠見；不願瞭解真相；過於重視歐洲光明面；判斷失當，會給北美帶來更多災難的人」。
《常識》當時也曾被許多忠於英國的保皇派作家所攻擊，但比較著名的，都是用筆名來抨擊潘恩，說明他們自己都底氣不足。
當時亞當斯、富蘭克林，甚至開始時連華盛頓等美國開國元勛，都對美國到底該不該獨立、脫離英國後是否應建立一個和英國君主立憲制完全不同的政體而心存疑惑。當時只有潘恩一個人鮮明、堅定、強烈地指出，「只有公開地、斷然地宣佈獨立，才能很快解決我們的問題。」他甚至說，「如果殖民地人民在目前的鬥爭中都抱著這種膽怯的思想，後代的子孫一定會以厭惡的心情來想起他們祖先的名字。」
相信自然神的潘恩，甚至從上帝的角度來論述美國獨立的權利。他說，全能的上帝既然把英國安排在遠離北美大陸之處，也是強有力的證明，英國不應有對北美的統治權，這是天意！
潘恩在《常識》中告誡和鼓勵美國人說，「那些想收獲自由所帶來的美好的人，必須像真正的人那樣，要承受支撐自由價值的艱辛。」他說，「我們的偉大力量，來自北美人民的團結一致，而不取決於人數的多寡。」
第三，《常識》產生了巨大作用。
潘恩把古典自由主義的天賦人權思想，用一種常識化、口語化、淺顯易懂的文字來表述，因而很容易被大眾理解和接受。當時美國才三百萬人口，《常識》在三個月內就賣出十萬冊，最後銷售了約五十到六十萬冊（等於當時每五、六個美國人就有一本），是當時僅次於《聖經》、影響力最大、傳播範圍最廣的一本書。對於《常識》為何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潘恩說，「我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事實、淺白的論點和基本常識。」他的文字非常淺顯、清晰，他表示就是要寫給普通人看。但這本寫給普通人看的書，卻贏得了美國前三位總統華盛頓、亞當斯和傑佛遜等建國之父們的高度讚賞。
美國獨立之路，走得非常艱難。因當時美國沒有任何正規軍隊，而面對的是幾乎征服了世界的大英帝國。當時美英的軍事差距，比今天台海兩岸大很多。華盛頓招募的獨立軍從沒打過仗，更無軍事訓練，用華盛頓的話說，「營地上全是武裝起來的老百姓，而不像是一支軍隊。」所以戰爭之初，華盛頓的獨立軍一敗再敗。最少時，華盛頓手下只剩三千軍隊，而英國僅從德國招募的雇傭軍就有一萬七千，正規軍超過三萬。
在此關鍵時刻，潘恩不僅參加了獨立軍，和美國人並肩作戰，而且在戰地上寫出了振奮北美人民精神的《北美危機》等十三種小冊子。這些充滿激情、膽識、洋溢著必勝精神的戰鬥檄文，極大地鼓舞了爭取獨立和自由的美國人。潘恩呼籲，「這是考驗一個人靈魂的時刻，那些堅守的勇士，應得到人們的愛和感激。」
獨立軍統帥華盛頓曾親自向士氣低落的軍隊宣讀《北美危機》以振奮人心。華盛頓在日記中寫道﹕「那成千上萬還沒有出生的美國人的命運，在上帝之下，就取決於這支軍隊的勇氣和行動。」英國甚至有家報紙說，「在一小時前還是一個堅決反對獨立思想的人，讀了潘恩的書之後，也瞬間改變了自己的態度。」
《常識》所表達的清晰而堅定的立場，不僅強化了無數普通美國人走向獨立的信念，連美國的建國之父華盛頓，也是被潘恩的《常識》說服和打動，而完全放棄了對英國的幻想。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們必須和英國政權一刀兩斷」。
因而美國第二位總統亞當斯說，「如果沒有《常識》作者這隻筆，華盛頓所舉起的劍，將是徒然無功。……歷史將會把美國的革命歸功於托馬斯．潘恩。」當時率軍助美的法國將領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甚至說：「如果沒有托馬斯．潘恩，自由的美國將難以想像。」
第四，哺育人類自由思想的經典。
回顧人類的自由思想史，人們自然想到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等經典之作。但這些宣言，都從潘恩的《常識》那裡獲得了思想營養。
《獨立宣言》甚至可視為《常識》的「姊妹篇」，因為在《常識》發表半年之後，傑佛遜起草了《獨立宣言》。這個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重要文件，就參考了《常識》（還有英國古典自由主義鼻祖洛克）所提出的基本人權價值；而且在形式上，《獨立宣言》也基本是《常識》的模式﹕先提出天賦人權的理論，然後歷數大英帝國對北美殖民地的欺辱，最後宣佈，獨立是我們的必然選擇。傑佛遜曾表示，他對曾引用《常識》而感到驕傲。
疾呼美國必須獨立的潘恩，並不是把獨立看作終極價值；他更看重的是美國獨立之後，要建立一個和英國的君主制、法國的貴族統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追求的是一個能為全人類樹立樣板的偉大政治體制。他說，「如果美國的獨立不能伴隨一場對政府的原則和實踐的革命，而只是從英國獨立出來，那就太渺小了。」他強調美國要通過「新憲章」，成為一個既無任何國王和世襲，也沒有貴族和權貴，真正法治的平等社會。他響亮地喊出「讓我們為憲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國王！」從而把「建國」和「共和」聯到一起，把美國獨立提升到建立全人類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這是潘恩支持美國獨立的初衷和理想。後來二百多年來美國走的道路，正是在潘恩等鋪設的基石上，或者說是他的夢想成真！
因此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為《常識》再版所寫的序中指出，「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這場美國革命，並不是作為一個美國人，局限在為美國的利益，而是作為一個自由人，一個世界公民，他堅信，他為美國所做的努力，就在為英國、法國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爭自由的努力。」
後來潘恩所以支持法國大革命，是他堅信這是「美國原則移植到歐洲的第一批豐碩成果」。因此當他到巴黎參與起草法國《人權宣言》時，就毫不遲疑地把美國的原則，包括天賦人權、經濟自由、財產權不受限制等思想，寫入法國的人權文件，強調法蘭西應該走「共和主義」的道路；同時反對處決路易十六國王。因此激進的羅伯斯庇爾把他投入監獄，差點上了斷頭台。他後來對法國大革命走向極端而深感失望，更不滿拿破侖的帝國，因而返回美國。
潘恩的小政府，邦（州）權至上等自治思想也影響深遠。他當時就指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擁有權利，只負有義務。」並認知到，限制政府權力的必要性；人有天生缺陷，只能相信制度，「只有制度才能彌補人們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甚至在《常識》中開篇就斷言﹕「政府即使在它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必要的惡，而在其最壞時，就成了不可容忍的邪惡。」這些原則，都體現古典自由主義，也就是今天的保守主義的精神，並至今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指南和方向。
第五，始終堅持理念，發出獨立的聲音。
潘恩對美國獨立的毫無保留的支持，完全是出於追求天賦人權的理念，而不是任何私利。《常識》當年的銷量，等於今天在美國賣出六千萬冊，在台灣賣出四百萬冊，但潘恩卻把版權捐給了美國，不僅沒有獲得分文利益，而且自己負擔了第一版的印刷費。在美國獨立九年之後，他生活拮據，相當困窘時，美國政府只是給了他一次性三千美元的補助金，以表彰他對美國獨立運動的卓越貢獻；並授予他「美國公民」。
在《常識》中他說，「我不是出於驕傲、黨派或怨恨等動機，來支持美國獨立；我的良知十分清楚且絕對相信，這種做法真正符合北美大陸的利益。」「我一向堅信，美國的獨立遲早會實現。根據目前形勢發展趨勢，獨立將指日可待。」
在晚年他因寫出《理性時代》等書，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會，認為信仰只是個人和上帝的關係，遭到基督徒社會的美國民眾反感。當時美國三百萬人口，99.8％是基督徒。華盛頓領導的獨立軍，除一名上校外（當時還沒有什麼將軍，較大的官就是上校），其他上校都是教會的牧師。
在這樣一種非常濃厚的宗教背景下，潘恩竟敢於發表《理性時代》一書，強調人的理性的重要性，批評基督教義對獨立思考的壓制，對社會發展的阻礙。結果引起教會強烈反彈，指責潘恩是「無神論者」。他還曾發表公開信批評指責華盛頓。即使在今天的美國，「無神論者」也會被教會視為近乎「野蠻人」。而在當時的美國，敢於挑戰被視為立國之本的基督教，以及被尊為建國之父的華盛頓，就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因此遭致美國人的反感、厭惡甚至痛恨。當時潘恩在美國的地位從「號手」變成「眾矢之的」。
在聲望一落千丈、處境十分艱難時，潘恩也從未動搖對獨立而自由的美國的熱愛，更沒有對自己支持「美獨」而有絲毫的後悔，他對美國的未來充滿信心﹕「政府應選自人民，由人民管理，尊重人民的利益。我來美洲是因為對我來說，美洲代表著未來，象徵著，至少我認為，可能象徵著有良知的人心底的追求。」
他熱愛這個充滿朝氣的年輕國家，晚年在第三任美國總統傑佛遜的幫助下回到美國。即使上流社會有人譏笑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墜落如同一根拐杖，他也不為所動。 當他身體衰弱，經濟拮據，孤獨一人，甚至周圍充滿敵意的情況下，仍棲居在紐約的農莊，直到最後的時刻。
潘恩始終沒有妥協，堅持發出獨立思考的聲音，展示了一個知識分子追求真理的勇氣，以及不靠群體壯膽的強大心靈。哲學家胡克曾說，「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人像潘恩那樣，在他第二次來到美國的時候，遭到他的前戰友們那麼嚴重的、不可原諒的、不存感激之心的不公平對待。」
今天，《常識》已成為人類思想史的經典著作，它對美國人的影響是深遠的。2003年美國最大連鎖書商「邦諾書店」統計出的影響美國歷史的二十本書中，《常識》位居榜首。
《常識》問世二百年之後，才有了中譯本。這是台灣第一次有繁體字譯本。譯者陳水源先生的努力，給更多台灣的讀者帶來一個重新認識「獨立價值」的「常識世界」。對於這個「常識」的實現，潘恩在《北美危機》中斬釘截鐵地預言﹕「只要我們堅持不懈，不屈不撓，我們就有希望得到光榮的結果。」
——原載《開放》2007年10月號
2007-10-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610
2008年6月16日 星期一
觀點-21
一聲吼﹕馬英九的「六四感言」不倫不類！
馬英九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際發表了一篇耐人尋味的感言，感言不長，卻花了一大段文字來專門論述與“六四”紀念活動格格不入的所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一定成果”，讀來實在有不倫不類之感。
感言結尾說“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也就在此。”但縱觀短短全文，究竟這“真正的意義”是如何一個“就在此”法、或者說“此”為何物卻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反覆通讀，只能讓人疏導出如下一個中心思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千真萬確）有一定（或相當）的成果了。”如果將這已經取得“一定成果”的路子繼續走下去，就能夠“繼續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就能夠“為兩岸關係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換句話說，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就在於：正視並珍惜中共政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所取得的成果。
為了證明這個所謂的“成果”屬實，馬英九言之鑿鑿羅列了如下理由：“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對臺灣救援團隊的友善，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
這讓我不由得聯想起我的老父親曾經對中共感恩戴德的理由來：從前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幾兩肉，現在經常都可以吃到肉了；從前上大學可不容易，現在上大學的人越來越多；從前誰要敢對毛主席略有不敬就得蹲大獄，現在就算酒前飯後略微評論幾句也通常沒有人搭理……所以共產黨現在的政策多好呀，我們真得感謝黨、感謝政府呀！
我對父親說：衡量一個政權好與不好，應該拿這個政權與其他政權作比較，而不是拿自己的今天與昨天比，從而得出夜郎自大的結論。所謂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是也。橫向對比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有幾個國家不比幾十年以前更能吃到肉、更容易上大學呢？就從1949年中共執政開始計算，人家國外的進步不是普遍更快、更徹底嗎？再說，文革時期吃不上肉、上不了大學、噤若寒蟬的狀態又是誰造成的？不還是中共政府嗎？這世上哪有昨天對我侵犯嚴重，而只要今天的侵犯似乎稍微輕微一點，我就要對其感恩戴德的道理！
並且，就算非要拿自己的今天與昨天相比，得出事實上是否進步的結論，那也得把客觀環境的制約與主觀願望是否積極主動等多方面因素考慮進去。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世界民主潮流的進步必然會為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叫做“水漲船高”。但現在的情形是，全世界的水位早已經成奶W漲了不少，而腐敗獨裁的中共政權正死死地在湖壩上鑿孔放水、竭盡全力地拖著不讓船順勢上升呢！或釣磥W略有上升吧，可中共政權千真萬確地正充當著那鑿孔放水的大拖後腿者！
回過頭來說四川地震。關於這次中共救災的負面報導實在太多太多了。比如隱瞞地震預測、追查地震“謠言”來源、“成汀P謠”導致無數民眾毫無防範地無辜喪命；比如救援部隊只能“陸續”而緩慢地追加、國外救援隊被一再拒絕並且不能夠根據實際災情自由安排救援地點從而導致寶貴的救援時機大肆延誤；比如當務之急不是把官商勾結非法竊據的90%以上財富吐出來有效救災、不是對黨官集團每年揮霍6000億元的用車、考察、吃喝等開支立即作出切實有力的削減，而是寄希望於那些只掌握了10%財富不到的普通老百姓的可憐捐款；比如拚命封鎖地震災情報導，只留汶川等地作為自己集中救災、大力作秀的形象視窗，從而導致了更多不為人知的災區受災民眾叫天不應、呼地不靈；比如為了掩飾體制自上而下的徹底腐敗，大力封殺對學校豆腐渣建築的真實報導，從而阻撓人們對這次慘絕人寰災難的全面反思……如此之多令人髮指的罪惡行徑，本該讓所有善良的人們痛心疾首、忍無可忍了，可偏偏就有人對這些負面報導似乎完全視而不見，有人的眼裏，居然只能看見“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這不是太讓人不可思議了嗎？
誠然，中共這次救災確實“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可是，這就能夠算作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成果了嗎？多年以來高速的軍備擴張，全世界範圍內科技的日新月異，等等這些客觀因素註定了，無論哪個國家，今天的救災表現也會遠遠不同於三十年以前。尤其重要的是，通訊工具的高度發達，網路資訊的日益透明，使得絕對的新聞封鎖與愚民洗腦已無可能，加上種種社會矛盾不斷加碼、中國民眾的大面積覺醒、天怒人怨此起彼伏，使得中共政權早就坐在了火山口上，它們仍然敢像1976年那樣，我行我素、慢條斯理、從容不迫地把救災當作把戲兒玩嗎？就算再借它們一百個惡膽，諒它們也絕對不敢！所以從根本上說，並非是進步了，而只是此一時彼一時的客觀環境不再允部C如果真心救災，為什麼只要逮著機會就總會幹出一些與救災背道而馳的罪惡勾當呢！
昨天月黑風高、人們閉目塞聰之時我輕而易舉殺了十個人，今天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不易得手，我大費手腳才殺了一個人；昨天銀行無人防範，錢就礎b櫃檯上，我大搖大礎a“取”走了一百萬，今天銀行保安巡邏，監控嚴密，我費盡心機才矇騙了一萬，能說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進步嗎？這不是情非得已，才不得不作出絲毫無關乎進步的、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嗎？
然而這些，居然就被馬英九先生莫名其妙地視作了中共的進步！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馬先生居然會專門選擇“六四”十九周年這個本該討伐中共罪惡、替無辜死難者伸張正義的日子而大發如此格格不入之感言。“六四”大屠殺發生於中共“改革開放”的第十一個年頭，但願馬英九先生不會把“六四”大屠殺的本身也視作中共“改革開放一定成果”的一部份罷！
下面這段文字，節選于拙文《論中共之壞》(20070703)，誠邀馬英九先生指正：
“有人說，從歷史的整體上看，中共固然是最壞的，但中共現在無論如何也要比“文革”時期改良一些了，至少我們都知道，現在要比北朝鮮好很多了吧，所以中共正在走著改良之路呀。
可是，一個作惡多端、殺人如麻的惡徒，如果真心實意地改惡從良，必須缺一不可做地到兩點：一、立即放下屠刀；二，誠心認罪伏法。而中共這個惡徒，一不放下屠刀，二不認罪伏法，它是改的哪門子良呀？哦，如果我人照樣殺，火依舊放，只是不再偷雞摸狗、不再粗言穢語了，這能叫改良嗎？（參見拙文《中共“改良”，是改的哪門子良喲？》）
那麼為什麼中共現在看起來千真萬確地要比“文革”時期紳士一些、光鮮一些呢？為什麼中共現在比起北朝鮮也似乎真的要自由一些、民主一些呢？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舉個例子，一個偷雞摸狗的慣犯，如果開始較少地偷雞摸狗了，這並不足以證明他已經改惡從良，因為完全可能基於如下種種原因而導致他表面上變得光鮮：一，年老體邁，力有不逮了；二，已經被識破，處於眾目睽睽之下，客觀環境不適宜了；三，他自身邪惡境界有所昇華，已經不屑於小偷小摸，轉而尋求更為隱蔽、更大利益的邪惡勾當了。如果是這些原因才促成的表面紳士和光鮮，我們能說他開始改良了嗎？在中國大陸有過生存經驗的人都知道，在九十年代早期，社會上隨處可見一些橫鼻豎目、喜歡打架滋事的小混混，可後來“與時俱進”地越來越少，這些人都去改惡從良了嗎？非也，他們很多都轉向了組建嚴密的黑幫組織，開始幹起殺人越貨、販毒、開賭場、放高利貸、販賣人口、逼人賣淫等等更為邪惡的勾當。儘管在大庭廣眾之下它們確實都會表現得比以前更優雅、更品味、更涵養一些，但誰能說它們已經改良了呢？
中共其實就是這樣的。在一次又一次喪心病狂、顛三倒四的荒唐運動把自己也折騰得無以為繼之後，它不得不另尋生機。它最終選擇了“改革開放”，就是試圖以經濟的發展來轉移政治危機，為繼續獨裁統治炮製合法性。然而經濟的開放不可避免會帶來資訊的開放，資訊的開放勢必催生人們思想的自由。此時的人們，再也不可能去相信“畝產十萬斤”、“解救全世界於水深火熱之中”、“爹親娘親不如黨親”、“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等等連篇鬼話，也再不可能被中共愚弄挑拔到神魂顛倒、互為揭發、個個爭先恐後地效忠於黨了。那麼，如果此時中共仍想返回到“文革”和北朝鮮的絕對嚴密控制狀態，還有任何可能嗎，那不是癡心妄想嗎！所以，現今中共的治下，如果表面上真的多了一點點自由和民主，也絕不是中共的本意，那只不過是中共事與願違、回天無力、萬不得已的大勢所趨罷了！君不見中共一直嚷嚷著“兩手都要抓”，只是無奈伸向人們“精神文明”的這只手抓不住了嗎？君不見江賊民厲聲叫囂“要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嗎？君不見胡緊套甫一上臺就派李長春去北朝鮮學習金小丑的政治控制經驗、成天思量著要替毛賊東思想引魄還魂了嗎？君不見中共的“金盾工程”加固得舉世第一堅固了嗎？如果真心改良，怎會念念不忘地與自由、民主為敵呢？
儘管表面上光鮮了，也再三自詡“和諧社會”了，但中共的邪惡本質是從來也沒有變過的。因其邪惡，所以心虛、所以風聲鶴唳，所以總會按捺不住要暴露出青面獠牙和嗜血本性。就在它所宣稱全世界“帝國主義”虎視眈眈（眾目睽睽）的狀況之下，就在它自稱中國人權前所未有地好的時期，它可以命令“人民子弟兵”肆意槍殺無辜青年學生、血洗長安街，它可以僅僅因為個人的猜疑和妒忌，公然在全世界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瘋狂的、對信善民眾的無恥污蔑和殘酷鎮壓，它可以在朗朗青天白日之下大行活摘、販賣人體器官的非人之暴！這些毫無道德底線可言的、遠遠超出了人間邪惡範疇的倒行逆施，足以讓毛賊東汗顏弗如、讓金小丑自慚形穢!
事實不正是這樣的嗎！還有誰在替中共搖唇鼓舌呢！！！”
（2008-6-5）
轉自《大紀元》。原題﹕對馬英九“六四”感言之感言
2008-06-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12
奇文共賞﹕馬英九用讚美中共來「紀念」六四
總統發表「六四」十九週年感言﹕
自從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以來，每年屆時我都會參加紀念活動或發表文章。我對「六四」的關心，主要在於關心大陸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
今年「六四」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三週前，四川發生了大地震，災區廣達十餘萬平方公里，死傷超過四十萬人，至少五百萬人無家可歸。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及對台灣救援工作的肯定，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有一定的成果。
我在5月20日就職演說中，曾經表示：「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也就在此。
——原載台灣「總統府」網頁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Rid=14069
2008-06-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11
奇文共賞﹕台灣《聯合報》六四歌頌溫家寶是他們的「爺爺」
看震災‧談六四
【聯合報╱黑白集】2008.6.3
明天又是六四，過了明天，匆匆就將邁向第二十年。
四川震災，解放軍救災的表現獲得國際輿論的稱许，不少評論以此與六四坦克車開上天安門廣場相比，認為今昔迥異。解放軍用鐵鑿榔頭一槌一槌救出廢墟中的災民，還為遇救脫險的女孩唱生日快樂歌；這與十九年前奉命開著坦克縱橫北京的解放軍，真是不能同日而語。
就人性而言，不會有一個統治者喜歡用坦克車去鎮壓自己的人民；中共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雖是為了維持政權，但何嘗不是對於過去執政錯失的補償與救贖？十九年後，在四川震災中費盡心力才能從廢墟救出一個個生靈的中共當局，應當不願自己再陷於十九年前那種坦克掃街的噩夢！
十九年前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已成迫害人權的象徵；十九年後，同樣是總理的溫家寶，則成了感動全球電視觀眾的「溫爺爺」。作為一個統治者，誰情願作十九年前的李鵬，誰不想保有十九年後溫家寶的形象？
據說，馬英九總統將對六四發言。看震災，談六四。其實馬英九不妨借對震災的悼唁慰藉，對中共當局抗震救災的表現表達稱许，再引伸其義，誠心祝願中共當局也能與大陸人民共同努力超越六四的障礙。畢竟，馬英九已非當年的保釣青年，如今以總統的身分對六四發言，必會有自省自勵與互勉互期的思維，表現出建設性及激勵性的高度。
一場震災，將兩岸的政治思維聚焦在「民本」與「人道」；則邁向二十周年的六四，也未必只是鬥爭，而可以救贖與超越。
——台灣【聯合報╱黑白集】2008/06/03
http://www.udn.com/2008/6/3/NEWS/OPINION/OPI1/4367892.shtml
2008-06-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10
「星期專論」﹕馬英九的闊步倒退
曹長青
「馬上」，就倒退。這是不少人對馬英九上台後的印象，因為明顯「馬政府」要用與北京共唱「一個中國」，來中斷台灣成為「正常化國家」的進程。
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就說，國共已「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雖然北京根本沒這樣認為），幻想通過「擱置爭議」創造「雙贏」。但毛澤東當年就說過，「一個中國」就是「一個吃掉一個」（毛要吃蔣，蔣要反攻吃毛）。今天，馬英九的國民黨，既不想反攻大陸，也無這種能力，那麼再強調「一個中國」，就只有坐等被北京「吃」的份。不僅當年的鄧小平、江澤民和毛一樣想法，今天的胡錦濤更通過制定「反分裂法」，確立吞併台灣的「一個中國」法律。
●「民主和專制」能「雙贏」嗎？
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英九強調「一中」，不僅根本搶不到「中國」代表權，而是事實上協助北京的「一中」統戰宣傳。國際社會基本都認為北京的中國才是中國，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馬英九期待用向北京妥協來創造「雙贏」，不是對共產黨幻想，就是被北京嚇死了。我們看看西藏的路﹕達賴喇嘛早就宣佈放棄藏獨，同意在「一中」下的西藏自治（他曾花很長時間給我講解他所認為的、放棄藏獨對西藏的好處。他既非權益之計，更非欺騙，而是非常誠心誠意地認為，從經濟援助和軍事保護方面考慮，西藏屬中國好處大於獨立）。但北京硬是在全中國媒體反復制造達賴喇嘛的藏獨形象，甚至謾罵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披著袈裟的豺狼」。目前，盡管達賴喇嘛近乎討好般地一再表示支持北京奧運，但北京跟他的代表談出了什麼？做個假姿態給國際社會看一看罷了。
台灣和西藏的全部不同，就是還沒被共產黨「拿到手」。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說，兩岸問題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他不敢說是政治制度）。但既然認識到兩岸的根本問題是「凍蒜」和「清算」的不同，那麼在人類的歷史上，什麼時候有過「民主和專制雙贏的」？這種所謂「雙贏」高調，只能給共產黨的統戰提供更多「贏」的機會。
●如此「熊」樣，中國台灣兩頭丟
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如果敢在中國的土地上堅持「一中各表」，也讓人佩服他們有種。但看看國民黨的高官，哪一個在北京敢「表」中華民國是「中國」？從連戰到宋楚瑜，從蕭萬長到吳伯雄，一個比一個「熊」。別說「各表」，連「中華民國」四個字都不敢提。宋楚瑜說他是「中華民族」選出來的「省長」，連戰更從不敢提他曾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吳伯雄們在台灣不讓改用「西元」，堅持中華民國的正統性，可到了北京，題字刻意不用「民國」而用西元，甚至把台灣的民選總統稱作「先生」。不僅丟自己的臉，更丟盡台灣的尊嚴。
這並不令人奇怪，馬英九的就職演說，在提到對外關係時，唯獨沒提到「主權」（用的是「自主」）。一個主權被北京如此打壓的國家，新上任的總統卻恰恰不提「主權」，自我矮化從那一刻已經開始。而且英文稿中的「自主」用的是 autonomy。這個英文詞的主要涵義是「自治」。這等於把台灣降格到西藏、香港的地位，因為共產黨把西藏稱為「自治區」。
馬英九雖在就職演說中說，中華民國是個民主國家，但給外國人的英文稿，卻把「民主國家」中的「國家」兩字刪掉了，變成了中華民國是個「民主體制」。國民黨人到了中國不敢提中華民國，現在連對國際社會也不敢說中華民國是個「國家」，難道真像共產黨說的，是台灣地區領導人（先生）在「就職」嗎？
●「自律」、「媚共」、「墮落」
高唱「一中各表」，自然就要「去台灣化」。總統府網頁上的「台灣」兩字「馬上」就不見了，郵票上的「台灣」被刪除，國防部原定的「為台灣而戰」中的「台灣」也被砍掉了。下一步護照上的「台灣」兩字是不是也要遭殃？而且近日台灣駐外使館還接到外交部通知，規定今後外賓訪台一律改稱「訪華」。「馬上」就「去台灣化」可真有效率呵！馬英九競選時的信誓旦旦「燒成灰也是台灣人」是不是也要修改？
往年六四，馬英九都寫悼念文章，去年還譴責六四屠殺反映「中共政權反民主本質」。但今年六四，只在總統府網頁刊登一個短到只有三百五十字的感言，別說根本沒譴責六四屠殺，甚至用了一半篇幅歌頌胡溫政權地震救災的「成果」。北京的中國作家撰文痛斥說，馬英九是「自律」、「媚共」、「墮落」，「被國共兩黨的虛擬和平，沖昏了理智！」
馬英九剛上台兩星期就如此「闊步倒退」，再往下走，恐怕不僅是總統府網頁不見了「台灣」，什麼時候再拿掉「中華民國」也並非不可想像。既然國民黨主席到中國去，把兩千三百萬人選出來的「總統」改稱「先生」，那麼將來再叫「特首」，大概也無所謂了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6月8日「星期專論」
2008-06-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13
林保華﹕馬英九對中國新聞缺乏“綠卡觀”
馬英九總統的六四感言，因為出自總統的金口，自然矜貴萬分。其中一段是：
“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對臺灣救援團隊的友善，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年，已有一定的成果。”
這段話在海外中國人中引起強烈反應，澳洲出版的電子刊物“自由聖火”中，有一位作者就罵馬英九是“混蛋總統”，因為“這種全然不顧事實的胡說八道，就連中共喉舌都望塵莫及。”
其實，就是正副總統馬英九及蕭萬長所崇拜的星加坡，也並沒有認同馬英九的看法。在沒有多大新聞自由的星加坡，在6月9日的“聯合早報”上，出現了該報駐北京首席特派記者葉鵬飛的一篇文章：“一切如常”。文章說：
“連續忙碌了兩周後休幾天假回來，發現發自四川汶川大地震災區的境外新聞味道已經不一樣了，各家通訊社在災區一線的記者不約而同地觀察到，先前自由採訪的環境正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家熟悉的管控和限制。
“國際社會還在繼續稱揚中國政府的救災表現，官方媒體也不斷歌頌災區的正面事蹟，但是原來好不容易凝聚的官民一體，團結一致的氣氛卻顯然開始出現讓人擔憂的轉變。”
因為中央政府又發出各種各樣的指示來管控新聞。兩名外國記者說，他們前一天在試圖進入漢旺鎮採訪倒塌學校時被當局拘留並驅離。路透社6月7日發自成都的報導說，通往都江堰和聚源的路上自上周起開始設立無數關卡限制記者通行。這兩個地方都有不少害死數百師生的豆腐渣校舍，以及憤怒不平的家長。
根據中國記者的分析，地震後中央政府掌控不了局勢，媒體才有少许的“自由”，現在局勢恢復正常了，共產黨的專政老本性也恢復了。至於我的看法，還因為中國政府利用媒體的煽情報導賺飽錢了，再開放也不會有多少錢進來，所以再次封閉等候下次機會。而這次共產黨的恢復本性，不限於災區，而是全面的，甚至國際關注，最敏感的奧運新聞。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有2008年北京奧運會轉播權的九家電視網代表， 5月29日與中國奧組委和國際奧會官員舉行會議，會議紀錄顯示，各電視網對奧組委的嚴格安全規定嘖有煩言，並表示這些規定可能威脅他們對奧會的報導。在這個充滿爭執的會議中，浮現了雙方對许多議題的歧異，包括限制在天安門和紫禁城做現場報導、许多電視臺的設備被困在中國的港口等。離開奧運會開幕不到兩個月了，看看“自由”還有多遙遠。
馬英九因為中國表面上的暫時反常而當作永久性的變化，犯了以偏盖全的錯誤，體現他對共產黨認識的膚淺；而他自誇的“國際觀”，居然在對中國的認識上有別於國際主流媒體，看來他的綠卡是白領了，或的確因為時間的久遠而“失效”了
——轉自「極光電子報」2008-6-10
2008-06-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19
卜大中﹕ 馬英九的頭痛時間
就在上星期，三件事對於馬英九產生了負面效應。很多人預測，馬將步南韓總統李明博和小布什政權的後塵，民意支持度從剛上任的高，很快跌入谷底。
馬的六四紀念感言，不但避重就輕，偷換主題，拿大陸地震救災替換六四的民主人權；而且全文四百字當中，竟有一百九十字是歌頌中國“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對外援團隊的歡迎……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這是談六四嗎？
避談民主人權
全文與六四相關的民主自由人權，總共區區四十三個字。歌頌救災的字數占全文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五，幾乎一半；而有關民主的字數只有十九字，占百分之十點七，還把人權換成均富，害怕得罪中國。這種嚴重妥協，不誠懇又鄉願的態度讓人難受。
我們可以理解馬當局刻意改善與中國關係的苦衷，也體諒連戰、吳伯雄等難得建立起來珍貴的高層人際關係。馬擔憂為了六四而說出令對方不悅的話，將使所有努力付諸東流。但畢竟是紀念六四，不能如此掛羊頭，賣狗肉吧。好，就算馬說的中國救災的美好面全是真的，那又與六四有甚麼關係？
救災是政府和首長的天職，要不然人民納稅養政府幹甚麼？新聞報導政府根本不可干預，哪有甚麼開不開放的問題？開放就該歌頌嗎？歡迎外國救援更是理所當然，也算政府gong德嗎？不能說它以前禁止報導、禁止外援，現在願意接受就gong德無量。某惡徒以前殺人，現在只強姦，所以就該歌頌、感激他嗎？
馬可以委婉地表達對大陸民主人權的關懷與期待，不必疾言厲色，但總要闡述紀念六四的精神，並且展示總統的勇氣與道德的高度啊。拿地震作文章算甚麼紀念六四呢？
急於去臺灣化
另外，新行政當局才上臺不到一個月，竟模仿起扁政府的務虛搞正名，意識形態治國。於是政績還掛零，就急改名，臺灣郵政改中華郵政；外賓訪台改訪華；臺灣字樣悄悄改回中國或中華。“臺灣”這兩個字有罪嗎？見不得人嗎？需要那麼自卑嗎？內閣部長們急使馬予人去臺灣化的話柄，是甚麼意思呢？不想讓馬競選連任成gong嗎？此外，內閣閣員有拿美國綠卡者，也成為馬被攻擊的箭靶。
中國有施壓馬政府改臺灣名號嗎？沒有啊。中國都對臺灣兩字沒太大意見，陳雲林還在回應馬就職演講時說：“尊重臺灣同胞愛鄉愛土的感情，當家作主的願望”，也沒說“尊重中華臺北人”或“中華民國人民”啊。劉內閣趕緊去臺灣化到底是為了討好誰？藍綠的最大公約數既然是“中華民國在臺灣”，那就是中華民國也對，臺灣也對，既成事實的就應尊重現狀，形成默契，將來民進黨執政，別再改中華民國名稱的機構；反之，國民黨也一樣。
希臘Greece是地名，正式國號是"Hellenic Republic"。但全世界都稱呼希臘是Greece，很少人知道他的正式國號。所以Greece既是地名，也是國號；臺灣同樣，使用臺灣為名稱理所當然，而且清晰準確，又不是使用臺灣共和國，怕甚麼？
馬英九靠臺灣主體意識，才獲得淺綠選民的放心而勝選的。現在被罵成一當選就去臺灣化，不是騙選票的騙子嗎？將來還想連任嗎？去中國化至少還剩臺灣；而去臺灣化之後就只剩中國了。
【作者卜大中是臺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原載：《蘋果日報》，2008-06-11
2008-06-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20
廖天琪﹕這樣的贊辭出自馬英九之口，簡直令人髮指
往年不在其位的馬英九先生對六四的那番話:“六四不翻案，統一不能談””十分鼓舞著世道人心，然而當了總統之後，他自然知道“謀其政”的秘訣，今年的六四感言不僅是媒體所說的“軟性、低調”， 簡直可稱為無骨和諂媚，這就是政治人物的真嘴臉和精神面貌，連原來形象堪稱正派的馬英九也不能免俗。果不其然，那番溫言軟語的感言餘音未落，臺灣海基會的董事長江炳坤就緊跟著到了北京，海峽兩岸於是乎可以重拾那中斷了九年的會談了。
馬英九總統今年的六四感言違反了基本的邏輯和常識，他開門見山說自己對“六四”的關心，主要在於關心大陸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馬先生貴為自由民主的臺灣的民選總統，關心對岸中國人的自由民主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何需等到六四紀念日才想起來。
接下來就更荒謬了，總統先生說：“今年「六四」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三周前，四川發生了大地震”，死傷嚴重，接著就讚揚大陸首長救災的傑出表現，肯定其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是中國人心中的最痛，不論有沒有別的新發生的災難，這年年的傷痛和恥辱已經永遠定型在中國當代史上，並不會因為其他的事而減輕或淡化。四川汶川地震不止是天災，更是人禍，一場地震竟死（將近7萬）傷逾數十萬，這在任何一個制度稍微健全的現代化國家都是絕對不可想像的。別說日本、美國這些發展國家，就連南美中東地區的大地震都不至於有如此驚人的傷亡。至少不會有這樣中國特色的豆腐渣學校去埋葬自己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北京在第一黃金搶救時間內的72小時還拒絕了國際援助，平白讓無數生靈死去，這些都還值得肯定和讚揚嗎？這樣的贊辭出自馬英九之口，簡直令人髮指。臺灣人民把自己的命運交到這樣一個人手裏，豈不可悲，豈不可歎？讀了這篇馬氏感言，真令人覺得要為臺灣人民書寫一篇“祭文”，來哀悼他們“遇人不淑”，選出這樣的總統來。馬先生，不勞您操心大陸13億同胞的福祉，您還是照看點臺灣同胞吧，是他們養著您呐。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陸海協會和臺灣海基會成立以來，開始確實具有理性的進展，“九二共識”之後，1993年汪辜會談也建立了定期的協商機制，後來因北京忌諱所謂的臺灣“獨立”傾向性，雙方進入冷淡時期。1999年一度有過嘗試性接觸，並未成央A僵局長達九年。這次乘著馬總統的“感言”順風，到北京的海基會董事長江炳坤，在北京跟海協會的陳雲林會長將協商什麼呢——兩岸直航和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事宜。這是高度敏感的議題，其中既有契機也充滿陷阱。馬英九的競選承諾中就包括這兩項，他說上任兩個月就要見成效。現在看來一切都是定數，雙方有默契，按部就班，一拍即和。表面上看，直航，特別是貨運包機，會為雙方節省時間和金錢，抓住商機，引誘外資的進入。臺北興陷N會發展成為大陸的一個經貿特區，營運和商業的轉運站。從這一步再發展大陸在台投資和臺灣銀行金融業進入大陸，那麼雙方的水乳交融就更濃稠了。目前在大陸的台商和家眷已經有數十萬，雙方將在對方的領地上設立辦事處，以便隨時溝通。這樣下去，兩邊商人的數目會更快地增加，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再加上大陸人到台旅遊，又能興旺島上的無煙工業，刺激繁榮。但是在這一系列美麗遠景的背後是安全問題，是臺灣島的生死存亡和能否保有原有的民主自由的問題。這樣一步步地引君入甕，大陸逐漸能從政治上、經濟上、甚至情治安全上掌控臺灣。到了一定的時候，不論願不願意，大陸的民主自由尚未實現，臺灣就已經“淪陷”了。
臺灣人民放棄了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選擇了跟共產黨有曖昧關係的國民黨，但是國民黨葫蘆裏賣的藥，臺灣人明白嗎？
（本文作者為“勞改基金會”華盛頓辦公室主任）
──轉自《觀察》；原題﹕不敢言的六四“感言”催生了兩岸談判
2008-06-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21
《李筱峰專欄》四川地震震出的中國政治文化
[自由時報]
[2008-06-15 03:01:49]
《李筱峰專欄》四川地震震出的中國政治文化
■ 李筱峰
在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剛「朝共」輸誠回來，接著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率團與中國海協會簽訂觀光客及包機等協議，繼而所謂「和平協議」可能將接踵而來之際，我忍不住要提醒國人正視中國政治文化的面目。這些中國文化的面目，從四川地震後的點點滴滴，可一目了然。
四川地震震出哪些中國政治文化？試列舉如下─
貪腐的文化：地震之後倒塌最厲害的是「豆腐渣」的學校教室，其中竟然還出現沒有鋼筋的柱子。這些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暴露了中國的貪污文化，那是殺害數萬學生的元凶。相較於日本發生地震之後，學校教室屹立不搖，成為民眾避難所，顯現出中日政治文化的迥異。
粉過飾非的文化：美國《時代周刊》報導，聚源中學一百多位死難學生的家長，向前來視察的中共官員李長春抗議時，遭警察驅散拖走；《希望之聲》的記者也表示，中國當局不僅封鎖學校廢墟，還由公檢法下發密令禁止律師接受學生家長對豆腐渣學校的訴訟。
造假虛矯的文化：在賑災捐款活動中，出現許多虛偽矯飾的鏡頭。我在網路上看到某中學生偷拍學校「捐款」的鏡頭，並敘述這個「史上最無恥的捐款行為」：某三中老師排隊將自己手中的錢投入募捐箱，讓攝影師拍攝每一個捐款的鏡頭，等到所有老師投完錢之後，再由兩位老師（可能是校領導）從募捐箱中將錢取出，分交這兩人手中，再擺出投錢進入募捐箱的樣子讓攝影師拍攝。此外，博訊新聞網也透露，奧運火炬手現場捐款也是造假的，從記者拍到的鏡頭可以清楚看到，火炬手裝著投錢動作時的手，其實是空無一文。中國民間順口溜說得好：「十億人口九億假，誰要不假誰就傻」、「十億人口九億騙，還有一億在訓練」。
忽視人道、不重生命的文化：中國當局不只自己救災牛步化，還在救難的黃金七十二小時內故意拖延各國救災，不讓有經驗的國際救難隊進入災區。據推測，中國當局之所以如此拖延救難，目的可能考慮救活太多的殘廢者，會增加社會成本，乾脆讓他們一了百了。這種考慮若屬實，真是一套殘酷不仁的文化！
瘋狂的民族主義文化：有許多中國青年得知中國國防部向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表示希望日方把自衛隊用的帳篷等物資運來中國救災，竟然在互聯網叫囂「絕不允許日軍踏入國土」、「日本畜生怎麼可以進入中國」等等。
控制新聞的一言堂文化：在地震後第三天，中共就已經對內縮緊震後一度失控的媒體和網路，不僅嚴控報導、加強過濾網路，還逮捕講真話的網民。紐約時報六月二日報導：中國媒體對於劣質建造學校已經大部分噤聲；法新社六月六日報導：地震後中國空前的媒體開放已經再度收緊。四川綿竹市兩名法新社記者遭警方阻攔；另有兩名西方記者在四川的聚源和漢旺也遭短暫扣留然後驅離。
政治鬥爭的文化：博訊新聞網透露，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成員王榮清，因動員該黨浙江黨員支援四川救災活銀行動，竟被公安約談，該組織的銀行捐款收據被公安沒收。
耍賴的文化：中國衛生署長表示，台灣「同胞」對四川地震的踴躍捐款，充分顯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的愛心竟然被拿來吃豆腐、佔便宜。
以上從川震看到的中國文化是如此這般，然馬英九竟在紀念六四的談話中，如此稱頌中國：「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和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經有一定的成果。」馬如此隔海拍馬屁，是否也是一套睜眼說瞎話或趨炎附勢的中國文化？
七月四日以後兩岸的中國文化將要來台匯集，台灣人民你可不要「七月半鴨子不知死」啊！（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6294
馬英九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際發表了一篇耐人尋味的感言，感言不長，卻花了一大段文字來專門論述與“六四”紀念活動格格不入的所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一定成果”，讀來實在有不倫不類之感。
感言結尾說“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也就在此。”但縱觀短短全文，究竟這“真正的意義”是如何一個“就在此”法、或者說“此”為何物卻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反覆通讀，只能讓人疏導出如下一個中心思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千真萬確）有一定（或相當）的成果了。”如果將這已經取得“一定成果”的路子繼續走下去，就能夠“繼續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就能夠“為兩岸關係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換句話說，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就在於：正視並珍惜中共政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所取得的成果。
為了證明這個所謂的“成果”屬實，馬英九言之鑿鑿羅列了如下理由：“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對臺灣救援團隊的友善，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
這讓我不由得聯想起我的老父親曾經對中共感恩戴德的理由來：從前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幾兩肉，現在經常都可以吃到肉了；從前上大學可不容易，現在上大學的人越來越多；從前誰要敢對毛主席略有不敬就得蹲大獄，現在就算酒前飯後略微評論幾句也通常沒有人搭理……所以共產黨現在的政策多好呀，我們真得感謝黨、感謝政府呀！
我對父親說：衡量一個政權好與不好，應該拿這個政權與其他政權作比較，而不是拿自己的今天與昨天比，從而得出夜郎自大的結論。所謂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是也。橫向對比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有幾個國家不比幾十年以前更能吃到肉、更容易上大學呢？就從1949年中共執政開始計算，人家國外的進步不是普遍更快、更徹底嗎？再說，文革時期吃不上肉、上不了大學、噤若寒蟬的狀態又是誰造成的？不還是中共政府嗎？這世上哪有昨天對我侵犯嚴重，而只要今天的侵犯似乎稍微輕微一點，我就要對其感恩戴德的道理！
並且，就算非要拿自己的今天與昨天相比，得出事實上是否進步的結論，那也得把客觀環境的制約與主觀願望是否積極主動等多方面因素考慮進去。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世界民主潮流的進步必然會為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叫做“水漲船高”。但現在的情形是，全世界的水位早已經成奶W漲了不少，而腐敗獨裁的中共政權正死死地在湖壩上鑿孔放水、竭盡全力地拖著不讓船順勢上升呢！或釣磥W略有上升吧，可中共政權千真萬確地正充當著那鑿孔放水的大拖後腿者！
回過頭來說四川地震。關於這次中共救災的負面報導實在太多太多了。比如隱瞞地震預測、追查地震“謠言”來源、“成汀P謠”導致無數民眾毫無防範地無辜喪命；比如救援部隊只能“陸續”而緩慢地追加、國外救援隊被一再拒絕並且不能夠根據實際災情自由安排救援地點從而導致寶貴的救援時機大肆延誤；比如當務之急不是把官商勾結非法竊據的90%以上財富吐出來有效救災、不是對黨官集團每年揮霍6000億元的用車、考察、吃喝等開支立即作出切實有力的削減，而是寄希望於那些只掌握了10%財富不到的普通老百姓的可憐捐款；比如拚命封鎖地震災情報導，只留汶川等地作為自己集中救災、大力作秀的形象視窗，從而導致了更多不為人知的災區受災民眾叫天不應、呼地不靈；比如為了掩飾體制自上而下的徹底腐敗，大力封殺對學校豆腐渣建築的真實報導，從而阻撓人們對這次慘絕人寰災難的全面反思……如此之多令人髮指的罪惡行徑，本該讓所有善良的人們痛心疾首、忍無可忍了，可偏偏就有人對這些負面報導似乎完全視而不見，有人的眼裏，居然只能看見“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這不是太讓人不可思議了嗎？
誠然，中共這次救災確實“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可是，這就能夠算作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成果了嗎？多年以來高速的軍備擴張，全世界範圍內科技的日新月異，等等這些客觀因素註定了，無論哪個國家，今天的救災表現也會遠遠不同於三十年以前。尤其重要的是，通訊工具的高度發達，網路資訊的日益透明，使得絕對的新聞封鎖與愚民洗腦已無可能，加上種種社會矛盾不斷加碼、中國民眾的大面積覺醒、天怒人怨此起彼伏，使得中共政權早就坐在了火山口上，它們仍然敢像1976年那樣，我行我素、慢條斯理、從容不迫地把救災當作把戲兒玩嗎？就算再借它們一百個惡膽，諒它們也絕對不敢！所以從根本上說，並非是進步了，而只是此一時彼一時的客觀環境不再允部C如果真心救災，為什麼只要逮著機會就總會幹出一些與救災背道而馳的罪惡勾當呢！
昨天月黑風高、人們閉目塞聰之時我輕而易舉殺了十個人，今天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不易得手，我大費手腳才殺了一個人；昨天銀行無人防範，錢就礎b櫃檯上，我大搖大礎a“取”走了一百萬，今天銀行保安巡邏，監控嚴密，我費盡心機才矇騙了一萬，能說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進步嗎？這不是情非得已，才不得不作出絲毫無關乎進步的、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嗎？
然而這些，居然就被馬英九先生莫名其妙地視作了中共的進步！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馬先生居然會專門選擇“六四”十九周年這個本該討伐中共罪惡、替無辜死難者伸張正義的日子而大發如此格格不入之感言。“六四”大屠殺發生於中共“改革開放”的第十一個年頭，但願馬英九先生不會把“六四”大屠殺的本身也視作中共“改革開放一定成果”的一部份罷！
下面這段文字，節選于拙文《論中共之壞》(20070703)，誠邀馬英九先生指正：
“有人說，從歷史的整體上看，中共固然是最壞的，但中共現在無論如何也要比“文革”時期改良一些了，至少我們都知道，現在要比北朝鮮好很多了吧，所以中共正在走著改良之路呀。
可是，一個作惡多端、殺人如麻的惡徒，如果真心實意地改惡從良，必須缺一不可做地到兩點：一、立即放下屠刀；二，誠心認罪伏法。而中共這個惡徒，一不放下屠刀，二不認罪伏法，它是改的哪門子良呀？哦，如果我人照樣殺，火依舊放，只是不再偷雞摸狗、不再粗言穢語了，這能叫改良嗎？（參見拙文《中共“改良”，是改的哪門子良喲？》）
那麼為什麼中共現在看起來千真萬確地要比“文革”時期紳士一些、光鮮一些呢？為什麼中共現在比起北朝鮮也似乎真的要自由一些、民主一些呢？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舉個例子，一個偷雞摸狗的慣犯，如果開始較少地偷雞摸狗了，這並不足以證明他已經改惡從良，因為完全可能基於如下種種原因而導致他表面上變得光鮮：一，年老體邁，力有不逮了；二，已經被識破，處於眾目睽睽之下，客觀環境不適宜了；三，他自身邪惡境界有所昇華，已經不屑於小偷小摸，轉而尋求更為隱蔽、更大利益的邪惡勾當了。如果是這些原因才促成的表面紳士和光鮮，我們能說他開始改良了嗎？在中國大陸有過生存經驗的人都知道，在九十年代早期，社會上隨處可見一些橫鼻豎目、喜歡打架滋事的小混混，可後來“與時俱進”地越來越少，這些人都去改惡從良了嗎？非也，他們很多都轉向了組建嚴密的黑幫組織，開始幹起殺人越貨、販毒、開賭場、放高利貸、販賣人口、逼人賣淫等等更為邪惡的勾當。儘管在大庭廣眾之下它們確實都會表現得比以前更優雅、更品味、更涵養一些，但誰能說它們已經改良了呢？
中共其實就是這樣的。在一次又一次喪心病狂、顛三倒四的荒唐運動把自己也折騰得無以為繼之後，它不得不另尋生機。它最終選擇了“改革開放”，就是試圖以經濟的發展來轉移政治危機，為繼續獨裁統治炮製合法性。然而經濟的開放不可避免會帶來資訊的開放，資訊的開放勢必催生人們思想的自由。此時的人們，再也不可能去相信“畝產十萬斤”、“解救全世界於水深火熱之中”、“爹親娘親不如黨親”、“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等等連篇鬼話，也再不可能被中共愚弄挑拔到神魂顛倒、互為揭發、個個爭先恐後地效忠於黨了。那麼，如果此時中共仍想返回到“文革”和北朝鮮的絕對嚴密控制狀態，還有任何可能嗎，那不是癡心妄想嗎！所以，現今中共的治下，如果表面上真的多了一點點自由和民主，也絕不是中共的本意，那只不過是中共事與願違、回天無力、萬不得已的大勢所趨罷了！君不見中共一直嚷嚷著“兩手都要抓”，只是無奈伸向人們“精神文明”的這只手抓不住了嗎？君不見江賊民厲聲叫囂“要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嗎？君不見胡緊套甫一上臺就派李長春去北朝鮮學習金小丑的政治控制經驗、成天思量著要替毛賊東思想引魄還魂了嗎？君不見中共的“金盾工程”加固得舉世第一堅固了嗎？如果真心改良，怎會念念不忘地與自由、民主為敵呢？
儘管表面上光鮮了，也再三自詡“和諧社會”了，但中共的邪惡本質是從來也沒有變過的。因其邪惡，所以心虛、所以風聲鶴唳，所以總會按捺不住要暴露出青面獠牙和嗜血本性。就在它所宣稱全世界“帝國主義”虎視眈眈（眾目睽睽）的狀況之下，就在它自稱中國人權前所未有地好的時期，它可以命令“人民子弟兵”肆意槍殺無辜青年學生、血洗長安街，它可以僅僅因為個人的猜疑和妒忌，公然在全世界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瘋狂的、對信善民眾的無恥污蔑和殘酷鎮壓，它可以在朗朗青天白日之下大行活摘、販賣人體器官的非人之暴！這些毫無道德底線可言的、遠遠超出了人間邪惡範疇的倒行逆施，足以讓毛賊東汗顏弗如、讓金小丑自慚形穢!
事實不正是這樣的嗎！還有誰在替中共搖唇鼓舌呢！！！”
（2008-6-5）
轉自《大紀元》。原題﹕對馬英九“六四”感言之感言
2008-06-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12
奇文共賞﹕馬英九用讚美中共來「紀念」六四
總統發表「六四」十九週年感言﹕
自從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以來，每年屆時我都會參加紀念活動或發表文章。我對「六四」的關心，主要在於關心大陸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
今年「六四」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三週前，四川發生了大地震，災區廣達十餘萬平方公里，死傷超過四十萬人，至少五百萬人無家可歸。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及對台灣救援工作的肯定，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有一定的成果。
我在5月20日就職演說中，曾經表示：「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也就在此。
——原載台灣「總統府」網頁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Rid=14069
2008-06-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11
奇文共賞﹕台灣《聯合報》六四歌頌溫家寶是他們的「爺爺」
看震災‧談六四
【聯合報╱黑白集】2008.6.3
明天又是六四，過了明天，匆匆就將邁向第二十年。
四川震災，解放軍救災的表現獲得國際輿論的稱许，不少評論以此與六四坦克車開上天安門廣場相比，認為今昔迥異。解放軍用鐵鑿榔頭一槌一槌救出廢墟中的災民，還為遇救脫險的女孩唱生日快樂歌；這與十九年前奉命開著坦克縱橫北京的解放軍，真是不能同日而語。
就人性而言，不會有一個統治者喜歡用坦克車去鎮壓自己的人民；中共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雖是為了維持政權，但何嘗不是對於過去執政錯失的補償與救贖？十九年後，在四川震災中費盡心力才能從廢墟救出一個個生靈的中共當局，應當不願自己再陷於十九年前那種坦克掃街的噩夢！
十九年前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已成迫害人權的象徵；十九年後，同樣是總理的溫家寶，則成了感動全球電視觀眾的「溫爺爺」。作為一個統治者，誰情願作十九年前的李鵬，誰不想保有十九年後溫家寶的形象？
據說，馬英九總統將對六四發言。看震災，談六四。其實馬英九不妨借對震災的悼唁慰藉，對中共當局抗震救災的表現表達稱许，再引伸其義，誠心祝願中共當局也能與大陸人民共同努力超越六四的障礙。畢竟，馬英九已非當年的保釣青年，如今以總統的身分對六四發言，必會有自省自勵與互勉互期的思維，表現出建設性及激勵性的高度。
一場震災，將兩岸的政治思維聚焦在「民本」與「人道」；則邁向二十周年的六四，也未必只是鬥爭，而可以救贖與超越。
——台灣【聯合報╱黑白集】2008/06/03
http://www.udn.com/2008/6/3/NEWS/OPINION/OPI1/4367892.shtml
2008-06-0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10
「星期專論」﹕馬英九的闊步倒退
曹長青
「馬上」，就倒退。這是不少人對馬英九上台後的印象，因為明顯「馬政府」要用與北京共唱「一個中國」，來中斷台灣成為「正常化國家」的進程。
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就說，國共已「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雖然北京根本沒這樣認為），幻想通過「擱置爭議」創造「雙贏」。但毛澤東當年就說過，「一個中國」就是「一個吃掉一個」（毛要吃蔣，蔣要反攻吃毛）。今天，馬英九的國民黨，既不想反攻大陸，也無這種能力，那麼再強調「一個中國」，就只有坐等被北京「吃」的份。不僅當年的鄧小平、江澤民和毛一樣想法，今天的胡錦濤更通過制定「反分裂法」，確立吞併台灣的「一個中國」法律。
●「民主和專制」能「雙贏」嗎？
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英九強調「一中」，不僅根本搶不到「中國」代表權，而是事實上協助北京的「一中」統戰宣傳。國際社會基本都認為北京的中國才是中國，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馬英九期待用向北京妥協來創造「雙贏」，不是對共產黨幻想，就是被北京嚇死了。我們看看西藏的路﹕達賴喇嘛早就宣佈放棄藏獨，同意在「一中」下的西藏自治（他曾花很長時間給我講解他所認為的、放棄藏獨對西藏的好處。他既非權益之計，更非欺騙，而是非常誠心誠意地認為，從經濟援助和軍事保護方面考慮，西藏屬中國好處大於獨立）。但北京硬是在全中國媒體反復制造達賴喇嘛的藏獨形象，甚至謾罵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披著袈裟的豺狼」。目前，盡管達賴喇嘛近乎討好般地一再表示支持北京奧運，但北京跟他的代表談出了什麼？做個假姿態給國際社會看一看罷了。
台灣和西藏的全部不同，就是還沒被共產黨「拿到手」。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說，兩岸問題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他不敢說是政治制度）。但既然認識到兩岸的根本問題是「凍蒜」和「清算」的不同，那麼在人類的歷史上，什麼時候有過「民主和專制雙贏的」？這種所謂「雙贏」高調，只能給共產黨的統戰提供更多「贏」的機會。
●如此「熊」樣，中國台灣兩頭丟
馬英九和他的國民黨如果敢在中國的土地上堅持「一中各表」，也讓人佩服他們有種。但看看國民黨的高官，哪一個在北京敢「表」中華民國是「中國」？從連戰到宋楚瑜，從蕭萬長到吳伯雄，一個比一個「熊」。別說「各表」，連「中華民國」四個字都不敢提。宋楚瑜說他是「中華民族」選出來的「省長」，連戰更從不敢提他曾是中華民國副總統。吳伯雄們在台灣不讓改用「西元」，堅持中華民國的正統性，可到了北京，題字刻意不用「民國」而用西元，甚至把台灣的民選總統稱作「先生」。不僅丟自己的臉，更丟盡台灣的尊嚴。
這並不令人奇怪，馬英九的就職演說，在提到對外關係時，唯獨沒提到「主權」（用的是「自主」）。一個主權被北京如此打壓的國家，新上任的總統卻恰恰不提「主權」，自我矮化從那一刻已經開始。而且英文稿中的「自主」用的是 autonomy。這個英文詞的主要涵義是「自治」。這等於把台灣降格到西藏、香港的地位，因為共產黨把西藏稱為「自治區」。
馬英九雖在就職演說中說，中華民國是個民主國家，但給外國人的英文稿，卻把「民主國家」中的「國家」兩字刪掉了，變成了中華民國是個「民主體制」。國民黨人到了中國不敢提中華民國，現在連對國際社會也不敢說中華民國是個「國家」，難道真像共產黨說的，是台灣地區領導人（先生）在「就職」嗎？
●「自律」、「媚共」、「墮落」
高唱「一中各表」，自然就要「去台灣化」。總統府網頁上的「台灣」兩字「馬上」就不見了，郵票上的「台灣」被刪除，國防部原定的「為台灣而戰」中的「台灣」也被砍掉了。下一步護照上的「台灣」兩字是不是也要遭殃？而且近日台灣駐外使館還接到外交部通知，規定今後外賓訪台一律改稱「訪華」。「馬上」就「去台灣化」可真有效率呵！馬英九競選時的信誓旦旦「燒成灰也是台灣人」是不是也要修改？
往年六四，馬英九都寫悼念文章，去年還譴責六四屠殺反映「中共政權反民主本質」。但今年六四，只在總統府網頁刊登一個短到只有三百五十字的感言，別說根本沒譴責六四屠殺，甚至用了一半篇幅歌頌胡溫政權地震救災的「成果」。北京的中國作家撰文痛斥說，馬英九是「自律」、「媚共」、「墮落」，「被國共兩黨的虛擬和平，沖昏了理智！」
馬英九剛上台兩星期就如此「闊步倒退」，再往下走，恐怕不僅是總統府網頁不見了「台灣」，什麼時候再拿掉「中華民國」也並非不可想像。既然國民黨主席到中國去，把兩千三百萬人選出來的「總統」改稱「先生」，那麼將來再叫「特首」，大概也無所謂了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6月8日「星期專論」
2008-06-0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13
林保華﹕馬英九對中國新聞缺乏“綠卡觀”
馬英九總統的六四感言，因為出自總統的金口，自然矜貴萬分。其中一段是：
“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對臺灣救援團隊的友善，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年，已有一定的成果。”
這段話在海外中國人中引起強烈反應，澳洲出版的電子刊物“自由聖火”中，有一位作者就罵馬英九是“混蛋總統”，因為“這種全然不顧事實的胡說八道，就連中共喉舌都望塵莫及。”
其實，就是正副總統馬英九及蕭萬長所崇拜的星加坡，也並沒有認同馬英九的看法。在沒有多大新聞自由的星加坡，在6月9日的“聯合早報”上，出現了該報駐北京首席特派記者葉鵬飛的一篇文章：“一切如常”。文章說：
“連續忙碌了兩周後休幾天假回來，發現發自四川汶川大地震災區的境外新聞味道已經不一樣了，各家通訊社在災區一線的記者不約而同地觀察到，先前自由採訪的環境正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家熟悉的管控和限制。
“國際社會還在繼續稱揚中國政府的救災表現，官方媒體也不斷歌頌災區的正面事蹟，但是原來好不容易凝聚的官民一體，團結一致的氣氛卻顯然開始出現讓人擔憂的轉變。”
因為中央政府又發出各種各樣的指示來管控新聞。兩名外國記者說，他們前一天在試圖進入漢旺鎮採訪倒塌學校時被當局拘留並驅離。路透社6月7日發自成都的報導說，通往都江堰和聚源的路上自上周起開始設立無數關卡限制記者通行。這兩個地方都有不少害死數百師生的豆腐渣校舍，以及憤怒不平的家長。
根據中國記者的分析，地震後中央政府掌控不了局勢，媒體才有少许的“自由”，現在局勢恢復正常了，共產黨的專政老本性也恢復了。至於我的看法，還因為中國政府利用媒體的煽情報導賺飽錢了，再開放也不會有多少錢進來，所以再次封閉等候下次機會。而這次共產黨的恢復本性，不限於災區，而是全面的，甚至國際關注，最敏感的奧運新聞。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有2008年北京奧運會轉播權的九家電視網代表， 5月29日與中國奧組委和國際奧會官員舉行會議，會議紀錄顯示，各電視網對奧組委的嚴格安全規定嘖有煩言，並表示這些規定可能威脅他們對奧會的報導。在這個充滿爭執的會議中，浮現了雙方對许多議題的歧異，包括限制在天安門和紫禁城做現場報導、许多電視臺的設備被困在中國的港口等。離開奧運會開幕不到兩個月了，看看“自由”還有多遙遠。
馬英九因為中國表面上的暫時反常而當作永久性的變化，犯了以偏盖全的錯誤，體現他對共產黨認識的膚淺；而他自誇的“國際觀”，居然在對中國的認識上有別於國際主流媒體，看來他的綠卡是白領了，或的確因為時間的久遠而“失效”了
——轉自「極光電子報」2008-6-10
2008-06-13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19
卜大中﹕ 馬英九的頭痛時間
就在上星期，三件事對於馬英九產生了負面效應。很多人預測，馬將步南韓總統李明博和小布什政權的後塵，民意支持度從剛上任的高，很快跌入谷底。
馬的六四紀念感言，不但避重就輕，偷換主題，拿大陸地震救災替換六四的民主人權；而且全文四百字當中，竟有一百九十字是歌頌中國“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對外援團隊的歡迎……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這是談六四嗎？
避談民主人權
全文與六四相關的民主自由人權，總共區區四十三個字。歌頌救災的字數占全文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五，幾乎一半；而有關民主的字數只有十九字，占百分之十點七，還把人權換成均富，害怕得罪中國。這種嚴重妥協，不誠懇又鄉願的態度讓人難受。
我們可以理解馬當局刻意改善與中國關係的苦衷，也體諒連戰、吳伯雄等難得建立起來珍貴的高層人際關係。馬擔憂為了六四而說出令對方不悅的話，將使所有努力付諸東流。但畢竟是紀念六四，不能如此掛羊頭，賣狗肉吧。好，就算馬說的中國救災的美好面全是真的，那又與六四有甚麼關係？
救災是政府和首長的天職，要不然人民納稅養政府幹甚麼？新聞報導政府根本不可干預，哪有甚麼開不開放的問題？開放就該歌頌嗎？歡迎外國救援更是理所當然，也算政府gong德嗎？不能說它以前禁止報導、禁止外援，現在願意接受就gong德無量。某惡徒以前殺人，現在只強姦，所以就該歌頌、感激他嗎？
馬可以委婉地表達對大陸民主人權的關懷與期待，不必疾言厲色，但總要闡述紀念六四的精神，並且展示總統的勇氣與道德的高度啊。拿地震作文章算甚麼紀念六四呢？
急於去臺灣化
另外，新行政當局才上臺不到一個月，竟模仿起扁政府的務虛搞正名，意識形態治國。於是政績還掛零，就急改名，臺灣郵政改中華郵政；外賓訪台改訪華；臺灣字樣悄悄改回中國或中華。“臺灣”這兩個字有罪嗎？見不得人嗎？需要那麼自卑嗎？內閣部長們急使馬予人去臺灣化的話柄，是甚麼意思呢？不想讓馬競選連任成gong嗎？此外，內閣閣員有拿美國綠卡者，也成為馬被攻擊的箭靶。
中國有施壓馬政府改臺灣名號嗎？沒有啊。中國都對臺灣兩字沒太大意見，陳雲林還在回應馬就職演講時說：“尊重臺灣同胞愛鄉愛土的感情，當家作主的願望”，也沒說“尊重中華臺北人”或“中華民國人民”啊。劉內閣趕緊去臺灣化到底是為了討好誰？藍綠的最大公約數既然是“中華民國在臺灣”，那就是中華民國也對，臺灣也對，既成事實的就應尊重現狀，形成默契，將來民進黨執政，別再改中華民國名稱的機構；反之，國民黨也一樣。
希臘Greece是地名，正式國號是"Hellenic Republic"。但全世界都稱呼希臘是Greece，很少人知道他的正式國號。所以Greece既是地名，也是國號；臺灣同樣，使用臺灣為名稱理所當然，而且清晰準確，又不是使用臺灣共和國，怕甚麼？
馬英九靠臺灣主體意識，才獲得淺綠選民的放心而勝選的。現在被罵成一當選就去臺灣化，不是騙選票的騙子嗎？將來還想連任嗎？去中國化至少還剩臺灣；而去臺灣化之後就只剩中國了。
【作者卜大中是臺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原載：《蘋果日報》，2008-06-11
2008-06-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20
廖天琪﹕這樣的贊辭出自馬英九之口，簡直令人髮指
往年不在其位的馬英九先生對六四的那番話:“六四不翻案，統一不能談””十分鼓舞著世道人心，然而當了總統之後，他自然知道“謀其政”的秘訣，今年的六四感言不僅是媒體所說的“軟性、低調”， 簡直可稱為無骨和諂媚，這就是政治人物的真嘴臉和精神面貌，連原來形象堪稱正派的馬英九也不能免俗。果不其然，那番溫言軟語的感言餘音未落，臺灣海基會的董事長江炳坤就緊跟著到了北京，海峽兩岸於是乎可以重拾那中斷了九年的會談了。
馬英九總統今年的六四感言違反了基本的邏輯和常識，他開門見山說自己對“六四”的關心，主要在於關心大陸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馬先生貴為自由民主的臺灣的民選總統，關心對岸中國人的自由民主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何需等到六四紀念日才想起來。
接下來就更荒謬了，總統先生說：“今年「六四」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三周前，四川發生了大地震”，死傷嚴重，接著就讚揚大陸首長救災的傑出表現，肯定其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是中國人心中的最痛，不論有沒有別的新發生的災難，這年年的傷痛和恥辱已經永遠定型在中國當代史上，並不會因為其他的事而減輕或淡化。四川汶川地震不止是天災，更是人禍，一場地震竟死（將近7萬）傷逾數十萬，這在任何一個制度稍微健全的現代化國家都是絕對不可想像的。別說日本、美國這些發展國家，就連南美中東地區的大地震都不至於有如此驚人的傷亡。至少不會有這樣中國特色的豆腐渣學校去埋葬自己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北京在第一黃金搶救時間內的72小時還拒絕了國際援助，平白讓無數生靈死去，這些都還值得肯定和讚揚嗎？這樣的贊辭出自馬英九之口，簡直令人髮指。臺灣人民把自己的命運交到這樣一個人手裏，豈不可悲，豈不可歎？讀了這篇馬氏感言，真令人覺得要為臺灣人民書寫一篇“祭文”，來哀悼他們“遇人不淑”，選出這樣的總統來。馬先生，不勞您操心大陸13億同胞的福祉，您還是照看點臺灣同胞吧，是他們養著您呐。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陸海協會和臺灣海基會成立以來，開始確實具有理性的進展，“九二共識”之後，1993年汪辜會談也建立了定期的協商機制，後來因北京忌諱所謂的臺灣“獨立”傾向性，雙方進入冷淡時期。1999年一度有過嘗試性接觸，並未成央A僵局長達九年。這次乘著馬總統的“感言”順風，到北京的海基會董事長江炳坤，在北京跟海協會的陳雲林會長將協商什麼呢——兩岸直航和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事宜。這是高度敏感的議題，其中既有契機也充滿陷阱。馬英九的競選承諾中就包括這兩項，他說上任兩個月就要見成效。現在看來一切都是定數，雙方有默契，按部就班，一拍即和。表面上看，直航，特別是貨運包機，會為雙方節省時間和金錢，抓住商機，引誘外資的進入。臺北興陷N會發展成為大陸的一個經貿特區，營運和商業的轉運站。從這一步再發展大陸在台投資和臺灣銀行金融業進入大陸，那麼雙方的水乳交融就更濃稠了。目前在大陸的台商和家眷已經有數十萬，雙方將在對方的領地上設立辦事處，以便隨時溝通。這樣下去，兩邊商人的數目會更快地增加，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再加上大陸人到台旅遊，又能興旺島上的無煙工業，刺激繁榮。但是在這一系列美麗遠景的背後是安全問題，是臺灣島的生死存亡和能否保有原有的民主自由的問題。這樣一步步地引君入甕，大陸逐漸能從政治上、經濟上、甚至情治安全上掌控臺灣。到了一定的時候，不論願不願意，大陸的民主自由尚未實現，臺灣就已經“淪陷”了。
臺灣人民放棄了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選擇了跟共產黨有曖昧關係的國民黨，但是國民黨葫蘆裏賣的藥，臺灣人明白嗎？
（本文作者為“勞改基金會”華盛頓辦公室主任）
──轉自《觀察》；原題﹕不敢言的六四“感言”催生了兩岸談判
2008-06-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21
《李筱峰專欄》四川地震震出的中國政治文化
[自由時報]
[2008-06-15 03:01:49]
《李筱峰專欄》四川地震震出的中國政治文化
■ 李筱峰
在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剛「朝共」輸誠回來，接著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率團與中國海協會簽訂觀光客及包機等協議，繼而所謂「和平協議」可能將接踵而來之際，我忍不住要提醒國人正視中國政治文化的面目。這些中國文化的面目，從四川地震後的點點滴滴，可一目了然。
四川地震震出哪些中國政治文化？試列舉如下─
貪腐的文化：地震之後倒塌最厲害的是「豆腐渣」的學校教室，其中竟然還出現沒有鋼筋的柱子。這些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暴露了中國的貪污文化，那是殺害數萬學生的元凶。相較於日本發生地震之後，學校教室屹立不搖，成為民眾避難所，顯現出中日政治文化的迥異。
粉過飾非的文化：美國《時代周刊》報導，聚源中學一百多位死難學生的家長，向前來視察的中共官員李長春抗議時，遭警察驅散拖走；《希望之聲》的記者也表示，中國當局不僅封鎖學校廢墟，還由公檢法下發密令禁止律師接受學生家長對豆腐渣學校的訴訟。
造假虛矯的文化：在賑災捐款活動中，出現許多虛偽矯飾的鏡頭。我在網路上看到某中學生偷拍學校「捐款」的鏡頭，並敘述這個「史上最無恥的捐款行為」：某三中老師排隊將自己手中的錢投入募捐箱，讓攝影師拍攝每一個捐款的鏡頭，等到所有老師投完錢之後，再由兩位老師（可能是校領導）從募捐箱中將錢取出，分交這兩人手中，再擺出投錢進入募捐箱的樣子讓攝影師拍攝。此外，博訊新聞網也透露，奧運火炬手現場捐款也是造假的，從記者拍到的鏡頭可以清楚看到，火炬手裝著投錢動作時的手，其實是空無一文。中國民間順口溜說得好：「十億人口九億假，誰要不假誰就傻」、「十億人口九億騙，還有一億在訓練」。
忽視人道、不重生命的文化：中國當局不只自己救災牛步化，還在救難的黃金七十二小時內故意拖延各國救災，不讓有經驗的國際救難隊進入災區。據推測，中國當局之所以如此拖延救難，目的可能考慮救活太多的殘廢者，會增加社會成本，乾脆讓他們一了百了。這種考慮若屬實，真是一套殘酷不仁的文化！
瘋狂的民族主義文化：有許多中國青年得知中國國防部向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表示希望日方把自衛隊用的帳篷等物資運來中國救災，竟然在互聯網叫囂「絕不允許日軍踏入國土」、「日本畜生怎麼可以進入中國」等等。
控制新聞的一言堂文化：在地震後第三天，中共就已經對內縮緊震後一度失控的媒體和網路，不僅嚴控報導、加強過濾網路，還逮捕講真話的網民。紐約時報六月二日報導：中國媒體對於劣質建造學校已經大部分噤聲；法新社六月六日報導：地震後中國空前的媒體開放已經再度收緊。四川綿竹市兩名法新社記者遭警方阻攔；另有兩名西方記者在四川的聚源和漢旺也遭短暫扣留然後驅離。
政治鬥爭的文化：博訊新聞網透露，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成員王榮清，因動員該黨浙江黨員支援四川救災活銀行動，竟被公安約談，該組織的銀行捐款收據被公安沒收。
耍賴的文化：中國衛生署長表示，台灣「同胞」對四川地震的踴躍捐款，充分顯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的愛心竟然被拿來吃豆腐、佔便宜。
以上從川震看到的中國文化是如此這般，然馬英九竟在紀念六四的談話中，如此稱頌中國：「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和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顯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經有一定的成果。」馬如此隔海拍馬屁，是否也是一套睜眼說瞎話或趨炎附勢的中國文化？
七月四日以後兩岸的中國文化將要來台匯集，台灣人民你可不要「七月半鴨子不知死」啊！（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6294
觀點-20
國民黨真是「還鄉團」
曹長青
在國共內戰時，國民黨曾被稱為「還鄉團」，因為每奪回失地，他們都要在當地反攻倒算。於是老百姓聽到「還鄉團」就相當恐懼，因為它意味著仇恨、報復、清算。我曾一直認為「還鄉團」的說法是共產黨故意抹黑國民黨。但今天的國民黨在台灣奪回政權還不到一個星期，其所作所為，實在頗有些共產黨渲染的當年「還鄉團」的味道——
陳水扁卸任總統還不到半個小時，就成為「被告」，列入「境管」；而且檢察官多達八名，大有一種興師問罪、圍剿討伐的架式。總統卸職還不到三十分鐘，藍營這樣氣勢洶洶、要給「下馬威」，那馬英九宣稱的藍綠和解、他要做全民總統，不是過於明顯騙人的嗎？
檢察官吳文忠更是囂張，和記者談到是否起訴陳水扁時，居然說「應槍斃」。後來辯解說這是開玩笑，並說是指「死刑犯」。在關於國務機要費案的記者會上，即使這真是「開玩笑」，也透露出一個檢察官的仇恨心理和黨派偏見。退一步說，即使真是指「死刑犯」，這種動不動就說「應槍斃」，也完全缺乏法治觀念和人道情懷，今天多數民主國家廢除了死刑，即使沒廢除的，也沒有再用「槍斃」這種殘忍手段的。吳文忠的這種言詞和思路，簡直和獨裁者蔣介石動不動就槍斃人沒有兩樣。由這樣的檢察官「辦案」，哪能有司法獨立和公正？！
馬英九任命的國防部長陳肇敏更是不斷「肇事」，首次到立法院，就肆無忌憚地指控，說陳水扁三一九案的槍傷並非台南市金華路現場造成，並說這是國民黨「真調會」的報告。而三一九槍擊案早已由台南地檢署調查並做出「是在金華路現場造成」的結論。在共產中國，有過「法大還是黨大」的爭論（當然最後是黨說了算）。而今天國民黨的「真調會」也要大於地檢署所代表的司法嗎？而且身為理應行政中立、推動「軍隊國家化」的國防部長，上任後卻對媒體強調他還是國民黨員。馬英九用這樣充滿黨派偏見、失格失態的人做國防部長，台灣的軍事和國防前景，怎能不令人擔憂。
國民黨的真調會主委王清峰更可能因為是反綠大將，「馬上」就被任命為法務部長。服務公職已達三十年的法務部長施茂林，曾在新聞局長謝志偉回嗆藍營立委攻擊時，對謝舉起過大姆指；這次他卸職後想請調回任檢察官，這樣可以領到他長期擔任檢察官的退休金，但卻遭到王清峰的一口回絕，使施茂林的退職金少了上千萬元。如此「反攻倒算」真是心狠手毒。
當年國民黨做「還鄉團」並不得人心，這也是老蔣最後在中國敗北的原因之一。今天國民黨繼續這樣「反攻倒算」、挾恨報復，也同樣不會得人心，等於是為自己的最終失敗，邁出了第一步。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5月26日「曹長青專欄」
2008-05-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02
台灣《蘋果日報》社論﹕在台北盖中山陵
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昨天晉謁南京中山陵，喃喃對孫中山銅像祝禱說：「報告總理，我們把政權拿回來啦」。看到這一幕，差點噴飯。
整件事情之所以好笑，是因為具有多重荒謬性。吳禱告說「把政權拿回來了」，像不像郝龍斌選上市長時，向他父親說：「報告總長，山頭奪回來了！」國民黨是怎麼了？老把民主選舉的勝負，當作封建王朝你死我活的改朝換代，難怪還存有成王敗寇的思想，怎麼那麼不長進？宋楚瑜和馬英九去謁陵兩蔣時，常常噙著眼泪哽噎抽泣，讓人手足無措，不知今夕何夕？
如果國民黨堅持孫中山是我們大家的國父，那民進黨不也是國父的子民嗎？台灣的民主不也是國父民權主義的實踐嗎？看來，國民黨內心認為孫只是國民黨的總理，是壟斷事業。難怪民進黨企圖解除孫的國父名號了。連國民黨都只認為孫是自己的總理，打垮民進黨還要去向總理邀gong，哪有把孫當成大家的國父？吳的祝禱立刻把潛意識和心底的真正想法暴露無遺。
再說，孫的在天之靈會很奇怪，他的革命跟台灣無關，幹嘛跑來台灣當國父？而且他死之後，怎知有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更遑論民進黨的出現了。現在國父一定在天上抓耳搔腮，聽不懂那位吳主席的在無厘頭些什麼？
國民黨被共產黨打敗，沒反攻大陸，卻在共產黨的見證下，向孫邀gong打敗民進黨，真是奇怪。難道國民黨非常認同孫的「聯俄容共」政策，把共黨看成自己人，把民進黨（或台灣）看成敵人？之前，國民黨是在國父民權主義的實踐下，選敗給民進黨，雖敗猶榮，孫也會讚美國民黨的民主修養；現在怎麼這樣想？讓人困惑。
袁世凱稱帝時，是否也該去滿清皇陵前祝禱：「報告先帝，我把政權奪回來了？」柴契爾上任首相時，也該向邱吉爾禱告：「報告首相，我們把政權奪回來了？」奧巴馬若當選，也須向甘迺迪墳前禱告同樣的話？
其實，這是國民黨人的心理治療。全民看了心疼，乾脆大家捐款在台北近郊仿南京盖中山陵，最好把兩蔣陵寢也盖在旁邊，做四合院狀，以後國民黨領袖們直接去哭陵做心理治療好了，省得慈湖、頭寮、南京三頭哭著跑啦！
——原載台北《蘋果日報》2008年5月30日
2008-05-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04
伯公的為官妙法 @ 李筱峰
[自由時報]
[2008-05-31 16:22:52]
伯公的為官妙法
客家人所祭拜的土地神，稱為「伯公」。但是本文所說的「伯公」，不是指客家的土地神，而是客家籍的當今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先生。
在中國國民黨這個外來統治集團的陣營當中，如果不是有一大群土生土長的台籍政客投靠其中，甘為國民黨搬道具、跑龍套，成為其共犯結構的一部分，國民黨是無法成就其長期在台的「宰制者」角色的（即使失去執政權的八年間，國民黨在各方面依然擁有宰制力量）。在這些土生土長的台籍政客當中，吳伯雄是最特殊的一位。我認為他之所以最特殊，在於他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家屬。
吳伯雄的二伯父吳鴻麒，在二二八事件時慘遭國民黨殺害。吳鴻麒畢業於日本大學法科，圊嵽X任台北地方法院推事，行事公正，為人剛直。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吳鴻麒並無任何反政府言行，但三月十二日卻在法院上班時無故遭警總派員逮捕，十六日未經審判即被槍斃，棄屍於南港橋下。吳鴻麒與吳伯雄的父親吳鴻麟是孿生雙胞胎，而且屬於「同卵雙生」，這在遺傳上的ＤＮＡ幾乎是相同的。所以這樣的伯父，在血緣上可以視同父親一樣。以吳伯雄最近到北京大談「中華民族」的神話來和中共博感情看，他應該是重視血緣才對的。但是令我不解的是，有如此血濃於水的伯父遭國民黨殺害，而吳伯雄卻能夠長期投身國民黨（終至博得黨主席之位），這樣的人格特質，確實非比尋常。
如果吳伯雄投身國民黨是為了仿效越王句踐，服侍吳王夫差以便來日另有他圖，或許有其道理。然而綜觀吳伯雄在國民黨陣營內，自始至終不曾替其伯父，乃至整體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講過話、伸過冤；也未聽聞吳伯雄為客家人的地位與文化奔命代言。而且，在整個台灣的民主運動中，他始終站在統治者的國民黨一邊，擔任打壓民運的角色。例如，一九八五年五月，當時「黨外」公職人員成立了「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時，卻遭當時擔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恫嚇威脅，要求解散。
吳伯雄日昨在南京謁中山陵，對孫文銅像喃喃自語說：「報告總理，我們把政權拿回來啦」。吳伯雄果然滿腦子在乎的是國民黨的政權。更令人噴飯的是，這位不在乎自己伯父被殺、不在乎二二八受難人蒙冤不白、不在乎民主政治的發展，只在乎國民黨能不能執政的吳伯雄，卻在孫文靈前揮毫書寫「天下為公 人民最大」。老實說，這句口號我極喜歡，但是寫在吳伯雄的筆下，卻極諷刺！
請問吳伯雄：一個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殺人民（包括令伯父）的集團，相信「人民最大」嗎？一個厲行白色恐怖統治，造成十幾萬人受難，無數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政權，相信「人民最大」嗎？一個過去長期靠軍事戒嚴與「戡亂」體制來鞏固其一黨專政的政權，叫做「天下為公」嗎？一個侵占國產千億元，至今仍不歸還的政黨，也叫「天下為公」嗎？
吳伯雄是一位佛教徒，想必他在參佛之外，還有一套「無上甚深微妙法」的為官哲學，「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伯公真實義」。不過，我建議伯公這次「朝共」回來之後，在參佛之餘，不妨也去參拜一下客家鄉親曾經供奉的「慚愧祖師」。
（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5814
《李筱峰專欄》套牢台灣的「中華」迷思
[自由時報]
[2008-06-07 18:31:28]
《李筱峰專欄》套牢台灣的「中華」迷思
■ 李筱峰
清末劉銘傳在台灣發行郵票，印有「大清台灣郵政局」字樣，台灣郵政雖是在大清之下，起碼郵票還出現台灣名稱，並有英文Formosa；中國國民黨來台灣，實行「去台灣化」政策，台灣郵政只能奉「中華」之名，不再出現台灣。直到扁政府末期，才正名為台灣郵政。但是馬政府甫上台，就立刻恢復「中華」郵政，「台灣」兩字又從郵票中消失。這種「去台灣化」的措施，也見諸總統府網站，扁政府時代網站上的「中華民國（台灣）」名稱，也立刻被馬政府拿掉台灣兩字。總統大選時，馬言必稱台灣，選後「台灣」立刻棄如敝屣，「中華」狦丳菃Y恢復。有人說，扁政府好不容易將「中華」的包袱逐漸拋開，馬團隊卻又把這個包袱撿回來背，實在不智。其實，與其說他們不智，不如用他們以前罵扁政府的話來形容他們自己─「意識形態掛帥！」
本來政治行為是絕對離不開意識形態的，誠如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教授所言「沒有意識形態，哪來政治？」問題是，意識形態必須符合理性與實際。「中華」意識與「台灣」意識，何者對台灣較為理性與實際？這是可以檢驗的。試以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所強調的（也是吳伯雄到中國輸誠時所強調的）「中華民族」一詞來考察。「中華民族」到底是一個禁得起知識、經驗與邏輯考驗的學術名詞，抑或是一個為了政治需要而特別建構的政治名詞？以下史例可讓我們一目了然：朱元璋要推翻蒙古政權時，標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孫文等人的同盟會要推翻滿清政權時，也標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可見蒙族、滿族這些「韃虜」，不屬於「中華」。然而滿清政府被推翻後，中華民國出現不久，立刻改口「五族共和」，「韃虜」們不但不再驅逐，還立刻被強行拉入「中華民族」的框架中。「中華民族」一會兒不包括蒙、滿，一會兒又包括蒙、滿，足見這是一個為了政治需要所建構（說「建構」是好聽，其實就是虛構）的政治名詞，而不是具有民族學、人類學之根據的學術名詞。
林媽利醫師的遺傳基因研究告訴我們，中國北方的民族和南方的民族是不一樣的。中國當局也承認中國境內有五十多個民族。既然南北民族互異，強行扣上一個虛構的「中華民族」，就變成同一個民族了嗎？
這個虛構的政治名詞「中華民族」，還充滿著霸權威氣，誰不戴這頂大帽子而想獨立自主，立刻被扣上「分裂民族」的罪名。所以，明明在血統、語言、文字、宗教、文化各方面完全迥異的「東土耳其斯坦」（被中國併吞之後稱為「新疆」），是屬於土耳其族（Turks），卻只能被套牢在「中華民族」的虛號之下。圖博（西藏）亦是如此。誰想搞「疆獨」、「藏獨」，誰就是民族敗類、民族罪人！
台灣住民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南島民族或是來自中國閩粵的百越族與南島民族混血的後裔，虛構的「中華民族」於我何有哉？
台灣比「西藏」、「新疆」幸運，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轄。但是如果我們不努力維護台灣的獨立主權、捍衛民主自由的生活，卻和那個想要併吞台灣的中華帝國主義者隔海附和「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終將套牢台灣，真是愚蠢至極！（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6036
曹長青
在國共內戰時，國民黨曾被稱為「還鄉團」，因為每奪回失地，他們都要在當地反攻倒算。於是老百姓聽到「還鄉團」就相當恐懼，因為它意味著仇恨、報復、清算。我曾一直認為「還鄉團」的說法是共產黨故意抹黑國民黨。但今天的國民黨在台灣奪回政權還不到一個星期，其所作所為，實在頗有些共產黨渲染的當年「還鄉團」的味道——
陳水扁卸任總統還不到半個小時，就成為「被告」，列入「境管」；而且檢察官多達八名，大有一種興師問罪、圍剿討伐的架式。總統卸職還不到三十分鐘，藍營這樣氣勢洶洶、要給「下馬威」，那馬英九宣稱的藍綠和解、他要做全民總統，不是過於明顯騙人的嗎？
檢察官吳文忠更是囂張，和記者談到是否起訴陳水扁時，居然說「應槍斃」。後來辯解說這是開玩笑，並說是指「死刑犯」。在關於國務機要費案的記者會上，即使這真是「開玩笑」，也透露出一個檢察官的仇恨心理和黨派偏見。退一步說，即使真是指「死刑犯」，這種動不動就說「應槍斃」，也完全缺乏法治觀念和人道情懷，今天多數民主國家廢除了死刑，即使沒廢除的，也沒有再用「槍斃」這種殘忍手段的。吳文忠的這種言詞和思路，簡直和獨裁者蔣介石動不動就槍斃人沒有兩樣。由這樣的檢察官「辦案」，哪能有司法獨立和公正？！
馬英九任命的國防部長陳肇敏更是不斷「肇事」，首次到立法院，就肆無忌憚地指控，說陳水扁三一九案的槍傷並非台南市金華路現場造成，並說這是國民黨「真調會」的報告。而三一九槍擊案早已由台南地檢署調查並做出「是在金華路現場造成」的結論。在共產中國，有過「法大還是黨大」的爭論（當然最後是黨說了算）。而今天國民黨的「真調會」也要大於地檢署所代表的司法嗎？而且身為理應行政中立、推動「軍隊國家化」的國防部長，上任後卻對媒體強調他還是國民黨員。馬英九用這樣充滿黨派偏見、失格失態的人做國防部長，台灣的軍事和國防前景，怎能不令人擔憂。
國民黨的真調會主委王清峰更可能因為是反綠大將，「馬上」就被任命為法務部長。服務公職已達三十年的法務部長施茂林，曾在新聞局長謝志偉回嗆藍營立委攻擊時，對謝舉起過大姆指；這次他卸職後想請調回任檢察官，這樣可以領到他長期擔任檢察官的退休金，但卻遭到王清峰的一口回絕，使施茂林的退職金少了上千萬元。如此「反攻倒算」真是心狠手毒。
當年國民黨做「還鄉團」並不得人心，這也是老蔣最後在中國敗北的原因之一。今天國民黨繼續這樣「反攻倒算」、挾恨報復，也同樣不會得人心，等於是為自己的最終失敗，邁出了第一步。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5月26日「曹長青專欄」
2008-05-27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02
台灣《蘋果日報》社論﹕在台北盖中山陵
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昨天晉謁南京中山陵，喃喃對孫中山銅像祝禱說：「報告總理，我們把政權拿回來啦」。看到這一幕，差點噴飯。
整件事情之所以好笑，是因為具有多重荒謬性。吳禱告說「把政權拿回來了」，像不像郝龍斌選上市長時，向他父親說：「報告總長，山頭奪回來了！」國民黨是怎麼了？老把民主選舉的勝負，當作封建王朝你死我活的改朝換代，難怪還存有成王敗寇的思想，怎麼那麼不長進？宋楚瑜和馬英九去謁陵兩蔣時，常常噙著眼泪哽噎抽泣，讓人手足無措，不知今夕何夕？
如果國民黨堅持孫中山是我們大家的國父，那民進黨不也是國父的子民嗎？台灣的民主不也是國父民權主義的實踐嗎？看來，國民黨內心認為孫只是國民黨的總理，是壟斷事業。難怪民進黨企圖解除孫的國父名號了。連國民黨都只認為孫是自己的總理，打垮民進黨還要去向總理邀gong，哪有把孫當成大家的國父？吳的祝禱立刻把潛意識和心底的真正想法暴露無遺。
再說，孫的在天之靈會很奇怪，他的革命跟台灣無關，幹嘛跑來台灣當國父？而且他死之後，怎知有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更遑論民進黨的出現了。現在國父一定在天上抓耳搔腮，聽不懂那位吳主席的在無厘頭些什麼？
國民黨被共產黨打敗，沒反攻大陸，卻在共產黨的見證下，向孫邀gong打敗民進黨，真是奇怪。難道國民黨非常認同孫的「聯俄容共」政策，把共黨看成自己人，把民進黨（或台灣）看成敵人？之前，國民黨是在國父民權主義的實踐下，選敗給民進黨，雖敗猶榮，孫也會讚美國民黨的民主修養；現在怎麼這樣想？讓人困惑。
袁世凱稱帝時，是否也該去滿清皇陵前祝禱：「報告先帝，我把政權奪回來了？」柴契爾上任首相時，也該向邱吉爾禱告：「報告首相，我們把政權奪回來了？」奧巴馬若當選，也須向甘迺迪墳前禱告同樣的話？
其實，這是國民黨人的心理治療。全民看了心疼，乾脆大家捐款在台北近郊仿南京盖中山陵，最好把兩蔣陵寢也盖在旁邊，做四合院狀，以後國民黨領袖們直接去哭陵做心理治療好了，省得慈湖、頭寮、南京三頭哭著跑啦！
——原載台北《蘋果日報》2008年5月30日
2008-05-3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04
伯公的為官妙法 @ 李筱峰
[自由時報]
[2008-05-31 16:22:52]
伯公的為官妙法
客家人所祭拜的土地神，稱為「伯公」。但是本文所說的「伯公」，不是指客家的土地神，而是客家籍的當今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先生。
在中國國民黨這個外來統治集團的陣營當中，如果不是有一大群土生土長的台籍政客投靠其中，甘為國民黨搬道具、跑龍套，成為其共犯結構的一部分，國民黨是無法成就其長期在台的「宰制者」角色的（即使失去執政權的八年間，國民黨在各方面依然擁有宰制力量）。在這些土生土長的台籍政客當中，吳伯雄是最特殊的一位。我認為他之所以最特殊，在於他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家屬。
吳伯雄的二伯父吳鴻麒，在二二八事件時慘遭國民黨殺害。吳鴻麒畢業於日本大學法科，圊嵽X任台北地方法院推事，行事公正，為人剛直。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吳鴻麒並無任何反政府言行，但三月十二日卻在法院上班時無故遭警總派員逮捕，十六日未經審判即被槍斃，棄屍於南港橋下。吳鴻麒與吳伯雄的父親吳鴻麟是孿生雙胞胎，而且屬於「同卵雙生」，這在遺傳上的ＤＮＡ幾乎是相同的。所以這樣的伯父，在血緣上可以視同父親一樣。以吳伯雄最近到北京大談「中華民族」的神話來和中共博感情看，他應該是重視血緣才對的。但是令我不解的是，有如此血濃於水的伯父遭國民黨殺害，而吳伯雄卻能夠長期投身國民黨（終至博得黨主席之位），這樣的人格特質，確實非比尋常。
如果吳伯雄投身國民黨是為了仿效越王句踐，服侍吳王夫差以便來日另有他圖，或許有其道理。然而綜觀吳伯雄在國民黨陣營內，自始至終不曾替其伯父，乃至整體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講過話、伸過冤；也未聽聞吳伯雄為客家人的地位與文化奔命代言。而且，在整個台灣的民主運動中，他始終站在統治者的國民黨一邊，擔任打壓民運的角色。例如，一九八五年五月，當時「黨外」公職人員成立了「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時，卻遭當時擔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恫嚇威脅，要求解散。
吳伯雄日昨在南京謁中山陵，對孫文銅像喃喃自語說：「報告總理，我們把政權拿回來啦」。吳伯雄果然滿腦子在乎的是國民黨的政權。更令人噴飯的是，這位不在乎自己伯父被殺、不在乎二二八受難人蒙冤不白、不在乎民主政治的發展，只在乎國民黨能不能執政的吳伯雄，卻在孫文靈前揮毫書寫「天下為公 人民最大」。老實說，這句口號我極喜歡，但是寫在吳伯雄的筆下，卻極諷刺！
請問吳伯雄：一個在二二八事件中屠殺人民（包括令伯父）的集團，相信「人民最大」嗎？一個厲行白色恐怖統治，造成十幾萬人受難，無數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政權，相信「人民最大」嗎？一個過去長期靠軍事戒嚴與「戡亂」體制來鞏固其一黨專政的政權，叫做「天下為公」嗎？一個侵占國產千億元，至今仍不歸還的政黨，也叫「天下為公」嗎？
吳伯雄是一位佛教徒，想必他在參佛之外，還有一套「無上甚深微妙法」的為官哲學，「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伯公真實義」。不過，我建議伯公這次「朝共」回來之後，在參佛之餘，不妨也去參拜一下客家鄉親曾經供奉的「慚愧祖師」。
（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5814
《李筱峰專欄》套牢台灣的「中華」迷思
[自由時報]
[2008-06-07 18:31:28]
《李筱峰專欄》套牢台灣的「中華」迷思
■ 李筱峰
清末劉銘傳在台灣發行郵票，印有「大清台灣郵政局」字樣，台灣郵政雖是在大清之下，起碼郵票還出現台灣名稱，並有英文Formosa；中國國民黨來台灣，實行「去台灣化」政策，台灣郵政只能奉「中華」之名，不再出現台灣。直到扁政府末期，才正名為台灣郵政。但是馬政府甫上台，就立刻恢復「中華」郵政，「台灣」兩字又從郵票中消失。這種「去台灣化」的措施，也見諸總統府網站，扁政府時代網站上的「中華民國（台灣）」名稱，也立刻被馬政府拿掉台灣兩字。總統大選時，馬言必稱台灣，選後「台灣」立刻棄如敝屣，「中華」狦丳菃Y恢復。有人說，扁政府好不容易將「中華」的包袱逐漸拋開，馬團隊卻又把這個包袱撿回來背，實在不智。其實，與其說他們不智，不如用他們以前罵扁政府的話來形容他們自己─「意識形態掛帥！」
本來政治行為是絕對離不開意識形態的，誠如前總統府資政彭明敏教授所言「沒有意識形態，哪來政治？」問題是，意識形態必須符合理性與實際。「中華」意識與「台灣」意識，何者對台灣較為理性與實際？這是可以檢驗的。試以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所強調的（也是吳伯雄到中國輸誠時所強調的）「中華民族」一詞來考察。「中華民族」到底是一個禁得起知識、經驗與邏輯考驗的學術名詞，抑或是一個為了政治需要而特別建構的政治名詞？以下史例可讓我們一目了然：朱元璋要推翻蒙古政權時，標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孫文等人的同盟會要推翻滿清政權時，也標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可見蒙族、滿族這些「韃虜」，不屬於「中華」。然而滿清政府被推翻後，中華民國出現不久，立刻改口「五族共和」，「韃虜」們不但不再驅逐，還立刻被強行拉入「中華民族」的框架中。「中華民族」一會兒不包括蒙、滿，一會兒又包括蒙、滿，足見這是一個為了政治需要所建構（說「建構」是好聽，其實就是虛構）的政治名詞，而不是具有民族學、人類學之根據的學術名詞。
林媽利醫師的遺傳基因研究告訴我們，中國北方的民族和南方的民族是不一樣的。中國當局也承認中國境內有五十多個民族。既然南北民族互異，強行扣上一個虛構的「中華民族」，就變成同一個民族了嗎？
這個虛構的政治名詞「中華民族」，還充滿著霸權威氣，誰不戴這頂大帽子而想獨立自主，立刻被扣上「分裂民族」的罪名。所以，明明在血統、語言、文字、宗教、文化各方面完全迥異的「東土耳其斯坦」（被中國併吞之後稱為「新疆」），是屬於土耳其族（Turks），卻只能被套牢在「中華民族」的虛號之下。圖博（西藏）亦是如此。誰想搞「疆獨」、「藏獨」，誰就是民族敗類、民族罪人！
台灣住民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南島民族或是來自中國閩粵的百越族與南島民族混血的後裔，虛構的「中華民族」於我何有哉？
台灣比「西藏」、「新疆」幸運，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轄。但是如果我們不努力維護台灣的獨立主權、捍衛民主自由的生活，卻和那個想要併吞台灣的中華帝國主義者隔海附和「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終將套牢台灣，真是愚蠢至極！（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6036
2008年5月25日 星期日
觀點-19
魏勇﹕集體主義是專制的基礎，個人主義是民主的前提
在中國，個人主義等於自私自利，集體主義等於高尚無私。從小到大，我們就被灌輸這樣的信條，並在一些有意識組織的集體活動中感受到了崇高，從而在實踐上和感性上鞏固了這一認識。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母、我的所有中小學老師、絕大部分大學老師，基本上都重複著相同的話，於是，這種信念逐漸化成了我們的血液，融進了我們的靈魂。
除非不遇到合適的機會，一旦遇到，一顆集體主義的火星就會點燃我們內心潛伏著崇高，讓我們在一個集體、一個目標、一種步伐所造成的強大力量中眩暈和快感。前幾天，我看了一部納粹紀錄片《意志的勝利》，瞬間我就被裏面的情景點燃了。在紐倫堡希特勒青年團的露營地，所有的青年人過著一種健康、純潔、充滿朝氣的集體生活。成千上萬的帳篷象棋盤一樣整齊的排列，清晨，在號聲和鼓聲中他們一起起床，成千上萬的青年赤裸著上身走出各自的帳篷，在一望無際的水龍頭前，使用集體發的洗漱用品，然後擦皮鞋、刮鬍子。有的象兄弟一般互相擦洗、互相梳頭，髮型整齊得象同一個理髮師的作品。在歡聲笑語中，青年人們互相用冷水刺激對方。洗漱完畢後，他們穿上統一的制服開始勞動，每個人臉上都充滿了自信，仿佛他們正從事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崇高的事業，他們因自己置身於一個偉大的集體中而驕傲。在勞動的間隙，有的給親人寫信敍述自己的感受，有的圍成圈摔跤、有的把隊友當成馬騎與對方進行著騎士的較量……在這裏，青春和熱情氾濫得一塌糊塗。
在柏林街頭，當穿著黑色制服的武裝黨衛軍第一裝甲師方陣，在納粹軍樂聲出現在數十萬夾道歡迎的德國群眾面前時，征服了所有目睹這一切的人，婦女的尖叫、兒童的追逐、男人們熱痊梐答熔晰A構成了一副名叫《意志的力量》的畫面。閃亮皮靴、黨衛軍特有的骷髒郅x、一張張年輕而冷酷的面孔，機械一般精確整齊的步伐，把集體主義鑄就成了一粒粒子彈，瞬間擊中了我們的心臟，使我們麻痹，繼而大腦停止了工作。只剩下一種感覺－－沉醉，只產生一個衝動－－加入，只追求一個目標－－強大。
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傑出的集體主義的宣傳片。它比那些抽象的道德說教更具體，比那些具體的文字更直觀，比所有類似的影視作品更宏大、更真實。這部片子最成左漱@點就是，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了集體主義的魅力，讓我們體會到集體主義之所以被人接受，不僅僅是利他主義的道德自律，更是因為集體主義本身具有麻醉品一般的誘惑力，人一旦嘗試，欲罷不能。這部電影徹底喚醒了我作為少先隊中隊長參加國慶遊行時自豪而偉大的感覺。
我今年37歲，經歷了一些生活中的沉浮，不再輕易地衝動，不再相信名詞，但依然被一部充滿了集體主義思想的片子所打動，因此，我知道做這個講座有多麼艱難，要避免那些與我有著類似感受的人們的反詰有多麼不現實。首先，我要說的是，我尊重大家在感情上對我這個講座的排斥，因為對集體主義的眷戀之情源於我們過去對烏托邦理想的一種高尚追求；其次，我要說，情感排斥不等於我們可以置事實與理性不顧。
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集體主義是極權和專制的前提，個人主義則是民主的基礎。集體主義認為：人的本性是由社會決定的，個人隸屬於集體，集體高於個人之上，個人的需求和目標應該服從集體的需要，並且個人應隨時準備為集體犧牲個人的需要和目標。集體主義的以上內涵，在我們看來天經地義，那為什麼我們要說集體主義和專制有血緣關係呢？
對任何一個專制社會來說，控制與服從是他們鞏固政權共同的法寶。一個人或者少數人怎樣才能控制住數量比他們大千百倍的民眾呢？僅僅靠軍隊、法庭、監獄這些國家機器是不夠的，或者說國家機器是迫不得已時控制民眾的方式，代價最小的方式是，讓民眾自覺服從，自覺奉獻。怎樣才能讓民眾自覺接受控制呢？
灌輸集體主義思想，比如，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它可以讓每個人為一個抽象的、淩駕於所有人之上目標而自覺犧牲。在專制社會，“國家”是神聖高尚的代名詞，它不是由具體的、充滿各種錯誤的人組成，或者說，在專制社會，“國家”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神，它獨一無二，它永遠正確，它值得所有的人都為之犧牲。似乎所有人都犧牲了，“國家”依然存在。在專制社會裏，“國家”就是這樣一個不依賴於個體而獨立存在的怪物。
“國家”這個怪物是要喝血的，它必須把所有的血肉之軀吸幹才能生存。吸幹後，人變成了工具、變成了螺絲釘，變成了永垂不朽。這樣做的道理很簡單，既然，集體高於一切，國家高於一切，那麼作為個體的人，只能服從於它，為它而生、為它而死。在納粹德國，他們的國歌名叫《德意志高於一切》，他們的婦女是為德國生產優良後代的工具，科學被“看作是增進國家榮譽的一種工具”（《我的奮鬥》），教育的目的“是把青年鍛煉成一副有用的工具”（《我的奮鬥》）。而在另外一些專制國家不把人說成工具，而說成“螺絲釘”，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有用之才”，這個“才”，其實就是一個通假字，它通鋼材、木材的“材”。在專制國家，教育從沒被看作公民個體自我發育、自我發展的需要，總是被看作“某某偉大事業的需要”，曾經流行的一句話，很好的詮釋了這種工具性的“偉大需要”：革命同志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專制國家可以培養火箭專家、導彈專家等，但永遠不會培養具有獨立情操和自由思想的人，這與他們國家的性質不相容。
工具是沒有個體意志的，它最大的特點是可以被任意操縱和控制，所以，自古以來所有的專制主義者都熱衷與把人變成工具，而把人變成工具最順手的工具是集體主義。在集體主義情景下，產生了一個特定的道德體系，在這個體系下，它不讓個人的良心自由地運用它自己的規則，甚至也沒有個人在任何環境中都必須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規則，即道德底線，換句話說，在集體主義道德體系下，人沒有道德底線，有的只是國家利益和組織原則。納粹可以一邊彈鋼琴一邊屠殺猶太人，恐怖分子可以一邊放輕音樂，一邊把人質的頭顱割下來，之所以他們內心不衝突，是因為他們堅信，國家利益或者集體利益需要他們這樣去做。
“講不講組織原則”，是這個體系下最重要的道德標準，所以，原則壓倒良心、壓倒人性是符合集體主義道德規範的。對於原則壓倒良心或者扭曲人性的選擇，他們往往給予的評價是“組織性強”或者“識大局、顧大體”。文化大革命時期，那麼多丈夫揭發妻子、妻子背叛丈夫、朋友互相出賣的人，之所以沒有道德上的恥辱感，是因為他們心中有一種更大的道德－－組織至上、集體至上。
集體主義對社會的消極影響，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於是，專制統治有了堂而皇之的思想基礎。這個基礎之可怕，並不僅僅在於相信的人多，而在於信念堅定者往往是那些執著而富於犧牲精神的人，這些正直的人們把集體主義等同於大公無私，以為自己做出犧牲，把自己的部分權利讓度出來，是在增進集體的利益。果真如此嗎？
事實上，集體主義是少數人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我們從小就習慣了被教育，要求我們“個人服從集體”，或者要有“集體意識”。這種教育隱含著如下內容：即使個人利益是合理的，如果與集體利益發生了衝突，也應該放棄，否則，就是個人主義或者本位主義。這就意味著集體權利優先於個人權利，這種優先地位的是怎樣奠定的呢？
有個小故事，講的是一家四個小孩一起看電視，其中一個小孩想看足球，其他三個小孩想看動畫片，於是爭執起來，最後，媽媽從廚房裏出來評理，媽媽批評了想看足球的小孩，“你太自私了。你一個人想看足球，而他們三個想看動畫片，你應該遷就大家”。小孩很委屈，問他媽媽“為什麼我一個人的自私叫自私，他們三個的自私就不是自私呢？”
小孩言外之意就是，既然大家都是自私，三個人的自私為什麼要優先於我一個人的自私？這一反問，問到了集體主義的要害上：集體的正當權利憑什麼一定要優先於個人的正當權利？這種不平等的依據在哪里？
顯然，集體優先的合法性不是源於集體權利比個人更加正當、合理，而是源於人數的多寡。這種不平等的優先權一旦被認定，就常常出現，以集體名義侵害個人正當權利的事情，比如，強制拆遷往往以整個城市規劃的需要為名，迫使個人放棄合法權利，這是集體主義轉化為專制思維的具體表現。而西方國家在拆遷時，之所以尊重個人產權，“風可進，雨可進，就是國家不能進”，其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即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平等，集體或者國家無權要求個人犧牲其合法權利以滿足集體需要。
當我們被要求放棄自己的權利滿足集體的需要時，除了要問，集體和個體不平等的依據是什麼外，我們還要問，我們讓度出來的利益都到哪里去了？這是經不起追問的。
姑且不說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先說言論思想。作為普通公民，我們每個人都放棄了一部分言論和思想的權利，在批評方面，有些話只能點到為止，有些話根本不能說。那麼，我們讓度出去的這些權利到哪里去了？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現象，權力越大的人，越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到了毛澤東這個級別，他幾乎可以表達任何觀點，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他是全中國，不，乃至於全世界最自由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可見，我們讓度出去的自由造就出了少數人極大的自由。這就是集體主義最大的真相－－集體主義是少數人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
所以波普得出結論：“封閉社會是一個集體主義社會，是人治的社會，烏托邦的社會……而開放社會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其變化和進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體的、全盤的。”（《開放的社會極其敵人》）。儘管有波普的言論為個人主義助威，但並不能說服人們放棄以下的看法：一、個人主義缺乏凝聚力。二、個人主義形態下公民責任意識淡薄，缺乏自我犧牲的精神。
關於凝聚力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在一定歷史階段，集體主義造成的凝聚力非常強大，以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為例，與個人主義的美國相比，其凝聚力有如下特點：形成迅速、影響範圍廣（在國內各階層），能量大。其凝聚力的極端表現是納粹的戰爭獲得了90%以上民眾支持，甚至連哲學家海德格爾也支持納粹，而日本則以神風特攻隊和“一億玉碎”的犧牲精神表現出來。
但這種凝聚力最大的缺陷是，把人當零件，隨意差譴，人一旦覺醒，凝聚力容易變成受騙後的絕望和沉淪。遠的不說，文化大革命時，我們的凝聚力是多麼強大，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聲音，然而，人一旦清醒，人們不但躲避偽崇高，甚至也躲避崇高，世俗主義、尼Q主義迅速佔據了人的心靈空間。
個人主義社會所造成的凝聚力，往往是漸進的，是走兩步退一步的，因為，個人主義不是不要個體為群體服務和作出貢獻，而是認為，為群體服務和作出貢獻時的身份不應該是"部件"、奴僕甚至奴隸，而應當是具有獨立身份、權利和價值的個人，所以，個體處於獨立思考狀態，於是，凝聚力的來勢比較溫和，但是持久而堅韌。這或閉O美國是個人主義最盛行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凝聚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的原因。
關於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的問題。必須承認，集體主義潛含著責任和犧牲的可能性，反之，個人主義潛含走向自我中心，不顧責任和義務的極端化的可能性。從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已經表現出這兩種可能性。就個人主義而言，從14世紀，人們在簡瑹坅堹姥蘄ㄘM追求個人幸福的同時，自私自利追求個人享樂成了文藝復興的副產品。18、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對此進行了無情的鞭撻，一系列吝嗇鬼形象凸現了個人主義對人類美德的衝擊。
真正的個人主義主張權利與義務、自由與責任的對等，在對自己負責的同時，對他人、社會也負起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從這裏我們看出，在個人主義的實踐層面，存在溫和的個人主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哈耶克稱之為“真個人主義”（英美）和“假個人主義（法德）兩者的區別在於，溫和的個人主義把個人權利和社會責任結合在一起，兩者處於平等地位，在美國，甘迺迪也曾號召美國人“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極端的個人主義則只考慮個人利益，完全不顧他人利益，就象托克維爾所說，“個人主義首先使公德的源泉乾涸。但是，久而久之，個人主義也會打擊和破壞其他一切美德，最後淪為利己主義” （《論美國的民主》）。事實上，極端的個人主義已經不是個人主義，是反個人主義的專制思想，盧梭所宣導的法式個人主義最終導致了暴政，就正如極端民主不是民主而是專制一樣。民主不是完美的制度，個人主義也不是完美的，只不過，從人類目前已有經驗來看，個人主義的弊病比集體主義少而已。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洛克、孟德維爾、哈耶克等用學術語言做了闡述，比如，哈耶克總結說，“真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理解社會生活的理論，同時也是一套社會行為規範”。我沒有那麼高的水準，只能對此作一點通俗的闡釋：
一、個人主義首先是秩序和限制。個人主義鼓勵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以不損害他人或者集體利益為前提。不僅如此，個人主義恰恰十分尊重別人的權利，比如在公共場小聲講話不妨礙他人，不隨意破壞環境衛生等等。個人主義肯定強制力量存在的必要性，但強調要把國家權力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強調社會中應有約束它們的其他力量，並希望把它的權力減少到最低程度。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小政府”思想。凡認為個人主義就是為所欲為者，都是對個人主義的栽贓。
二、 人主義允野D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是否承認人有主觀上追求自己利益的權利，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一大區別。個人主義充分考慮了人性惡的存在，個人主義容忍人性惡，但不等於讚賞人性惡，而是主張通過某種途徑，譬如，市場、選舉等，將私惡轉化為公益。
三、 人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人類理性和利益固有的局限性。正因為意識到了人類的局限，所以，個人主義要求限制國家的權力而尊重、提倡自願協作。集體主義則對人類的知識和理性充滿了自負，聲稱自己的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聲稱自己已經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人們剩下的事情就是服從領袖，服從安排，因為領袖就是掌握了社會規律的人。
可見，前者把生活習慣當成可以批判地思考的物件；而後者的生活習慣是一種自負的、非理性的態度，反對變化，充滿了禁忌；前者的的成員在整體中的地位是變化和可交換的，它們之間存在競爭的關係。而後者成員象一個有機體的器官或細胞，每個單元的位置和弁酮O不變的，有的是可以思考、發號施令的大腦，有的只是聽從命令、辛勤勞作的手或腳。
如果我們把個人主義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考慮，我們會發現這樣一條路徑：個人主義－－意識到人類的局限－－主張“零星社會工程”－－自發秩序的擴展－－憲政民主；反之，集體主義走下去則產生另一條道路：集體主義－－理性自負－－主張設計完美社會（如共產主義）－－主張“整體社會工程”－－計畫和控制的發展－－專制獨裁。
所以，我們說集體主義是專制的基礎，個人主義是民主的前提。《獨立宣言》譯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強調人有自由的權利、生命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都是指個人，而不是指國家或政府。但要獲得這些自由權利，需要我們付出和犧牲，尤其需要勇氣，就象古希臘偉大的政治家、民主主義者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禮演說中所說：“幸福是自由的果實，而自由則是勇氣的果實”。
——轉自網絡，作者為中國教師
2008-03-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648
李筱峰專欄／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
[自由時報]
[2008-05-17 23:56:27]
李筱峰專欄／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 看司法拍馬、媒體造神 馬英九就要上任總統了，環顧其周遭，奉屁的奉屁，拍馬的拍馬，諂媚的諂媚，大有「全民擁戴，萬眾一心」之態。不過我一位藍營朋友卻很知趣地告訴我：「接下來就要看馬和本黨開始出醜了！」我說不會。所謂「不會」，不是馬（及其集團）不會有出醜言行，而是一旦有出醜的言行或弊端，自然有媒體替他粉飾太平，也自然有司法替他網開一面。從此「天縱英明」的領袖又要誕生矣！其實馬英九的「英明」絕對不是「天縱」的，而是「司法」與「媒體」縱的。談起司法，先從中國古代的「法治」說起。中國學者費孝通在《皇權與紳權》書中有這樣一段敘述中國傳統法治的話：「一切人都得在法律之內。商鞅實驗著這理論而且有了成效。可是他有一小點疏忽，有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那就是天子。…如果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的拘束，整個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可能成為無可抵禦的老虎了。」其實這個「沒有收入法律之內」的天子，是以法律做為統治的工具，即所謂Rule by law，自然不受法律約束。費孝通又說：「天縱神明是不可能錯的，官僚成了替罪羊。」天子既然不能有錯，萬一真的有錯，只好下臣頂罪，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台灣的法治，理論上應是民主國家的法治（Rule of law），可是我們的司法卻讓「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所以馬英九把屬於公款的特支費存入私人帳戶竟然可以沒事，連愛犬馬小九都可以分享特支費，卻讓屬下余文頂罪，而自己依然可以逍遙法外，這不是古代「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現代版嗎？中國古代司法還有一套妙招用來控制官僚，即所謂Control by corruption：平常縱容官場發展出一套陋規，行之多年而不追究（此即所謂「歷史共業」），平常官員乖乖聽話（或同流合污），就任其在陋規中得利苟存，一旦發現此人不中意（或不再同流合污），就以其先前犯的陋規進行整肅。最近，「法院是國民黨開的」的司法界，選擇在綠色執政即將結束之前，拿綠營多位行政首長的特支費來開刀，又是古今輝映的例子。而且這種Control by corruption的手法，必定是選擇性辦案。所以馬英九的特支費問題，情節不比人輕，可以無罪；對付綠營的人卻窮追猛打到底。古人說「刑不上大夫」，今天的司法則是「刑不上馬公」，甚至出現「刑不上藍營政客」。說到媒體對馬英九的愛戴，大家有目共睹，舉一範例：扁政府剛上台時不幸發生八掌溪救難失敗情事，這個原屬地方救難的事，媒體竟然無限上綱扯到阿扁總統救難無能「草菅人命」，三餐兼消夜不斷播放醜化，經年不停；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發生納莉颱風，淹死的人數更多，媒體僅播數天即消音，地方首長的馬市長一點責任都沒有。現在馬英九當上總統了，媒體的拍馬更見其功了。連小馬哥幼稚園的「聰明睿智」的相片也出現了。乾脆我幫你再編個故事吧：話說馬總統從小就到河邊去看魚，不，魚給蔣公看去了，我們改看螞蟻好了。話說小馬哥看到一群螞蟻正在合力搬運東西，他領悟到我們全體同胞（不知有無包括蒙古、西藏）都應該團結一致，發憤圖強。偉人自小就這麼厲害，真是「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乾脆讓我們再歌頌個夠吧─聖之時者！與天地參！聖神天縱！聖集大成！德齊幬載！奉天承運！萬歲萬歲！萬萬歲！（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5359
在中國，個人主義等於自私自利，集體主義等於高尚無私。從小到大，我們就被灌輸這樣的信條，並在一些有意識組織的集體活動中感受到了崇高，從而在實踐上和感性上鞏固了這一認識。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母、我的所有中小學老師、絕大部分大學老師，基本上都重複著相同的話，於是，這種信念逐漸化成了我們的血液，融進了我們的靈魂。
除非不遇到合適的機會，一旦遇到，一顆集體主義的火星就會點燃我們內心潛伏著崇高，讓我們在一個集體、一個目標、一種步伐所造成的強大力量中眩暈和快感。前幾天，我看了一部納粹紀錄片《意志的勝利》，瞬間我就被裏面的情景點燃了。在紐倫堡希特勒青年團的露營地，所有的青年人過著一種健康、純潔、充滿朝氣的集體生活。成千上萬的帳篷象棋盤一樣整齊的排列，清晨，在號聲和鼓聲中他們一起起床，成千上萬的青年赤裸著上身走出各自的帳篷，在一望無際的水龍頭前，使用集體發的洗漱用品，然後擦皮鞋、刮鬍子。有的象兄弟一般互相擦洗、互相梳頭，髮型整齊得象同一個理髮師的作品。在歡聲笑語中，青年人們互相用冷水刺激對方。洗漱完畢後，他們穿上統一的制服開始勞動，每個人臉上都充滿了自信，仿佛他們正從事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崇高的事業，他們因自己置身於一個偉大的集體中而驕傲。在勞動的間隙，有的給親人寫信敍述自己的感受，有的圍成圈摔跤、有的把隊友當成馬騎與對方進行著騎士的較量……在這裏，青春和熱情氾濫得一塌糊塗。
在柏林街頭，當穿著黑色制服的武裝黨衛軍第一裝甲師方陣，在納粹軍樂聲出現在數十萬夾道歡迎的德國群眾面前時，征服了所有目睹這一切的人，婦女的尖叫、兒童的追逐、男人們熱痊梐答熔晰A構成了一副名叫《意志的力量》的畫面。閃亮皮靴、黨衛軍特有的骷髒郅x、一張張年輕而冷酷的面孔，機械一般精確整齊的步伐，把集體主義鑄就成了一粒粒子彈，瞬間擊中了我們的心臟，使我們麻痹，繼而大腦停止了工作。只剩下一種感覺－－沉醉，只產生一個衝動－－加入，只追求一個目標－－強大。
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傑出的集體主義的宣傳片。它比那些抽象的道德說教更具體，比那些具體的文字更直觀，比所有類似的影視作品更宏大、更真實。這部片子最成左漱@點就是，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了集體主義的魅力，讓我們體會到集體主義之所以被人接受，不僅僅是利他主義的道德自律，更是因為集體主義本身具有麻醉品一般的誘惑力，人一旦嘗試，欲罷不能。這部電影徹底喚醒了我作為少先隊中隊長參加國慶遊行時自豪而偉大的感覺。
我今年37歲，經歷了一些生活中的沉浮，不再輕易地衝動，不再相信名詞，但依然被一部充滿了集體主義思想的片子所打動，因此，我知道做這個講座有多麼艱難，要避免那些與我有著類似感受的人們的反詰有多麼不現實。首先，我要說的是，我尊重大家在感情上對我這個講座的排斥，因為對集體主義的眷戀之情源於我們過去對烏托邦理想的一種高尚追求；其次，我要說，情感排斥不等於我們可以置事實與理性不顧。
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集體主義是極權和專制的前提，個人主義則是民主的基礎。集體主義認為：人的本性是由社會決定的，個人隸屬於集體，集體高於個人之上，個人的需求和目標應該服從集體的需要，並且個人應隨時準備為集體犧牲個人的需要和目標。集體主義的以上內涵，在我們看來天經地義，那為什麼我們要說集體主義和專制有血緣關係呢？
對任何一個專制社會來說，控制與服從是他們鞏固政權共同的法寶。一個人或者少數人怎樣才能控制住數量比他們大千百倍的民眾呢？僅僅靠軍隊、法庭、監獄這些國家機器是不夠的，或者說國家機器是迫不得已時控制民眾的方式，代價最小的方式是，讓民眾自覺服從，自覺奉獻。怎樣才能讓民眾自覺接受控制呢？
灌輸集體主義思想，比如，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它可以讓每個人為一個抽象的、淩駕於所有人之上目標而自覺犧牲。在專制社會，“國家”是神聖高尚的代名詞，它不是由具體的、充滿各種錯誤的人組成，或者說，在專制社會，“國家”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神，它獨一無二，它永遠正確，它值得所有的人都為之犧牲。似乎所有人都犧牲了，“國家”依然存在。在專制社會裏，“國家”就是這樣一個不依賴於個體而獨立存在的怪物。
“國家”這個怪物是要喝血的，它必須把所有的血肉之軀吸幹才能生存。吸幹後，人變成了工具、變成了螺絲釘，變成了永垂不朽。這樣做的道理很簡單，既然，集體高於一切，國家高於一切，那麼作為個體的人，只能服從於它，為它而生、為它而死。在納粹德國，他們的國歌名叫《德意志高於一切》，他們的婦女是為德國生產優良後代的工具，科學被“看作是增進國家榮譽的一種工具”（《我的奮鬥》），教育的目的“是把青年鍛煉成一副有用的工具”（《我的奮鬥》）。而在另外一些專制國家不把人說成工具，而說成“螺絲釘”，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有用之才”，這個“才”，其實就是一個通假字，它通鋼材、木材的“材”。在專制國家，教育從沒被看作公民個體自我發育、自我發展的需要，總是被看作“某某偉大事業的需要”，曾經流行的一句話，很好的詮釋了這種工具性的“偉大需要”：革命同志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專制國家可以培養火箭專家、導彈專家等，但永遠不會培養具有獨立情操和自由思想的人，這與他們國家的性質不相容。
工具是沒有個體意志的，它最大的特點是可以被任意操縱和控制，所以，自古以來所有的專制主義者都熱衷與把人變成工具，而把人變成工具最順手的工具是集體主義。在集體主義情景下，產生了一個特定的道德體系，在這個體系下，它不讓個人的良心自由地運用它自己的規則，甚至也沒有個人在任何環境中都必須或可以遵守任何一般性的規則，即道德底線，換句話說，在集體主義道德體系下，人沒有道德底線，有的只是國家利益和組織原則。納粹可以一邊彈鋼琴一邊屠殺猶太人，恐怖分子可以一邊放輕音樂，一邊把人質的頭顱割下來，之所以他們內心不衝突，是因為他們堅信，國家利益或者集體利益需要他們這樣去做。
“講不講組織原則”，是這個體系下最重要的道德標準，所以，原則壓倒良心、壓倒人性是符合集體主義道德規範的。對於原則壓倒良心或者扭曲人性的選擇，他們往往給予的評價是“組織性強”或者“識大局、顧大體”。文化大革命時期，那麼多丈夫揭發妻子、妻子背叛丈夫、朋友互相出賣的人，之所以沒有道德上的恥辱感，是因為他們心中有一種更大的道德－－組織至上、集體至上。
集體主義對社會的消極影響，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於是，專制統治有了堂而皇之的思想基礎。這個基礎之可怕，並不僅僅在於相信的人多，而在於信念堅定者往往是那些執著而富於犧牲精神的人，這些正直的人們把集體主義等同於大公無私，以為自己做出犧牲，把自己的部分權利讓度出來，是在增進集體的利益。果真如此嗎？
事實上，集體主義是少數人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我們從小就習慣了被教育，要求我們“個人服從集體”，或者要有“集體意識”。這種教育隱含著如下內容：即使個人利益是合理的，如果與集體利益發生了衝突，也應該放棄，否則，就是個人主義或者本位主義。這就意味著集體權利優先於個人權利，這種優先地位的是怎樣奠定的呢？
有個小故事，講的是一家四個小孩一起看電視，其中一個小孩想看足球，其他三個小孩想看動畫片，於是爭執起來，最後，媽媽從廚房裏出來評理，媽媽批評了想看足球的小孩，“你太自私了。你一個人想看足球，而他們三個想看動畫片，你應該遷就大家”。小孩很委屈，問他媽媽“為什麼我一個人的自私叫自私，他們三個的自私就不是自私呢？”
小孩言外之意就是，既然大家都是自私，三個人的自私為什麼要優先於我一個人的自私？這一反問，問到了集體主義的要害上：集體的正當權利憑什麼一定要優先於個人的正當權利？這種不平等的依據在哪里？
顯然，集體優先的合法性不是源於集體權利比個人更加正當、合理，而是源於人數的多寡。這種不平等的優先權一旦被認定，就常常出現，以集體名義侵害個人正當權利的事情，比如，強制拆遷往往以整個城市規劃的需要為名，迫使個人放棄合法權利，這是集體主義轉化為專制思維的具體表現。而西方國家在拆遷時，之所以尊重個人產權，“風可進，雨可進，就是國家不能進”，其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即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平等，集體或者國家無權要求個人犧牲其合法權利以滿足集體需要。
當我們被要求放棄自己的權利滿足集體的需要時，除了要問，集體和個體不平等的依據是什麼外，我們還要問，我們讓度出來的利益都到哪里去了？這是經不起追問的。
姑且不說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先說言論思想。作為普通公民，我們每個人都放棄了一部分言論和思想的權利，在批評方面，有些話只能點到為止，有些話根本不能說。那麼，我們讓度出去的這些權利到哪里去了？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現象，權力越大的人，越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到了毛澤東這個級別，他幾乎可以表達任何觀點，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他是全中國，不，乃至於全世界最自由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可見，我們讓度出去的自由造就出了少數人極大的自由。這就是集體主義最大的真相－－集體主義是少數人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工具。
所以波普得出結論：“封閉社會是一個集體主義社會，是人治的社會，烏托邦的社會……而開放社會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其變化和進步是零星的，而不是整體的、全盤的。”（《開放的社會極其敵人》）。儘管有波普的言論為個人主義助威，但並不能說服人們放棄以下的看法：一、個人主義缺乏凝聚力。二、個人主義形態下公民責任意識淡薄，缺乏自我犧牲的精神。
關於凝聚力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在一定歷史階段，集體主義造成的凝聚力非常強大，以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為例，與個人主義的美國相比，其凝聚力有如下特點：形成迅速、影響範圍廣（在國內各階層），能量大。其凝聚力的極端表現是納粹的戰爭獲得了90%以上民眾支持，甚至連哲學家海德格爾也支持納粹，而日本則以神風特攻隊和“一億玉碎”的犧牲精神表現出來。
但這種凝聚力最大的缺陷是，把人當零件，隨意差譴，人一旦覺醒，凝聚力容易變成受騙後的絕望和沉淪。遠的不說，文化大革命時，我們的凝聚力是多麼強大，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聲音，然而，人一旦清醒，人們不但躲避偽崇高，甚至也躲避崇高，世俗主義、尼Q主義迅速佔據了人的心靈空間。
個人主義社會所造成的凝聚力，往往是漸進的，是走兩步退一步的，因為，個人主義不是不要個體為群體服務和作出貢獻，而是認為，為群體服務和作出貢獻時的身份不應該是"部件"、奴僕甚至奴隸，而應當是具有獨立身份、權利和價值的個人，所以，個體處於獨立思考狀態，於是，凝聚力的來勢比較溫和，但是持久而堅韌。這或閉O美國是個人主義最盛行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凝聚力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的原因。
關於責任意識和犧牲精神的問題。必須承認，集體主義潛含著責任和犧牲的可能性，反之，個人主義潛含走向自我中心，不顧責任和義務的極端化的可能性。從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已經表現出這兩種可能性。就個人主義而言，從14世紀，人們在簡瑹坅堹姥蘄ㄘM追求個人幸福的同時，自私自利追求個人享樂成了文藝復興的副產品。18、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對此進行了無情的鞭撻，一系列吝嗇鬼形象凸現了個人主義對人類美德的衝擊。
真正的個人主義主張權利與義務、自由與責任的對等，在對自己負責的同時，對他人、社會也負起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從這裏我們看出，在個人主義的實踐層面，存在溫和的個人主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哈耶克稱之為“真個人主義”（英美）和“假個人主義（法德）兩者的區別在於，溫和的個人主義把個人權利和社會責任結合在一起，兩者處於平等地位，在美國，甘迺迪也曾號召美國人“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極端的個人主義則只考慮個人利益，完全不顧他人利益，就象托克維爾所說，“個人主義首先使公德的源泉乾涸。但是，久而久之，個人主義也會打擊和破壞其他一切美德，最後淪為利己主義” （《論美國的民主》）。事實上，極端的個人主義已經不是個人主義，是反個人主義的專制思想，盧梭所宣導的法式個人主義最終導致了暴政，就正如極端民主不是民主而是專制一樣。民主不是完美的制度，個人主義也不是完美的，只不過，從人類目前已有經驗來看，個人主義的弊病比集體主義少而已。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個人主義？洛克、孟德維爾、哈耶克等用學術語言做了闡述，比如，哈耶克總結說，“真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理解社會生活的理論，同時也是一套社會行為規範”。我沒有那麼高的水準，只能對此作一點通俗的闡釋：
一、個人主義首先是秩序和限制。個人主義鼓勵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以不損害他人或者集體利益為前提。不僅如此，個人主義恰恰十分尊重別人的權利，比如在公共場小聲講話不妨礙他人，不隨意破壞環境衛生等等。個人主義肯定強制力量存在的必要性，但強調要把國家權力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強調社會中應有約束它們的其他力量，並希望把它的權力減少到最低程度。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小政府”思想。凡認為個人主義就是為所欲為者，都是對個人主義的栽贓。
二、 人主義允野D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是否承認人有主觀上追求自己利益的權利，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一大區別。個人主義充分考慮了人性惡的存在，個人主義容忍人性惡，但不等於讚賞人性惡，而是主張通過某種途徑，譬如，市場、選舉等，將私惡轉化為公益。
三、 人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人類理性和利益固有的局限性。正因為意識到了人類的局限，所以，個人主義要求限制國家的權力而尊重、提倡自願協作。集體主義則對人類的知識和理性充滿了自負，聲稱自己的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聲稱自己已經掌握社會發展規律，人們剩下的事情就是服從領袖，服從安排，因為領袖就是掌握了社會規律的人。
可見，前者把生活習慣當成可以批判地思考的物件；而後者的生活習慣是一種自負的、非理性的態度，反對變化，充滿了禁忌；前者的的成員在整體中的地位是變化和可交換的，它們之間存在競爭的關係。而後者成員象一個有機體的器官或細胞，每個單元的位置和弁酮O不變的，有的是可以思考、發號施令的大腦，有的只是聽從命令、辛勤勞作的手或腳。
如果我們把個人主義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考慮，我們會發現這樣一條路徑：個人主義－－意識到人類的局限－－主張“零星社會工程”－－自發秩序的擴展－－憲政民主；反之，集體主義走下去則產生另一條道路：集體主義－－理性自負－－主張設計完美社會（如共產主義）－－主張“整體社會工程”－－計畫和控制的發展－－專制獨裁。
所以，我們說集體主義是專制的基礎，個人主義是民主的前提。《獨立宣言》譯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強調人有自由的權利、生命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都是指個人，而不是指國家或政府。但要獲得這些自由權利，需要我們付出和犧牲，尤其需要勇氣，就象古希臘偉大的政治家、民主主義者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禮演說中所說：“幸福是自由的果實，而自由則是勇氣的果實”。
——轉自網絡，作者為中國教師
2008-03-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648
李筱峰專欄／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
[自由時報]
[2008-05-17 23:56:27]
李筱峰專欄／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 看司法拍馬、媒體造神 馬英九就要上任總統了，環顧其周遭，奉屁的奉屁，拍馬的拍馬，諂媚的諂媚，大有「全民擁戴，萬眾一心」之態。不過我一位藍營朋友卻很知趣地告訴我：「接下來就要看馬和本黨開始出醜了！」我說不會。所謂「不會」，不是馬（及其集團）不會有出醜言行，而是一旦有出醜的言行或弊端，自然有媒體替他粉飾太平，也自然有司法替他網開一面。從此「天縱英明」的領袖又要誕生矣！其實馬英九的「英明」絕對不是「天縱」的，而是「司法」與「媒體」縱的。談起司法，先從中國古代的「法治」說起。中國學者費孝通在《皇權與紳權》書中有這樣一段敘述中國傳統法治的話：「一切人都得在法律之內。商鞅實驗著這理論而且有了成效。可是他有一小點疏忽，有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那就是天子。…如果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的拘束，整個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可能成為無可抵禦的老虎了。」其實這個「沒有收入法律之內」的天子，是以法律做為統治的工具，即所謂Rule by law，自然不受法律約束。費孝通又說：「天縱神明是不可能錯的，官僚成了替罪羊。」天子既然不能有錯，萬一真的有錯，只好下臣頂罪，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台灣的法治，理論上應是民主國家的法治（Rule of law），可是我們的司法卻讓「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所以馬英九把屬於公款的特支費存入私人帳戶竟然可以沒事，連愛犬馬小九都可以分享特支費，卻讓屬下余文頂罪，而自己依然可以逍遙法外，這不是古代「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現代版嗎？中國古代司法還有一套妙招用來控制官僚，即所謂Control by corruption：平常縱容官場發展出一套陋規，行之多年而不追究（此即所謂「歷史共業」），平常官員乖乖聽話（或同流合污），就任其在陋規中得利苟存，一旦發現此人不中意（或不再同流合污），就以其先前犯的陋規進行整肅。最近，「法院是國民黨開的」的司法界，選擇在綠色執政即將結束之前，拿綠營多位行政首長的特支費來開刀，又是古今輝映的例子。而且這種Control by corruption的手法，必定是選擇性辦案。所以馬英九的特支費問題，情節不比人輕，可以無罪；對付綠營的人卻窮追猛打到底。古人說「刑不上大夫」，今天的司法則是「刑不上馬公」，甚至出現「刑不上藍營政客」。說到媒體對馬英九的愛戴，大家有目共睹，舉一範例：扁政府剛上台時不幸發生八掌溪救難失敗情事，這個原屬地方救難的事，媒體竟然無限上綱扯到阿扁總統救難無能「草菅人命」，三餐兼消夜不斷播放醜化，經年不停；馬英九任台北市長時，發生納莉颱風，淹死的人數更多，媒體僅播數天即消音，地方首長的馬市長一點責任都沒有。現在馬英九當上總統了，媒體的拍馬更見其功了。連小馬哥幼稚園的「聰明睿智」的相片也出現了。乾脆我幫你再編個故事吧：話說馬總統從小就到河邊去看魚，不，魚給蔣公看去了，我們改看螞蟻好了。話說小馬哥看到一群螞蟻正在合力搬運東西，他領悟到我們全體同胞（不知有無包括蒙古、西藏）都應該團結一致，發憤圖強。偉人自小就這麼厲害，真是「天不生英九，萬古如長夜」，乾脆讓我們再歌頌個夠吧─聖之時者！與天地參！聖神天縱！聖集大成！德齊幬載！奉天承運！萬歲萬歲！萬萬歲！（作者李筱峰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本文同時收錄於www.jimlee.org.tw）
http://www.taiwanus.net/news/shownews.php?id=75359
觀點-18
中共腐敗政府是「震中」——比較唐山和四川地震和救援
曹長青
四川汶川5. 12大地震，幾萬人死亡，震動中外。中國在七十年代曾發生唐山大地震，24萬人喪生。32年間這兩場大地震，有很多相同性，通過比較，人們可以看出中國的進步和落後。
首先，兩次地震都是7.8級，當於400個投到廣島的原子彈破壞力，屬於強級地震。但對這兩次地震，中國地震局都沒有事先做出警報，完全在狀況外。雖說地震是天災，準確預報很不易，但在發生過邢台、唐山等大地震，中國又處於地震帶的情況下，有關部門更應致力地震研究和預測。但對這兩次大地震，「吃地震飯」的中國專家和官員顯然全都「失職」。
第二，震前都發生自然界反常現象，但都沒被重視。在第一時間到唐山地震現場採訪的《解放軍報》記者錢鋼在其所著《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描述，在地震前夕，自然界出現很多「異常現象」﹕唐山附近的沿海漁場，魚兒像是瘋了，紛紛上浮、翻白，極易捕捉；大白天，蝙蝠滿院子飛；蜻蜓像蝗蟲般以百米的寬度飛行；棉花地老鼠成片倉皇奔竄；黃鼠狼結隊向村內大轉移……
在這次四川大地震前夕，也有類似現象﹕震前兩天，綿竹市出現數十萬蟾蜍爬上馬路大遷徙（綿竹離震中汶川只有幾十公里）。不僅四川，江蘇的江都、泰州、常熟等地，都出現過數萬蟾蜍群移的反常現象。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後來也說，唐山「地震前已出現異常現象也是事實」。但既然已有「前唐之鑒」，中國地震局的官僚們卻對四川的「異常」習以為常，根本沒予重視。
第三，震前都有報警，但都被忽視。唐山人張慶洲經過長期調查，於2000年寫出20萬字《唐山大地震漏報真相》專著（後改名《唐山警世錄》，目前仍被中宣部列為禁書，因擔心民衆知道內情）。該書引用中國地震局資料證實，在唐山地震前22天之內，地震專家汪成民等做出過多達9次（！）的預警報告，但由於中國當時正處於批鄧反孔運動（當年初周恩來去世，鄧小平被打倒），「國家地震局沒人敢向中央彙報震情預報」；所有預警報告都被壓住沒上報（唐山地震六週後毛去世）。甚至在震前14天，唐山當地的地震科研小組成員田金武還當著來自全國參加地震考察會議的百名官員和專家「鄭重發出地震警報：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區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有可能達到8級。」但這一切都是「說了白說」，那是一個政治壓倒一切的時代。
而距唐山一百多公里的青龍縣，當年雖震倒18萬間房屋，但全縣47萬人無一死亡，就因當地縣領導得到汪成民等地震專家的警示，做出了防震準備。
2005年底，在距唐山大地震近30週年之際，中國國家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在回答媒體提問時公開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但這輕描淡寫的九個字背後，是24萬人死亡，70萬人受傷，7千個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絕戶，7千多個丈夫失去妻子、8千多個妻子失去了丈夫！
這次四川大地震，之前也有警訊。在震前9天，四川民間就有將發生地震的傳言，民眾打電話給當地防震局要求採取措施，可能是由於很多自然界的異常現象令人想起唐山大地震。但四川的地震部門不去深入研究和採證，卻馬上指這是「謠言」，並要追查謠源，還在四川省政府網上發佈「避謠」公告。但在地震真的發生之後，省政府的網上「避謠」公告卻馬上被刪除了。
另一個反常現象是，汶川大地震發生12分鐘之後，英國路透社就引用美國地震報告說，四川發生了7.9級地震。而中國新華社在地震發生28分鐘、即近半小時後才公佈說，四川發生了7.6級地震（後來修訂為7.8級）。如果說對地震不能事先預報，但地震發生之後，中國政府為什麼在第一時間隱而不報？而且連地震級別都「弄不清楚」、還再改動？這裡面到底是什麼原因，是不是也像唐山大地震一樣有政治因素？這無法不令人質疑。唐山地震的漏報，是在事件發生十年後、錢鋼的採訪錄《唐山大地震》問世（1986年）才有所披露；直到事件發生29年後、張慶洲的調查性專著《唐山警示錄》問世（2005年）才揭出真相。而今天的四川大地震，不知還要等多少年，世人才能知道真正的內幕。
第四，兩次大地震後的政府救援都是低效、無能。錢鋼在《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感嘆說，早在公元132年，中國東漢時期的張衡就研製出人類第一台地震儀，能測出地震方向。可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時，中國的地震官員們卻無法知道「震中」在哪裡，只得用最原始方式，派人出去尋找。最後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幾個倖存者正開車向北京報警，再加上北京電信局說，往唐山的電話全都打不通，才確定「震中」是唐山。這時距唐山地震已有二個半小時之久。也就是說，至少在唐山地震後的150分鐘之內，這個災難城市，沒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和信息。
確定唐山是震中後，北京高層馬上派軍隊去唐山救援。可是趕去的部隊完全沒有地震救災經驗，沒有帶起重機、電焊、切割機等必要的大型救援設備。直到地震發生十天（！）之後，才調進去吊車等。在地震後長達200多個小時之內，無數被夾在石板或重物之下的倖存者，都眼睜睜地死了。錢鋼在採訪時發現，一個營有三分之二的戰士指甲全部剝落，雙手血肉模糊。因很多時候都是用手扒廢墟救人。當時的悲哀、緊急氣氛可想而知，但當官的沒有專業知識導致的決策錯誤，多少雙手致殘，也扒不回來那些生命了！
而這次四川地震，中國政府派去的救援軍隊，從媒體畫面可以看到，仍是缺乏大型機器，大部份救災人員仍是徒手救人，和當年一樣完全沒有地震救災經驗。中國有過邢台、唐山等多次大地震，救災部隊需要帶吊車、電鋸、電焊切割機等大型機械，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識，但北京當局顯然沒有認真做救援操練和準備。溫家寶指揮的「救災」，仍和當年四人幫一個水平！
但和當年不同的是，據錢鋼書中的描述，在唐山地震的第一時間，北京高層就要求負責國防的副總理陳錫聯報出「一連串野戰軍的番號和駐地」，調動了十萬軍隊去救災。什麼「摩托化軍」、裝甲師、尖刀連等都用上了，十萬野戰軍從四面八方「火速」向唐山進軍，儼然像打一場大戰。
而這次四川大地震，最初只派出五千軍隊。而當時已經清楚地知道是7.8級的強震、死亡人數上萬，還有幾萬人下落不明，才派五千人去救援！中共中央難道是豬腦袋在指揮？！後來當局雖然說救災人員已達11萬，但唐山是一個城市，而這次四川地震則波及很多分散的山區鄉鎮，還是顯得救援人數不足。
當年雖是四人幫時代，但在主持地震救災的中共高層中，有曾在唐山做過市委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吳德。當他得知當年英國人盖的牆有一米厚、最堅固的大樓也塌了，就知道「唐山不存在了」，更刺激了救援決心和急迫感。當時設在北京的救災總部，據錢鋼的書，有總參、空軍、鐵道部、衛生部、商業部、煤炭部、國家物資總局等負責人參加，幾乎是全國動員。
而這次中國總理溫家寶不在北京這個電訊中心進行統籌指揮，卻帶著媒體的記者們，乘好幾個小時的飛機跑到四川，拿著麥克風講話「做秀」，然後通過政府控制的媒體，製造「國家領導人」關心災民的神話。簡直比四人幫時的吳德要「無德」多了。每當中國遇到災難，借機張揚政府和領導人永遠比救命救人更重要；這是中共歷來的傳統。
唐山地震時，中國的空軍全部動員。錢鋼的書說，在知道地震的第一時間，空軍司令攤開地圖，標出全國各個機場的位置，擬訂救護登機方案。當天下午就有五架飛機分載大同、陽泉、峰峰、撫順、淄博、淮南礦山救護隊趕到唐山。
可是在唐山地震發生30年之後，中國在經濟能力、科技水平都遠非當年可比的情況下，四川大地震發生幾個小時之後，有報導說，成都軍區派兩架直升機飛往「震中」的汶川。飛行員哭著報告：慘不忍睹，95%的建築倒塌，看到躺著的人多，會動的人很少。既然直升飛機可以開進去，為什麼只是2架，而不是20架、200架，馬上空降部隊、空投急需物質？
錢鋼的書說，唐山地震後，全國有二百個醫療隊、一萬多醫護人員，在唐山廢墟上設立救護點，瓦礫上插著一塊塊木牌和旗幟﹕空軍總院、海軍總院、上海六院等等，進行緊急救援；並調動大批飛機和列車，開始了歷史上罕見的全國範圍內的傷患大轉移；僅用飛機運到遼寧的傷患就有18591名（骨折傷占58%）。
可在今天的四川救災活動中，至今還看不到這樣的畫面，只是看到溫家寶在攝像機前，以他那「賬房先生」的模樣，大講什麼「同胞們，同志們，在災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鎮定、信心、勇氣和強有力的指揮。」不要說這全是官話、套話、廢話，就等溫家寶拖著長腔講完這一句話，好幾條人命就沒了。難怪中國網民憤怒地說，官方千篇一律地重複什麼「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可地震都幾個小時了，人都死得差不多了，還要你們來裝腔作勢幹什麼？
第五，地震後都是控制媒體，不讓人民知道真相。根據錢鋼的調查，唐山地震時，「如果有人帶一部照相機，立刻會被警察抓起來，相機會被沒收。」地震消息和死亡人數等都是「秘密」（唐山死亡人數是地震三年後才公開的）。很多唐山地震照片，「不是由當時的記者拍的，是科學工作者在日後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類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築物破壞』。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傷的人的照片呢？幾乎是找不到。」在唐山後來建的「抗震紀念館」中，九個展廳竟有八個展示「新唐山建設成就」。只有一個展廳和地震有關。而關於地震預報情況，只有角落裡的四幅小圖畫，畫的是雞不上窩、黃鼠狼搬家等圖案。共產黨的草菅人命、視政治宣傳如命，在這個展覽中可謂一覽無余。
這次四川大地震，雖然可以拍照、也有記者進去採訪，但共產黨仍是通過控制的媒體來左右輿論。有報社編輯透露說，總編室傳達中央領導指示：關於四川等省區5.12地震傷亡情況，任何媒體不得擅自發佈，待國務院授權後才能發佈，各媒體一律不得到地震災區採訪。中國民眾從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看到的救災消息和畫面，都是經當局審查過的有利於政府的宣傳。
正由於政府控制新聞，所以，在地震中倒塌了很多學校教學樓，近二千學生遇難，而政府大樓卻安然無恙這種消息卻不被重點報導。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日發表題為「中國地震更暴露出正擴大的貧富差距」（China Earthquake Exposes A Widening Wealth Gap）的報導指出﹕相當於德國、有8200萬人口的四川，鄉村地區的人均收入去年才590美元；這場地震對窮人來說是雪上加霜，今後生活更艱難。這些真情也很難上到官方報紙版面。
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正在成都機場進關、辦理返台手續的台灣紅葉旅行團的成員表示，地震時，「正在機場查驗護照的官員拔腿就跑，接著一片混亂，機場官員各跑各的。」這些「拔腿就跑」、放棄職守的行為，中國官方媒體則不予報導。中國開放了三十年，但控制新聞，尤其遇到大災難時操縱媒體，則沒有任何本質變化。
第六，都是事後拒絕國際援助。唐山地震時，美國，英國，日本，以及聯合國等，都明確表示要向中國提供緊急援助。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經驗的日本，當時的外相宮澤喜一在內閣會議提出緊急援助中國方案獲通過後，立即準備了藥物，衣物，帳篷等。但所有這些外國援助，一律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中共中央慰問災區團到唐山，中共領導人說，「我們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不著別人插手，用不著別人支援我們！」那些聽眾們熱烈鼓掌，歡呼，流泪……今天，連當年的官員也承認這是做了一件蠢事。
但不可原諒的是，今天的中國政府居然一如既「蠢」。在四川地震發生後，國際社會，尤其是對地震救災很有經驗的日本、台灣，還有澳大利亞等，都提出派搜索隊參加營救，但在對保住人命最關鍵的震後72小時之內，這些要求均遭中國政府拒絕。日本救難協會理事長伊藤裕成很感嘆地說，「受災情況已擴大成這個樣子，還不接受外界的支援，實在令人感到很遺憾。」他們的救難人員將攜帶碎石機、起重器等工具，可協助搜救被壓在倒塌建築物底下的人。中共政府這種可惡的拒絕外援的舉動，和目前遭到強烈風災、幾十萬人死亡卻長時間拒絕外援的緬甸軍人政府完全一樣，那就是意識形態遠比生命重要！每到關鍵時刻，獨裁政府的本色一定要顯露一下。
第七，政府都是利用地震進行「愛民」宣傳，將錯誤變成政績。錢鋼說，唐山地震後，我們都佩帶一個徽章，上有四個字：人定勝天。當時中國報紙上，幾乎都是這種報導﹕「一位倖存者從廢墟中鑽出來，首先搶救生產隊的牲口。」「一位老大娘被救出時，捧出了她保護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她問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著沒有？聽說沒有，激動得欲跪下磕頭。」發生了那麼大的災難，政府既無事先預警，事後也因政策失誤（救援部隊不帶大型機械等搶救設備等），導致很多人等死，但由於政府控制媒體和輿論，結果中國老百姓，包括唐山民眾還要對共產黨「感激涕零」。
今天，雖然上述唐山地震時人們那種政治瘋勁不見了，也不再先搶救牲口、跪拜胡錦濤了，但是，在政府操縱媒體的新聞制度下，官方電視畫面，仍幾乎全是政府如何調動各方力量，怎麼努力救援。一場中共政府領導下的國家地震局沒有預警的大災難，反倒通過宣傳變成了黨和政府的「成績」。這和唐山地震時的情況本質是一樣的，雖然前後相差了32年，整整一代人！
但畢竟今天的中國已非四人幫時代，人民也不再那麼愚昧。雖然官方控制媒體，但民眾自發用手機等拍了很多現場照片。更有人敢在網絡上痛斥國家地震局無能、溫家寶「做秀」、共產黨政府腐敗。
這場大地震，像當年唐山地震一樣，暴露出中國的制度問題。在發生多次強震的中國，政府卻沒有給予更多的地震研究資金，以達事先預報，挽救更多生命。1976年時的中國，處於政治運動狂熱之中。今天的中國，則處於民族主義瘋癲。中國雖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存底，卻用來辦好大喜gong、炫耀國家強大的奧運會（實則通過煽動民族主義，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北京奧運最初預算三百億人民幣，現已增至四千億，相當650億美元，不僅是2004年雅典奧運會的五倍，而且超過人類以前歷屆全部奧運會開支的總和！這個人均收入才一千多美元、仍很貧窮落後的國家，真是瘋了！
即使中共拿出奧運投資的百分之一，今天四川的救災也不會是這樣的局面。共產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不僅是天災時無法有效救援，更是所有政治「人禍」的源頭。因為本質上，共產黨才是導致所有災難的「震中」！
——寫於2008年5月15日（原載「大紀元」）
2008-05-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697
《星期專論》﹕地震掀起民族主義狂暴
曹長青
中國四川地震，死亡人數已愈五萬，世人悲痛、哀悼。但北京當局卻一如既往，利用其全面控制的媒體，借大災難宣揚黨和政府的救災gong績，煽動民族主義狂熱，以此強化其統治。遺憾的是，台灣的某些媒體和政黨，也以什麼「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口號，情不自禁地迎合北京的宣傳。
自地震以來，中國媒體每天都有密集的救災報導，但其主旋律和毛時代的驚人相似，足令人嘆為觀止。觀眾在電視螢幕反復看到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和及時救援，什麼溫總理到災區講話，胡主席奔赴四川，胡溫災區匯合，儼然一副當年「朱毛」井岡山會師般「偉大」。
在電視直播的大型救災晚會上，那些所謂的文人藝術家們，用拍賣場的方式，現場唱名捐款，當眾表白他們「熱愛中國」「振興中華」的滿腔熱血。晚會以全體高唱幾十年來被灌到每個中國人血液裏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這支革命歌曲結束。最後把觀眾的情緒調動到近乎文革時代的亢奮。全部的不同是把當年對「黨和毛主席」的熱血，變成了今天的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沸騰。一場帶來巨大生命損失的災難，就如此自然而然地再一次變成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契機。
強迫捐款，「愛國」恐怖
步奧運火炬傳遞後塵，這次煽動更是gong效卓著。例如，對事先已有地震徵兆，但為何沒有預警一事，不僅在中國媒體不能被質疑，更不能公開批評，即使在自由的美國，有人對四川地震沒預報提出質問，竟遭到親共華人毆打（打人者已遭拘捕）。而對捐款更是不容分說成為「必須」之舉，少捐就是不愛國，遭到譴責、辱罵。中國有些單位還「定額、定指標」，要求人們必須捐多少。有企業家憤怒這種「強迫」方式，只捐一元錢，近乎被網上暴民強暴。中國的「憤青」們甚至去圍攻他們認為捐的不夠多的「麥當勞」等外國連鎖店。一股巨大、狂暴的民族主義、群體主義之風，借災難再次席捲中國。
在群體主義、國家至上，甚至多數暴政的氣氛中，個人權利（捐和不捐的權利）、個體價值，自由主義精神等等，完全沒有立足之地。在把「捐」變成「強迫」的同時，沒有任何人提出，在中國那個層層官僚貪污的腐敗制度中，怎樣監督捐款真正送到災民手中。
在這樣一種全民瘋狂的精神狀態（mentality）下，即使沒有政府的嚴密控制，對這場地震沒有預警的質疑和討論恐怕都沒法進行。1976年唐山大地震導致24萬人喪生，現已證實，其中具有巨大的人為責任。因震前22天內，地震專家提出過九次預警報告，但由於怕影響正在進行的政治運動，這些警報均被壓住，官方沒有向社會「預報」。現任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曾對媒體公開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但這個造成二十多萬人死亡的「漏報」責任，至今都沒被追究，更沒有一個官員遭處分。
對地震事先並非不知情
今天的四川地震，已有很多跡象證實，很可能像唐山地震一樣，也是因政治原因而「漏報」。據報導，至少有兩名中國地震專家發出過預警報告，但也是被壓住不報或無視。但四川當地的軍工部門和煤礦等，事前都接到地震警報；煤礦以「地質不穩定」為由，震前已停工，說明相關政府部門並非完全不知情。連中共甘肅省委書記陸浩也在震後講話透露，省地震局「在震前就對這次地震的趨勢做過預測，並向省委、省政府做過報告」。但該講話報導在中共新華社網站刊登不久，就被刪除，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中國地震局官員強調，「為了不影響奧運火炬的正常傳遞和不引起社會的恐慌」。
在震後的中國地震局新聞發佈會上，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他們曾接到四川地震局七名職工投訴，說在震前幾天就察覺到地震跡象，但局裏說為保證奧運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這個消息。
「人命關天」在中國早已被意識形態和「民族大業」而取代。在民主國家，無論政府怎麼做，媒體和民眾都首先要檢查和譴責政府失職的錯誤。但在專制國家，正好相反；連災難都成為抬高獨裁者、膨脹民主主義的發酵劑。在這種狀態下，中國民眾就要沿著當年軍國統治下的日本、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民眾的路子往前走。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5月25日「星期專論」
2008-05-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01
曹長青
四川汶川5. 12大地震，幾萬人死亡，震動中外。中國在七十年代曾發生唐山大地震，24萬人喪生。32年間這兩場大地震，有很多相同性，通過比較，人們可以看出中國的進步和落後。
首先，兩次地震都是7.8級，當於400個投到廣島的原子彈破壞力，屬於強級地震。但對這兩次地震，中國地震局都沒有事先做出警報，完全在狀況外。雖說地震是天災，準確預報很不易，但在發生過邢台、唐山等大地震，中國又處於地震帶的情況下，有關部門更應致力地震研究和預測。但對這兩次大地震，「吃地震飯」的中國專家和官員顯然全都「失職」。
第二，震前都發生自然界反常現象，但都沒被重視。在第一時間到唐山地震現場採訪的《解放軍報》記者錢鋼在其所著《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描述，在地震前夕，自然界出現很多「異常現象」﹕唐山附近的沿海漁場，魚兒像是瘋了，紛紛上浮、翻白，極易捕捉；大白天，蝙蝠滿院子飛；蜻蜓像蝗蟲般以百米的寬度飛行；棉花地老鼠成片倉皇奔竄；黃鼠狼結隊向村內大轉移……
在這次四川大地震前夕，也有類似現象﹕震前兩天，綿竹市出現數十萬蟾蜍爬上馬路大遷徙（綿竹離震中汶川只有幾十公里）。不僅四川，江蘇的江都、泰州、常熟等地，都出現過數萬蟾蜍群移的反常現象。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後來也說，唐山「地震前已出現異常現象也是事實」。但既然已有「前唐之鑒」，中國地震局的官僚們卻對四川的「異常」習以為常，根本沒予重視。
第三，震前都有報警，但都被忽視。唐山人張慶洲經過長期調查，於2000年寫出20萬字《唐山大地震漏報真相》專著（後改名《唐山警世錄》，目前仍被中宣部列為禁書，因擔心民衆知道內情）。該書引用中國地震局資料證實，在唐山地震前22天之內，地震專家汪成民等做出過多達9次（！）的預警報告，但由於中國當時正處於批鄧反孔運動（當年初周恩來去世，鄧小平被打倒），「國家地震局沒人敢向中央彙報震情預報」；所有預警報告都被壓住沒上報（唐山地震六週後毛去世）。甚至在震前14天，唐山當地的地震科研小組成員田金武還當著來自全國參加地震考察會議的百名官員和專家「鄭重發出地震警報：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區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有可能達到8級。」但這一切都是「說了白說」，那是一個政治壓倒一切的時代。
而距唐山一百多公里的青龍縣，當年雖震倒18萬間房屋，但全縣47萬人無一死亡，就因當地縣領導得到汪成民等地震專家的警示，做出了防震準備。
2005年底，在距唐山大地震近30週年之際，中國國家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在回答媒體提問時公開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但這輕描淡寫的九個字背後，是24萬人死亡，70萬人受傷，7千個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絕戶，7千多個丈夫失去妻子、8千多個妻子失去了丈夫！
這次四川大地震，之前也有警訊。在震前9天，四川民間就有將發生地震的傳言，民眾打電話給當地防震局要求採取措施，可能是由於很多自然界的異常現象令人想起唐山大地震。但四川的地震部門不去深入研究和採證，卻馬上指這是「謠言」，並要追查謠源，還在四川省政府網上發佈「避謠」公告。但在地震真的發生之後，省政府的網上「避謠」公告卻馬上被刪除了。
另一個反常現象是，汶川大地震發生12分鐘之後，英國路透社就引用美國地震報告說，四川發生了7.9級地震。而中國新華社在地震發生28分鐘、即近半小時後才公佈說，四川發生了7.6級地震（後來修訂為7.8級）。如果說對地震不能事先預報，但地震發生之後，中國政府為什麼在第一時間隱而不報？而且連地震級別都「弄不清楚」、還再改動？這裡面到底是什麼原因，是不是也像唐山大地震一樣有政治因素？這無法不令人質疑。唐山地震的漏報，是在事件發生十年後、錢鋼的採訪錄《唐山大地震》問世（1986年）才有所披露；直到事件發生29年後、張慶洲的調查性專著《唐山警示錄》問世（2005年）才揭出真相。而今天的四川大地震，不知還要等多少年，世人才能知道真正的內幕。
第四，兩次大地震後的政府救援都是低效、無能。錢鋼在《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感嘆說，早在公元132年，中國東漢時期的張衡就研製出人類第一台地震儀，能測出地震方向。可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時，中國的地震官員們卻無法知道「震中」在哪裡，只得用最原始方式，派人出去尋找。最後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幾個倖存者正開車向北京報警，再加上北京電信局說，往唐山的電話全都打不通，才確定「震中」是唐山。這時距唐山地震已有二個半小時之久。也就是說，至少在唐山地震後的150分鐘之內，這個災難城市，沒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和信息。
確定唐山是震中後，北京高層馬上派軍隊去唐山救援。可是趕去的部隊完全沒有地震救災經驗，沒有帶起重機、電焊、切割機等必要的大型救援設備。直到地震發生十天（！）之後，才調進去吊車等。在地震後長達200多個小時之內，無數被夾在石板或重物之下的倖存者，都眼睜睜地死了。錢鋼在採訪時發現，一個營有三分之二的戰士指甲全部剝落，雙手血肉模糊。因很多時候都是用手扒廢墟救人。當時的悲哀、緊急氣氛可想而知，但當官的沒有專業知識導致的決策錯誤，多少雙手致殘，也扒不回來那些生命了！
而這次四川地震，中國政府派去的救援軍隊，從媒體畫面可以看到，仍是缺乏大型機器，大部份救災人員仍是徒手救人，和當年一樣完全沒有地震救災經驗。中國有過邢台、唐山等多次大地震，救災部隊需要帶吊車、電鋸、電焊切割機等大型機械，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識，但北京當局顯然沒有認真做救援操練和準備。溫家寶指揮的「救災」，仍和當年四人幫一個水平！
但和當年不同的是，據錢鋼書中的描述，在唐山地震的第一時間，北京高層就要求負責國防的副總理陳錫聯報出「一連串野戰軍的番號和駐地」，調動了十萬軍隊去救災。什麼「摩托化軍」、裝甲師、尖刀連等都用上了，十萬野戰軍從四面八方「火速」向唐山進軍，儼然像打一場大戰。
而這次四川大地震，最初只派出五千軍隊。而當時已經清楚地知道是7.8級的強震、死亡人數上萬，還有幾萬人下落不明，才派五千人去救援！中共中央難道是豬腦袋在指揮？！後來當局雖然說救災人員已達11萬，但唐山是一個城市，而這次四川地震則波及很多分散的山區鄉鎮，還是顯得救援人數不足。
當年雖是四人幫時代，但在主持地震救災的中共高層中，有曾在唐山做過市委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吳德。當他得知當年英國人盖的牆有一米厚、最堅固的大樓也塌了，就知道「唐山不存在了」，更刺激了救援決心和急迫感。當時設在北京的救災總部，據錢鋼的書，有總參、空軍、鐵道部、衛生部、商業部、煤炭部、國家物資總局等負責人參加，幾乎是全國動員。
而這次中國總理溫家寶不在北京這個電訊中心進行統籌指揮，卻帶著媒體的記者們，乘好幾個小時的飛機跑到四川，拿著麥克風講話「做秀」，然後通過政府控制的媒體，製造「國家領導人」關心災民的神話。簡直比四人幫時的吳德要「無德」多了。每當中國遇到災難，借機張揚政府和領導人永遠比救命救人更重要；這是中共歷來的傳統。
唐山地震時，中國的空軍全部動員。錢鋼的書說，在知道地震的第一時間，空軍司令攤開地圖，標出全國各個機場的位置，擬訂救護登機方案。當天下午就有五架飛機分載大同、陽泉、峰峰、撫順、淄博、淮南礦山救護隊趕到唐山。
可是在唐山地震發生30年之後，中國在經濟能力、科技水平都遠非當年可比的情況下，四川大地震發生幾個小時之後，有報導說，成都軍區派兩架直升機飛往「震中」的汶川。飛行員哭著報告：慘不忍睹，95%的建築倒塌，看到躺著的人多，會動的人很少。既然直升飛機可以開進去，為什麼只是2架，而不是20架、200架，馬上空降部隊、空投急需物質？
錢鋼的書說，唐山地震後，全國有二百個醫療隊、一萬多醫護人員，在唐山廢墟上設立救護點，瓦礫上插著一塊塊木牌和旗幟﹕空軍總院、海軍總院、上海六院等等，進行緊急救援；並調動大批飛機和列車，開始了歷史上罕見的全國範圍內的傷患大轉移；僅用飛機運到遼寧的傷患就有18591名（骨折傷占58%）。
可在今天的四川救災活動中，至今還看不到這樣的畫面，只是看到溫家寶在攝像機前，以他那「賬房先生」的模樣，大講什麼「同胞們，同志們，在災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鎮定、信心、勇氣和強有力的指揮。」不要說這全是官話、套話、廢話，就等溫家寶拖著長腔講完這一句話，好幾條人命就沒了。難怪中國網民憤怒地說，官方千篇一律地重複什麼「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可地震都幾個小時了，人都死得差不多了，還要你們來裝腔作勢幹什麼？
第五，地震後都是控制媒體，不讓人民知道真相。根據錢鋼的調查，唐山地震時，「如果有人帶一部照相機，立刻會被警察抓起來，相機會被沒收。」地震消息和死亡人數等都是「秘密」（唐山死亡人數是地震三年後才公開的）。很多唐山地震照片，「不是由當時的記者拍的，是科學工作者在日後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類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築物破壞』。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傷的人的照片呢？幾乎是找不到。」在唐山後來建的「抗震紀念館」中，九個展廳竟有八個展示「新唐山建設成就」。只有一個展廳和地震有關。而關於地震預報情況，只有角落裡的四幅小圖畫，畫的是雞不上窩、黃鼠狼搬家等圖案。共產黨的草菅人命、視政治宣傳如命，在這個展覽中可謂一覽無余。
這次四川大地震，雖然可以拍照、也有記者進去採訪，但共產黨仍是通過控制的媒體來左右輿論。有報社編輯透露說，總編室傳達中央領導指示：關於四川等省區5.12地震傷亡情況，任何媒體不得擅自發佈，待國務院授權後才能發佈，各媒體一律不得到地震災區採訪。中國民眾從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看到的救災消息和畫面，都是經當局審查過的有利於政府的宣傳。
正由於政府控制新聞，所以，在地震中倒塌了很多學校教學樓，近二千學生遇難，而政府大樓卻安然無恙這種消息卻不被重點報導。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日發表題為「中國地震更暴露出正擴大的貧富差距」（China Earthquake Exposes A Widening Wealth Gap）的報導指出﹕相當於德國、有8200萬人口的四川，鄉村地區的人均收入去年才590美元；這場地震對窮人來說是雪上加霜，今後生活更艱難。這些真情也很難上到官方報紙版面。
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正在成都機場進關、辦理返台手續的台灣紅葉旅行團的成員表示，地震時，「正在機場查驗護照的官員拔腿就跑，接著一片混亂，機場官員各跑各的。」這些「拔腿就跑」、放棄職守的行為，中國官方媒體則不予報導。中國開放了三十年，但控制新聞，尤其遇到大災難時操縱媒體，則沒有任何本質變化。
第六，都是事後拒絕國際援助。唐山地震時，美國，英國，日本，以及聯合國等，都明確表示要向中國提供緊急援助。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經驗的日本，當時的外相宮澤喜一在內閣會議提出緊急援助中國方案獲通過後，立即準備了藥物，衣物，帳篷等。但所有這些外國援助，一律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中共中央慰問災區團到唐山，中共領導人說，「我們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不著別人插手，用不著別人支援我們！」那些聽眾們熱烈鼓掌，歡呼，流泪……今天，連當年的官員也承認這是做了一件蠢事。
但不可原諒的是，今天的中國政府居然一如既「蠢」。在四川地震發生後，國際社會，尤其是對地震救災很有經驗的日本、台灣，還有澳大利亞等，都提出派搜索隊參加營救，但在對保住人命最關鍵的震後72小時之內，這些要求均遭中國政府拒絕。日本救難協會理事長伊藤裕成很感嘆地說，「受災情況已擴大成這個樣子，還不接受外界的支援，實在令人感到很遺憾。」他們的救難人員將攜帶碎石機、起重器等工具，可協助搜救被壓在倒塌建築物底下的人。中共政府這種可惡的拒絕外援的舉動，和目前遭到強烈風災、幾十萬人死亡卻長時間拒絕外援的緬甸軍人政府完全一樣，那就是意識形態遠比生命重要！每到關鍵時刻，獨裁政府的本色一定要顯露一下。
第七，政府都是利用地震進行「愛民」宣傳，將錯誤變成政績。錢鋼說，唐山地震後，我們都佩帶一個徽章，上有四個字：人定勝天。當時中國報紙上，幾乎都是這種報導﹕「一位倖存者從廢墟中鑽出來，首先搶救生產隊的牲口。」「一位老大娘被救出時，捧出了她保護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她問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著沒有？聽說沒有，激動得欲跪下磕頭。」發生了那麼大的災難，政府既無事先預警，事後也因政策失誤（救援部隊不帶大型機械等搶救設備等），導致很多人等死，但由於政府控制媒體和輿論，結果中國老百姓，包括唐山民眾還要對共產黨「感激涕零」。
今天，雖然上述唐山地震時人們那種政治瘋勁不見了，也不再先搶救牲口、跪拜胡錦濤了，但是，在政府操縱媒體的新聞制度下，官方電視畫面，仍幾乎全是政府如何調動各方力量，怎麼努力救援。一場中共政府領導下的國家地震局沒有預警的大災難，反倒通過宣傳變成了黨和政府的「成績」。這和唐山地震時的情況本質是一樣的，雖然前後相差了32年，整整一代人！
但畢竟今天的中國已非四人幫時代，人民也不再那麼愚昧。雖然官方控制媒體，但民眾自發用手機等拍了很多現場照片。更有人敢在網絡上痛斥國家地震局無能、溫家寶「做秀」、共產黨政府腐敗。
這場大地震，像當年唐山地震一樣，暴露出中國的制度問題。在發生多次強震的中國，政府卻沒有給予更多的地震研究資金，以達事先預報，挽救更多生命。1976年時的中國，處於政治運動狂熱之中。今天的中國，則處於民族主義瘋癲。中國雖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存底，卻用來辦好大喜gong、炫耀國家強大的奧運會（實則通過煽動民族主義，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北京奧運最初預算三百億人民幣，現已增至四千億，相當650億美元，不僅是2004年雅典奧運會的五倍，而且超過人類以前歷屆全部奧運會開支的總和！這個人均收入才一千多美元、仍很貧窮落後的國家，真是瘋了！
即使中共拿出奧運投資的百分之一，今天四川的救災也不會是這樣的局面。共產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不僅是天災時無法有效救援，更是所有政治「人禍」的源頭。因為本質上，共產黨才是導致所有災難的「震中」！
——寫於2008年5月15日（原載「大紀元」）
2008-05-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697
《星期專論》﹕地震掀起民族主義狂暴
曹長青
中國四川地震，死亡人數已愈五萬，世人悲痛、哀悼。但北京當局卻一如既往，利用其全面控制的媒體，借大災難宣揚黨和政府的救災gong績，煽動民族主義狂熱，以此強化其統治。遺憾的是，台灣的某些媒體和政黨，也以什麼「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口號，情不自禁地迎合北京的宣傳。
自地震以來，中國媒體每天都有密集的救災報導，但其主旋律和毛時代的驚人相似，足令人嘆為觀止。觀眾在電視螢幕反復看到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和及時救援，什麼溫總理到災區講話，胡主席奔赴四川，胡溫災區匯合，儼然一副當年「朱毛」井岡山會師般「偉大」。
在電視直播的大型救災晚會上，那些所謂的文人藝術家們，用拍賣場的方式，現場唱名捐款，當眾表白他們「熱愛中國」「振興中華」的滿腔熱血。晚會以全體高唱幾十年來被灌到每個中國人血液裏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這支革命歌曲結束。最後把觀眾的情緒調動到近乎文革時代的亢奮。全部的不同是把當年對「黨和毛主席」的熱血，變成了今天的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沸騰。一場帶來巨大生命損失的災難，就如此自然而然地再一次變成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契機。
強迫捐款，「愛國」恐怖
步奧運火炬傳遞後塵，這次煽動更是gong效卓著。例如，對事先已有地震徵兆，但為何沒有預警一事，不僅在中國媒體不能被質疑，更不能公開批評，即使在自由的美國，有人對四川地震沒預報提出質問，竟遭到親共華人毆打（打人者已遭拘捕）。而對捐款更是不容分說成為「必須」之舉，少捐就是不愛國，遭到譴責、辱罵。中國有些單位還「定額、定指標」，要求人們必須捐多少。有企業家憤怒這種「強迫」方式，只捐一元錢，近乎被網上暴民強暴。中國的「憤青」們甚至去圍攻他們認為捐的不夠多的「麥當勞」等外國連鎖店。一股巨大、狂暴的民族主義、群體主義之風，借災難再次席捲中國。
在群體主義、國家至上，甚至多數暴政的氣氛中，個人權利（捐和不捐的權利）、個體價值，自由主義精神等等，完全沒有立足之地。在把「捐」變成「強迫」的同時，沒有任何人提出，在中國那個層層官僚貪污的腐敗制度中，怎樣監督捐款真正送到災民手中。
在這樣一種全民瘋狂的精神狀態（mentality）下，即使沒有政府的嚴密控制，對這場地震沒有預警的質疑和討論恐怕都沒法進行。1976年唐山大地震導致24萬人喪生，現已證實，其中具有巨大的人為責任。因震前22天內，地震專家提出過九次預警報告，但由於怕影響正在進行的政治運動，這些警報均被壓住，官方沒有向社會「預報」。現任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曾對媒體公開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但這個造成二十多萬人死亡的「漏報」責任，至今都沒被追究，更沒有一個官員遭處分。
對地震事先並非不知情
今天的四川地震，已有很多跡象證實，很可能像唐山地震一樣，也是因政治原因而「漏報」。據報導，至少有兩名中國地震專家發出過預警報告，但也是被壓住不報或無視。但四川當地的軍工部門和煤礦等，事前都接到地震警報；煤礦以「地質不穩定」為由，震前已停工，說明相關政府部門並非完全不知情。連中共甘肅省委書記陸浩也在震後講話透露，省地震局「在震前就對這次地震的趨勢做過預測，並向省委、省政府做過報告」。但該講話報導在中共新華社網站刊登不久，就被刪除，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中國地震局官員強調，「為了不影響奧運火炬的正常傳遞和不引起社會的恐慌」。
在震後的中國地震局新聞發佈會上，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他們曾接到四川地震局七名職工投訴，說在震前幾天就察覺到地震跡象，但局裏說為保證奧運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這個消息。
「人命關天」在中國早已被意識形態和「民族大業」而取代。在民主國家，無論政府怎麼做，媒體和民眾都首先要檢查和譴責政府失職的錯誤。但在專制國家，正好相反；連災難都成為抬高獨裁者、膨脹民主主義的發酵劑。在這種狀態下，中國民眾就要沿著當年軍國統治下的日本、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民眾的路子往前走。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原載台北《自由時報》2008年5月25日「星期專論」
2008-05-2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1701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