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an Kundera 文學作品中的音樂觀點

Milan Kundera 文學作品中的音樂觀點 大綱 一、 二十世紀具顯著音樂觀點之作家及重要著作 二、 Milan Kundera 簡介 （一）生平概述 （二）作品與風格 （三）獲獎紀錄 三、 Milan Kundera 文學作品中的音樂觀點 （一） Kundera 談 Beethoven （二） Kundera 談 Janáček （三） Kundera 談 Stravinsky 一、 二十世紀具顯著音樂觀點之作家及重要著作 活躍於二十世紀之作家中，具鮮明音樂觀點並在文學著作中表達者，前半為 Romain Rolland（羅曼•羅蘭）(1866-1954)，其最著名的音樂相關小說為十卷的《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 1903-12)，敘述一位作者想向之音樂家的生命歷程、掙扎與音樂創作之省思。二十世紀後半便是 Milan Kundera（米蘭•昆德拉）(1929-)，在其音樂觀點中，尤其對 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Leoš Janáček(1854-1928)與 Igor Stravinsky(1882-1971)這三位作曲家有獨到見解。 二、 Milan Kundera 簡介 Milan Kundera 是捷克裔法國作家，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Brno)。1975年移居法國並於1981年入法國籍。著名作品包括《玩笑》(The Joke, 1967)、《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1979)、《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1984)及《緩慢》(Slowness, 1995)等。 （一）生平概述 Kundera 生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 Ludvik Kundera(1891-1971)曾是 Janáček 的門生，是捷克之重要音樂學者與鋼琴家，於 1948 至 1961 年擔任 Janáček 音樂學院院長。 Milan Kundera 自幼隨父親學習鋼琴，而後亦接受音樂學與作曲訓練，此音樂相關之養成教育深刻影響其文學作品，有時他甚至在書中直接以樂譜表達其觀點。表兄 Ludvik Kundera（生卒年不詳）亦為作家與翻譯家。 Milan Kundera 於 1948 年進入布拉格的 Charles 大學藝術學院修習文學與美學，後又轉至表演藝術學院之電影學院學習電影導演與劇本寫作，並於 1952 年畢業並受該學院聘為世界文學講師。青少年時期（確切年份不詳）， Kundera 加入共產黨，該黨卻於 1948 年掌權後加強鬥爭， Kundera 曾於 1950 年遭開除， 1956 年又獲重新接受， 1970 年二度被開除並永久脫離該黨。 與許多東歐藝術家和作家如 Pavel Kohout(1928-)、 Vaclav Havel(1936-2011)相似， Kundera 部分參與了 1968 年「布拉格之春」(The Prague Spring)的短暫改革運動。這場運動以樂觀的改革精神開始，卻最終被蘇聯和其他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軍隊鎮壓，儘管 Kundera 與 Vaclav Havel 仍大聲疾呼改革，仍無法動搖蘇聯及東歐共產黨之獨裁本質， Kundera 最終放棄在共產黨內部進行改革的幻想。在其第一部作品《玩笑》中， Kundera 竭力諷刺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由於對蘇聯入侵行徑的批評，在布拉格被蘇軍佔領後不久他就被列入黑名單。他的作品也全部被禁。1975年， Kundera 遷居法國，於 Rennes 教了幾年書。1979 年捷克公民全被撤銷， 1981 年正式入籍法國，此後雖偶與捷克之友人聯絡，卻幾乎不再返鄉 （二）作品與風格 如上所提， Kundera 早期以《玩笑》為代表的作品，政治批判與諷刺的意味相對濃厚， 1979 年完成的《笑忘書》仍略具此性質，講述在蘇聯人佔領之下的普通捷克人之生活與不同行是之抗議。這部小說同時包含了幾篇並無甚關聯的故事，還夾雜了很多作家自身的思索，奠定了 Kundera 移居法國初期作品的基調。 從 1984 年發表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開始，此議題逐漸銷聲匿跡。這是他一生中最具影響力也最為人所知的作品，以編年史的風格描述幾位男、女角色在「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前後於自身的國家捷克與西歐國家適應生活和人際關係之種種不同困境，並加入不少深刻的哲思，探討個人在世界甚至宇宙中的地位與倫理問題。1988年，美國導演 Philip Kaufman 將其改編成電影。 1990 年， Kundera 發表《不朽》(Immortality)，是他最後一部用捷克語寫成的作品。小說具有顯著的國際化趨勢，較早先的作品更減少了政治性，而加入了更多哲學性沈思，這本著作奠定了他晚期作品的風格。 Kundera 一直堅持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小說家，而非一個政治作家、流亡作家或異議作家，甚至認為自己的文學應歸入法國文學之列。從《笑忘書》開始，其小說的政治性因素就一直減少，直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廣闊的哲學脈絡中思考政治、文學、藝術與人生問題，語調總略帶戲謔。其參考與受影響之作家與哲學家包括 Giovanni Boccaccio(1313-75)、 Francois Rabelais(1483/94-1553)、 Miguel de Cervantes(1547-1616)、 Henry Fielding(1707-54)、 Laurence Sterne(1713-68)、 Denis Diderot(1713-84)、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Robert Musil(1880-1942)、 Franz Kafka(1883-1924)、 Hermann Broch(1886-1951)、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與 Witold Gombrowicz(1904-69)，此外頗欣賞 Gustave Flaubert(1821-80)與 Ernest Hemingway(1899-1961)；較不喜愛 Honore de Balzac(1799-1850)、 Victor Hugo(1802-85) 與 Charles Dickens(1812-70)。 重要作品： 小說：《玩笑》(Žert, 1967)、《告別圓舞曲》(Valčík na rozloučenou, 1972)（或譯「為了告別的聚會」）、《生活在別處》(Život je jinde, 1973)、《笑忘書》(Kniha smíchu a zapomnění, 1978)（又譯「笑忘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Nesnesitelná lehkost bytí, 1984)、《不朽》(Nesmrtelnost, 1990)、《緩慢》(La Lenteur, 1995)、《身份》(L'Identité, 1998)、《無知》(L'Ignorance, 2000) 短篇故事集：《可笑的愛》(Směšné lásky, 1969) 文學評論：《小說的藝術》(L'art du Roman, 1986)、《被背叛的遺囑：九部分構成之文章》(Les testaments trahis: essai, 1992-3)、《帷幕》(Le Rideau, 2005)、《相遇》(Une rencontre, 2009) 戲劇：《擁有鑰匙的人》(Majitelé klíčů, 1962)、《兩年，兩場婚禮》(Dvě uši, dvě svatby,1968)、《大錯》(Ptákovina, 1969)、《雅克和他的主人》(Jakub a jeho pán: Pocta Denisu Diderotovi, 1971) （三）獲獎紀錄 Kundera 曾六度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但截至目前為止未獲獎。儘管如此，仍得到不少文學相關獎項之肯定，如 The Jerusalem Prize(1985)、 The Austrian State Prize for European Literature(1987)、 the international Herder Prize(2000)、 the Czech State Literature Prize(2007)、 the Ovid Prize(2011)，此外於 2010 年成為其故鄉 Brno 的榮譽市民。 三、 Milan Kundera 文學作品中的音樂觀點 音樂在 Kundera 的寫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在《玩笑》一書中便可發現其對 Arnold Schönberg(1874-1951)與非調性音樂的些許探討，而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章節名稱，亦可觀察出類似樂曲架構之對稱性，名稱分別為：輕與重、靈與肉、誤解的詞、靈與肉、輕與重、偉大的進軍、卡列寧的微笑。此外，其常使用音樂性術語作為譬喻或形容方式，如小說《緩慢》第三節中，描述一位從捷克到法國參加學術研討會的老學者，因急於凸顯自己是捷克人之身份且終於能從一個剛瓦解之集權國家來到自由社會的衝動，便於上臺發表其研究成果時，先慷慨陳詞一番以博得全場的注目，當大家開始感動甚至有人起身鼓掌時，講者自身竟也泫然涕下而忘了其主要目的：宣讀講稿。在他走下講臺時，周圍的沈默氣氛開始產生微妙的轉變， Kundera 用難以察覺的奏鳴曲轉調，作為現場由被感動的沈默轉變成尷尬之沈默的譬喻，尷尬是由於聽者們意識到此老學者忘了報告研究成果卻不敢直說，至主持人請下一位學者上臺，全場終於從竊笑發展至哄堂大笑。由於 Kundera 之音樂觀點散見於不同文學創作中，其中以對 Beethoven、 Janáček 與 Stravinsky 三位作曲家作品之論述較具系統性，故在此以這三人為例。 （一） Kundera 談 Beethoven 關於 Beethoven 的論述主要可見於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部小說，其內容描述布拉格之春至蘇聯控制期間生活在捷克的幾位男女間的互動與相處，主要角色包括：外科醫生 Tomáš、其攝影師夫人 Tereza、 Tomáš 的情人，藝術家 Sabina、瑞士大學教授 Franz ，為 Sabina 之情人以及 Šimon ，是 Tomáš 疏遠的兒子，由他前妻所生。 書中的 Beethoven 論述首先出現於第一章第十六大段，作者將 Beethoven 與古希臘重要哲學家 Parmenides（約生於西元前 540 至 515 年）進行比較， Kundera 從 Parmenides 對立之宇宙觀推測其或許會認為「輕」是積極的力量而「重」則歸入消極性； Beethoven 則相反，可能會認為「重」才是積極的表現。在德文中 ‘schwer’ 同時含有「重」與「困難」的意思，因此 Beethoven 在其最後一首絃樂四重奏 Op. 135(1826)之終樂章的手稿上寫下 ‘Der schwer gefaßte Entschluß’ 意即「困難的決定」這一註解，而根據德文的意思，亦可解式微「沈重的決定」或「有份量的決定」，在此，「重」的觀念意味著面對困難、面對苦痛，如此才真正面對生命，活出價值。因此，當 Beethoven 在樂章開頭問 ‘Muß es sein?’ 意即「必須如此嗎？」而在進入快版時回答 ‘Es muß sein!’ 即「必須如此！」時，展現了「重」之決定對其而言的意義，也是其音樂之力量所在。雖然 Kundera 也指出這非常有可能是後人對 Beethoven 之詮釋，但作為一個議題仍是有探討價值。 （二） Kundera 談 Janáček 關於 Janáček 的看法主要集中於《被背叛的遺囑》一書之第七章， Kundera 認為人們熟悉的 Janáček 是在 “Taras Boulba(1918)與 “Sinfonieta”(1926)等作品中展現的，相對浪漫或民族風的一面，而對同期之鋼琴奏鳴曲、室內樂作品、合唱曲與歌劇等則皆相當陌生。造成如此現象的原因之一，是 Janáček 非常重視捷克文的語義、語調和韻律，因而將大部分的心力放在歌劇創作，甚至亦將此種美學用於器樂，使絕大多數非捷克聆聽者較難理解其音樂語彙。另外，覺得自身相對弱勢之民族時常具有較強烈的敵、我意識，故難容忍異己，加上二戰後不久，捷克由共產黨統治，音樂學者們的黨化意識型態更加強了對 Janáček 音樂的漠視甚至憎惡，直至 1950 年代中以後人們漸漸重新聆聽到其作品，然而這些完成於 1920 年代的創作卻已失去新穎的特質，其重視情感表現與語言特色的美學觀亦非主流，因而不論在捷克境內抑或其他國家的音樂史書寫中， Janáček 幾乎不太被提及，或於演奏其作品時錯誤詮釋，減少了應有的情感矛盾特質而將之進行相對平穩的處理。 （三） Kundera 談 Stravinsky 對 Stravinsky 的主要見解及終於《被背叛的遺囑》之第三章，該文以 Schönberg 於 1931 年接受訪談時的觀點開始， Schönberg 認為自己的老師首推 J. S. Bach(1685-1750) 與 W. A. Mozart(1756-91 ，其次是 Beethoven、 Richard Wagner(1813-83)與 Johannes Brahms(1833-97)，然而他提到 Bach 時所強調其從中習得的內容卻不同於其他作曲家，如從 Mozart 的作品中學到如何建構長度不等的樂句與次要樂思，這是 Mozart 獨有的才能與風格，但從 Bach 則是學到如何僅使用單一動機建構一部作品，並運用一組或若干組音符彼此相伴與對話，這不僅是 Bach 的音樂藝術手法，亦為 Bach 之前數百年的創作原則。距 該訪問 23 年後， Stravinsky 被問及目前最重是的面向為何，其表示最關注 Perotin（約活躍於 1200 年，確切生卒年不詳）、 Guillaume de Machaut（約 1300 至 1377 年）、 Guillaume Dufay(1397-1474)、 Heinrich Isaac（約生於 1450 年，卒於 1517 年）及 Anton Webern(1883-1945)的作品，這是頭一次有人將二十世紀音樂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之音樂相提並論。 Kundera 由此二段訪談為基礎，將音樂與小說之歷史，以足球賽術語分成上、下半時。音樂史的上半時以上述中世紀、文藝復興作曲家直至 Bach 為代表，下半時則從古典時期開始。小說之上半時由 Rabelais 與 Cervantes 為核心，下半時則應始於 Balzac 之小說。目前音樂或文學之學習者多接受下半時之技巧與美學訓練，因而相對不習慣且無法真正欣賞上半時的音樂和小說之特質，而二十世紀後這兩方面的創作又試圖找回上半時的某些精神及手法，因此同樣遭受若干批評與不理解。 Stravinsky 正因為試圖找回早期音樂的純粹性，提出反情感美學而遭到 Theodor W. Adorno(1903-69)甚至好友 Ernest Ansermet(1883-1969)的強烈批評， Kundera 認為 Stravinsky 的看法或許有失偏頗，但批評者所持的觀點卻是浪漫主義情感誇張、不自然的延續。 Kundera 又以一篇對於 Clement Janequin(1485-1558)的評論探討何謂膚淺與深刻的問題：該評論指出 Janequin 用音樂描述自然或人、事和物的聲響，似乎留於膚淺，但其直入胸懷的熱情與對女性最尊重的話語又如此深刻。 Kundera 反問為何描述性守法就是膚淺，而所謂表現濃厚的、直入胸懷的情感就是深刻？他認為雖然從表面看來，樂曲是再模仿鳥名、女人的談話、市場的嘈雜、一次狩獵或戰爭，但創作的方式卻為多聲部音樂的技巧，這樣的反差是令人神往的，是細膩、遊戲、充滿活力與幽默的藝術，表現情感未必深刻，觸及本質或許才是深刻，而音樂的本質就是聲音，包括自然的聲音、樂器的聲音以及創作者自身內心的聲音。 Kundera 認為 Stravinsky 反對音樂表現情感的觀點與其音樂創作的風格多變性看似隱藏自己與對音樂之發展採取折衷態度，實際卻是一種對音樂史的發展之俯視與總結，若可將現代音樂與文學稱為第三半時，則 Stravinsky 的音樂可說是日落前的滿天彩霞。此外，從俄羅斯、法國與瑞士法語區到美洲的不斷移民過程中， Stravinsky 無疑在生活中面對一些內心的傷痕，透過創作，他找到自己真正的源鄉：音樂，在與 Carlo Gesualdo(1566-1613)、 Giovanni Batista Pergolesi(1710-36)、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1840-93)等前輩之作品的對話中，從不同型態的音樂，如十二音列、 Ragtime 到爵士樂等的自由運用中， Stravinsky 似乎想一一走遍這故鄉的每棟房子，甚至每個房間，從中，他凝視著自己的幸福，而這也許是最大的幸福。 Adorno 等人的批評，突顯出的並非 Stravinsky 心靈的貧乏，而是他們對 Stravinsky 內心世界之不理解，而已自身之意識型態判斷他人，欲從作品中尋得作曲者的非道德證據，以增強批判之合法性。文末， Kundera 以 Kafka 形容 Dickens 的話提醒情感表現之維護者與強調者：枯燥的心靈掩蓋於感情洋溢的風格背後。 小結 由於本短文僅為初步整理，許多細節與論點未深入探討，加上 Kundera 晚期之寫作技巧以達爐火純青之境，筆調與內容自由自在、行雲流水，故歸納其觀點時，也無法全然完整論述，僅能相當簡略的進行概括。但從 Kundera 的文學好、惡與音樂品味傾向中，不難察覺其熱愛生活、推崇自由思想與偏好詼諧、戲謔態度之特質，並體會他欲以此為前提，直導文學、音樂乃至藝術、美學與生命之核心。正因如此，其著作雖常呈現某種放蕩不羈、遊戲人間之情太，讀來卻不但不覺得膚淺、輕浮和虛無，反而令人深覺雋永且韻味無窮！ 參考資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an_Kundera http://laysun.myweb.hinet.net/abc.htm http://www.tianyabook.com/waiguo.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dz4DPtRCV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yWdqyTTRV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UjrLtLXG6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bzqV6lv0a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L_mei